刘存荣｜“云南生活”是一枚“坐享其成”的时代思维毒瘤！
“云南生活！No！No！No！”
“旅居云南！No！No！No！”
墨西哥大学意识学院比尔盖茨博士对我连说三个“No！”瞬间让我反应不过来，三个“No！”啥意思？我只能默默静待他下文。
去年四月，前往香港旅游途中，恰逢墨西哥大学意识学院的比尔盖茨博士来港进行学术交流。尽管他行程十分繁忙，仍然非常慷慨地抽出了一个半小时与我见面交流。比尔盖茨博士思维极具前瞻性，他对当前人类思维与意识发展的诸多新见解让我深感震撼，甚至有些观点完全超出了我原有的认知框架，听后着实让我大吃一惊。事后我反复回味这次对话交流，愈发觉得我们确实应该停下脚步，对现有传统思维方式和发展方向做一次深刻的反思了。
“邀请你，去‘旅居云南’过两天‘云南生活’吧！”我刚说完这句话，两人相握的手甚至还没来得及松开，便忍不住向他发出热情邀约。谁知他听完竟微微一愣，随即开口对我连说了三个“No！”，语气坚决得让我有些措手不及。
“你长期置身宣传文化战线，可你的思维也落伍了！”我完全没料到，他会这样直言不讳，一开口就给我迎面泼了一盆冷水，令我一时茫然、如坠雾中。
“为什么呢？还请您多指教！”尽管内心有些错愕，我依旧沿用着传统礼节中谦逊的表达方式，诚恳地回应他的提问，希望他能进一步阐明观点。
他听后微微一笑，气氛顿时轻松起来。就这样，我们并肩走进了位于香港金莲花广场旁的一家雅致茶室，一边品茶，一边愉快地畅谈。
我与比尔盖茨博士相识已有多年，这些年来我们始终保持着联系，时常交流彼此在墨西哥和中国的所见所闻。虽然来自两个不同的国家，又隔着浩瀚的太平洋，但这份友谊却真挚持久。
我们初次相识的时候，那时我正在宣传部担任副部长兼文明办主任，主抓新闻宣传业务。当时恰逢他从墨西哥远道而来进行学术交流，我们在那次学术活动中相遇，并互相留下了联系方式。自那以后，我们的友谊一直延续到今天，历久弥新。
比尔盖茨博士思想非常前沿，他的许多观点常常引发学术界广泛讨论与争议，因而对于当前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他自然有着一套独到的新思维与新见解。尤其值得深思的是，他针对我们云南人的生活思维模式所提出的观点，可谓一针见血、直指核心。
他毫不避讳地指出：“你们习惯于高喊‘云南生活’‘旅居云南’，殊不知这些生存观念早已落后于时代。‘云南生活’与‘旅居云南’本质上是一种‘坐享其成’、安于现状的落后思维毒瘤，早就应当被彻底抛弃！如果你们还不能从这种思维束缚中清醒过来，云南人终将只能长期束缚于贫穷落后的思维泥沼中挣扎求生。”
我一时语塞，难以回应他这番颠覆性的新思考。
他进一步强调：“如今的‘云南人’，甚至许多中国人，仍沉迷于那种守株待兔、坐享其成的所谓‘好日子’！”这实则是一种非常落后且可怕的懒惰思维，也正是阻碍你们走出发展困境的最大认知障碍。‘云南生活’和‘旅居云南’已无形中成为禁锢云南人思维的牢笼，早就应该被坚决打破！”
令我震撼的是，比尔盖茨的思维意识竟如此超前。他对云南人乃至全体中国人的深刻剖析，终于让我豁然开朗、如梦初醒。原来，我和我的云南乡亲，早已在信息时代的激流中被远远抛在了最后！
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难以否认的现代思维逻辑。
然而，正如他所强调的那样：“‘云南生活’本质上是一种‘坐享其成’的时代思维毒瘤！”这种思维观点，实在让我难以苟同，甚至感到困惑。
我随即回应道：“必须承认，西方人的许多思维意识确实蕴含着丰富的创新观念，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但我们同样拥有不可丢弃的传统价值思维观念。”听完比尔盖茨博士阐述的新思维理论之后，我也毫不避讳地谈了自己的看法：“虽然西方意识思维中确实有许多先进的观点值得我们参考，但如果只是一味地照搬照套，那岂不成了‘盲目崇洋’？”
可即便如此，他依然坚定地对我说“No！”。
比尔盖茨博士轻轻放下手中的咖啡杯，镜片后的那双蓝眼睛微微眯起，那神情不像是在反驳，更像是在敏锐地捕捉某种更深层、更本质的东西。
“No！”他的食指在空中轻轻一点，仿佛要截断某种惯性思维，“你误解了我的‘No！’。我说的并非对传统的简单捍卫，而是对‘照搬’这个词本身的深刻怀疑。”
