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学良｜彝文《劝善经》译注序

彝族是我国的古老民族之一。据彝文《人类历史》记载，自宗祖母齐齐至明末共有八十四代。从彝族父子连名的宗谱来看，如《人类历史》中自彝族始祖渎母吾一代数起，“渎母吾乃一，母齐齐乃二，齐亚红乃三，红亚得乃四，得古沙乃五，沙古母乃六……至老颠一分八三，一分明宗八四，后天渎母世传已终”，从这种穿针引线式代代相传的谱系来推测，说彝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不为无据。又据汉籍记载，彝族安氏土司在贵州建立的罗甸王国可上溯到汉后主建兴三年。《大定县志》卷五《水西安氏本末》（下）载：“安氏自汉后主建兴三年至康熙三十七年，凡千四百七十四年，世长水西。”又称五世孙妥阿哲，即汉文史书所称济火，于蜀汉建兴三年（225）助诸葛武侯南征，封罗甸王，有今存彝文济火碑可考。

罗甸王国在元明时代为极盛时代，封疆辟土，囊括云贵川部分地区，经济文化也盛极一时，现在所见的古彝文碑铭铜器和彝文典籍，也多在贵州水西一带。如贵州大方县发现的明成化年间罗甸水西的铜钟，镌有彝汉两种文字，钟文注明是“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乙巳岁四月十五日丙寅吉旦”，为今存世最早镌有彝文的铜器。它如《水西大渡河建石桥记》碑，《新修千岁衢碑记》都是明代水西地区刻有彝汉两种文字的碑记。

彝文旧称罗罗文或倮文、爨文，是一种表意的音节文字，彝文创始于何时，无明文可考。据前人考证，有以“后汉书白狼歌为彝文前身”的，如丁文江《爨文丛刻》即主此说。他的理由是“当日白狼语是否写成文字，或者仅是口译，当然也不无问题。照后汉书讲白狼王‘作诗三章’经邛来大山来归，郡椽田恭，‘译其辞语’似乎已写成文字。而且白狼歌里面借用的汉语很多，，例如‘缯布’白狼为‘’，‘圣德’为‘圣德’，‘荒服’为‘荒服’，，译传’为‘译传’，‘臣仆’为‘臣仆’之类。如果没有写成文字，很不容易借用这种汉文的文言的。我们可以假设白狼文是已经写下来的文字，是倮倮文的前身。”

丁氏的论证虽然是从“假设”论证的，但也有一定道理，我们虽不能遽而断定古之“白狼”语就是今日之彝语，但从现有的语言材料与白狼歌中使用的语言进行对比，不论是语音、词汇或是语法，都与今彝语支所属的几个民族语言如彝、纳西、傈僳、哈尼等相近。而这几个民族，除纳西族有较古的象形文字外，其它几个民族没有发现古代留下的文字。假若白狼文是已经写下的文字，那么只能是彝文而不会是纳西文，因为白狼歌是用汉字注音的，而且是一对一的对译、对音，如白狼王歌的头二句“大汉是治，（提官隗搆）；与天意合，（魏冒偷糟）”。第一、三句是汉文一对一的意译，括号内二、四句是一对一的注音，如果说白狼王歌的文字是接近“文字画”的纳西文，不可能用汉文一对一的意译和注音。若按丁氏所假设的“白狼文是已经写下来的文字”，那么从今日彝语支的文字来看，只有彝文是适合这个假设的。

又从白狼王歌中“蛮夷贫薄，（偻让龙洞）”两句歌的对译，我们知道前一句是汉译，后一句是译音。“偻让”是“蛮夷”的对译，亦即自称族名为“偻让”。“偻让”的偻，即罗的音转，与古籍称彝族为卢、鹿同音。“偻让”的让，实即今彝语中或（相当于汉语‘人’的泛指），方言中有读为的汉字注音，彝语构词法名词、动词后加，即构成称人的复合词，如为教，“教者”（老师），“老人”。

