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树乔 武莉｜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字及其考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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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华夏人类从250万年前的“东方人”的旧石器早期到1万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终于走出了狩猎、采集等最古老的文化时代，从而进入发明农业、畜牧业、制陶业乃至祭祀、占卜和确定四季历时等“河图”文化的时代，并在距今15000年左右形成了用以表达人类生存延续的柿子滩岩画文化、8000年左右的华夏人类历史记忆的创世口传文学《洛书》和用于占卜、表达权力的贾湖契刻符“文字”，从而奠定了华夏早期文明的概念体系^[1]。众所周知，文字的出现是文明诞生的最重要标志，是人类信息交流方式变革的里程碑。然而中国文字的起源问题一直都是困扰我们史学界的一个重大课题，至今还在争论不休，莫衷一是。笔者认为这些争论的焦点在于汉字与非汉字的问题，是否能够冲破“汉字一统天下”藩篱的问题。我们总是因循守旧，怀揣着“与甲骨金文形体结构相对应”和“是否能组字成词组或句子”的标准来判别是非，甚至本不属于“甲骨金文”文字系统的文字也要生拉硬扯、因形取义往其靠，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实际上，中国早期的“刻画字符”和“图画文字”从彝语文角度来解读，其已经代表语言中的词，可与特定语义单位对应，并在不同器物上重复出现，就如高明先生所说：“这种符号绝非随意乱刻，必有一定的含义，令人费解的是，它不仅在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发现，而且在汉字发展相当成熟的商周时代遗址，依然有陶符不断出土。”^[2]这就说明“陶符”（刻画符号）已经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符号，属于规范的文字，与后来的甲骨文（汉字系统）并肩。实际上，夏、商所使用的不是同一文字系统，这完全可以从夏代晚期的二里头文化没有出土通常意义上的甲骨文和延续夏治的三星堆文化中没有发现甲骨文的情况完全可以得到证实。当然，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字大多以单个形式出现，识读时必须结合其出土地点的特定器物与场景来开展。从汉语文的视角出发，我们往往难以把握这些陶符、刻画符号与图画文字的表音、表意特征，也很难理解它们所承载的语言功能；但从古彝语文的角度来看，这些字符的构造以象形、指事、会意为主，同时兼有类音、类义及假借的造字方式，而古彝文字的这些特征，恰好对应了许慎《说文解字》所总结的中国文字“六书”构造原则——即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lUP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冯时先生说得好：“有关中国文字起源的研究，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仅仅是指汉字起源的研究。……事实上，我们只有跳出汉字一统的传统窠臼，将可供研究文字起源的原始史料置于不同考古学文化的背景之下加以讨论，才可能获得客观的结论。”^[3]笔者认为冯时先生讲的“将可供研究文字起源的原始史料置于不同考古学文化的背景之下加以讨论”，正是解决中国文字起源问题的关键所在。在新石器时代，没有夏夷之说，更没有汉藏语系的人群分离。其实，在新石器时期，汉藏语系人群共同创造了贾湖——裴李岗文化和仰韶文化，就如有学者从语言学、考古学和古DNA三个方面研究指出：“汉藏语系的早期起源与磁山文化和仰韶文化相关。”^[4]“藏缅语族人群是仰韶文化的主要继承者之一，其起源甚至可以追溯到仰韶文化的前身——磁山、 裴李岗文化。”^[5]换句话说，中国文字的起源问题必须回到汉藏语系、特别是藏缅语族人群中去寻找。lUP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彝族先民在新石器时期便已生活在黄河中游地区，拥有充分的语言学、古人类DNA、考古学和文化传承证据，足以确证彝族先民是贾湖-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之一。此外，许多贾湖契刻符、仰韶文化时期的刻画符、大汶口文化刻画符，甚至距今15000年左右的柿子滩岩画均可通过古彝文字进行解读^[6,7]。冯时先生在《山东丁公龙山时代文字解读》（《考古》1994年第1期）一文也指出：“丁公陶文系古彝文，陶文性质为招祖护佑，驱邪求吉的卜辞。”用古彝文解读这些文字符号能够“在使文字本身得到圆满解释的同时，更可使文字与载体之间的关系得到合理地说明。”^[3]这里所谓的“古彝文字”是指被彝族先民承传和沿用下来的华夏古文字，它是属于汉藏语系和苗瑶语系人群（苗瑶语系的水族古文字与古彝文相似）在新石器时期共同创造出来的中国第一代文字系统。lUP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彝族先民传承华夏古文字的字形、字音和字义拥有丰富的考古成果和独特的文献保障体系：lUP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第一，在考古和田野调查方面，战国至汉代的云南石寨山遗址出土了大量青铜器^[8]。经识别，发现器物上留有诸多与高庙、良渚、大汶口、夏商和三星堆文化相同或相近的字符，如“”、“”、“”、“”、“”、“”、“”、“”、“”、“”、“”等，均可通过《滇南彝文字典》与贵州《简明彝汉字典》释读，特别是有一铜镜（M7：19）^[8]上竟有汉彝文混合刻写的铭文，如图1为《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截图，图中的“”字符古彝文意为“馈赠”，可能该铜镜是墓主的亲友送给他（她）的礼物。在贵州威宁中水汉墓出土的部分陶器上，也发现了50个字符，其中不少与中国中原、西北、西南等地新石器时代、商周时期、秦汉时期的刻划符相同^[9]，经笔者借助《滇南彝文字典》进行释读，这些字符几乎都能找到对应条目。发掘报告《威宁中水汉墓》也对照《彝文字典》释读了部分字符，并指出字符“”为“酒器觚之义”^[10]。李乔先生也认为，贵州威宁中水梨园遗址出土的陶文属于古彝文，其中与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出土陶文完全相同的字符达22个，约占总数的44%^[11]。四川西昌礼州遗址、云南永仁菜园子遗址和元谋大墩子遗址出土的陶器与石器上、贵州赫章遗址出土的铜镜上也存在与彝族古籍中早期彝文形态高度相似的字符。从李卿先生的《从发现威宁“彝文印章”谈夜郎国族属问题》一文中得知：20世纪70年代，在云南昭通和贵州威宁民间发现刻有“”（夜郎）的彝文印章；昭通市文物部门也收藏一枚铸于东汉年间的古彝文铜质印章“堂琅山里手辖印”，汉译为“统管堂琅印”。此外还有刻立于蜀汉建兴年间的《妥阿哲记功碑》、南宋绍兴二十八年的云南楚雄“护法明公德运碑”、元代的四川西昌“罗罗宣慰司碑”，以及明代嘉靖年间立于贵州大方的“千岁衢碑”等遗存。lUP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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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云南石寨山出土铜镜上的字符

