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文明及其族群之来龙去脉新探——刍论“三星堆西亚贵族南入说”、“三星堆文明因无文字和避战溃散说”、“凉山彝族为三星堆孑遗说”等新假说
摘要：根据新旧相关论文和文献多方引征论证，海岱古东夷和现居中国西南地区的彝族（尤其凉山彝区）与三星堆人有着深远渊源。距今约3700-3000年间兴盛一时的三星堆混居人群，应由两个阶层的多族群组成：华南独立起源的远古原住民族群与东、北、中部先后西南迁至的各族群混居的平民阶层，和经印缅“南丝路”进入成都地区的古西亚族群为主的贵族阶层（“三星堆西亚贵族南入说”）。在商末时期，三星堆人发现了甲骨文的神奇（以贞人身份参与）、并体验了周族翦商大战（公元前1046年/距今3071年，以盟军之一参与）的强大武力后不久，敬神鄙武的三星堆人决意埋藏所有祭礼器，全体贵族加部分子民遂向东南避战长途迁徙，后溃散于古黔、滇地区（“三星堆文明因无文字和避战溃散说”）；其中重要一支再于唐代辗转至今川南凉山地区，形成其后的黑白夷平和相处的独立社会（“凉山彝族为三星堆孑遗说”）。三星堆王国及彝族等古代民族没能及时重视文字创造、使用和推广改进，是造成错失文明升级、民族崛起历史机遇的主要因素之一。
关键词：三星堆，南方丝绸之路，“三星堆西亚贵族南入说”，“三星堆文明因无文字和避战溃散说”，“凉山彝族为三星堆孑遗说”
（三星堆青铜大面具，作者摄自三星堆博物馆/2016.9）
引言：三星堆相关主要问题的研究简况
早在2007年，前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李学勤教授就已指出：“商代和埃及的新王国时期在时间上基本差不多，不仅如此，和古希腊的迈锡尼文明等也基本相当。三星堆文化与世界上最兴盛的古文明时间相似，是有自己特点的发达的区域性文化，所以说这一发现意义重大。……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更应该把整个欧亚作为整体来看”[1]1。
李学勤教授
也在2007年，现任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四川师范大学博导教授段渝在《三星堆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从十个方面、四大研究方向做出了总结、述评和预期。关于“巴蜀文化与西亚、南亚和东南亚文明的关系”该文认为：“这个方向是古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新方向，具有国际意义。当前的研究成果，是根据考古资料和文化形态，文化因素集结、功能及其空间分布等方面的研究，初步对巴蜀文化与古印度和中、西亚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早在商周时代就存在某种形式的文化交流。……当前初步取得的这一系列成果，不仅开创了新思路，开拓了新领域，而且具有广阔的前景和重大的研究价值 [2]。”
然对于这些预期，至今已过去近二十年，似乎尚未看到明显的进展和突破，只有悉心阅读才能发现少许蛛丝马迹。
如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的王献华教授在2023年的《亚欧大陆青铜时代的三星堆文明》一文中提及：“至少就目前所见的考古发现来说，三星堆、金沙未见辐轮马车的事实或者可以表明，历史的波浪在这个时候很可能还没有通过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将辐轮战车送入成都平原。……也就是说，三星堆文明背后的人群虽未必来自中原，至少也不是什么北亚草原带的孑遗 [3]。”
在2023年12月9日举行的“国家文物局举办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副主任、“中华文明探源”研究项目执行专家组秘书长常怀颖介绍了一些相关新进展：“2020年探源工程第五阶段实施以来，三星堆遗址的突破性工作，是初步摸清了祭祀区的分布范围和内部结构，新发掘清理了6座‘祭祀坑’等大量重要遗迹，出土文物12000余件，完整器2300件。研究表明，6座祭祀坑的埋藏年代集中在商末周初，即距今约3100年到3000年。……三星堆遗址铜器出现的年代相对比较晚，也比较突然，‘铜器很可能受外界刺激而来。’ [4]”
2024年，四川省考古学会会长、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和杰出博导教授霍巍在一篇论文中指出：“观察三星堆，需要从古蜀文明、三星堆与中原殷周文明的关系以及世界文明视野下的三星堆三个维度来开展。……对三星堆器物背后的历史文化背景开展更深入的探索和研究，从更为宏观的理论层面去分析比较三星堆所反映出来的文化观、宗教信仰、区域文明特色以及和世界上古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等问题，应当不仅仅是考古学所承担的任务，更需要多学科、多层次、多方位、多角度的综合研究，如此才能真正认识三星堆文明的独特价值和对世界文明所做的巨大贡献 [5]。”
同是202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前任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在所撰短文中总结道：“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涉及多个争论焦点，包括祭祀坑的性质、三星堆与金沙遗址的关系、三星堆是否受到外来文明的影响等，这些问题均未有定论，引起了广泛的学术讨论和社会关注。”在指出“未有定论”同时，他也给出了最新主流学界的相关看法和个人观点：“三星堆遗址文化遗存的年代为距今4,500至距今3,000年期间，可以分成三个文化时期。……八个祭祀坑是三星堆文化晚期的，年代约为距今3200到距今3000年，这个年代相当于殷墟兴盛时期到殷墟结束时期。……会有人提问，三星堆文化是否源于外来文明？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是很正常的，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夏商王朝的冶金术就是在西亚文明的影响下产生的。目前不能排除境外文明因素曾对三星堆文化产生过影响……。目前，似乎还没有确切的证据能够证明三星堆受到了境外文明的影响 [6]。”
而最新的、可喜的信息，来自“2025三星堆论坛/考古学视野下的文明互鉴”（9.28，成都）的官方报道：“首位演讲嘉宾、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许杰登场，他以《三星堆文明研究的多重维度和国际化视野》为题，提出将三星堆置于更广阔的东亚青铜文明视野中审视……”；德国海德堡大学教授雷德侯则通过视频带来了《极具魅力的三星堆》主题发言，“为我们带来了国际学界对三星堆的最新观察视角，更将三星堆置于一个更广阔的欧亚大陆文明交流的视野中 [7]。”霍巍也在会前对记者表示，此“论坛不仅致力于深化对三星堆本体的研究，更着力推动三星堆与世界文明对话，将这一中华文明杰出代表置于全球古文明坐标系中，展开深度比较与交流 [8]。”
从这些引文和相关报道可见，论及三星堆文明的最大特色、也是最主要问题“境外文明影响”，至今中国主流学界的观点是仍然没有明确答案；而海外的相关学术研究，必然会随着中国越来越多的重要考古发现，日益向着广阔和纵深进展。故笔者认为，对三星堆文明突出的外来特征的学术探讨，在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已多年的今天，应该鼓励百家争鸣，公开讨论，深入研究。关于诸如三星堆人的族属和来源、迁徙路径，及文明消逝原因、之后族群去向等问题，明显还有着极大的探讨和研究空间。
本文根据大量中国相关专家已发表的研究成果、和考古学证据、及其它线索，针对如下四大问题，提出笔者个人初步探讨和推断，并求教于学者方家：
1.三星堆的原住民混居族群和重要族群；
2.三星堆的外来贵族族群的族属及迁徙路线；
3.三星堆族群的两大阶层探析；
4.三星堆文明突然消逝的原因和族群去向。
