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学良｜再论彝文“书同文”的问题——兼论彝文的性质

一

1984年8月，我在民族语言学术讨论会上曾提出彝文“书同文”的问题。在今年第一期学报发表了《试论》；这里发表《再论》。本文所论彝文，是指彝族固有的文字。

建国以来，党的民族政策明确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帮助没有文字的民族创造文字，对固有文字使其繁荣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民族为了提高文化，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如何解决使用文字的问题，越来越迫切了。

由于彝族遍布川、滇、黔、桂四个省区，方言分歧较大。实践证明，使用拼音文字困难较大，因而有的地区在固有彝文的基础上制订规范彝文。如四川凉山以喜德语音为标准音，以“圣乍”话为基础方言，制订四川《彝文规范试行方案》，共确定819个规范彝字，并设计“彝语拼音符号”便于注音学习，已在凉山地区推行。但这仅限于一个地区使用，不便于在其它彝族方言区普及推广。

如何统一彝文，使其成为各方言区彝族共同使用的文字，这不仅对发展彝族文化有重要的作用，而且有利于民族团结。

为此目的，三十多年来，不少地区的彝族对彝文和彝文古籍有的个人研究，有的组织机构进行翻译整理。如贵州毕节地区早在1955年就成立彝文翻译组。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关怀下，翻译整理了很多彝文古籍。特别是国家民委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民族古籍整理出版的指示，提出在有条件的科研教学单位中“把整理和研究彝族历史文献的工作列入本单位的科研规划，并迅速付诸实施”。这个文件下达后，很符合彝族人民的要求，各彝族地区先后建立彝文编译组。仅几年的时间，发掘和翻译整理了大量的彝文古籍。如贵州毕节地区民委会彝文翻译组翻译整理的《西南彝志》全书共二十六卷，三十余万字，是一部彝文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内容涉及历史、哲学、文学、科学、天文、工艺、宗教等各方面。云南楚雄的双柏县发掘翻译了明代的彝文医药书。四川凉山的彝文翻译组和云南禄劝彝文翻译组也发掘翻译了不少的彝文古籍。如彝文名著《勒俄特依》、几种彝文不同抄本的《阿诗玛》和《劝善经》。中央民族学院民族语言研究所也成立了彝族历史文献编译室，分别邀请川、滇、黔的知名彝族经师，共同为北京图书馆、民族文化宫和中央民族学院所藏彝文古籍分类编目，并为每类经书写出提要，编出《北京现存彝族历史文献的部分书目》一书、包括滇、川、黔、桂彝区的659部一千多册的彝文书目。内容有历史、哲学、文学、历算、宗教祭仪、占卜等等。为培养彝文古籍整理翻译人才，开设彝文古籍专修班，并招收研究生。

由于大量彝文古籍的整理出版，不仅扩大了知识面，而且对彝文的发展和作用有了新的认识。在历史上彝文既能写出丰富灿烂的文化，难道现代就不能为发展文化继续起作用了吗?这是关系彝族发展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问题。因此是民族语文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之一。如云南省彝文规范领导小组和云南省少数民族语文指导工作委员会，多年来从事各地区彝文的调查研究，以十几个地区的彝文对比研究编出《规范彝文字表》。从中可看出彝文书写的异同。为统一彝文提供初步的参考资料。

二

我们认为研究一个民族的文字，先要明确文字的性质。彝文究竟是什么性质的文字?国内外学者说法不一。总的说来，大概有象形、表意、表音的三种说法。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应当从各民族文字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彝文发展的特殊性来分析研究，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文字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类先有语言，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文字是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的。语言是社会的交际工具，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同样，我们也不能脱离社会去研究文字的发展。

我们在没有文字记载的信史以前，研究一个民族的文字起源很难提出科学的论据。有之，也只限于口头的神话传说。如传说汉字是仓颉创造的。彝文是阿创造的。但从现存各国古文字发展的历史看，中外学者大多认为早期的文字大多来源于图画，然后发展成为象形文字、象意文字、表音文字。如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说“文字是图画的产物。一切民族的人民大概都会涂颜色、划线条、刻划，或雕琢，借以制成种种图象。这些图象，不谈旁的用途，有时候还能用来通讯或备忘——就是说，能够影响看见的人的行动——这样的用途还可以持续久远”。他以北美印第安人为例“赋有刻画的技巧，从前在实际生活中曾经广泛地利用图象”。(引文均见布龙菲尔德《语言论》，袁家骅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我国纳西族的图画文字，更可以说明菲氏的论点。照此说法，图画文字是文字的萌芽，而且一切拼音文字多是在象形文字的基础上蜕变出来的。例如欧洲文字字母F仍然保持蜗牛的两个触角，因此有人说是蜗牛的始祖象形字所代表的图象。又如居住在巴勒斯坦一带的塞姆人，大约在公元二千年前，在埃及文字的影响下，放弃用图形表形或表意的方法，直接用符号去表示声音。如用凸(后来改为)表示字母d，用[1]※(后来改为[2])表示n。这样就出现了世界上第一个用二十二个字母组成的字母表。尽管拼音文字的字母是从图画文字蜕变出来的，但已不能从字母里认出图画来了。