第二，在文献方面，自东汉至明清，彝族毕摩世代抄录的《西南彝志》、《宇宙人文论》、《彝族源流》、《物始纪略》等古籍中，保留了大量可与新石器时代刻划符号比对的字形结构；特别是贵州毕节市彝文文献翻译研究中心收集整理的55部古彝文档案，以及云南楚雄彝族文化研究院和楚雄州档案馆收集整理的44部明清时期刻本或写本彝族档案，进一步丰富了文献支撑。lUP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这些从考古发掘、田野调查与民间征集获得的实物证据和文献资料，清晰地展现出古彝文从新石器时代到汉代，沿“中原—西北—成都平原—安宁河走廊—云贵高原”的传播路线与传承过程，为论证古今彝文的承继关系提供了关键中间环节证据。在此前提下，本文以《滇南彝文字典》和贵州《简明彝汉字典》作为字形比对基准，具有方法论上的合理性。lUP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正如周有光先生在《世界文字发展史》中指出：古彝文是世界六大古文字至今唯一仍保持初创形态并一直传承使用的文字^[12]。可以认为，云南、贵州、四川等地现存的古彝文，正是新石器时代文字系统的活化石。因此，从彝族文化和古彝文字角度探究中国文字的起源，才更符合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背景，才能真实反映中国文字及文明的原始面貌。lUP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2 中国早期文字及其考释

王晖先生认为：“中国早期文字性符号的起源是距今8000—7000年的裴李岗、大溪文化时期，距今5000年之前的仰韶文化晚期是文字性符号的一个大发展时期。”^[13]张居中先生则认为中国文字的起源经过了记事符号、图形记事、语言文字、成熟的文字四个阶段，前仰韶时代和仰韶时代已经进入了语言文字阶段，贾湖契刻符属于原始的文字^[14]。众所周知，文字性符号与原始文字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有固定的所指意义和对应的语音，王晖先生认为：“‘文字画’或文字性的刻画符号的记事方式是刻画符号及图案图形，它们不能用来记录语言，故不能被称作严格意义上的早期‘文字’。”^[13]问题的关键在于，“文字画”或文字性刻画符号是否承担记录语言的功能。依照许慎的文字定义，或是古彝文的构造原则来看，贾湖契刻符、仰韶文化时期的刻画符、大汶口文化刻画符，以及柿子滩岩画中的“图画文字”，均已具备象形、指事、会意的造字功能，可以用来记录语言；并且可以肯定，当时人类的语言发展已较为成熟，这些刻画符或“图画文字”，是在已有成熟语言的基础上形成的形、意、音统一体。这一结论可由以下事实证明：这些字符及其读音，至今仍出现在滇东南地区使用古彝文的家谱^[15]和收集的古彝文档案中，且频频可见，如“山”之“伯”和“人”之“刍”等字的发音还保留了最古老的语音特征^[1]。“前仰韶时代和仰韶时代已经进入语言文字阶段”这一论断，是客观且准确的。我们如今将这一时期的文字体系命名为中国新石器文字系统，它是产生于新石器时代，形体结构有别于甲骨金文，能够通过象形、指事、会意等规则记录语言的契刻文字与“图画文字”。换言之，“契刻文字”与“图画文字”，就是能够代表语言中的词，可与特定语义单位对应，且能在不同器物上重复出现的图形符号。lUP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2.1 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字