1. 古彝族族群应为三星堆原住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任三星堆研究院学术院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孙华教授，在《三星堆遗址与三星堆文化》一文中判断指出：“考古研究已经表明，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现在被认为富庶的成都平原还是潮湿阴暗的丛林，还没有长期定居的聚落。大致往相当于龙山文化时代的早期，一些成都平原西北山区的族群逐渐进入到平原，成为这一地区的最初开发者。……到了公元前1700年左右，……一支来自中原伊洛地区二里头文化的族群，辗转通过陕西关中地区和甘肃天水地区，加入到了三星堆城邦中，带来了比较先进的技术和经验，因而在激烈的城邦冲突中脱颖而出，先后消灭了成都平原上的其他古城，成为了成都平原甚至四川盆地唯一的古代国家。……三星堆王国时期实际上是四川盆地先秦文化发展的低谷。三星堆两个器物坑的那些璀璨的文物，其光芒很容易遮蔽人们的眼睛 [9]。”
笔者赞同孙华教授对三星堆早期原住民族源的判断：“三星堆王国的族群构成是多元的，除了原先生息在成都平原上的当地新石器时代的族群外，还有从中原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迁徙而来的族群 [8]。”在这些先后迁徙而来的古蜀原住民各族群（包括百濮、西僰、羌氐、古越、古楚、夷、苗、巴等）中，来自古中原和古楚地区的族群携带并持续制造了大量精美的玉石器，是混居原住民中的主体族群；而笔者还认为，其中有部分古夷（彝）族族群，因为携有早期创制的古彝文文字，也应是原住民族群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几方面的主要依据如下：
1.关于三星堆原住民主体，根据在三星堆和金沙大量的出土文物即可以明显看出，“三星堆文化玉、石器与中原地区玉、石器有很深的渊源关系。例如璋、璧、琮、戈、矛、刀、斧、锛等器，虽在不同程度上有蜀地的特色，但并非蜀地原有之器，可以相信是由中原地区传人的。即以最具特色的玉璋而论，也不是蜀地原生，而是源于中原地区 [10]。”这也说明了这部分南迁、西南迁族群的文明程度，在古蜀原住民中处于比较先进的地位，所以他们不但能够得到后来进入的外来贵族族群（详后）的尊重，而且能在三星堆文明的后期，成为在成都金沙地区继承延续古蜀文明的主力军。
2.古彝族也应是三星堆原住民中的重要族群。此支族群可能最初来自华东海岱地区，因避战长期、长途辗转迁徙至西南。相关论证可见诸如冯时《夷夏东西与华夏一统》论文中借助古彝文考释丁公陶文和贾湖单字：“20世纪90年代初，山东邹平丁公龙山文化晚期遗址出土约属公元前2300年的陶刻文字，存十一字，具有严整的书面语形式，显然已属于成熟的文字。丁公文字的结构与以殷商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体系大相径庭，反与今日分布于滇川黔桂的彝族古文字相同,可据以进行完整的释读。……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距今八千年前的龟甲文字作‘□(眼形)’,为眼目的象形文,相同的文字还契刻于良渚文化的祭天玉璧。学者多据甲骨文对读,而将其释为汉字的‘目’,但矛盾相当明显。……然而如果据古彝文释读此文为吉凶的‘吉’,矛盾便可以迎刃而解。……释读为‘吉’不仅可以揭示上古先民具有的眼目通神的朴素观念,而且证明东夷文字其实就是古彝文,其本质当然将东夷文化与西南民族文化建立起了联系 [11]。”
类似的考证，可将彝族和彝文的起源追溯到距今四千至八千年。前辈学者专家陈英、易谋远等人也早有相关论述。陈英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论文中已断定：“距今约7000年前，有古夷人太昊部族伏牺氏，活动在今陕西、甘肃一带；同时有少昊部族金天氏，活动在今山东一带。……上述古夷人中，颛顼一支，是从陕、甘进入川西北，继而发展到川南、川东，其后裔有分支进入中原的为夏族，另有分向西南而传为西南夷的，即今彝族和彝语支一些民族的前身。……彝族溯源于古夷人，从以下诸点可以证实：（一）出土于古夷人伏牺部族故乡的今映西省西安半坡的古陶文亦称‘刻划符号’，有40%左右的部分与今存彝文形、义相同或相近。……”[12]2“彝文产生的时间很早，只因它随着古夷人的一些支系南迁我国西南地区后，此后由于地理环境和政治、经济条件的限制，发展较为缓慢 [13]。”易谋远1998年的论文认为：“彝族起源的主源是以黄帝为始祖的早期蜀人，说见拙作。但近年来又提出一种新见解：彝族先民‘昆明’的前身是商、周间西北地区的‘昆夷’（春秋时期称‘犬戎’），她是彝族多元起源中的又一源；而西北地区的昆夷则又来源于更为古远的时期由山东海岱及其相邻的中国东部西迁西北的古东夷族。……即昆夷又源于古东夷族，则可以尹盛平、段连勤、陈平先生的有关论文为代表。……早期蜀人逐渐与昆夷融合而统称为昆夷、昆明，仍以‘天’为族徽。道慕尼的后裔笃慕，疑即蜀帝杜宇。因之杜宇‘从天下’或‘从天堕’，应是指杜宇的族属是从西北高原迁来的以‘天’为族徽的‘外来族’昆夷 [14]3。”
3.不少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的切实证据，是运用古今彝文对三星堆周边地区陶文、铜戈铭文进行释读。如段渝在《七十年来的巴蜀文化研究》一文中总结道：“20 世纪50年代，在四川东部地区发掘的船棺葬内出土的青铜器和铜印章上铸刻有大量不同于中原汉语古文字系统的文字和符号。1970年代以后，又陆续在重庆地区、川西平原以及四川盆地南部等地发现了巴蜀青铜器铭文、铜印章以及漆器铭文和陶器符号，在与四川相邻的湖南、云南也发现了巴蜀青铜器铭文或巴蜀铜印章。学术界提出了‘巴蜀文字’‘巴蜀符号’‘巴蜀图语’等概念，从文字源流、构成条例以及与汉语古文字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 [15]。”田一平在2018年的硕士论文中也指出：“现在在三星堆中发现的巴蜀符号一共有8个，而在重庆冬笋坝、万州、涪陵；四川郫县、新都、峨眉、什邡、荥经等地发现的属于巴蜀象形文字系统的符号一共有300多个。……从三星堆出土的符号来看，段渝教授对着8个符号（对应释文：五、六、？、？、贝、朋、目、？）做出解释，现在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同。”[16]。
较为严谨的专门论证，有诸如钱玉趾《三件古蜀族文物铭文考释》判定“古蜀族文字与彝族文字有亲缘关系”；“三角形铭文戈属收集所得青铜兵器，现藏于四川省博物馆”,其铭文的三个字符参考《滇川黔桂彝文字集》可释为“君王用戈”；运用相似考释方法，“郫县张家碾出土铭文戈，在胡上竖直排列有8个字符”，可释为“蜀武王／用／锋利战戈”；“成都十二桥商代木结构建筑遗址的12层内，出土一件陶纺轮，腰部刻有两个字符”，“可意译为‘转动／纺轮（用以纺线的转轮）’”；“成都十二桥遗址出土的陶纺轮，属商代，是三件中时代最早的文物，收集的三角形戈应在其后，郫县张家碾铜戈时代略晚。考释结果显示彝族语言文字与古蜀族语言文字有亲缘关系，因此，彝族文字的起源不应晚于商代 [17]。”
4.2011年的《彝族文字起源初探》对“考古发现或考证的刻画符号印证彝文起源”给出了相关总结，作者阿里瓦萨指出，先后有李乔、沈伍己、且萨乌牛、戈隆阿弘、刘志一、作者本人等一批学者借助彝文，对湖南彭头山遗址刻符（距今9000-8200年）、河南贾湖遗址刻符（距今8500-7500年）、甘肃大地湾刻符（距今7800-7350年、西安半坡刻符（距今6000-5000年））、宜昌杨家湾刻符（距今6000年）、山东大文口遗址刻符（距今6300-5500年）、巴蜀图文（距今4600-2300年）、山东龙山陶器刻符（距今4200-2500年）、四川郫县青铜器铭文（距今2400年）、贵州毕节出土彝文（距今2500-2000年）等进行了解读研究，“清楚地看到距今九千年前彝族文字就开始起源并运用了。”并转引了2009年的相关报道：“两岸有关专家学者和各界人士参与讨论，于6、7、8月连续三次召开‘中国古彝文申报世界记忆遗产 (香港) 研讨会’。……2009年8月22日，在香港正式形成《中国古彝文在世界文字中的价值地位评鉴与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建议报告》中认为，中国彝族古文字可以与中国甲骨文字、苏美尔文字、埃及文字、玛雅文字、哈拉般文字相并列，是世界六大古文字之一，也可以代表着世界文字一个重要起源，一致赞同原始古彝文的创制和出现的时间长度大致可以推算为7000－10000年 [18]。”马锦卫的博士论文中写有专门章节，指出：“三星堆出土的玉器和铜戈等文物上的铭文不少与古彝文相似或相同。有许多刻划符号用古彝文进行释读不仅能释读出单个的字符音义，而且也能释读出部分玉玺和玉璋上的字音字义，钱玉趾、阿育特日、且萨乌牛、马德清、杨凤江等先生曾进行部分释读。”论文并逐一列出了三星堆十种有字文物上文字的古彝文具体释读（虽然其中某些文物、字符来源的可靠性可能不足4，但至今未见相关辨伪考真的后续研究。），其比较保守的结论是：“彝文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字，其产生时期可能是在古夷人时代”[19]。