汉字的发展，也同样经历过象形文字阶段。但象形文字是否文字的起源?郭沫若同志认为“中国的文字的起源应当归纳为指事、象形两个系统。指事系统当发生在象形系统以前。”解放前我国很多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大多采用结绳、刻木等手段记事，正与《易经·系辞》“上古结绳而治”的记载相合，所谓大事大结、小事小结，双方订约则断木或竹为二段，各持一段，会面时各出示断木之一段，两段相对吻合，以辨真伪。古谓“若合符节”意即指此。又如情侣或友伴相约会地点，也以刻树为符号。这些符号可能就是郭老所说的文字起源。汉字六书中以“上”“下”为指事之例。许慎《说文解字》叙以指事为六书之首，不为无因。其实指事也是实物的图象。简单的实物图象不能满足日益频繁的实际需要，于是就出现了图画纪事。所以指事是象形文字的前身。

由于社会不断发展，社会生活逐渐复杂起来，语言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日益丰富。记事图画是用形象来表示整个思想。但是它本身不能分解为个别的词语，没有同一定的语言单位发生固定联系。即不能同语言单位有不变的联系。象形文字就是从记事图画中演变出来的。如日、月、山、水、鸟、马等。这就使一个图形与一定的语言成分联系起来。

象形文字只能代表一些具体实物，有形可象的词虽可记录，但对极大多数没特征的抽象概念就无法表示了。因而利用象形文字或符号让人们去体会其中的抽象的意思。如“苗”，草生于田；“旦”，日出于地平线；“休”，象人靠着树木休息，这就是象意文字。

文字既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语言不断发展，记录语言的符号——文字，仅限于象形象意阶段，就不能适应语言的需要。从各种文字发展的规律来看，一般地都向标者文字或拼音文字方向发展。汉字在象形、象意的基础上发展出音标兼标形的形声字。许慎《说文解字》对形声字定义说“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段玉裁注谓“以事为名，谓半义也；取譬相成，谓半声也。江河之字以水为名，譬其声为工可”。

绝大多数形声字都是形符和声符相结合，一半主形、一半主声，如从‘同’声的字，加上形旁，可以组成各类的形声字。如‘铜’(金属类)，‘桐’(木名)，‘峒’(山名)，‘’(船名)，‘鲖’(鱼名)。象这类字绝大多数是经过同音假借阶段，然后加形或加声而成为形声字的。人们可以据其形和声，从而断定这个字的意思。形声字的造字法，对于文字的孳生，远远超过象形象意文字，大大推进了文字的发展。《说文解字》中九千多字，形声字占百分之八十，一直到现在的《中华大字典》收字四万七千多，形声字的比例仍居百分之八十至九十。

汉字的构字法，根据《说文解字》记载的六书，有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清儒戴震谓“指事象形形声会意四者，字之体也；转注假借二者字之用也”。又说“六者之次第出于自然”。(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戴震把六书分为体和用是对的。很多学者认为假借在六书中次第居末，即认为使用假借字是文字发展的后期。恰恰相反，据考证汉字“早在商代甲骨文中，已经出现了大批同音假借字和少量形声字。这些文字都是早期的标音文字或标音兼标形的形音字。同音假借字在当时约占汉字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在商代以后，这种趋势一直在发展下去，远远超过了象形文字时代。所以，把汉字叫做象形文字，是很不合适的。”(刘又辛:《论汉字的性质》)这是超越前人的论断。

彝文的发展初期，也和世界各国文字发展的规律相同，更近汉字发展，即由象形文字发展到象意文字。如象形字马，象马头部和马鬃；虎，象虎头部的花纹；浮，象水上有物浮起；划分，以点表示划分四份；穿进；用[11]通过圆圈表示穿过或进去；[12]众多，以九个点表示多数。彝族习俗中有以九进位者，正如汉字九为泛指多数之说。