2022年至2024年，发掘距今8万—6万年的四川资阳蒙溪河遗址时出土有硅化木和骨片，“十大考古新发现”宣称“硅化木和骨片上有刻划痕迹”（如图2所示❶❷）^[16]，不过从“刻划的痕迹”来看，骨片上的“”符号是有意的刻画，硅化木上有规律的连续排列“”符号不是刻划的痕迹，有可能是正在燃烧的木炭突然遇水熄灭发生结节的现象，笔者已做实验验证。刻画符“”在后来的新石器文化中也频繁出现，由此推测当时人们很可能已萌发记事或表达某种意志、进行有目的刻画的意识，完全可以肯定它是中国文字的启蒙。根据《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得知，在距今2.8万多年的峙峪遗址出土的许多骨片上也有刻划的条痕^[17]（如图2❸所示），可能也是计数的刻画符。这些刻画符的意义，正如尤玉柱先生所说：“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在骨头上或岩石上刻下各种记号、符号或图像，这是一种创造，虽然还不是真正的文字、数学和艺术，但在文化发展上毕竟是重要事件。”^[18]lUP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图 2 ❶蒙溪河遗址出土的硅化木纹痕；❷蒙溪河遗址出土的骨片刻画痕迹；❸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骨片刻划条痕

1980年在山西吉县柿子滩发现一处中石器时代用赭红色赤铁矿粉绘画的岩画（如图3所示），《调查报告》指出：“它反映了当时人们的信仰崇拜，表明已懂得用绘画艺术的形式反映自己的心理与信仰。”^[19]笔者用彝族文化和古彝文字对其进行了考释^[1]，这里不再赘述，仅从古彝文字的角度对岩画中的“图画文字”进行更进一步解读，如表1所示。图3 ❶的“图语”意为“女祖”生子，如繁星成千上万。具有文字性质的只有“”，这是一个类音、类义文字，与彝族创世史诗《阿细的先基》中女祖（战国后演化为女娲的原型）“剖瓜得子”的传说^[21]相对应，这个文字彝族民间现在仍然在用；图3❷为“母马鹿上骑着一位女王，母鹿前肢捧着一个婴儿送给一对配偶。”^[1] 其实❷图是一个由“鹿”和“生”的古彝文字“”^[20]310“”^[20]292构造的图语，从赵静芳的《柿子滩遗址S12地点发现综述》一文得知，该地区确实发掘出来了牛和鹿的动物骨骼^[22]，因此岩画中的动物可确定为母马鹿，母马鹿也许是柿子滩母系社会时期人们崇拜的一种动物。lUP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表 1 狮子滩岩画“图画文字”与古彝文《字典》^[20]对照释读表

图3❷可以分离出三个与古彝文字相似的“图画文字”：一个是骑在鹿上的女祖（女王）是“王”“”的女性化字体，“王”这个字符在大汶口文化陵阳河遗址墓葬出土的大口尊上也出现，说明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文字；另外是“母鹿”和“配偶”两个象形字符，这两个字符与古彝文字有些差异，但结构几乎相同。lUP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图3 柿子滩岩画摹本

岩画用赭红色赤铁矿粉绘画，红色的赤铁矿粉寓意着生命，代表着华夏人类基因的传承，是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以至后来红烧土文化的源头。lUP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2015年5-8月，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考古队对河北尚义县四台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出土一件带有“”刻纹的残骨（F1:1）（如图4所示）23。2020至2022年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又对四台遗址再次进行了系统的考古调查、发掘，认为四台第一组文化遗存年代距今10400至10000年，第二组文化遗存年代距今9200至9000年^[24]。Dandan Wang等学者也提出了“华北地区全新世期间平均年降水量变化很大，最大降水量520毫米发生在9500 -5020 cal.yr BP 期间，比现在高出约 20%。”^[25]和“华北新石器时代平原地区洪泛频繁”^[26]的研究成果。因此，四台遗址当时深受洪水冲击，盆地汪洋一片，水灾成为人们最为恐惧的自然灾害，残骨所带的“”刻纹应为古彝文字“海洋”“汪洋”“湖泊”或“水患”之意^[20]444，引申义为“水淹”和“水灾”，这件刻纹的残骨是“禳除水灾祈福”的骨饰，这可能是有“图画文字”“”最早的地下出土文物，这个字符在高庙文化、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二里岗文化和三星堆文化等中均有出现，是出现频率较高的一个古文字，现在彝族还在使用，说明华夏民族早在9000多年前就已经有了用以表达湖泊、海洋和水灾的“成熟文字”。高庙文化出土的字符除了“”以外，还有“”“”“”等^[27]，这些字符在大汶口文化、三星堆文化均有出现，说明中国在新石器时期曾有过统一的文字系统。lUP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图 4 四台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刻纹骨饰