5.《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所载纪录片视频《神秘的凉山彝文化》中，有三星堆博物馆早期展示的七个字符“三星堆遗址出土陶器刻划符号图录（中英文）”画面（与前述段渝所释字符基本相同），相关解说词包括：“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七个神秘字符与彝族古文字极为相似，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研究员阿余铁日说，这七个神秘字符在古彝文里都是常用字，有的现在都还在用。而在美姑县拉木阿觉乡的核马村，享有盛名的毕摩的日落曲，也用彝语通过翻译人员勒格古者告诉我们，三星堆出土文物上的这七个字符他能明确地认出五个。……阿余铁日认为，彝族地区现在做‘毕摩仪式’所用的灵筒与三星堆出土的玉石灵柩、船棺、灵盒在功能上有重大相似之处，它们是用来装殓祖灵偶像和灵魂的，并不是用来装殓真正的尸骨。此外，在彝族地区，毕摩仪式上的送灵筒在方位上也还有一定的讲究。……放的时候头一定要朝东。人是从东边来的，人发源于东，迁徙于西…… [20]。”相似的“三星堆七字符”照片和相关讨论在互联网上也流传颇广，但笔者特地查对了《三星堆出土文物全记录》陶器册，仅找到了刻有其中“眼纹”符号的陶器“95.高柄豆”和“228.动物头”实物照片 [21]。
2. 三星堆贵族：经“南丝路”进入广汉的古西亚贵族族群
在距今约3700年（即公元前1700年）前后，应有一支外来族群进入成都三星堆地区，并以极具震撼力的神祇崇拜和神像祭祀文化和领先于西南地区的冶金技术，获得了沿途多数原住民的接纳和尊崇，并随之主导了三星堆青铜文明的在世界范围的异军突起。然而依据大量出土文物证据和各种迹象，笔者推断这支异族不应是“来自中原伊洛地区二里头文化的族群”，也没有“先后消灭了成都平原上的其他古城”（前引孙华《三星堆遗址与三星堆文化》中语），而应是来自古西亚地区的苏美尔没落贵族，途经身毒（古印度）、缅、滇、川南的“南方古丝绸之路”，历经不止一代人的辗转迁徙，才进入成都地区的一支笃信宗教、种族纯粹、组织紧密的族群。他们主要依仗神像神权宗教信仰加贵族精神，和种族的高大体型、阔目高鼻等鲜明外貌，在短期内召感整合了以“宝墩文化”为代表的三星堆周边古蜀族群。
相关多方面依据如下：
1. 三星堆独一无二的青铜出土文物足以傲视中国和世界。如霍巍在1989年《广汉三星堆青铜文化与古代西亚文明》中所说：“尤其是出土器物中的青铜造象、金杖、金面罩、金箔等国内首见的珍奇瑰宝，引起了学术界极大的重视。……如果让我们跳出这个圈子，把目光从古代地中海周围移向广阔的西亚，将三星堆青铜文化与古代西亚作些横向比较，却可以出人意料地发现一些相似之点。”论文列出了五类文物特征的具体对比，和对六项文化相似点的具体分析，并反复追问：“透过这些文化现象，不能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古代巴蜀文明与西亚文明有无可能存在着某种联系或影响呢？……我们也不能不思考这样一些问题：三星堆青铜文化为代表的古蜀文明当中这些与西亚相近的文化因素，究竟是土生土长的，还是从外面传入的？”这些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但作者格外谨慎、只能让结论呼之欲出：“广汉三星堆青铜文化与西亚青铜艺术存在着某些类似的因素”；“结合三星堆青铜文化整个文化面貌的内涵分析，笔者认为，这一文化是在土生土长的古蜀文化的基础之上，既吸收了中原殷文化的因素，又可能吸收了来自西亚古老文明的因素形成的一种复合型文化体系 [22]。”其后段渝也做出了略为明确的相似推测：“商代中国西南川西平原三星堆祭祀坑的青铜人物雕像群、神树、金杖和金面罩，由于其上源既不在巴蜀本地，也不在中国其他地区，但却同上述世界古文明类似文化形式的发展方向符合，风格一致，在年代序列上也处在比较晚的位置，因而不能不使人考虑是吸收了近东文明的相关文化因素并予以再创作而制成 [23]。”前引田一平的论文中也有相关的跟进：“四川与印度河流域（现今巴基斯坦）通过商贸交流，产生物产联系，并以哈拉帕等地区作为中介，吸收了来其他地区如中亚、西亚最为鲜明的文化特色，诞生出灿烂且独特的三星堆文明 [16]。”黎海超的最新论文亦指出：“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堆与西北地区的交流主要体现在资源和器物层面，与中亚、西亚的联系则更多体现于技术和造型艺术方面。……除青铜锻打技术外，三星堆的用金传统和金器技术应受亚欧大陆中西部影响。……亚欧大陆中西部有用金传统，人像、权杖头等器类，亦常见于该区域。”“从文化系统看，亚欧大陆中西部流行人的形象。此外，三星堆的神树崇拜、神兽形象、人鸟合体等均在亚欧大陆中西部流行5。”
时至今日，主流学界的类似研究不能算少，但对于“三星堆的外来文化是何人带入、自何而来”这一根本问题的答案，三十多年来一直未见突破。近年的相关研究或属重复，或更趋保守、甚至出现倒退。如前引同一作者霍巍在2022年还曾呼吁：“我们是否可以换一种思路，从更大的时空范围内来比较三星堆文明与世界古文明之间的异同，从而开阔我们的视野和胸襟，拓展比较研究的路径呢？”[24]；而在2023-2024年则表示：“从中外文化交流的宏大视野上看，三星堆所处的中国青铜时代与域外文明产生交流影响已经具备了充分的条件，吸收某些外来文化的因素也是可能的，但绝不能以偏概全，将三星堆视为外来文明的产物 [25]。”“将三星堆视之为‘横空出世’的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或认为其要么是‘外星来客’，要么是‘域外文明’，都只能将民众带入到一场新的‘历史虚无主义’之中，而丧失科学、客观的理性思维 [5]。”
2. 主流学界的三星堆研究着重强调中原文化影响，诸如“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三星堆古城和以祭祀坑为代表的古蜀文明与中原夏商王朝发生过密切的联系，接受了夏商王朝的冶金术和以青铜礼器和玉礼器为代表的中原礼制的强烈影响。”（王巍语 [6]）但显而易见，虽然三星堆出土的陶器、玉器、铜牌饰等确实带有西北、中原、和长江中下游地域的古文化特色，但都不能掩盖三星堆独步世界的青铜文化异彩，更不足以否认外来新族群携自身文化强势融入、并与华夏原住民文化相得益彰而兴盛一时的合理性。而同时出土的、具同期中原风格的青铜礼器，完全可以解释为与殷商王室及周族文化的实物交流（如馈赠/赏赐 [23]5）；个别复杂多层结构的大型青铜器中加入了一些中原礼器元素（如青铜尊、罍），也是在总体上“原创”远大于“借鉴”，不足以证明“三星堆铜器制作技术主体脱胎于商系铸铜技术”（黎海超语5）、及“三星堆文化存在夏礼、殷礼、蜀礼混用的‘三礼’说”（李竞恒语 [26]）。
