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和祥｜少数民族古籍保护与活化利用路径研究——以西南地区为例
摘要：少数民族古籍所记载的历史、文化、生产生活内容，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记载了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交往交融的史实。当前，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工作在政策制定、原生性保护、再生性保护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也还有存量不清、数字化技术运用不足等问题。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古籍类型多样、形制复杂，以西南地区为例，探索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和活化利用的新路径，有助于推动全国少数民族古籍的完善保护和深化利用，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关键词：少数民族；民族古籍；古籍保护；古籍活化利用；西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是由多民族组成的共同体。中华文化由各民族文化融汇而成，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各民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了自身独特的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注入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承载各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是各民族先辈留下的重要文化遗产。根据《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定级》(GB/T36748—2018)国家标准，“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以下简称“少数民族古籍”）是指“1912年（不含1912年）以前，在中国及相关历史疆域（含少数民族历史上建立的地方辖区）内，用少数民族文字书写或印制的书籍”[1]。因少数民族古籍与汉文古籍在产生、发展、流传过程中客观存在的差异和复杂性，符合“以少数民族文字抄写、印制，或以传统方式著述、装帧，或具有重要历史、学术、艺术价值及传承意义”三个条件的少数民族古籍，时代下限延至1949年（含1949年）。少数民族古籍作为少数民族文化记忆的载体，对强化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促进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
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少数民族古籍保护的重要性
（一）少数民族古籍是不可再生和不可替代的文化资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2]少数民族古籍记录了各民族独特的文化、历史、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的内容以及各民族历史发展进程，蕴含着丰富的民族团结进步思想，是宝贵的文化资源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实证。例如，可与《荷马史诗》媲美的中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弥补了汉族文学中没有史诗的缺憾；焉耆—龟兹文《弥勒会见记》是我国最早的原始剧本；彝族的《西南彝志》，西夏泥活字印本《妙法莲华经集要义镜注》等，这些古籍极大地丰富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宝库。[3]《格萨尔王传》展现了藏族人民在高原地区的生存智慧和精神追求，其中包括部落战争、英雄崇拜等内容，这些文化元素是藏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性。《西南彝志》涉及彝族地区与中原王朝之间的朝贡关系，以及在经济方面的交往交流情况。云南、贵州、四川、西藏、重庆等5个省（区、市）有30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少数民族古籍藏量丰富，古籍载体形式多样，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法律、历史、文学、艺术、天文、医学等领域。这些古籍形制各异，有金石碑铭、有口传古籍，是多元文化生态中不可再生和不可替代的文化资源库。