距今8200—7800年的湖南澧县彭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一件B型棒形坠饰，其末端有一个刻画符“”^[28]，在坠饰上刻划这个符号应该是有意的，佩戴它一定赋予了某种祈愿，应为一个字符。这个字符与滇东南古彝文字“”相似，可释读为“狗（犬）”和“满”^[20]400，所以这件坠饰应为属狗的生肖人佩戴之物。关于十二生肖的起源，目前可追溯到西周时期，如《诗经》中《小雅Ÿ吉日》就有“吉日庚午，既差我马。”但是“可追溯”是按“有汉文记载”或“有出土物”的标准来判定的。其实，无文字的口耳交流的时代远远超过有文字的年代，而且“无汉文记载”也不能否定有“其它文字记载”，从目前取得的考古成果来看华夏人类在距今8000年左右已经认知了各种动物与人类之间的关系，有了对它们的崇拜和热爱。因此，中华十二生肖文化可能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就已经形成，彭头山出土的这件坠饰上的刻符“”就是十二生肖“狗”的字符。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一件陶尊口沿外壁上也有这个字符^[29]，应释读为“满”具有“穰穰满家”之意。这个字符最早出现在距今10000—8500年的上山文化中，其与光芒四射的太阳纹字符组词，可释读为“通明”，如图5所示为上山文化陶片上的字符。lUP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图 5 上山文化陶片上的字符（蒋乐平、韩泽玉：《万年回响 漫说“上山”》，《光明日报》2025年09月18日11版截图）

2.2 贾湖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文字

贾湖契刻符在《舞阳贾湖》一书中收集有18个^[30]，其中有7个有明确的载体，并可确认为“文字”，可用古彝文得到合理的解读^[6]。lUP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蔡运章和张居中两位学者认为：“贾湖契刻符是最早的卦象文字，反映了《离》《坤》两卦之象，这说明中国使用至今的汉字，早在八千多年前就产生。”甚至认为是“伏羲氏画八卦的有力佐证”^[31]。显然二位学者因形取义，用《易.说卦传》里的“离为龟”“离为目”和“离为日”来解读，笔者认为龟甲上的“”“”和磨平的河卵石端面上的“”字符，不是甲骨文“目”“日”和“乙”字，应为“苦”或“祸”、“北”和“权”的字符；陶坠上的“”符，《舞阳贾湖》认为：“此器为一测量用的垂球，此端面中间的‘’字刻痕可作找中心点之用。”^[30]985，这个推测确有可能，古彝文字“”为“道”^[20]267之意，即“准绳”，测量用的垂球即为“道”。所谓“八卦”乾、坤、坎、离、震、艮、巽、兑是后来的文化表述，龟甲契刻符是占卜文字，而不是卦象文字。磨平的河卵石端面上的“”字符是权力的象征，贾湖文化时期有了“道”的概念或“二绳”思想。lUP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大汶口文化“图画文字”在《基于彝族历史文化视角下的大汶口文化“字符”考释》^[7]中已经解读，这里不再重复，但有两个重要的字符需要补充。在出土的彩陶豆^[32]、陶盆^[33]和玉版中心上有“”^[34]，在彩陶盆上有“”^[35]（如图6所示），这是华夏古文字“”和“”的“图画文字”，释读为“乾坤”或“宇宙”^[20]115，八向的“”和旋转的“”寓意为“天地宇宙，八极无限。”或“天地宇宙，轮生万象。”这两个华夏古文字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天文宇宙观，是后来八卦和太极的滥觞，距今5300多年前的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出土的“方心八角星纹”玉版^[34]也证实了中国的宇宙观形成于五千多年前。其实，玉版中间有一个图画文字“”，古彝文意为“王”^[20]372，但在这里还有“”的“道”之意，合义为“王道”。《尚书•洪范》说：“无偏无党，王道荡荡。”也许这个玉版是《洪范》的源头，是当时一位王者用于治理部落的“权符”，说明距今5500年左右的“凌家滩王朝”懂得了以仁义和德政治理天下的理想政治，整个玉版物语意为“王道光芒四射，威力无限。”lUP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图6 “乾坤”和“宇宙”的华夏“图画文字”

（❶大汶口文化的彩陶豆上的“”字符；❷江苏邳县刘林遗址彩陶上的“”字符）

贾湖和大汶口文化文字已经比较规范和成熟，形成了最初的文字系统，现在的彝文、古彝文基本上保留了其字形，几乎相同。华夏民族八千多年的文字传承和使用，表明这些“文字符”是具有记录和传达语言、扩大语言在时间与空间上交际功用的成熟文字了。lUP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2.3 柳林溪遗址出土的“刻画文字”