“让”为或、的汉字注音，繁体字从襄声，上古音襄*，让*，今彝语无鼻音尾，声母s、z为音转，故“偻让”即彝语的或，即罗人，今哀牢山彝族犹自称为罗罗。“哀牢”即“阿罗，的音变，于此可知白狼歌中的“偻让”实即白狼王自称其族名为lo-su，与今彝族自称为no-su音近，今凉山以洛、圣乍地区彝语犹读no为1o可证。

后汉书《西南夷传》有一段记载，“冉夷者，武帝所开。元鼎六年以为汶山郡。至地节三年，夷人以立郡赋重，宣帝乃省并蜀郡为北部都尉。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氏，各有部落。其王侯颇知文书，而法严重。”冉驼夷是否今之彝族，不敢遽定，但从彝族来源于古代西北的羌人，迁到西南地区后又与当地居民逐渐融合而成的论证来看，彝族确与我国古代的氐羌有关，这段史志所记的“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更足证明古代夷与氐羌的关系了。“其王侯颇知文书”，学者多认为“文书”是汉文书。古代交通闭塞，语言不通，民族关系也不象今日的融洽，汉族语言文字不可能普及到所谓“夷狄之邦”。上述白狼王歌据后汉书记载白狼王“作诗三章”经邛来大山来归，郡椽田恭“译其辞语”，可见白狼王是不通汉语文的，需要田恭给他作翻译。冉犹王侯所知的文书，可能即古彝文书。

《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日叟……议论好譬喻物、谓之夷经，今南人言论，虽学者亦半引夷经。”如上述彝族自称叟（），那么这段记载中的夷经，当是彝文了。

以上的史志记载都说明彝文是古已有之，若此论证可信，那么彝文就可上推至东汉，并进而证明彝族是我国有较古文化的文明民族之一。总之，从彝汉史籍记载和今存的金石彝文来看肯定彝文的创制不晚于明代，而从现存金石彝文的体制及其应用推断，也不能说彝文即创始于明代，尤其象上述明代《水西大渡河建石桥记》的碑文，用长达一千九百余字详记彝族历史，在文字创始阶段是不可能的，因此彝文的产生必更早于明代。

彝文文献主要是手抄本，刻本很少，这本彝文《劝善经》算是仅存的最早彝文刻本了。书中以道家《太上感应篇》的章句为母题，于每章之后用彝文加释义与解说，全文约22900字，为今存彝文古籍中内容丰富、字数最多的一部著作。

现存的手抄本彝文古籍，多为记述原始宗教的祭经，而这部《劝善经》的内容多为宣教说理，传授知识，通篇以《太上感应篇》为题，结合彝族风俗说教，可谓借题发挥。名为劝善，实为宣扬忠君（奴隶主）思想，因果报应等迷信观念。如说“世上奴隶的主人是主，百姓的主人是君，奴隶不忠于主，不听使唤，顶嘴触犯主人，反叛主人，主人就要给他降罪，不忠于主人反对主人的，天地也要教训他”，因此教人“忠于主，纳赋税，上粮要晒干，不捣乱，莫反叛”，这样做就可以得到“天神的保佑，所有福禄都随他而来”。

另一方面，也劝说官吏、奴隶主不要虐待百姓奴隶，如说“官民主奴都是人，有身体生命，不应该胡乱虐待他，刑罚他，胡乱使用民力，使他饥寒。”甚至对牲畜、昆虫、蚂蚁也劝人莫乱伤害它，似为仁民爱物，实际是为官吏、奴隶主效忠。我们知道，彝族的原始宗教是多神崇拜与祖先崇拜，这种宗教由于被压迫的奴隶和贫民阶级的觉醒而逐渐失去麻醉作用，奴隶主不得不乞灵于外来的宗教。道教的教义从人与人的关系来说，就是忠于君主，孝于父母；从社会实践来说是按“天心”、“地意”行动。天心、地意就是被统治阶级要永远服从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并谓天地有司过之神，可以随人所犯过失的轻重而增减人的寿命，而《太上感应篇》则集道家学说的大成。道教的思想渊源与古代神道说教的“神道”有关。“神道”实际是从原始社会多神教演变而来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古代奴隶社会的原始宗教很容易与道教合流。结合彝族礼俗、生活模式等伦理观念，更易麻痹奴隶和贫民的反抗意识，因而这部书在当时成为奴隶主得心应手的统治工具。