（二）少数民族古籍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有力佐证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不仅被记载在“二十四史”等汉文古籍中，也被记载在众多少数民族古籍里。如《玛纳斯》是柯尔克孜民族宏伟的英雄史诗，它讴歌了英雄玛纳斯及其七代子孙前仆后继抗击入侵者的英雄业绩。[4]在历史层面，它反映了柯尔克孜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部落迁徙、战争冲突等情况；在文化方面，史诗中包含了大量的柯尔克孜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道德观念等内容。像这样的民族古籍极大地丰富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库，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5]瑶族的《过山榜》记载了瑶族的起源、迁徙以及与汉族、壮族等民族相识相知、交往交流的内容。如瑶族与汉族在农业生产技术方面的相互学习，以及在节日习俗等文化方面的相互影响。彝族的《支格阿鲁》《羌族萨朗》，纳西族的《黑白战争》等古籍记载了各民族共同缔造伟大祖国历史的佳话。
（三）少数民族古籍展现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
在我国历史上，一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借鉴中原地区文化，大量少数民族古籍直接译自汉文，各民族之间互译典籍、互学互鉴。如藏文《战国策》《大唐西域记》译本，傣文《西游记》《儒林外史》等小说译本。[6]数量众多的这类古籍，体现了各民族深入的文化交流及和谐的民族关系。在交流交融方面，更有许多例证，证明了汉族和少数民族互相汲取文化养分，使中华文化更加丰富多彩。如，水族在与汉族等周边民族长期交往的过程中，在节气划分、农事安排等方面，其《水书》与汉族历法有一定的相似性。这是水族文化汲取汉族文化养分、与汉族文化交流融合的体现。汉文《徐霞客游记》虽然不是少数民族古籍，但记录了作者徐霞客在游历过程中与众多少数民族的接触和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观察。在游记中，有大量关于少数民族风俗文化的记载，如壮族的歌圩文化、苗族的银饰文化、瑶族的盘瓠崇拜等。这些记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流。通过徐霞客的文字，人们能够了解到不同民族文化的独特之处，为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媒介。《徐霞客游记》展现了作者在游历过程中与少数民族群众的交往互动，体现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良好的关系。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种记录对促进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和睦相处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和活化利用工作取得的成效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自2007年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17年中，全国古籍保护工作得到迅速发展，在少数民族集聚区域更是有了显著的成效。国务院公布的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收录少数民族古籍1133部，占总数的8.69%。[7]国务院命名的六批203家“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中，西南地区就有四川省图书馆、贵州省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西藏自治区布达拉宫、云南省楚雄彝族研究院、贵州省荔波县档案馆等28家，这为保存保护民族典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西南地区聚居着众多的少数民族，为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和活化利用的开展提供了丰富的古籍资源。笔者在着手此文前，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实地和通信调查，获取了一些宝贵的第一手材料信息。
（一）西南地区少数民族集聚区域古籍保护和活化利用成效显著
1.集中开展原生性保护
古籍修复是原生性保护古籍的重要手段。多年来，国家先后在四川、重庆、云南建立“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凭借着杰出的修复技艺，通过导师传承、培训班学习，西南地区集中完成了一定数量的珍贵古籍修复工作。
云南省图书馆获得“国家可移动文物修复资质”和“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通过师带徒、集中培训等方式，在全省组织开展彝文、藏文、傣文、东巴文等少数民族古籍修复工作，完成一批少数民族古籍修复项目，抢救性修复彝文古籍284册15182叶，藏文古籍3000叶，傣文古籍34册970叶，东巴文古籍40册491叶。[8]2022年，云南省图书馆古籍修复技艺被评为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2024年，杨利群获得云南省修复技艺传承人。在传承传统技艺的前提下，为与藏文古籍纸张自然融合，创新性取狼毒草根与定制的构树皮纸浆相混合，形成的纸浆进行人工纸浆补书法。[9]创新填补、夹接、人工纸浆补书技法，并成功应用于藏文、彝文、傣文古籍，纳西族东巴经等少数民族古籍的抢救性修复。[10]2022年，“国家级藏文古籍修复基地（云南）”在云南省图书馆挂牌成立，主要开展藏文古籍修复及相关科学研究。