彝文造字法除象形象意外，还采取转位法:上下转位。[13]插，[14]装；[15]擒，[16]耙。上下左右转位，还有斜转法，如增点法，如(上例是云南弥勒彝族阿哲彝文。师有福:《弥勒彝文初探》)这种造字法类似汉字“分化”的方法。即把一些象形字“更换位置，改易形态，或采用两个以上的单形，组成较复杂的新文字。例如象人形的[37](人)字，倒写是[38](尸)字，扬起两手是[39]，字两个人相随是‘从，字。人荷戈是‘戍字，之类。由这种方法常把一个象形文字化成很多的象意文字”。(唐兰:《古文字学导论》)除了在形体上分化外，彝文也如汉文采用引申方法表达语义。引申是文字意义的延展。如[40]‘金子’，引申为黄(金子是黄颜色)；[41]银子，引申为‘白’(银子是白色)；[42]月亮，引申为岁月之月(月份与月亮的运转有关)形的分化、义的引申。文字的数量虽有增加，但受了形体的拘束，还是不能适应语言发展的需要。于是大量使用假借字，即‘六书，中所说“本无其字，依声託事”的同音假借。一个文字常代表很多词语，尤其彝族方言分歧，各地按方音借字，或改变字体(即异体字)，滥造新字。因此不但彝文古籍有的面目全非，难读难解，甚至已失去书面交际效能。如上所述，汉字六书中指事、象形、形声、会意四者是字之体，即造字之本也；而转注、假借二者是字之用也。彝文在造字法上，不论象形象意，都离不开事物的实体，所以文字在体方面无大变，但彝文由于历史原因，没有象汉字发展到音加类符以区别同音字的形声阶段。因此除少数引申义外，为了表达语言，同音假借字成了用字主要手段。可以说这是彝文混乱的主要原因。从文字的体用方面分析可以正确了解彝文的性质，即从造字之本的体来说，彝文属象形文字之列(含象意文字)，而在用字方面，因同音假借字增多，实质是接近表音文字了。

这种造字法类似汉字“分化”的方法。即把一些象形字“更换位置，改易形态，或采用两个以上的单形，组成较复杂的新文字。例如象人形的[37](人)字，倒写是[38](尸)字，扬起两手是[39]，字两个人相随是‘从，字。人荷戈是‘戍字，之类。由这种方法常把一个象形文字化成很多的象意文字”。(唐兰:《古文字学导论》)

除了在形体上分化外，彝文也如汉文采用引申方法表达语义。引申是文字意义的延展。如‘金子’，引申为黄(金子是黄颜色)；银子，引申为‘白’(银子是白色)；月亮，引申为岁月之月(月份与月亮的运转有关)形的分化、义的引申。文字的数量虽有增加，但受了形体的拘束，还是不能适应语言发展的需要。于是大量使用假借字，即‘六书，中所说“本无其字，依声託事”的同音假借。一个文字常代表很多词语，尤其彝族方言分歧，各地按方音借字，或改变字体(即异体字)，滥造新字。因此不但彝文古籍有的面目全非，难读难解，甚至已失去书面交际效能。

如上所述，汉字六书中指事、象形、形声、会意四者是字之体，即造字之本也；而转注、假借二者是字之用也。彝文在造字法上，不论象形象意，都离不开事物的实体，所以文字在体方面无大变，但彝文由于历史原因，没有象汉字发展到音加类符以区别同音字的形声阶段。因此除少数引申义外，为了表达语言，同音假借字成了用字主要手段。可以说这是彝文混乱的主要原因。从文字的体用方面分析可以正确了解彝文的性质，即从造字之本的体来说，彝文属象形文字之列(含象意文字)，而在用字方面，因同音假借字增多，实质是接近表音文字了。

弄清彝文的性质，对整理或改革彝文以及整理彝文古籍，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

既知彝文混乱的主要原因，由于方言的分歧，导致借字因地而异(当然文字数量少也是原因之一)。我们整理彝文就要把重点放在借字上。先将各地借字、异体字和滥造的新字收集对比，求同存异。所谓“存异”，并非放弃异体字，而是整理彝文的重点。