关于三星堆青铜器的铜矿石来源，前引霍巍《从三星堆考古看中华文明起源的历史脉络》中特别提及：“有学者关注到，在殷商时代使用的铸造青铜器的原料当中，有一种高放射性的同位素铅(简称高放铅，也称为异常铅)，这种高放铅曾在殷墟出青铜器当中被检测到，三星堆祭祀坑的青铜器进行了更大范围的实验研究，在所测试的53件样品中，发现竟有多达50件青铜器属于此类高放铅，表现出宽泛的异常铅比值范围6。这一现象被认为有可能反映出当时中原地区和长江上游三星堆青铜技术上可能有过互动与交流 [5]。”然而更有新旧专业研究指出，三星堆主要特色铜器所用铜矿应来自距成都不远的彭州、或眉山洪雅。如刘建成等人论文称：“彭州铜矿开采历史悠久，……现已有研究表明三星堆出土的蛇纹石质玉石器的大部分石料以及大玉料来自彭州大宝山地区的蛇纹石矿区。因此对大宝山地区的现存铜矿洞进行取样测试。……微量元素含量特征表明三星堆青铜器中大部分青铜器的微量元素组合特征与大宝山铜矿的微量元素特征接近。……可以推测,三星堆青铜器铜料来自大宝山铜矿的可能性较高 [27]。”孙鑫等人的论文称：“通过与前人发表的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青铜器和大宝铜矿等研究成果的对比，……从矿石类型、地理位置和地质条件上看，瓦屋山矿区与邻近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大宝铜矿区、具有特殊高放射性成因铅的西南铜矿区相比，具有更优越的资源利用条件，因此瓦屋山地区及邻区有可能是现今发现的、能为三星堆和金沙文明提供铜矿和部分铅锌矿的最适合的矿源地 [28]。”另早有1995年发表的论文提出，汉文帝时有西蜀“严道铜山”闻名遐迩：“邓通铸钱，离不开铜矿，乐山地区已发现铜矿37处，分布在乐山的沙湾区及洪雅、沐川等六、七县。……在瓦屋山中，1987年洪雅文物普查队调查了西路炳灵场等矿区，发现了四个叫‘钱窝子’的地名，如钱窝子、钱棚于、钱凼子、钱槽子等及70余处铜矿遗址。《荥经县志》载‘县东北三卜里，前后聚之间，东临道底，铜山之顶也即邓通铸钱处，旧名邓通城，今名宝子山’。……在先秦时期，此地即是蜀开明王朝的冶铜基地，开发较早，至汉时已规模盛大，遐迩知名，故为文帝所知 [29]。”
三星堆博物馆老馆顶层“三星堆的文化来源”展板，作者摄于2016.9
笔者认为，现代大型冶金企业尚且都选择尽量建在矿山附近，而三千多年前的三星堆人，应该没有足够能力、财力、并无视运输艰难而舍近求远，况且还要面临武力争斗风险与遥远的他族争夺宝贵的铜资源。前引官方的新近报道（2023）也支持了上述学者们的研究：“通过对三星堆出土铜器残留泥芯的岩相分析，可以发现三星堆出土的神树、神面具、神兽、神坛，与长江中游地区风格铜容器并非同一个地区生产。‘虽然目前无法直接证明它们是三星堆本地生产，但大概率指向这一结论。也就是说三星堆本地生产这些特殊器物，而铜容器则有可能是从长江中游地区输入的。’ [4]”
3.三星堆出土的巨量文物中，居然未见或罕见兵器。这一反常奇特的情况，在早年常被提及，近年却常被学界忽视。2010年难得有文章称：“对于三星堆没有兵器出土的现象，考古学家首先提出了地形和宗教的原因。三星堆地处四川盆地内，周围群山环抱，可以说是易守难攻。……从出土的文物看，古蜀人是个神权至上的民族，宗教的力量要比国王的力量更大 [30]”。而笔者以为：简单的“地形”原因不足为凭，他们自身的宗教精神确应是首要因素，但还应与外来西亚族群的“南方丝绸之路”迁徙路线周边的民族性、加前述原住民族群的南迁避战高度相关。诸如“三星堆王国还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古代国家，主要采取军事杀掠的高压手段进行统治”[9]的判断，并未见可靠依据。
应高度注意的是，西亚苏美尔文明也因外族入侵，衰落于约距今4000年前 [31]，当时应有大量难民族群向东南迁移，其中一支之后就可能辗转来到了三星堆。所以一则他们自身就带有避战、鄙武的经历和基因；二则他们途径的印度哈拉帕和其它南亚古文明、文化，也都属亚热带信奉鄙武宗教的民族；三则进入滇、蜀地区后遇到的原住民，也多是自北方和中原南迁的避战厌战族群、加本来就不好战的古华南原住民7。这与更早和同时期的、经中北亚和西伯利亚苦寒环境地区一路辗转、与各强悍民族不断争战后，才迁徙至中原和东亚的东迁族群，在民族性上自然已有着极大的不同，虽然他们都经历了若干百年的迁徙旅程。正是由于由南进入的外族持有和平友善宗教理念、和先进的冶铜制铜技术，加上周边天赐的矿产资源，才能让他们在广汉地区成功获得了有着和平民族性的各原住族群接纳，并作为主导族群、产生了感召效应，致使宝墩等周边文化族群纷纷弃城归顺、迅速聚集，同心协力建设起兴旺发达一时的三星堆文明。
至于殷墟卜辞所载商王与“蜀方”发生多次交战，早年确曾被一些著名学者肯定，诸如：“殷商卜辞中的蜀应该是殷商强大、遥远而又接邻的方国，……这‘蜀’正是指的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早蜀文化的地域”[32]；但近年也有了新观点，诸如李竞恒指出：“第一，这个字是不是‘蜀’？第二，先秦时，‘蜀’还不是四川盆地的专称，当时中原地区好多地方都叫‘蜀’ [33]”；他还根据该“蜀”在殷墟甲骨上多次出现所表达的距离、方位、活动等信息进行具体分析推断，得出的结论为殷墟甲骨之“蜀”在今山西或河南、山东一带；而周原甲骨文中“伐蜀”、“克蜀”之“蜀”字，下方开始有了“虫”字符号，故“能够最早确定为四川之蜀的古文字证据,应该不是殷墟甲骨文,而是周原甲骨。……四川的蜀国臣服周人后,在周武王时期参与了灭商之战 [25]。”然而如何解释商末的蜀作为小方国之一，不尚武的三星堆族群也很可能参加了周族主导的“翦商”大战？笔者以为，一则三星堆族群可能仅在“翦商盟军”中充任他们擅长的运输、后勤之类的角色（类似上世纪初中国参加一战的方式）；二则即使不得不卷入前线战场，他们所需的兵器也可以由组织方周族临时提供，实际上主要达到的也主要是以助声威的效果。
4.西来族群所走的南亚迁徙路线，必是近年日益彰显的“南方丝绸之路”。此道古已有之，且因气候和地理较优越的原因，其开通应远早于大名鼎鼎的西北“丝绸之路”。前辈学者任乃强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在其相关研究中称之为“蜀布之路”（“蜀布为上古四川特产的芋麻布”，亦称越布、夏布）。他考证指出，此路“从蜀地经云南高原，穿过缅甸北界的竹箐丘陵（密支那至萨地亚），通于印度和西部亚细亚诸国的这条古道，……开辟的时间则有线索可循。可以估计它在公元前两千年以前。最保守说，也当在公元前二千多年左右 [34]8。”前引李学勤文中也曾提及相关线索:“最早的一个线索，曾经引起学者们重视，可惜没有能够持久，这就是抗战以前殷墟第13次发掘中，小屯YH127坑出土的所谓‘武丁大龟’……。动物学家伍献文先生作了鉴定，认为它属于马来半岛龟类，中国没有这样的龟。1981年，我去剑桥大学，看到他们收藏的一片龟甲，也是武丁时期的，很厚，跟上面提到的殷墟第13次发掘出的那片独特的大龟非常相似。英国的专家作了鉴定，发现这种龟在缅甸以南才有。……第三个线索是在台湾的甲骨学家张秉权先生发现的几片甲骨，也是YH127坑出土，武丁时期的。据研究，这些甲骨上面所包着的织物，非丝非麻，而是只有印度才有的木棉 [1]。”段渝在前引论文中也指出“中国西南腹地的巴蜀文明，地处南亚之东，出土的大量青铜雕像与近东文明极为类似，其年代又晚于近东文明和南亚印度河文明，因而极有可能是通过南亚文明区吸收了近东文明的相关因素发展起来的。……事实说明，早在三千多年前，巴蜀文明就曾以朝气蓬勃的姿态，迎接了来自印度洋的文明因素的碰撞 [23]。”
童恩正在1999年的《古代中国南方与印度交通的考古学研究》中指出：“在新石器时代，印度东北地区——包括阿萨姆、梅加拉亚、那加兰、曼尼普尔、孟加拉、比哈尔、奥里萨、和乔达·那格浦尔等地在内——的文化，与中国相似之处更多。这些地区所出的有肩石斧、石锛，长方形石斧、石锛，八字形式斧，长方形有孔石刀等，都是中国云南常见的器形。在阿萨姆曾发现一种刃部磨在两窄边的圭形石凿，此种器形在中国四川西南部亦甚常见。”文中更例举了滇川与印缅的栏杆式建筑，和出土的陶器、红石髓珠、牛雕饰、蛇纹饰、钹舞铜饰、翼兽带扣、狮形饰、生殖崇拜、十六位进制、砂金和白铜来源、早期佛教文物等十余项的详细对比，断定“可以设想当时这两种异地而同源的民族，其间的交通来往是必然存在的”。童教授最后总结道：“中印古代交通的研究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它关系到关于两大文明中心之间早期文化交流的研究。这两大文明不是传统上的印度文明和中国北方文明，而是印度文明和中国西南文明 [35]9。”
近年还有张弘博士在其论文《先秦古蜀与古印度之古蜀对外交流的内涵特征》中总结指出：“古印度文明发展强盛的时期，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500年左右。三星堆为代表的先秦古蜀文明强盛起始的时期约为商代即公元前1500年左右，可看出古印度时代序列明显靠前。……这种交流是通过南方丝绸之路进行的，开辟年代约为商周时期。”此文详细论证了出土的古蜀海贝、象牙等来自西南亚的合理性：“古印度一直就有使用海贝作为货币的传统，这点在国内外都有较为成熟的研究成果。……而且从古印度哈拉巴文化的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巴遗址来看，发现了许多对外贸易繁盛的证物，甚至与缅甸、中国存在较多的贸易往来，以及用海贝作为货币的证据”；在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云南，仅江川李家山和晋宁石寨山两处七十多座古墓就已出土海贝23万余枚，550多公斤，且“经生物学家研究考证环纹贝只产于温暖的印度洋，所以应是由印度、缅甸等区域流入。”而“蜀地出土海贝最多的是在三星堆，一号和二号坑共出土了有5000 多枚，……量最多的是环纹贝，……云南的环纹贝据考证是来自东南亚、南亚地区，三星堆的环纹贝来源的途径就不言而喻了。”