1960年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队三峡工 作组调查发现湖北秭归县柳林溪遗址，1998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正式发掘，在第一期遗存的陶器上发现了许多刻划符号，其中有一类特殊的器物——陶支座，共计1000余件，修复后较完整的有100多件。多呈直身柱状，少量呈弯身猪嘴形，饰密集的组合刻划纹、戳印纹等^[36]。柳林溪遗址这一批新刻画符号的发现，对进一步研究刻画符号的具体含义、功用和与原始文字的产生和演变发展之间的关系又提供了一批新材料^[37]。图7为陶支座刻画字符截图，其中❶为陶支座器身刻画字符^[38]，❷为陶支座IAT0916⑧:120顶盖刻画字符^[39]。lUP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图7 柳林溪遗址出土的陶支座刻画字符

根据《发掘简报》^[36]得知，“支座”主要出土在第6-8层中，并有大量的鱼骨、兽骨及草木灰。“支座”高度从14.7—18.8厘米不等，而且绝大多数顶面凸起（如图7❶所示），因此柳林溪遗址出土的“支座”不是用来支撑物体的器件，而是用于祭祀的“神座”。器身上有两个字符“”和“”，如果用古彝文释读，“”为“最”“全”或“脚”^[20]371，“”为“担”“忍”或“树”^[20]242-244，意义为“以最大的力量担当”或“全力以赴地撑住”，似乎寓意什么东西为顶天立地的“天柱”。彝族创世史诗《梅葛》中有：“造好的天还在摇摆，格兹天神的五个儿子很勇敢，捉来世上最凶猛的老虎，杀掉用虎四根大骨作撑天的柱子，用肩膀作东南西北方向，把天撑起来，天才稳定下来。”^[40]，还有我们家喻户晓的“盘古是开天辟地的人物，他用自己的身体支撑着天和地，直到生命的尽头。”的古代神话传说，也许这个“神座”就是“撑天的虎骨”——天柱，也许是撑天的盘古化身，古人作为祭祀的对象。lUP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楚辞Ÿ天问 》有曰“圜则九重”，《说文》云：“圜，天体也。”“圜”，指圆形的天盖，这是古代天文学上盖天论的一个重要观点，所谓“天圆如张盖”^[41]。“神座”上为“圜”，下为“地”，这就是可考的“盖天论”最早的证据。在彝族创世史诗《阿细人的歌》里，则把天比作张开树枝的圆形树冠——天树，《阿细人的歌》里是这样叙说的：“空中有个阿颠神，他在子年造了天。他在空中栽了一棵树，树儿高大叶儿蓝，这树长得非常快，它的树枝伸向无限远；可是它还拼命地长， 一直长到现在的天空这样宽。阿颠这个神，吹了一口气，把它送到高空中去；从此我们就有了这个蓝色的天。”^[42]，所以器身上的两个字符“”和“”可释读为“天树”。支座器身两侧还有由两个古彝文字“”和“”异体字构成的“图语”，其中“”字义为“神”^[20]217，“”字义为“撑”^[20]232，即“撑天之神树”，也许这就是中华文化“擎天柱”的来源可考的地下出土文物。lUP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用“天树”来解读“支座”顶盖的六个戳印文“”“”“”“”（或“”）、“”和“”就显得容易多了。“”为“高”“无”^[20]53，即“高大”“无限”和“至高无上”之意；“”为“网”^[20]213，即“天网”或“天盖”；“”为古彝文字“”“神”^[20]266的异体字，有些彝区就写成“”，这里指“天神”；“”（或“”）为“界”^[20]367或“道”^[20]267，以其方向构成“纬道”和“经道”，也就是由两条立表测影的绳子“纬绳”和“经绳”构成“二绳”，钱塘《补注》有“南北为经，东西为纬，故曰二绳。”；在“二绳”基础上，增加了两条由“”和“”排列形成的四钩，构造了八维天文历法与空间观念，其中“”为古彝文字义“象”^[20]435，即“天文之象”；用“”构造“神道”，以彰显神在四季交替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由字符“”和“”组成的“多重刻画符”，应释读为“乾道”，即所谓的“天道”。“道”指“法则”“规律”和“宇宙万物的本原”，战国韩非子《解老》有曰：“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老子》也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宇之曰道。”这就是字符“”的含义，所以支座顶盖刻文内涵可以理解为“经纬、神道和天道无限，轮生万象。”春秋战国时期老子在他所著的《道德经》中就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提出了“道”创生万物从简单到复杂的演化过程。甘肃省博物馆收藏的距今8170-7370年前的秦安县大地湾遗址出土的陶片上也有“”或“”字符，如果追溯到四川资阳蒙溪河遗址出土的“”符号和贾湖出土的陶坠，也许这个字符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道”是华夏民族最早认知的世界本源和支配万物运动的法则。冯时先生把“”三个字符解读为“五田文”^[38]值得商榷，应为从右向左释读为“天神、天盖，至高无上”。lUP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图8 古文字“”在不同时空的表现形式