彝文经典大多是手写本，刻本罕见。由于传抄的任意性，字无定形；由于方音不同，形无定音。这给整理彝文造成很大的困难。我们从现存的手写本和明清的木刻本和金石铭文来看，越古字形越工整，文意越清晰。整理时可资参照，从中理出较通用的彝文。另一方面彝族聚居区尤其在历史上曾建立土司政权，如贵州罗甸水西地区和云南楚雄州，在明代都是土司管辖地区，彝族文化较盛，大部经书都集中在彼，即所谓“官书”，比后世传抄经书失误较少，都是重要的参考文献。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整理彝文使之规范化，必须有一个标准。试以秦代统一汉文为例。秦始皇、李斯为什么要实行“书同文字”的政策呢?因为当时各地文字不统一，六国文字既多用假借字，形声字也有许多是根据各地方言创制的，一般人读不懂，所以要以秦国通行的文字为准，“罢其不与秦文合者”。为什么以秦国文字为准呢?有的学者认为秦始皇专横，强迫人民使用与秦文合的文字。其实，这不是问题的实质。语言不是上层建筑。它为各个阶级服务，它不是随着社会上层建筑的消亡而消亡；文字是代表语言的符号，虽与语言不尽相同，但语言文字的性质，决不能以行政命令的方式，采取令行禁止的专制手段。殖民主义者和反动统治阶级妄图消灭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语言文字，结果得到的是失败的教训。秦始皇“书同文字”和以秦国文字为准的政策所以能行得通，不能全归之于他的专横。原来“秦国文字”有一大特点，即假借字的比例减小，形声字较多。加以秦国文字和东周所使用的文字是一脉相承的，一经法定，很容易在全国通行。所以，这种文字政策是顺应汉字发展趋势的。在当时方言不统一的情况下，只用同音假借的方法不可能成为全国通行的书面交际工具；只用象形、会意、指事字又远不能记录大量抽象词语，这就促使文字走向综合文字的道路”。(刘又辛:《论汉字的性质)

怎样规定彝文统一的标准呢?我在《试论》中曾谈六点意见，现再补充几点。

(1)我们知道，方言的统一要选一个标准音点和基础方言作为共同的标准。如汉语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点，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文字的统一当然不尽相同，但无公认的标准字，不可能形成共同交际的书面语言。彝文标准字应从纵横两方面规定。纵的方面即以较古的金文石刻中保存的彝文和现时流传的手抄古本字为准，因文字越古保留原形越多，而且刻在金石上的文字比手抄本不但字体工整，稳固性也较大。

(2)在横的方面应选择彝族在历史上文化较发达的彝族聚居区的彝文经书，选出几部群众喜闻乐见的名著，如贵州毕节的《西南彝志》、四川凉山的《勒俄特依》和《玛木特依》、云南楚雄的《阿诗玛》手抄本和木刻本《劝善经》，从中选出各地区共同使用的彝文。

(3)上文已分析，后世彝文混乱主要是因方言借字过多。分析借字的原因如历史性、方言性、个人任意性。整理借字要有所选择，不能一刀切。如有些已为各地区习用，可继续使用；有些仅限于局部地区或少数人使用，可酌量淘汰；此外，原有本字，久假不归、可恢复使用本字。

(4)社会发展，新事物不断涌现，表达语言的文字符号，必须随着语言的发展，增加或改革。上文说过，由于历史的原因，彝文没有发展到形声阶段，因而出现大量同音假借字。汉字在秦汉以前也大量使用同音假借字，占汉字总数百分之七十以上。汉字发展到形声字阶段，秦汉以后的文字，百分之八十是形声字。形声字的产生，由于声旁加形旁，减少了大量同音假借字，使汉字走向统一规范化。这种历史经验，可供整理彝文借鉴。有人主张仿照固有彝文体制另创新彝文，我们认为彝文在历史上有丰富的经典著作，说明彝文是能够担负起发展文化的书面交际工具。是彝族的珍贵遗产。在四化建设中也必将发挥巨大的作用。如果不是完全改用拼音文字，与其废而另创新字，不如存而增改。如在同音假借字上仿汉字形声字加形符，如‘同’加木、金、水、石等形旁以区别同音字；或加音符，以区别同义字；或谓增加符号，未免叠床架屋，字形势必臃肿，不合简化原则。其实，彝文笔划一般不超过五、六划，比之纳西象形文字简单多了；而纳西文采取以笔划少的象形象意字作标音符号或作义符，不无参考价值。

总之，文字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除了政治上的干扰，还经受滥造乱改，致使前人撒土，后人迷眼。我们整理彝文，就是要拭净历史上的灰尘，让彝文在新时期为发展彝族文化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