关于象和象牙，张弘指出“无论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现都说明，古印度是世界上最早训象、用象、开发象制品和象形制的国家。”而仅在“1986 年和 2001 年，……三星堆出土完整象牙八十多根，还有许多象牙珠、象牙器具、象形制的青铜器等；金沙出土约有一千多根……。青铜大立人的基座的四个支撑是四个带卷的象鼻，而座身是由象头构成”。三星堆/金沙几吨的巨量古象牙如何出现在成都地区？张文归纳出五种看法：“南亚说”“本地说”“周边说”“中原说”“云南说”，认为“这五种看法都有道理，但是仔细推敲后发现都存在一定的疑问”，结论是：“来自南亚印度的推断是不可能被否决掉的，……象牙辗转交换来到了蜀地”[36]。
而笔者以为，目前也不能否定三星堆人在经过云南哀牢山地区时，发现了大量野象群：“云南自古就产象，历代史书都有产象的记载……。学术界一致认为古代云南产象的地区主要是古‘哀牢’地区”（出处同上）；于是他们也可能会在广汉定居后，不断派人专门到人烟稀少的哀牢地区取运象牙（找到大象墓地、或猎取），如此当然要比从遥远的古印度地区大量购买或交换、并艰难辗转运输到成都地区，经济、便捷、省时得多，且不用太久即可积少成多。关于三星堆贵族如何对大象情有独钟？笔者的推测是这不但是深受沿途古印度地区的崇象风俗影响，还可能是认为象作为与人共存的天下形体最大、最强有力的动物，却食素、几乎不杀生、可与人为善，故可被奉为理想的神权象征。
正是由于西来族群经“南丝路”入滇后，先发现了象群，后又如前述发现了沿途多处铜矿，只是都因深山环境不宜定居而继续前行，于是在到达了便利、富庶的广汉平原后，才立即决定长久定居下来。
5.三星堆出土的玉璋、玉璧、玉琮等等礼器，无疑都属于三星堆人中的原住民族群，它们因为也受到了“外来贵族”的理解尊重，遂得到礼遇、供奉和保存。另一类的青铜神像、面具和头像、金面罩、金杖等器物，自然应是外来西亚族群全新的创造品（绝大部分），和携带品（少量小型）。但这些神奇器物，为何与他们西亚故乡的出土器物文物相比也迥然不同？
笔者认为，一则，是由于经过长期长途、走走停停、多代人迁徙的过程，他们不可能只凭没有文字记录的口耳相传，将前辈原本的技术和艺术风格完整传承下来；二则，后辈们也难免陆续吸收沿途各民族的一些文化特色，诸如古印度哈拉帕、古蜀流传的《山海经》文化等；三则，应是更重要的，是他们到了三星堆后，族群中正好出现了才能非凡、极富创意的大师级工艺和艺术家，“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这些看法并不否认他们在“在吸纳华夏大地极其丰富的文化元素的基础上，进行了令后人举世瞩目的创新和再造”[5]，但谁又能绝对认定诸如《山海经》里的远古华夏神话传说元素，与西方的远古神话元素没有任何交集？人类历史文化不断溯源下去，千万年前都出自一家。故基本可确定，诸多偶然历史因素的聚集、碰撞、激荡，才能让我们于三千多年后，有幸目睹如此这般令人震惊的世界奇迹。
而实际上，相似的出土文物风景，也早已在华夏大地频现端倪。商周时期各具风格、各怀绝技的青铜文化都可谓自成体系，诸如飘逸繁侈的古楚风、雄奇华丽的中山风、优美精致的吴越风、生动写实的古滇风、奇诡神秘的赣湘风等，皆堪与中原、西北的或饕餮威猛、或文质彬彬的主流青铜文化争奇斗艳，各领风骚。这些风格还仅是现今熟知的各大派系，未被发现或重视的、和被熔铸淹没的奇葩神器，尚不知凡几。而这些不同风格文物背后的君主和工匠们，无不代表着不同时期、不同数量、从不同地区进入华夏大地的一批批外来族群与本土先期古移民的交流融合组成的部落和方国（诸如江西新干大洋洲晚商大墓的墓主，就很可能是当时“虎方国”国君）。由于不同外来族群的到来，都有着先后、人数、机遇和文化上的差异，故对华夏后世造成的影响自然也是大小不一：早者大者，诸如炎、黄、夏、商、周、楚等及羌、蒲僰等族；晚者小者，诸如鬼方、虎方、三星堆、中山国及濊貊、山戎、巴人、南粤、古滇等族。
3. 三星堆文明族群的两大阶层探析：古欧亚贵族与古今彝族
关于三星堆人的阶层，诸如前引孙华论文中分析的三星堆文物中的一个著名现象：“三星堆王国的社会结构主要由两个族群组成，具有早期同家的特征。在三星堆的铜人像群中，从事宗教祭祀仪式行为的全都是‘笄发’人像，‘笄发’人很可能是来自中原地区的外来族群，他们是掌握着天文和宗教等知识的神权贵族；那么，与之共存的那些‘辫发’人就很可能是成都平原的本土族群，他们是掌握着军事和行政权力的世俗贵族 [9]。”笔者基本赞同“两大族群”的推断，但认为上述“笄发人群”不是来自中原，而是来自西亚；上述“辫发”头像代表的也不应是“本地族群”，而应是相同的“外来族群”，其不同“发式”仅可能因分工不同而已。主要根据，就是两种人像的面相都是相似的大眼、高鼻、阔嘴、重度络腮胡、和窄脸高额的长头型（参见孙文第8页的头像照片对比）。而以2019年后新出土的“扭头跪坐人像”为代表的小眼睛、短宽面型人物，才应是“本土族群”的代表形象。段渝在前引论文中也早有观察和推断：“在雕像人物面部形态上，三星堆青铜人物雕像群中除开那些具有典型西南夷特征的形象外，高鼻、深目、颌下留一周胡须等特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类人物，不仅与同出的西南夷面部特征不同，而且与成都指挥街发现的扁宽鼻型的周代土著居民人头骨的特征不同，也与商代和商周之际华北以及长江中下游的各种人头像、人面像所具特征不同。显然，此种风格的人物面部形态造型，来源于中国以外的文化 [23]。”
笔者进一步推断，三星堆人群总体分为两个阶层的群体中，外来族群成为统治/贵族阶层，是掌握着宗教神权加行政权力、即“政教合一”的贵族，人口占少数但也不能太少（一两百人左右？，因为他们坚守不与外族通婚原则也能长久延续种群）；占大多数的原住平民阶层族群，则承担着农业生产、饲养渔猎、房屋建筑等日常劳作，他们的实际生活还保持着部分远古华南、西北、中原、海岱和长江中下游各族群的文化特色。两个阶层和平共处、相辅相成的状况，不但可以借鉴近现代凉山黑白彝族社会的状况深入研究，而且他们自身，很有可能就是三星堆人一百多代之后的遗裔子孙。
相关探讨和推测如下：
1.人类学先驱泰斗摩尔根曾言：“中国山区是一些土著部落，操着与官话不同的方言，在这些部落中还可能发现处于原始形态的氏族。我们应当在这些与世隔绝的部落中去探索中国人的古代制度”[37]。云南民族大学前历史系主任汪宁生也曾指出：“民族考古学已经存在了几十年，它对当代考古学理论建构及内容增添起着很大作用。……(如)宾福德对爱斯基摩人的研究，理查德·古尔德对澳大利亚人的研究等。正是他们用从当代社会上还残存的这些从事狩猎、采集‘活的社会’取得的资料解释旧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中的各种现象，才大大丰富了我们对人类这一早期阶段的认识 [38]10。”而彝族，特别是川西南的凉山彝族，正是一支长期与外部隔绝、遗存着许多原始特征的部族，因此长久以来吸引了不少中外学者和各界人士奋不顾身的探险考察。在民国时期就曾亲身进入凉山夷区进行现代科学调查的学者中，中国前辈民族学大家杨成志、马长寿、林耀华教授可谓代表人物：杨成志于1928年夏赴云南考察彝族等少数民族一年零八个月（被云南报刊称为“实我国空前未有之民族调查成功之一员也”）；马长寿于1937、1939年两次进入凉山夷区考察共8个多月；林耀华在1943年夏深入凉山考察87天。