他向前倾身，手肘支在膝盖上，目光专注得像是正在拆解一个精密的算法：“真正的难题从来不在‘搬不搬’，而在于‘如何看见’。当你们谈论‘西方思维’时，总像是在描述一个封装完整的工具包——民主制度、创新精神、个人主义，仿佛可以随意取用。但你们是否真正看见孕育这些观念的深层土壤？那土壤之中混杂着宗教改革的鲜血、启蒙运动的火焰、殖民历史的罪与罚。”
我端着的茶杯在半空中微微一顿。窗外的北京CBD玻璃幕墙正反射着香港的夕阳余晖，某座摩天大厦的剪影轮廓竟与西雅图的微软总部有着惊人的神似。
“让我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故事。”他继续说着，声音里带着阅历沉淀后的平静，“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将Windows系统推向全球。在日本，它被誉为效率革命的象征；在印度，它却遭遇了种姓制度衍生的数字鸿沟；而在肯尼亚，人们通过手机银行直接跳过了整个PC时代。同一个技术系统，在不同文明的镜子里，映射出了截然不同的面孔。”
他站起身，走向落地窗：“你说不能丢弃传统价值思维，我赞同。但危险的是，我们（你们）总在无意识中把传统铸成一座静态的博物馆。真正的挑战是如何让传统‘活’在对话中？当儒家‘仁爱’遇见硅谷‘同理心设计’，当敦煌飞天的想象力注入元次宇宙建构……那才是创造的开端。”
香港码头暮色渐浓，天边的余晖与初上的灯火温柔相接，整个维港渐渐笼罩在蓝调时刻的静谧之中。城市的天际线像被一只无形的手逐颗点亮，霓虹闪烁，车流如织。就在这片光海之中，我蓦然醒悟：那些矗立于港湾旁、看似充满“西方”现代气息的玻璃幕墙办公楼，内里跃动的，却是这颗星球上最古老、最绵延不绝的文明脉搏。
你看，凌晨两点的会议室里，依然飘散着龙井或普洱的温润茶香；顶尖的算法工程师团队，仍在白板上以流畅的汉字勾画逻辑、推演架构。现代科技的外壳，包裹着一颗始终跳动的东方之心。
“因此，我所说的‘No’，”比尔盖茨转过身，办公室的灯光将他的身影在落地窗前拉得修长，“是对任何一种简单二元次对立的拒绝。”他的声音平静而笃定，“世界从来不是超市里任人挑选的货架，我们不能只是拿起‘东方的优点’或‘西方的长处’，然后丢进购物车。每一个文明，都像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
他继续说道：“而真正的智慧、真正的创新，永远发生在河流与河流交汇的地方——在那里，甚至连‘崇洋媚外’这样的概念都会失去意义，变得溶解。因为所有活水，本就彼此滋养、相互交融。”
他最后望向我，目光中没有丝毫论辩的胜负之意，反而像是一种诚挚的邀请：“我们能不能停止谈论‘你们’和‘我们’？能不能开始共同思考：在人类今天的盛世里，究竟出现了哪些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它们如此崭新，以至于所有古老的文明，都必须重新发明自己，才能交出属于这个时代的答卷？”
香港长安街的流光车河在夜色中蜿蜒如金色丝带，我凝视着杯中沉浮的龙井茶叶，忽然意识到其中翻涌的早已不仅是茶韵清香，更是一个文明在时代浪潮中悄然重组的文化基因。那场与比尔盖茨博士的对话时常浮现在脑海——我们从未局限于二元次对立的选择困境，而是试图探寻一种超越东西方界限的三元次视角。就像置身于无限映照的镜厅，在层层叠叠的文化镜像中，努力辨认那些属于全人类共同命运的、尚未被现有认知框架书写的思想图谱。回到云南青山绿水间已有半年光景，那段对话带来的思想涟漪仍时常在深夜敲击我的心灵，促使我不断重新审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那些微妙而深刻的连接。
“思维毒瘤还是心灵家园？”比尔盖茨博士的这句话，如同一枚生锈的钉子，总是顽固地嵌扎在我的脑海，挥之不去。
风不停地吹，思绪随之飘散又聚拢。起初的震惊与困惑，在时间的沉淀中逐渐转化为一种更为复杂、更为深邃的思考。
我缓步走在昆明金马碧鸡老街的石板路上，看着清晨第一缕阳光温柔地洒在那些历经百年的老店木门上，闻着空气中弥漫的鲜花饼店飘出的甜香，耳边回荡着卖花阿婆用当地方言叫卖的柔和声音，这一切仿佛都在无声地诉说着生活的另一种可能。
“守株待兔？坐享其成？懒惰思维？”我不禁反复自问，试图在这些日常景象中寻找答案。