这里想提一下字符“”，这个字符在陶寺遗址出土的扁壶上也出现，朱书“”字，并伴有沿裂纹涂红，是贞人祈子的遗迹，扁壶朱书二字应为古彝文“”（“”意为“敬”或“献”^[20]441，即“祈祀”），二个字符义为“贞祈”，与载体构成一个完整的卜辞，即“贞卜求子”^[43]。实际上，华夏古文字“”是一个表意字：该字上部的“”代表“天”，下部的“”为“道”，因此这个字符“”的含义是“神者”，也就是通晓天道之人，即贞人、巫师与祭师。图8是字符“”在不同的时空的表现形式，这个字符从柳林溪文化到商代晚期和西周初年的辛店文化^[44]跨越了4000多年，虽然在不同的载体上或使用情景中字义稍有变化，但始终保持了“天神”或“神者”的概念。陶寺扁壶朱书“”，冯时先生解读为“文邑”^[38]，朱同州先生释读为“文令”^[45]。二位学者以“甲骨金文形体结构相对应”为标准，以“受终于文祖”和“夏禹，名曰文命”的文献记载为线索进行解读，却绕开了陶寺先民选择扁壶、朱书、落地破损并在裂口涂红的贞卜过程及祈子意图，这种附会解读显然背离了陶寺先民的初衷，其实“”与甲骨文“”有明显的区别，与古彝文“”无异，用殷卜辞“癸酉卜，贞：文邑[受]禾？”（合集933243）中的“文邑”来解释是错误的。lUP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渑池县郑窑遗址出土一具陶戳形器（H15:3）^[46]，其正面的刻画字符就是“”，说明这个字符使用具有广泛性和高频性，出现了以戳印替代刻写的现象，即成为最早的“印制”文字之一；在二里头遗址被编为ⅤⅢT14④C：1号大口陶尊的口沿上也有“”这个字符^[24]，可释义为“十全十美”。lUP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2.4 郑州大河村遗址出土的“图化文字”

1972年10月至1975年底，郑州市博物馆对大河村遗址连续发掘了七次，出土许多有“图画文字”的彩陶^[47]（如图9所示）。这些“图画文字”对照古彝文字几乎相同和相似，用古彝文解释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当时人们的初心（如表2所列）。lUP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图9 郑州大河村遗址彩陶上的“图画文字”

（❶郑州市博物馆藏大河村遗址出土彩陶壶；❷《郑州大河村遗址发掘报告》截图） 

 距今5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大河村遗址出土的“图画文字”相当丰富，体现在了人们的生产、生活之中，说明这些“图画文字”的含义、读音已经被当时的社会公众所认知和熟悉，而且成为人们之间信息交流、传播的工具。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河村先民们对天地、宇宙的认识有了文字性的表述，甚至有了大德礼仪和祀天的思想，就像《发掘报告》所言：“距今五千年左右的大河村先民们，为了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观察认识大自然，其中包括太阳、月亮和星辰等自然现象和变化规律，并用生动形象的图案描绘在陶器上，这在人类对天象的认识史上有重要的意义 。”^[47]lUP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表2 郑州大河文化“图画文字”与古彝文《字典》^[15]对照释读表

冯时先生认为：“道德、知识、礼仪，是构成中华文明的‘三要素’。中华文明之源在天文。”^[37]大河村遗址出土的“图画文字”有“乾坤”“宇宙”“天地”之天文知识，有“通情”“谦让”和“厚道”之道德礼仪。因此，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大河村遗址出土的“图画文字”是最有力的证据。武家璧先生通过对大河村遗址出土的同一个曲腹钵的残片（T11④A）复原研究，也提出了大河村彩陶“十二太阳纹”是《隋书·天文志》关于“黄帝为盖天”记载的实物证据^[48]。其实，如果从字义上解读，“十二太阳纹”则寓意了“十二卦皆出自乾坤两宫”的思想。lUP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2.5 马家窑文化“图画文字”

马家窑文化是中华文明起源多元性的一个重要见证，也是黄河上游新石器时代晚期一颗璀璨明珠。其通过抽象、夸张的艺术形式展示出了马家窑先民强烈的祈天愿望，文化虽然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流域有所区别，但所用的文字同属于一个文字系统，都以“图画文字”的形式表达了宇宙观—这一中华文明的核心内涵，其中正如董文强先生所说：“马家窑文化彩陶蛙纹无论是蛙纹纹饰，还是神人纹饰，乃至肢爪纹饰，虽然在图案的造型上有差别，但从本质来说都是对马家窑先民自身精神生活追求的反映。”^[49]lUP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图10 马家窑半山类型彩陶上的“图画文字”（甘肃马家窑彩陶文化博物馆藏品）