关于凉山彝族的阶层和等级制度，三人的调查结果大同小异。林耀华在1944年出版的调查报告《凉山夷家》比较易读且有代表性，他在该书中证实：“倮倮階极甚严，黑夷白夷之间，绝無通婚的可能，此即所谓阶级内婚制（Class endogamy)。黑夷男子只能在相同階级中择女婚配。白夷奴隸自成階級，互相择偶。……实则黑夷治理白夷，业不严厉，亦不虐待。彼此阶级不同，身分不同，唯在物质上享受则相同。……平日黑夷家所有糧食，都是大家分享，主子无论有何新鲜食品，必分赠诸娃（奴隶），即小娃子亦不向隅。……黑夷爱護白夷奴娃，在物質上的表现尚为不足，在心理上的收效至为重大。白夷娃子若有困難问题产生，主人必极力谋解决的方法，……所以凉山迄今未聞白夷對黑夷叛变的事情。……白夷娃子生命财產的安全，亦全歸黑夷负责。白夷家屋若受攻击，黑夷必集众御侮 [39]11。”杨成志的调查总结为：“奴隶制度——在酋长统辖下的人民，俱为酋长个人的奴隶，俗称‘娃子’。这种‘娃子’大多数是捆掳汉人而来的。因如印度的Caste一样，连‘娃子’也分起阶级来。……这些‘娃子’各具其地位和身价的高低，统由酋长支配，不能越级高升。即如通婚一事来说，只能限于同阶级的嫁娶，不准越出范围外的。……大概说来，无论男女都是活泼泼地，不受像汉人那种吃人的礼教来束缚的 [40]12。”马长寿的相关表述为：“羅彝社會族級，基本言之，分爲三級。……上層統治階級為黑彝血族，為一級。其次，依黑彝領土而生之半自由白彝，爲一級。再次，全依黑彝經濟而生之無自由奴隸，又爲一級 [41]13。”
中央民族大学博导潘蛟教授（彝族）在1990年的论文中指出：“凉山彝区的社会等级是根据人们的族籍血统，即不同的民族或氏族部落籍贯血统来划分的。……凉山彝区中的黑彝是征服奴役者，……白彝是被征服奴役的外族人，他们被掠自四面八方。……有人认为，凉山彝族社会等级制度不可能是族际征服的产物，因为仅占总人口7%的黑彝不可能征服占人口总数93%的白彝。笔者认为，征服奴役外族人是一渐进的历史过程。……就这两个等级的人口增长速度来看，黑彝绝对慢于白彝”，因为白彝人口还能从外族掳入，且偶有黑白彝违规所生后代一定降为白彝。“因而在长期社会发展过程中，白彝人数超过黑彝这是必然的趋势 [42]。”笔者也推测，三千年之久的对“内婚制”的严格执行，也难免会导致少量地处偏僻、孤立弱小的黑彝家庭走向衰亡。
2.关于黑彝有无明显的种族体质特征，学界一直有着很大争议。潘蛟认为：“黑彝和白彝的族籍血统差异甚至反映在两者体质特征差异上。黑彝具有‘深目、长身、黑面、白齿’、卷发等体征。近年有人专就凉山昭觉县的黑彝作体征测量，结果表明，凉山黑彝的体征不仅同西南其他土著民族有区别，而且同云南楚雄彝族也有区别。楚雄彝族的体征类型属于蒙古人种东亚型，而昭觉黑彝应该划归于哪一人种类型，专家们认为尚待进一步研究。楚雄彝族与昭觉黑彝的体征差异，是楚雄的调查测量没有将黑彝与白彝加以区分所致。……若将黑彝的彝区分支分开来测量，两者的差异会更大 [43]。”
但林耀华在《凉山夷家》中则认为：“按作者测量觀察的结果，黑夷为蒙古種人种（Mongoloid）,许多體质特征与汉人相似，者如体高，毛髪鲜少而色黑，棕色眼睛，头面轮廓等，尤其蒙古眼褶係十足蒙古種的表现。以前西方學者从简陋的旅行观察，云倮倮为高加索種（Cancasians），其說至为误謬。黑夷頭形指数为中头型，亦非長頭型。”然而他随后也承认：“但是黑夷有几个特點与汉人稍异，诸如皮肤黯黑，鼻多钩形，耳叶特大之類，这不外表示原始氏族因与中原隔离，未与外间婚配，自成团体，纵持原始的体质特征而已。”而且，林氏在该书里也有数处提及：“巴鋪村首领为里區笑哈，一個身体魁梧，经验豐富的老黑夷。……里區支的阿洛乌黑係作者比次在夷人社會中見到最高大的人，测量立高一八四公分。世界各種族平均立高为一六五公分，乌黑的高大雄伟由此可见。”“街上遇見黑夷一人，名约哈兒，为恩札格兒支的「硬都都」，高大雄偉，比之夏溪所見黑夷向见壮大……这黑夷體格在諸白夷中，即不啻鹤立鷄群 [39]。”杨成志教授当年也认为：“总而言之，我们考察罗罗的体态，血统，文化，语言，文字和惯俗……，终不能逃出蒙古种（Mongolian type)的范围，换句话说，可称为亚洲的，‘原有的中国族系(Original Sinitic Stock)罢’ [40]。”
但是我们今天尚需注意、了解的是，民国学者有着他们所处的特殊历史语境：“在民国时期西南边疆处于‘危在旦夕’的情况下，中国学人在与‘英国情报官员’戴维斯进行‘学术对话’时，对其‘帝国殖民化的东南亚视野’之中的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分类，自然不得不提高警惕，开展政治化的学术斗争…… [43]。”
故关于凉山彝族的种族体貌，笔者更加相信、认同潘蛟教授的看法。个人推断，三星堆贵族和其后的凉山黑彝，基本上就属于一脉相承的、自古西亚东迁而来到中国的高加索种族。几条理由如下：（1）林耀华的相关数据未见，取样人数可能太少故代表性不足；（2）即使黑彝族群里偶然产生的外族混血再少，三千年下来也会导致黑彝血统难以保持高度纯正，有几成明显的遗传特征留存至今已属难得；（3）受某些非学术因素影响，可能会有一些可靠的调查测量、特别是考古遗骸的测量研究结果，难以公开发表讨论；（4）笔者作此判断的主要依据尚有：近、现、当代大量公开出版的彝人照片影像，加大量亲身探访、亲眼目睹彝人的文献记载为证。例举引证如下：
3.《彝人首领》是俄裔中国通顾彼得在1940年得到公私兼顾机会，主动深入凉山夷区后撰写的一部游记杰作。曾获文化人类学硕士学位的该书译者介绍：“如果说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营造的是一种虚幻的理想世界，那么在《彝人首领》所呈现的却是真实的存在”（见该书“译者后记”）；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原所长李绍明在该书前的“专家说书”里指出：“类似凉山这样完整的奴隶社会一直留存到上个世纪中叶，在当时整个世界范围来说也是绝无仅有”；“顾彼得当时涉足的一些地方，都是凉山中部与北部的一些重要区域，而他当时所见到的一些彝汉首领，也都是对凉山具有相当影响的人物，这就增加了这本书的重要意义。再者，作者本人虽非专家学者，但他却具备了广泛的学术知识，且观察细微，行文流畅”；并评价该书是“可为历史学者、民族学者提供研究凉山彝区的可贵资料”[44]14。该书中有很多顾氏以细腻笔触的生动描绘，诸如：“岭光电中等身材，……又大又黑的眼睛灵活闪烁，与汉人那种杏仁形的、毫无生气的眼睛形成了鲜明对比。……慕理土司（岭光电）让我明白，真正的彝族是贵族的彝族，或者就像他们自己所标榜的，是黑骨头的贵族，就像英国贵族自认为是蓝色血液的贵族一样。……彝族贵族是天生的武士，也是天生的牧民，非常擅长饲养家畜。……黑彝总之是一个不同的阶层，就像印度布雷明的种姓，只在他们自己的圈子里通婚。”他如此描述黑彝妇女：“马上我就发现自己与一群穿着盛装要过十字路口的女士遭遇了。她们个子很高，举止优雅，……她们的长相相当的俊俏，都长着秀美的深色面庞、鹰钩鼻子和明眸的大眼。她们停了下来，用威严和傲慢的眼神看着我。对于我来说，她们就像是意大利古时候的公主。”类似描述尚有多处，如：“这些男子有着杰出的外貌特征，是南方肤色稍黑、长相英俊的那种类型，在欧洲会使人联想起巴斯克人、科西嘉人和一些北非的部落。”书中还有对彝族歌唱的精彩描述：“这时从峡谷对面一个有木栅栏的农庄里传来了歌声。当我们靠近那道山岭的时候，嘹亮而甜美的歌声深深地打动了我，在吉他或类似乐器的伴奏下，这位看不见的男高音唱出的音符像另外一位卡鲁索 [44] 一样，……如果没有一丝颤音的暗示，天鹅绒般的音质和钻石一样清澈与纯净的声音令人难以置信，而且他是用怎样的激情在演唱！这种奇妙的歌声使我神思恍惚，终于坐在了地上15。”在顾彼得笔下，一群来自遥远古老西方、遗世独立于中国西南深山里的贵族先民，如居桃源仙境般自由自在，呼之欲出。
另一本影响更大、年代更早的游记《彝藏禁区行》，作者为法国军官探险家、学者多隆（Henri d′Ollone）。他曾获得法国多方资助，在1906至1909年间带专家组成的探险队，考察了云、川、贵、藏、蒙等多处与世隔绝的彝、苗、藏族村落，行程8000公里，拍摄照片2000张，获200多处现代测绘资料，碑文325个，彝文抄本32册，并曾在凉州与伯希和的敦煌探险队相会。“这些文献皆来自部落上层氏族和毕摩，成为识别彝族群和推测其历史的重要依据15。”多隆在该书前言里表明，他们出发前的主要好奇疑问，是已知中国苗、彝、藏族中“至少有一个民族(即彝族）的人种完全有别于黄色人种。对此，所有的(外国)观察家们对其外观及性格的看法完全一致。最初见到彝人的弗朗西斯·加尔尼的同行者托莱尔博士毫不含糊地断言：‘他们是高加索人种的黑色分支。’后来的旅行家，不仅没有反驳这一观点，反而更多地谈到彝人和印欧民族可能的亲缘性。据说，这些民族有他们自己的文字体系和很多典籍，但是尚未被解读。……于是，又一个重要问题被提出来了。即在中国的内地,果真存在着一个不属于黄色人种的民族吗？如果确实是那样，那么他们是从别处迁徙来的吗？如果是，那么他们来时都经过哪些地方、留下了什么痕迹没有呢？进而还要搞清他们的原住地、原种族等问题。他们是当地的土著居民，还是有史之初早就来到了这个地方？”