民营机构“四川西部文献修复中心”自2022年起，连续两年进入西藏布达拉宫，成功修复了1200余叶的藏文文献。2023年以来，西部文献修复中心与四川藏文精编社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为其修复1800余叶藏文经书。他们还成功修复了近900叶广西壮族自治区民宗委收藏的京族文献及古壮语文献。西藏自治区累计修复3000叶濒危藏文古籍。2018年，科学技术部将“贝叶经保护修复关键技术及应用示范”列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为贝叶经保护修复提供科技支撑。2023年10月9日，国家文物局与西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成立布达拉宫贝叶经等古籍文献保护利用项目领导小组。
2.广泛推进少数民族古籍再生性保护
数字化是古籍再生性保护的新型手段。据不完全统计，云南省目前完成民族古籍数字化9574册492200页。其中，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对3367册203022页傣文、彝文、纳西东巴、瑶文、普米、傈僳等少数民族古籍进行了数字化高清扫描。云南省图书馆搭建“云南古籍数字图书馆”为公众免费提供服务，目前有注册用户1392个，总浏览量33607次。四川省图书馆建成“四川科技古籍数字资源库”，并实现免费开放，有力推进古籍活化利用和开放共享。
复制是古籍再生性保护的又一手段，从2016年至今，广西每年抢救搜集量都在1000部以上。[11]广西民族古籍中心探索出“古籍复制件换原件”的抢救搜集新模式，这一首创经验也被誉为全国民族古籍抢救保护工作的“广西经验”。
3.整理出版少数民族重要古籍
影印出版是少数民族古籍再生性保护的传统手段。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少数民族研究所藏傣文《芒莱法典》、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档案馆藏水文清抄本《六十龙备要》、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藏清光绪七年(1881年）韦善经古壮文抄本《么破塘》等被编入《中华再造善本》（续编）。
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近年来整理出版了《云南少数民族古籍珍本集成(1—100卷）》、《云南少数民族非纸质典籍聚珍》6卷、“中国南方民间文学典籍英译丛书”7种、《傈僳族音节文字古籍译注》等。2021年云南省新闻出版局印发的《云南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2021—2030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古籍书系》《葫芦同结架》《云南少数民族古籍读本》《百代芸香：云南少数民族传统知识典籍译注》《云南少数民族古籍版本图录》《云南少数民族古籍中的传统民族趣谈》《天步值艰：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资料汇编》等一批少数民族古籍出版项目列入其中。
四川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整理出版了《藏族古译文献宝典》《中国彝族谱牒选编（四川卷）》《羌族萨朗》《四川苗族古歌》《四川回族历史与文化》等涵盖藏族、彝族、羌族、苗族、回族等少数民族古籍出版物。
贵州省出版了“贵州国家级珍贵民族古籍译注”丛书、“彝文文献经典系列”丛书和《西南彝志》《苗族古歌》《布依族古歌》等。
西藏自治区搜集整理并出版了“西藏经典文化丛书”以及《藏族历史典籍精选》《八大藏戏》《格萨尔王传》等。还整理出版了“先哲遗书”“雪域文库”等丛书，以及《西藏通史》《西藏历代法规选编》《藏族工艺典籍选编》等反映藏民族历史、文化、工艺、法律等多方面的古籍。
重庆市整理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土家族卷）》《重庆民族志》《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民族宗教志》等少数民族古籍。
4.着力培养少数民族古籍保护人才
近年来，西南地区通过培训基地、传习所、高校，不断加强古籍保护人才队伍培养。贵州等省（区）建立“国家古籍保护人才培训基地”，在云南、四川等省（区）建立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12]云南多措并举培养新时代少数民族古籍保护人才。一是培养少数民族古籍保护人才队伍，举办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38期，受训人员达1305人次。其中，彝文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5期、藏文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7期、傣文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3期、东巴文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1期，在全省培养了一支30余人的少数民族古籍修复骨干队伍。[13]二是筑巢引凤，2022年在西双版纳州图书馆建设云南省文旅系统首家院士工作站“云南省杨玉良院士工作站”，建设贝叶经专业研究团队，为民族古籍保护注入强大人才动力。