如图10所示是马家窑半山类型彩陶“图画文字”，其中除了前面已经释读的“”外，还有四个字符（图10 ❶2个，❷1个，❸1个），分别对应古彝文字“”^[20]441、“”^[20]356、“”^[20]404和“”^[20]242-244，字义为“祭祀”、“乾”、“创造”和“天树”，表达了马家窑先民对天的虔诚和对宇宙创造万物的崇拜。字符“”在马家窑文化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按古彝文字解读为“献”或“敬”，就是巫师祀天。有人说“神人纹饰”确有其义，祭天者巫师也，广西花山岩画也有大量出现，四川凉山民间八卦上的“图画文字”就有“巫神”之义。❷中字符“”与左右两边的“”字符搭配，释义为“宇宙创造万物”。❸中的字符“”与柳林溪遗址出土的陶支座上的“担”“忍”或“树”同义，这里应为“禾担”之义。lUP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大汶口文化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出土的穿孔龟甲上也有“”这个字符，解读为“忍”^[7]，说明新石器时代长江和黄河流域同为一个文字系统。lUP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2.6 图画文字“”的时空演变和表现形式

在距今约 7800～7100 年的湖南洪江市高庙文化早期遗存中部分陶器上有一副“鸟载托太阳或八角星翱翔中天的图纹”（如图11①所示）^[50]，同样在距今有 5800-5300 年的凌家滩文化第三次发掘中也出土有一件“鹰首两翅猪首”玉器（如图11 ②所示）^[51]，还有一个距今3000多年的三星堆三号祭祀坑出土的一件头顶青铜神坛（如图11 ③所示）^[52]。这三个图纹的“图语”都是“祀天”，而且都有一个“八角星”的字符和鸟。这个“八角星”字符为古彝文字“”，字义为“封”^[20]67。《管子Ÿ封禅》中“封”为“祭天”，虽然“封”的字符在不同的时空中表示形式有所不同，但都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而且反映出了华夏人类在不同的生产力水平下祀天的能力。在高庙文化时期以渔猎为生，人们只能用捕到的鱼来祭天；在大汶口文化时期，由于进入了耕作和家畜的饲养时代，人们可以用家猪来祭天；在三星堆的青铜器时代，人们就以顶尊献酒祭天，以表虔诚。但无论哪个时空，鸟始终是人与天神联系的使者。这个字符是语意文字，彝语读作[mu：si]，即“封”。在彝族文化中，祭祀天神，就是祭祀日月神，因而“封”字，就由太阳和月亮的象形构成。云南石寨山古墓群也出土一件铜刻纹圆筒（M15：26）^[8]，其上也有这个字符，与圆筒上的意为“举”的字符“”^[20]221搭配，说明了该器物是“举着祀天”的礼器。lUP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图11 字符“”（封）的时空演变及表示形式

2.7 红山文化的两个字符

属于红山文化晚期的内蒙古赤峰翁牛特旗石棚山新石器时代墓地出土一件彩陶折口罐（M55:5）和一件刻画着内容复杂、符号较多的陶文直筒罐（M52:1），它们上面有两个图画文字❶和❷^[53]（如图12所示），大南沟墓地发掘简报认为：“M52号墓出土的直腹罐上所刻画的陶文，初步具备了祭祀卜辞的性质，应是卜辞的早期形态。”^[54]实际上，❶上的字符也是（图8）柳林溪文化中的华夏古文字“”的“图画文字”，这里释义为“神者”（巫师、贞人），旁边的“兽”就是神者献祭天神的牺牲。❷上的字符就是在马家窑文化（图10）中出现的古彝文字“”的“图画文字”，即义为“乾”（天）。属于二里头文化的渑池县郑窑遗址第三期文化遗存中出土的一具陶罐（J4:47）上也有这个字符^[46]。显然，柳林溪文化、红山文化、马家窑文化和二里头文化都使用同一文字系统。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第451.452片甲骨上也有这个字符“”，甲骨文释为“巫”，而古彝文“巫”为“”，显然甲骨文与新石器时代的文字是有差异的。lUP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图12 石棚山墓葬出土彩陶上的“图画文字”和七星北斗图