据考证，彝文《劝善经》似产生于上述明代水西罗甸王国时代。在这个时期明王朝利用大奴隶主土司势力采取以夷制夷的政策，剿抚兼施，如彝汉史载水西彝族统治者陇赞霭翠及其妻子奢香、儿媳奢助曾三次入朝，并把儿子霭翠陇第送到京师大学学习，可见与明中央王朝的紧密关系。尽管如此，由于历年征战和冤家械斗，在奴隶主的残酷剥削压迫下，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日益加剧，不堪压迫的彝族人民和其他被统治的各族人民经常起而反抗，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在这种情况下，奴隶主一方面加强镇压，一方面利用宗教作为进行政治统治的工.具。代表道教思想的《太上感应篇》为统治阶级所利用。上有所好，御用文人自然对主子效.忠逢迎。这是彝文《劝善经》产生的时代背景。

近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图书馆出示日本影印明万历丁酉年刻《贵州通志》，全书；共24卷，其中艺文志著录有《感应篇》一册，万历乙亥巡抚何起呜刊。按纂修方志的条例，.书籍著录中主要刊载当地学人著作或与地方有关书籍，若只是一般汉文《感应篇》似无刊载必要，意或此即彝文译述的《感应篇》。

从刻本字体与今存明代金石彝文对比，文字形体相同。后世传抄的彝文古籍，字体多由、圆变方，而明代彝文多保留圆体字，文中语言用词及语法结构也与明代彝文作品风格相同。

该书译述目的已详上文，但内容充实，涉及彝族宗教礼俗及心理情态、对天地万物的观念，从中可以考察彝族风俗习惯及禁忌的原因。如为什么不准对北方涕唾及便溺，因为北面：是司人生死的北斗星的星位，违者要重病短命；为什么不能从井上、灶上跨越而过，因为水里有龙神，而且舀水做饭、酿酒、煮茶献天地祖妣，从水井上跨过水就不清洁了；为什么手不能指天上的虹，因虹是天神的气，用手指虹就遭天怒。这正是古诗中“?炼在东莫之敢指”的解说。

彝文《劝善经》的译述者限于历史条件，书中总的来说是宣扬迷信、因果报应等腐朽观念的，但其中也有不少破除迷信、发展生产的例子。如旧时代彝族有病就延巫祭神禳除，书中则劝人不要信巫师的话，有病要吃药，传染病要隔离，并且指责巫师以鬼神欺骗病人。书中反对放蛊，埋人头发、衣物、咒人死病等恶习；提倡保护牲畜，向汉人学习先进思想和技术，发展生产等等，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

彝文古经书，多为五言诗歌体，该书打破五言体，而以浅近流畅的文笔，宣教说理，遣词造句，井然有条。因此本书也是研究彝族语言文学的重要资料。为此，翻译介绍这部书，对研究彝族社会经济结构、文化思想发展史、宗教、语言文学等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四十年代初我在云南武定县茂莲乡调查研究彝文时，曾在该地土署图书室中发现这本彝文《劝善经》。武定土署是明代土知府凤诏的所在地。据凤诏后代说，这是凤诏时刻版印行的，我曾函告北京图书馆派人收集保存（该书及部分原刻版现仍安存于北京图书馆善本室）。当时我曾与呗耄张文元老人通译此书，并且写了一篇《倮译太上感应篇》序，于1947年发表，于南开大学文科研究所人文研究室编的《边疆人文》第四卷合刊，但译稿迄未付印，十年动，乱中，译稿荡然无存。

1981年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成立彝族历史文献编译组，为批判地继承发展彝族文化，整理出版彝文古籍，承云南禄劝县委宣传部派彝族张兴、唐承宗携彝文《劝善经》及部分初译稿来京，由我与范慧娟和他们重译此书，历时年余，初观其成。回忆此书翻译的过程，使人感慨，也使人振奋。在党的关怀下少数民族的古籍文献才能得到继承发展。惟限于水平，错误难免，倘蒙方家指正，尤所感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