5.探索多方参与古籍保护取得实效
云南省、西藏自治区等省（区）积极开展文化志愿服务活动，通过招募高校志愿者、专家学者、民间人士的方式，开展彝文、傣文、藏文等民族古籍的普查登记工作，为民族古籍普查登记工作提供了较为有效的范式。
近年来，云南省在藏文古籍、彝文古籍、傣文古籍等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工作中得到多方支持，形成了几个成功案例。与北京苹果慈善基金会、国家图书馆合作完成“纳格拉洞藏文古籍保护项目”，开展“藏文古籍文献修复保护项目”；在“字节跳动古籍保护专项基金”的支持下，云南省图书馆开展彝文古籍《查姆》的修复，通过申报项目和举办全国少数民族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的方式，共修复彝文古籍《查姆》27册704叶。2025年云南省图书馆申报的“云南珍贵纳西东巴古籍修复项目”获得了“字节跳动古籍保护专项基金”支持；取得浙江财通证券公司、京东方科技公司公益资助，中国古籍保护协会、云南省图书馆、西双版纳州图书馆共同实施“傣文古籍文献提供中心”项目，作为“一带一路”重要文化工程推广到东南亚，还入选2022年文化和旅游部“社会力量参与志愿服务领域典型案例”。
修复后的彝族古籍《查姆》
（二）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古籍保护亟待解决的问题
1.少数民族古籍家底不清，藏存分散
与汉文古籍多数存藏于图书、档案系统不同，民族古籍除在图书和档案系统集中保护外，还散存于各文物保护部门、考古部门、民委系统、宗教庙宇等地，甚至大多数散存民间，“摸清家底”展开普查登记的难度非常大。这些散落民间的古籍，由于缺乏专业的保护知识，大多出现发霉、发脆、粘连、受潮、污渍等受损现象，并有不断加剧的趋势，其损毁情况令人担忧。
2.少数民族古籍修复技术有待提升
少数民族古籍的纸张工艺和装帧形式多种多样，给修复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挑战。这种多样性和复杂性也限制了修复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少数民族古籍的书写格式和内容往往具有其特殊性，需要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进行解读和修复。这种特殊性也增加了修复技术的难度和推广的复杂性。相较汉文古籍修复学研究，专门性的少数民族古籍保护修复学基础理论研究更为欠缺，尚未成熟。由于州（市）、县级等基层缺乏修复设施设备，加之少数民族古籍分散的特点，较难形成可持续的修复实践，因此，已经培养出来的学徒所学的修复技术往往很难持续性地应用推广。
3.少数民族古籍数字化平台发展滞后
较为成熟的系统主要应用于发达地区的头部单位中。例如，由北京大学与字节跳动公司合作研发“识典古籍”数字化平台，具备简繁转换、原本影像对照、全文检索、注疏辅助等一系列便捷功能。[14]欠发达地区往往不具备这样的开发能力和数字化技术，仍然停留在简单的数字化扫描、图片存储阶段。少数民族古籍数字化保护水平低，影响民族古籍的保护传承。目前，缺乏少数民族古籍资源数字图书馆平台，少数民族古籍资源的共建共享共用未能真正实现。少数民族文字受制于没有统一的字符集标准，且字符难以规范和录入，文字处理系统建设困难，导致少数民族古籍的文字转换效率低。其基本形式仍以图文扫描和摄影摄像为主，造成古籍数字化形式较为单一。因此，资源开发利用较为有限。
4.传承保护人才队伍严重不足
在少数民族古籍保护、修复、数字化、整理出版人才培养中，往往出现队伍结构失衡、队伍年龄偏大、专业结构失衡、研究文种失衡等问题。在西南地区的历史上，往往是由佛教僧侣、巫师祭司或族群里的知识分子掌握和使用民族古籍。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进步，人们的生产生活环境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使得早期的民族古籍文献的使用渐渐与社会实际生活相脱离，原有的记叙不再适用于现在的生活环境。民族古籍与年轻一代的生产生活方式相脱离，年轻人不愿意接续父辈的技艺以及民风民俗知识的传承，民族古籍识读传承逐渐减少。例如，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畹町镇芒棒村委会芒棒村民小组的州级傣族民风民俗“贺路”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依晃，今年66岁，能识读、唱诵、应用老傣文，由于家中只有一个女儿（傣族习俗传男不传女），现在还没有找到传承人。长此以往，传承人减少，一些民族古籍将逐渐成为无人能读的“天书”。
三、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加强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和活化利用的创新路径