于是，我开始漫游云南，放慢脚步，静心观察。
在丽江古城，我偶遇了返乡创业的大学毕业生小杨。她毅然放弃了在上海博鳌打拼的高薪金融工作，回到家乡创办了一家精致小巧的手工艺品店。然而她的“云南生活”绝非被动地享受闲适，而是主动将现代设计理念巧妙融入传统东巴纸工艺，通过电商平台将独具民族特色的产品远销全球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这里舒缓的生活节奏为我提供了宝贵的创作空间。”她微笑着说，“但‘慢’绝不意味着‘停滞’。我们只是以不同的速度，在属于自己的轨道上稳步前进。”
在大理古城，我走访了一支从北京迁来的软件工程师团队。他们在苍山脚下、洱海之畔建立了现代化的远程办公基地，为硅谷和上海的顶尖科技公司提供专业技术服务。他们的“旅居云南”不是逃避现实，而是在绝美的自然环境中创造更大价值的主动选择。
“这里的自然风光显著降低了我们的焦虑感，反而提高了工作效率。”团队负责人李工告诉我，“我们并非单纯来‘享受’‘云南生活'，我们是带着专业技能而来，在创造价值的同时享受这里的生活。”
通过这些相遇，我逐渐领悟到：问题或许并不在于“云南生活”这个概念本身，而在于我们如何理解其深层内涵。
比尔盖茨博士看到的是表象——那些将云南生活简单等同于晒太阳、喝茶、无所事事的刻板印象。这种过度简化的观点，恰恰忽略了数百万云南人正在进行的创新与奋斗：高原农业科技的深入研究、民族文化的现代转型探索、生态旅游的可接续发展实践……
我从手机上给比尔盖茨博士写了封信：
“亲爱的朋友，感谢您那盆‘冷水’，它让我从习惯性思维中惊醒。但经过半年多的观察思考，我想与您分享一些不同的视角。
“云南生活”不是单一维度的概念。它可以是创造的空间，是灵感的源泉，是传统与现代的交汇点。当我们说“云南生活”时，我们说的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一种多元文化共存的包容。
您认为这是“坐享其成”的毒瘤，但也许您忽略了，正是这种对生活质量的重视，促使人们寻找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寻找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平衡。在全世界都在反思无节制增长、追求可持续发展的今天，云南的生活哲学或许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当然，我理解您、也感谢您的警告——任何将地域特性固化为懒惰借口的行为都是危险的。但我想说的是，真正的“云南生活”从来不是被动的享受，而是在尊重自然与文化的前提下，积极创造与创新。
下次您来中国，我希望能带您看看另一个云南——不仅是风花雪月的云南，更是创新奋斗的云南，是古老智慧与现代思维碰撞出火花的云南。”
信发出后，我继续我的观察。
在红河哈尼梯田，我见到了将传统农耕与现代农旅结合的青年合作社；在西双版纳，我参观了利用生物多样性研发新药料的实验室；在昆明高新区，我看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国的创业者。
在楚雄永仁文庙街花香丽景东南侧，我看到了以“政府主导+市场运作”模式运行，核心功能包括：劳务用工对接、综合保障体系、开展技能培训（如“新农民大讲堂”）、延伸服务、跨区域协作、产业扩展、数据成效显著的“幸福里”。
一个雨后的傍晚，我站在滇池边，看着西山睡美人轮廓在夕阳中渐渐清晰。我突然意识到，比尔盖茨博士与我都没有错，只是我们各自强调了硬币的一面。
“云南生活”可以是毒瘤，如果它成为懒惰的借口、不思进取的温床；但它也可以是良药，如果它成为创新思维的土壤、可持续生活方式的实验室。
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定义它，如何实践它。
一周后，我收到了比尔盖茨博士的回信：
“亲爱的朋友，感谢您的分享。您的观察让我反思自己是否陷入了另一种思维定式——将‘奋斗’单一地定义为快节奏、高强度的工作模式。也许真正的进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在不同模式间找到平衡。