（❶折口罐（M55：5）字符；❷直筒罐（M52：1）字符； ❸一年四季的北斗七星和北极星的位置图）

实际上，字符❷就是古人认为的“一年四季的北斗七星和北极星的位置图❸ ”的象形文字，古人所说的“乾”，可能是指以北极星为中心的用以判断季节和节气时间的星宫体系，这个字符刻画或绘制在陶器上，寓意为“斗转星移”。大南沟墓地发掘报告认为❶❷是“卍”字^[54]，徐子锋先生认为：“字符卍应为甲骨文‘巫’字的祖型。”^[55]武则天长寿二年（693年），规定将此字读“万”，即“吉祥万德之所集”。其实，彩陶折口罐（M55:5）❶上颈部就有字符❷，这种配置字符❷就应释读为“乾”，字符“”为“神者”，即“神者祀天”。lUP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这里想提一下另外一个字符“”，这个字符读[hɔ]，本为“月”字，但发音与“百”、“象”、“魂”“鬼”、“消”、“护”等相同或相近，于是以音假借，是一个多义字。这个字符最早出现在柿子滩岩画中，后来的高庙文化、大汶口文化、仰韶文化、夏商文化、三星堆文化和古滇文化中都可见其影，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文字。古彝文字“”之“象”有“现象”“征兆”之意。字符“”[tu]为“乾坤”“宇宙”“占卜”“许愿”之意，于是“”，即彝语[hɔ：tu]（“河图”）就是“卜象”“观天之象”和“盖取乾坤之象”之义，而卜象、观天、盖取乾坤之象的器具卜甲、卜骨、玉圭、玉琮、石璋、玉璧和圭尺等也称为“河图”，并以字符“”和“”黑、白来表示阴阳，博大精深的中华八卦太极文化就由此而出。lUP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3 结论

首先，中国人在距今约五万年前后便萌生了通过刻画符号来表达某种愿望的意识，记事与计数的刻画符号（图形）已然出现，文字初现端倪，“道”的字符“”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刻画符。在距今约一万五千年左右，文字已具雏形。柿子滩岩画中“鹿”和“配偶”的字符以象形的形式呈现，生子“破出”和“女王”的字符则以类音、类意的形式展现，它们具备特定的语义，是迄今所发现最早的“图画文字”之一。 lUP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其次，河北尚义县四台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刻画符”、上山文化和湖南澧县彭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刻画符”、贾湖契刻文字，以及高庙文化遗址和柳林溪遗址出土的“刻画文字”，均为成熟的文字。它们具备形、意、音的功能，且这些字符稳定、简洁，沿用至今，在后来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马家窑文化、二里头文化、三星堆文化和古滇文化的不同时空中得到了传播与认同。也就是说，这一文字系统覆盖了黄河与长江流域，使用年代贯穿整个新石器时代，穿越到了夏代和三星堆文化时期，甚至流传到了汉代的云贵高原，影响范围之广，延续时间长达六千多年，堪称中国第一代文字系统。按《滇南彝文字典》收集有上万字的古彝文字情况推算，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字系统的字数，考古发现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lUP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第三，成熟的文字在占卜、祭祀、确定四季历时和天文观测活动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不仅如此，中华十二生肖文化、二绳八维宇宙观和斗转星移的四季历时观可能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就已经形成。lUP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第四，“道”的字符“”“乾”的字符“”“象”的字符“”和大汶口文化出土的“乾坤”“宇宙”字符“”和“”，是形成中国古代天文观的标志，也是后来八卦和太极文化的源头，这五个文字以其简洁而抽象的结构表达了“天道之绳”“乾坤之象”“宇宙变化之规律”和“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是影响中国文化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五个最为古老的文字，同时也是构建早期中华文明体系的核心文字，其中“道”是华夏先民最早认知的世界本源和支配万物运动的法则。lUP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第五，中国早期文字，既有表意字，也有表音字，它们都是语言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如贾湖遗址出土的磨平的河卵石端面上“权”的字符“”，用坚硬的河卵石刻写作为“权符”，表明当时社会有了“权力观念”，李禹阶先生认为：“史前社会权力起源于原始宗教的祭祀、占卜与天文、农业等公共服务功能。”^[56]从贾湖遗址考古结果来看也具有这些公共服务功能，“贾湖人”不仅有了“权力观念”和语言表达，而且创造了相应的文字。lUP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第六，同时出现在柳林溪、陶寺文化和辛店文化的“”字符，则是出于“盖天说”的表意文字，知天道者为神，柳林溪遗址出土的“天树”（陶支座）就是一个最好的物证。lUP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第七，中国早期文字较少，一般以单个字体出现在载体上，与载体（或使用场景）搭配形成一个完整的语句。如贾湖契刻文字符“”，字义为“笛”，契刻在骨质上，就要释义为“占卜用的骨笛”，或“卜笛”。因此，在对新石器时代的文字进行释读时，必须将其与载体及应用场景紧密结合，才能准确解读出文字的本义。lUP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第八，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字能够运用古彝文进行释读，原因在于彝族先民传承并沿用了这一文字系统。这一文字系统并非仅仅属于彝族先民，而是华夏先民汉藏语系和苗瑶语系所共有的，是他们一同创造了这一文字系统，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字可称其为“华夏古文字”，有别于甲骨金文。lUP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第九，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字，除占卜的卜辞外，通常以“图画文字”的形式呈现于器物之上。这表明当时的人们（包括后来传承这一文字系统的“三星堆人”），对这种图形化的文字表达方式兴致盎然。或许“图画文字”是最易为人们所理解，且能给人带来无限美感的艺术文字，艺术的概念已然诞生。lUP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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