“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加强古籍典藏的保护修复和综合利用，深入挖掘古籍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15]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古籍保护工作者指出的新时代古籍保护与活化利用的方法和路径。2022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做好古籍工作，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对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提出“加大古籍宣传推广力度，多渠道、多媒介、立体化做好古籍大众化传播”；2022年10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印发的《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提出“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系统推进古籍抢救保护、整理研究和出版利用，推动新时代古籍工作高质量发展，为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积极贡献”。在西部地区，自2022年以来，云南省、重庆市、四川省以及西藏自治区相继出台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实施方案和相关规划。在以上方案和规划里，对深入开展古籍普查，全面摸清摸准古籍存量资源信息；加大古籍修复工作力度，全面提升古籍保护质量和水平；加强古籍领域科技运用，推动古籍数字化工作，探索古籍智能化利用新路径；强化古籍资源挖掘活化，面向社会大众的普及推广；加强古籍人才队伍建设，不断提升工作质量等五个方面都提出具体的要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何寻找民族古籍保护和活化的创新路径，真正发挥民族古籍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重要资源的作用，使少数民族古籍与汉文古籍共同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贡献力量，是具有深刻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的重大课题。
（一）融合科技、教育与国际合作加强原生性保护
少数民族古籍不同于汉文古籍，在开展普查、修复之前，应当参考汉文古籍普查方式，根据少数民族古籍自身装帧形式、书写格式、载体材质等特色特点，招募高校师生和懂民族文字的志愿者，根据不同民族生产生活和使用民族文字、古籍保存情况，对古籍存藏区域、存藏情况等开展普查调研。在传统的文献调查和实地走访调研法外，还可以结合网络调查、社交媒体分析等方法，从多个角度收集古籍信息。加强与历史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学科的交叉合作，进行行之有效的少数民族古籍普查登记。与国际古籍保护机构建立合作关系，积极参加国际古籍保护会议和展览等活动，掌握和了解少数民族古籍在境外的收藏情况。与有关国家合作，共享古籍资源，拓宽古籍保护的视野。
目前，在全国持续开展少数民族古籍修复的省市为数不多，云南省是其中的代表，在持续推广少数民族古籍修复技法上做了很多探索，通过师徒传承、设立传习所、举办培训班的形式推广少数民族古籍修复技术，在全国形成了优势。在此基础上，应将传统技术与新兴科技结合起来，继续研发针对性技术，开展对少数民族古籍文献载体、书写材料等物理和化学特性的深入研究，基于这些特性研发出如纸张修复、字迹加固、防虫防潮等专门适用于少数民族古籍的保护技术。对每一部修复的古籍建立详细的修复档案，记录修复过程、方法和材料等信息，利用数字化技术建立古籍数据库，将古籍的修复档案、图片、视频等资料进行数字化存储和管理，搭建数据平台，方便公众查询和研究。与高校、科研机构等合作，开展古籍修复技艺的科研项目，探索新的修复方法和材料。
（二）应用数智化大模型建立少数民族古籍资源库
加大对少数民族古籍数字化技术的研究开发力度，结合OCR、NLP技术，对古籍中的文字进行识别和转换，方便后续的检索、研究和活化利用。一方面，运用高分辨率扫描、三维重建等前沿技术，能极为精细地留存古籍原貌，无论是古籍的纸张纹理、插画细节，还是装订特色，都可精准复刻。另一方面，结合OCR、NLP技术，可将古籍中的文字转化为可编辑文本，极大便利后续的深入检索与学术研究，为学者们打破文字识别障碍，快速定位关键信息。
建立区域大模型，完善民族古籍文献资料信息库，加强地区之间的合作，打破行政区域限制，整合少数民族古籍资源，通过与相关机构合作，打造一个涵盖全面、分类清晰、检索便捷的民族古籍资料信息库，实现民族古籍文献资源的高效管理与广泛应用，推动民族古籍从传统的纸本保存向数字化、网络化、多媒体、交互的现代利用模式转变，促进民族文化在当代社会的传承与发展。