您说得对，我看到的可能只是表象。如果可能，我希望明年能亲自来云南，看看您所说的‘另一个云南’。或许我们可以在丽江或大理的某个茶馆，继续这场未完成的对话。”
我笑了，窗外，云南的夜空繁星点点。
这片土地从来不是单一的，就像这里的二十多个民族一样多元。“云南生活”不应该被简单地贴上标签，无论是“天堂”还是“毒瘤”。它是什么，最终取决于生活在这里、热爱这里的人如何创造它、诠释它、实践它。
而我的使命，或许正是接续观察和记录这种纷繁复杂的现实，拒绝任何试图将其简化的标签——无论是出于赞美的称颂，还是源于批评的否定。因为生活的真相，往往藏在明暗交织的细节中，它比任何抽象的概念都要生动、具体，也更值得被如实呈现。
作者简介：刘存荣，出生于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一个名为“阿里的”的彝族山村，祖辈世代都是与大山为伴的彝族农民，纯朴的农耕文化深深根植于家族血脉之中。他自幼在温暖的火塘边，聆听着祖辈口口相传的古老彝族传说，那些关于英雄、神灵与自然的故事，成为他童年最珍贵的记忆。他的成长岁月与葱郁的山林、广阔的田野甚至随处可见的牛粪相伴，这些质朴而真实的乡村元素，共同构筑了他对故乡与民族的深厚情感。高中毕业后，他曾短暂离开家乡，带着憧憬、惶惑与不安，踏上独自外出打拼征程。那时年轻气盛，渴望在陌生的闹市闯出一片天地，体验不一样的生活。虽然时间并不算长，但那段经历却让他更加明白了独立的意义，也让他对家乡多了一份深刻的眷恋。参加工作后，他先后在多个岗位历练，从基层法庭庭长、乡政党办主任做起，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之后转型从事新闻媒体工作，担任记者、编辑及广播电视局总编，锤炼了敏锐的观察力和扎实的文字功底；随后进入宣传思想文化领域，历任宣传部副部长、文明办主任，并承担过610办公室主任等职，统筹协调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最终任职楚雄创研室主任，专注于政策研究与创新实践，展现出多岗位、多领域的综合工作经历。系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中国诗歌学会、中国散文学会、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中国生态学会、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西部散文协会云南分会秘书长，州作协秘书长、州网络作家秘书长。其创作涉及古、今及现代网络媒体多领域，涵盖诗歌、散文、小说、评论、报告文学，2021年10月联合国世界生物多样性大会，其生态纪实文学《楚雄哀牢生态记》影响广泛，为世界生态主题送上一笔精彩的彝乡泥土芳香。代表作《我生活在子弹里》《硅谷娱乐》《罪恶将尽》《让我悄悄蒙上你的眼睛》《争相斗艳的文学奇葩》（“楚雄作家群”文学创作论坛）《情系“血地”》（楚雄州作家作者文学评论集）《野山》（小说集）《红滇北》（小说集）《屋语》（楚雄彝族民居建筑散记）《大爱无声》（金沙江观音岩水电移民搬迁安置纪实）《快乐节日》（少年经典阅读文库）《臧金贵》（全国扶贫攻坚优秀干部）《风雕神塑的元谋土林》（发现云南丛书）《阿诗玛的路南石林》（发现云南丛书）《大地诗情》（楚雄州林业生态发展散记）《黑土地·红村歌》（诗集）《我用一块石头穿梭》《打破世界名著的“精神牢笼”》《你信不信我把你供上神坛》《生命可以重来》《彝人歌谣》《三个女人的奶》等。其作品题材丰富、体裁多样，展现出深厚的地域文化底蕴与人文关怀。这些作品先后发表于《诗选刊》《散文》《散文诗》《小说选刊》《拉萨河》《四川文学》《边疆文学》《滇池》《中国青年报》《解放军报》《农民日报》《云南日报》《金沙江文艺》《楚雄日报》等重要文学报刊与媒体平台，受到读者和评论界广泛关注。值得一提的是，该作者与著名作家沧浪客一样，自幼成长于被誉为“生产作家的村庄”的故乡阿里的，这一独特的文化土壤为其创作提供了深厚滋养，在文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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