该书中虽未明确给出这些问题的答案（“匆忙发表议论是草率的”），但书中有着相关的具体记录，诸如：“现在可以来描述一下彝族人了。……在我们的保证人中，有两人是身材魁梧的男人。其中的玛·禾秋身高有2米，长着一副深沉的、端正的脸。还有一个叫玛·瑶拉，身高1.90米，其头部长得特别美，没有一点亚洲人的特征。肤色不是黄色的，而像南欧居民被晒黑了的那种颜色，眼睛不是斜斜的小眼，而是被有力的弓形眉所保护着。鼻子是鹰钩鼻，口形很好。……他们的头部有点像欧洲人，还有几分像印度人。……我们的第三位保证人玛·娃莱，尽管也是彝族，却是一名丑男子，个子要矮得多（约1.65米)，但是他凭自己的才气和勇气赢得了好名声。”另有对西藏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描绘：“……留了一撮小胡子，其长相酷似欧洲人。而他的肤色既不是藏人和蒙古人那样的黑褐色，也不是汉人那样的黄色，而是纯正的橙色，如果不是这个肤色成为他独特的标记，和我们这么像的面孔大概会被错认成是法国的哪一位大官[45]16。”
还可一提的当代相关信息，是成都西南民族大学教授、知名画家王玮女士最近告知笔者的一次亲身际遇。2005年她受文化部、中国美协选派赴法国考察交流三个月，并在巴黎国际艺术城展览馆和巴黎画廊举办了《中国女画家王玮西部风情作品展》。作为一个例行普通展览，没想到作品中的一些彝族和藏族男女形象引发了当地观众的极大好奇，纷纷追问这些画中人是不是真的长得这个样子？是否现在还在中国？一位画家执意请求交换作品，并激动表示：我一定要去看看他们，这些人分明都是我们欧罗巴人的后代啊！
探险家、画家、摄影家大多好奇心强、见多识广、眼光敏锐，也是对外形、颜色、容貌格外敏感的人，他们对种族的判断往往比普通人有着更高的准确度和可信度。
4.笔者还有一个推断：三千年前经过长期辗转来到三星堆的这个西来族群，还可能自身就是古西亚苏美尔没落贵族、或再加古印度贵族的身份，至少是仍然携带着贵族的强烈记忆和相关习俗的贵族后裔。据潘蛟教授1990年的另一篇论文，“印度早期的等级制度被称作瓦尔那制度，它也是在雅利安人侵入印度河流域，征服该地区土著居民的过程中产生的。……印度最早的等级只有两个，一个是作为征服者的雅利安瓦尔那；一个是作为被征服者的达萨（敌人)瓦尔那。在希腊历史上，克里特和斯巴达都存在过类似印度的等级制度。……雅典也存在着贵族、平民、奴隶三种人。奴隶多是从外面买来，他们是被奴役的主要对象，平民和贵族是从该社会内部分化出来的。在罗马，奴隶是被征服掳掠的人构成的一个等级。平民和贵族是两个不同的等级，他们之间不能通婚 [46]。”这些古老的阶级习俗与黑白彝的社会何其相似！故在三星堆外来族群可能两三百年、多代人更替的漫长迁徙过程中，他们极可能在不同国度也坚守着贵族身份，并寻觅着他们新的子民。恰如在一种彝文古籍“《勒俄特依·兹住地》一节中说：‘萨古克良这地方，尔住路上方，兹住路下方，兹话尔不听，我不住此地’。这是说彝族在迁徙中，迁到萨古克良这个地方时，觉得这个地方兹和尔两大等级界限不严格，而且有尔这个等级占上风的现象。所以没有住下，又往前迁徙 [47]。”这简直就像、甚至可能就是三星堆外来贵族族群在他们的东迁途中，所经历的一幕情景之真实写照！
4. 三星堆文明的消逝原因和族群去向
关于三星堆文明为何突然消失、三星堆人何去何从之谜的争论，如三星堆博物馆原副馆长陈修元在2024年一篇论文中所总结：“在三星堆众多谜团中，三星堆王国的消亡之谜，成为最大的谜。外族入侵说、内部政权更替说、洪水灾变说、地震说，甚至雷电引发火灾说，都有专家学者论及。近年来，因全球新冠疫情肆虐，瘟疫说论者渐多。”该文的结论是：“对三星堆古蜀人来说，瘟疫直接导致神圣的巫神信仰的坍塌和对三星堆古城的遗弃。这是三星堆文明的一曲悲歌 [48]。”而笔者认为，瘟疫和其它灾难说虽然也有一定可能性，但都还缺乏最重要的、也是必要的与灾变直接相关的难民遗骨的发现和研究。
而笔者近年来愈加认为，已有的各种推测都忽视了一个重要因素：文字。远古一个族群领先获得“通神天书”，首先就足以对其它部族产生巨大震慑力和降服力，其次是能使自身获得真实有效的经验知识积累，从而大幅提高生产力和战斗能力。故对三星堆人的溃散消逝原因，笔者的推断是：在商末时期，已有三星堆贵族中派人以贞人身份参与商王占卜、发现体验了甲骨文的神奇（双方同为殊途东迁的苏美尔族群）；之后三星堆作为翦商联盟诸侯方国之一亲身体验了商、周强大而残暴的武力。在灭商决战、即公元前1046年（距今3071年）后不久，敬神鄙武的三星堆人决意集中埋藏所有祭礼器，全体贵族加部分子民向东南避战长途迁徙，之后溃散于古黔、滇地区（“三星堆文明因无文字和避战溃散说”）；其中重要一支再于唐代辗转至川南凉山地区，形成了其后的黑白夷平和相处的偏安独立社会（“凉山彝族为三星堆孑遗说”）（详后）。其余三星堆原住民的族群主体，则近迁至今成都金沙地区，后逐渐繁衍、继承、延续了基本独立于中原的古蜀文明，直至秦汉。在此两个过程中，也有很多三星堆零散分支族群分别先后辗转迁徙，后定居于藏东、陕南、甘青、巴、黔、滇、湘赣、两广，甚至越南、老挝、泰国、缅甸等地繁衍求存，或融入、或作为主体形成了当地族群，包括彝（爨）、苗、侗、白、纳西、傈僳、哈尼、藏、羌、土等西南少数民族。
这些推断的相关探讨如下：
1.三星堆文明的重大谜题之一，就是如此辉煌的文明为何没发现文字？以后是否还可能出土文字？笔者对此的推断，是贵族族群并没有自己的文字，故出土文字的可能已微乎其微。因为从各种迹象线索来看，当时仅有原住民族群中的彝（夷）族可能拥有原始古夷文，但由于族内能识、能用的人过少，日常功能太小，故没能引发西来贵族族群的重视、学习和使用推广，故至今三星堆和周边只有少量零星的同期古彝文铭文被发现。这个神性极强的贵族族群很可能笃定固执地认为，诸如各种青铜神像和自造神礼器，比那些原始文字高贵、高明、重要得多，创造和祭祀祂们，即可福星永照，万世太平。
西来苏美尔族群早在西亚故乡的时代，就可能接触过、至少曾耳闻当地已经发明和使用的楔形文字。但因为这种人类最早文字的独立孕育极其艰难缓慢，当年在其发源地区也欠流行，更因初期的文字仅被一些商人用来记账、算账17，故很可能恰被这个高贵的传统贵族族群所轻视、甚至蔑视；即便有个别族人也曾掌握，也会在早期的辗转迁徙途中彻底失传。另外笔者还有一个重要推断，这个传承文字记忆、再造一种人类新文字（甲骨文）的使命，很可能也是由他们的苏美尔同胞所完成：在三星堆贵族进入西南中国之前，还有另一支长于经商、畜牧的强大族群从两河流域北部东迁，他们因为已有或已知前往中北亚经商的经验，所以选择了经阿尔泰地区辗转向东迁徙，最后经历了比南丝路族群更艰难、但更快的迁徙旅程，到达了华北地区。他们再经过与东夷族争战、联合后，形成强悍的“商”族，并依仗先进的青铜、马车和凭依稀记忆再造的甲骨文，建立起了强盛的商王朝18。而经南丝路东迁的族群由于气候和环境因素，旅程更加迟缓，在途径古印度遭遇哈拉帕文明的年代，虽还有可能与当地“印章文字”邂逅，但因“哈拉帕文化中现在大约发现了400个印度符号，……可惜，至今为止，哈拉帕文字或者符号实际意味着什么，依然是一个谜团 [16]。”这种让无所不能的现代人都百思不解的小众文字，必然也使当年的外族莫明其妙，也不太可能引起这个西亚族群的重视。这也使得三星堆族群直到溃散之前，猛然探知到有如天书般神秘复杂、并拥有强大神奇功能的甲骨文之后，才会震惊、懊丧、绝望不已。
2.关于文字和武力对三星堆文明崩溃造成的决定性作用，笔者有如下三点具体推断：
首先，天才商王武丁创造性地借助甲骨文的通神名义，将自身的文韬武略进行了超常发挥：考古数据证明了武丁一代就占了出土甲骨文总数量的约57%，而后期出土的甲骨文卜辞明显减少、式微就是一个有力证明（故笔者推测，武丁可能是甲骨文“速创说”的创制者之一、或至少是甲骨文创造、升级的主导者——相关具体论述将在另文发表）19。武丁王带头参与创造、或至少直接使用甲骨文进行占卜这个事实，无疑将文字的神性和地位大大提升，为文字的继承、改进、和推广使用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高效使用文字记事、备忘、记载先贤功绩、积累重要知识开创了一个爆发飞跃期。可以想象，有了这一前所未见的“神降天书”加持于强大的经济基础和强悍的战斗力，足以对其它方国和部族产生无可比拟的震慑力和降服力。
其次，在晚商时期，三星堆方国的高层人物有可能作为探访殷商的“贞人”之一，直接参与了殷商运用甲骨卜辞占卜的过程。如郑也夫在《文字的起源》一文里的总结研究：“甲骨文初创时期贞人的规模，今天研究者们确定的数量大约一百有余。……贞人来自殷的邦国、方国，其中一些贞人为‘邦国小君’。殷代王朝垄断了这些贞人，便将龟卜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49]。”而三星堆贵族与殷商上层贵族，应同为苏美尔地区东迁至中国的不同族群，所以他们甚至语言尚能相通；但因为他们本来并非类似族群，应有着上层老贵族与经商务实族群之别，前者从来不谙文字、或早已没了任何文字记忆，故猛然看到甲骨文字的神秘型态、复杂结构、加神奇的功能后，再转达至三星堆全体上层所可能引发的精神震动，不可小觑。