在这方面，国家图书馆已经做出了一个示范案例。2024年1月26日，由国家图书馆与字节跳动公司、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合作建设的东巴文汉文合璧《创世纪》知识库在北京正式发布，并在“识典古籍”上线。[16]这种以图、文、声、貌并行的方式，全面展示少数民族古籍的风貌及魅力，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是丰满、立体地实现少数民族古籍活态传承的当代创新途径。
（三）跨学科培养青年专业人才队伍
两办《意见》中特别强调，要“健全少数民族古文字人才传承机制，建设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专业人才学术交流平台”。前文提到，在少数民族古籍保护、修复、数字化、整理出版人才队伍中，往往出现队伍结构失衡、队伍年龄偏大、专业结构失衡、研究文种失衡等问题，在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工作中，既懂汉文又懂少数民族文字的“双语”人才奇缺。因此，在院校和民间两个方面，应紧抓青年人才的培养工作，为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工作培养后备力量。
1.跨学科的院校人才培养
院校是培养青年人才的重要阵地。目前，在一些高校成立了古籍保护研究院，如复旦大学、天津师范大学、中山大学、贵州民族大学等。在这4个保护研究院中，贵州民族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是针对贵州地区丰富的少数民族古籍资源进行保护与传承而成立的；复旦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从2023年开始开展贝叶经的保护研究，他们集合了包括化学、材料学、生物学、文献学、历史学、文学、考古学等多学科的人才开展贝叶经保护项目，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以上院校跨学科培养人才的实践，为少数民族古籍人才培养提供了实践依据。
在历史上，我国少数民族创制近30种文字，根据文字形式，可分为象形文字、音节文字、字母文字、汉字系民族文字4种类型。[17]鼓励高校、科研机构等根据这30种文字的实际，设立民族文字古籍课程。基础课程应包括民族历史文化概论、民族语言文字学、古籍版本与鉴定等，专业课程应涵盖民族古籍修复、数字化、编目与分类等，实践课程则需要组织学生参观民族古籍保护单位、博物馆、图书馆等，并进行现场教学和实习实训。
2.注重民间人才培养和挖掘
有些少数民族古籍由于历史的原因，能识会读的人很多是本民族的宗教人士或民间人士，如西南地区的彝族毕摩、纳西族东巴、傣族康南、水族水书先生等，他们是通过手抄和口口相传的方式进行传承的。因此，重视少数民族古籍传承人的培养和挖掘，是少数民族古籍保护人才的重要渠道。为少数民族古籍建立传承人档案，记录他们所传承的古籍内容和传承脉络。开展民间古籍保护人才培训活动，以村落或社区为单位，组织当地居民学习古籍保护的基础知识，如古籍的简单修复方法、防潮防虫措施等。鼓励民间艺人将古籍中的文化元素融入自己的作品中，促进古籍文化的传承。
（四）广泛吸纳社会力量参与
社会力量参与，即PPP模式，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ublic-Private-Partnership)的简称，主要有两方面优势：经济成本众筹—拓宽经费来源[18]；社会氛围营造—强化社会互动。健全社会力量参与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引导调动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其中，能够通过多元化的参与方式，促进古籍保护理念的深入人心，形成全社会共同关注、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这一策略为古籍保护事业带来新思路、新方法，推动了古籍保护工作的创新与发展。针对少数民族古籍的特点及保护现状，为有效解决少数民族古籍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必须支持和引导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以捐赠、资助、依法设立基金会等形式参与少数民族古籍保护传承。通过志愿服务、资金支持、技术支持和教育培训等社会力量参与的方式，为少数民族古籍保护拓展经费渠道、扩大少数民族古籍保护的影响力提供全新路径，为少数民族古籍保护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五）活化利用少数民族古籍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19]这是开展古籍活化利用的行动号角，也是新时代赋予古籍保护的新使命。
1.推动文化创意产品开发
（1）增强文化认同感。从故宫博物院和敦煌研究院古籍文创的例子可以看出，通过将古籍中的文化元素融入文创产品中，能够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和使用这些带有传统文化印记的物品。对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工作来说，可以邀请设计师和艺术家，以少数民族古籍中的图案、故事、文字等为元素，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创产品，这样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少数民族文化，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经济价值反哺保护工作。文创产品的开发可以带来经济收益。这些收益可以部分用于少数民族古籍的保护工作，如改善古籍的保存环境、培养专业人才等。以某一少数民族古籍中的传统服饰图案开发的服装品牌，获得市场认可后，其利润可以资助当地的古籍保护机构对古籍进行修复和整理。
2.加强新媒体传播
（1）扩大传播范围与共享知识。国家图书馆古籍数字资源库和“中华古籍故事”动画短视频的成功表明，数字化和新媒体传播能够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对少数民族古籍而言，建立数字化资源库可以让更多人，包括少数民族同胞和其他民族的群众，方便浏览古籍内容。比如，将少数民族的史诗古籍进行数字化处理后，通过网络平台传播，能够让不同地区的人们了解少数民族的文学成就，促进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交融。
（2）激发兴趣与传承意识。利用新媒体形式，如动画、短视频等生动地展示古籍内容，可以激发人们对古籍的兴趣。对少数民族古籍来说，也可以制作类似的动画或短视频，讲述古籍中的民族起源、英雄事迹等故事。这有助于在年轻一代中培养传承少数民族古籍文化的意识，确保少数民族文化在传承中不断发展。
3.促进少数民族古籍活化利用与旅游深度融合
《阿诗玛》是云南省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彝文古籍。20世纪60年代，根据石林彝族民间文学改编的电影《阿诗玛》风靡全国，使得彝族文化得以更广泛地传播，增强了大众对彝族文化的了解和认同，提升了石林风景区的知名度。现在的石林风景区已经是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和国家5A级旅游景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利用古籍讲好地方故事，是古籍活化利用与旅游深度融合的重要抓手。
（1）促进文化交流与理解。将古籍展示与旅游体验相结合，可以让游客深入感受当地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有着丰富而充满魅力的旅游资源，可以将少数民族古籍展示融入当地的旅游线路中。例如，在少数民族聚居的村落旅游中，设置专门的古籍展示馆或区域，展示古籍中的当地少数民族文化生活、民风民俗等内容，并安排专人讲解古籍中的故事和文化内涵。这可以让游客更好地了解少数民族文化，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增进民族团结。
（2）社区参与和可持续保护。旅游开发可以让当地少数民族社区参与到古籍保护工作中来。当古籍展示成为旅游的亮点时，社区居民能够意识到古籍的价值，积极参与古籍的保护和传承。例如，当地居民可以通过参与古籍讲解、传统技艺展示（如古籍制作工艺、手工纸制作工艺、古籍里的当地故事）等活动，获得经济收益，也提高了对古籍保护的积极性，形成一种可持续的古籍保护模式，这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工作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结语
少数民族古籍中所蕴含的各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是加强中华民族认同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文化资源。古籍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其价值远超越文献本身，是塑造文化认同、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力量。“孤本不孤，化身千百”是20世纪以来古籍整理保护的重要经验。加强少数民族古籍保护，有利于促进各民族思想文化交流，加强民族团结，有利于推动边疆治理，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为深入研究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提供可靠的文献资料，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有力佐证。古籍保护工作者应该尽力开展民族古籍的保护与活化利用，让民族古籍在中华文明建设中焕发新的生命。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工作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彝族人-网诞生于北京，已经20年了。初心不改，在浮躁的网络时代，留一片净土，为彝族留下更多闪光的文化。注：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引用“[1][2][3]”等字样标出。
作者：杨和祥，现任云南省图书馆副研究馆员、馆长。
原载：《民族艺术研究》2025年第2期；文字来源：微信公众号-西南边疆，编辑：马梦园；校对：何薇；初审：周立英；终审：黄体扬。图片来源：彝族人网、孔夫子旧书网 等。
/ Recommendation
/ Reading l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