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临门一脚原因：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成果，武王伐纣的决战发生在公元前1046年、即距今3071年；而三星堆祭祀坑埋藏的考证年代，据2023年底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最新发布”，恰在“距今3100到3000年之间”[4]；故笔者认为，应是三星堆族群的一小部（原住平民族群加个别贵族）应邀参加了灭商大战——即亲身经历了商周强大武装的所向披靡、和战场杀戮的残暴血腥。而以此亲身的亲历再返川禀告，导致三星堆方国酋长贵族们一致确信，残酷的兵灾也必然很快降临三星堆。而高贵的决策层，既不可能放弃崇高信仰、投降他族变为奴隶，也绝不愿诉诸武力进行拼死抵抗，更不能坐等杀戮，于是在距今3071年之后的短期内，毅然决然埋物弃城，再次决定为避战而跋涉远迁。
3.贵族决策层在向全体三星堆人宣布他们的预判和重大决定之后，随即安排了大规模的祭祀祈祷仪式（包括“燎祭”），实行“坚壁清野”将所有祭祀礼器全部埋入秘密地点，带领着自愿追随的、以部分古彝族为主的子民，向着预期战祸的反方向、即今黔滇地区，踏上了漫长的迁徙征途。在辗转一千多年之后，其中一部来到今川南大小凉山地区，形成了黑、白夷两大阶层的长期和平共处，自成一体、遗世独立。古彝族族群为何更愿意追随迁徙？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是笔者认为，他们既是以东夷避战而西南迁的族群为主导，且借助古彝文对惨烈战争有更多记忆，故对战祸的来临同样极为恐惧；另一种说法是，彝族属藏缅语系，其族源主体来自古南亚和西藏地区，甚至古彝文与古印度某种文字同源 [50]20，故与新近西来的西亚族群天然亲近。而三星堆原住民主体为何没有跟随？笔者推测因为他们以长江中下游远迁而来的族群和华南原住民为主，他们已经基本丧失了残酷战争的记忆、或一直并未经历过剧烈战祸，所以更寄希望于继续在成都地区安居乐业，繁衍生息。
关于如此大规模的宝藏埋藏为何没有被再利用、或被盗掘的疑问，笔者的推测是：三星堆贵族族群为避战必须远离四川盆地进入山区，但他们没能在短期内再次复制往日三星堆的成功，也就没有能力再回广汉地区取回他们的青铜礼器、或在新地区再造大批新器。久而久之，他们也自然会逐渐丧失高级工匠，忘记埋藏地点。而就近迁徙到金沙地区的大部分原住民族群，也因为出于对原主人贵族信仰的尊重、或加上一直就不知道三星堆祭祀坑的埋藏地点，也就没有回来挖取旧日宝物。也许多年之后，双方都曾有过“熔器铸剑”、或“铸器为锄”的需要和想法，但因为都已失去了相关具体记忆，这才有了我们今天后人在三千年后的幸运和惊喜。
4.古彝文的创始虽可能早于甲骨文，但因其早期发展、推广极其缓慢，后期又因得不到贵族阶层的大力支持、甚至有意无意的轻视，少数传习者（毕摩）的人数和地位也长久得不到提升，彝文遂只能长期停滞在相对原始的文字状态。前引林耀华教授的调查报告中，也对这个问题有所佐证：“经典用夷文抄写，倮倮文字能够流传，實賴笔母（毕摩）的師承相继。平日民間不用夷文,文字在夷家所居的地位，並不若一般人所想像的重要。……實際上倮倮笔母的主要任務，即在於实行巫术。笔母为夷家社會特殊的人物，他的职务与常人不同，專司宗教和巫術的活動。一個村落之内，至少有一個筆母，黑夷白夷皆可，但近代當以白夷筆母居多。”另如前引《彝人首领》中的黑彝女首领，她对贵族阶层自身天职的要求并未提及写字念书，而是“‘我的丈夫和这里所有的年轻人，’她用手往屋里一挥说道，‘他们都是武士，他们要干的事就是与敌人作战。’然后她的眼睛自豪地闪耀着光芒，‘他们很小的时候我们就教他们骑马、射击，运用谋略和武器来进行战争。’ [44]”
宏观来看，处于弱势地位的任何古代民族，如在早期其贵族阶层没有足够的认知来重视、发展文字文化，晚期则不得不转为尚武习武以保障其族群的自身生存，如此必然导致其文化进步缓慢、教育长期停滞。这个重大缺陷自然会深度影响其知识财富的积累，阻止其民族整体的发展、进步，形成恶性循环，以致与主流民族的交流渐行渐远，跟先进文明的差距越落越大。这应是彝族及其他中国少数民族错失文明升级、民族崛起的历史机遇的主要因素之一。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巫师祭司集团“对于文明和国家的起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夏代开始，巫师的后继者祭师集团构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知识分子集团。……他们既是政治上的统治者，经济的指导者，又是一切精神财富的保存者。如果我们在研究这一时期的政治史和经济史时忽视了祭司集团通过宗教活动对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那么这种研究必将是有缺陷的。”（童恩正语 [51]）三星堆文明未能及时重视、创造新的文字，也没有及时推广、使用和改进已有的古彝文，也很可能是这个兴盛一时的文明升级受阻、快速崩溃消逝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相形之下，“随着使用汉字的汉族之文明程度越来越高，民国越来越富强，使得其它弱小族群逐渐融入，形成了越来越强大的汉族，最终主宰了整个东亚的富庶地区。即使在其漫长历史进程中，历经了无数次外来文明文字的袭扰、入侵、甚至易帜，但中华民族不仅在文字和文明上皆可巍然不动，化险为夷，而且能够在文化和族属上化‘夷’为华，兼容并包21。”
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施劲松所说：“我们对三星堆考古发现取得的日益丰富的认识，得益于科学的研究方法与路径。……建构解释体系是考古研究的任务，建构的开放性体现了考古学的科学性 [52]。”作为本论文结尾，还希望能与学者专家及读者一起，再次重温李学勤、童恩正教授分别在18年和38年前的、但至今仍不过时的断言。
李学勤：“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三星堆文化的认识和评价恐怕还没有到达到充分的程度。”；“（欧亚学）把欧亚大陆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这是人文学科里最前沿的国际性学科。”；“这几条丝绸之路里面，最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是西南丝绸之路，而对于西南丝绸之路来说，三星堆文化又占据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1]。”
童恩正：“中国学术界闭关自守、闭目塞听的时代已经过去，一个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新时代正在来临。广大的研究中国南方民族学和考古学的学者，应该与全世界对同一课题感到兴趣的学者携手合作，从研究理论、研究资料到研究手段进行广泛的交流，互相切磋，截长补短 [53]。”
彝族人-网诞生于北京，已经20年了。初心不改，在浮躁的网络时代，留一片净土，为彝族留下更多闪光的文化。（参考文献略，请参阅原文）
原载：《学知》2025年第10期；文图来源：微信公众号-新文化视界；配图除照片内的标示外均来自网络，版权归作者所有。
作者简介：任光宇（Gary G. JEN），美籍海归独立学者，近年专事早期甲骨学史、早期敦煌学史、中华古文明及三星堆文明史等领域的学术研究。已在中国学术期刊发表多篇具重要创见新说的长论文，其中三篇荣获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对甲骨文和敦煌遗书两大发现史的百年悬案，做出了全面论证和最佳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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