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权、王权与文明交融：三星堆文化的社会结构及对外交流研究
摘要：三星堆文化是中国西南地区青铜时代的代表性文明，以其独特的青铜器物群、神秘的祭祀遗存、鲜明的文化面貌及无成熟文字留存的特征著称。本文结合考古发掘资料与多学科研究成果，从祭祀遗存的性质解读入手，探讨三星堆文化的社会权力结构，重点分析无文字现象与神权主导体系的内在关联，并通过器物比较分析其与中原文明、长江中游文明的交流互动，揭示三星堆文化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地位。研究表明，三星堆文化的社会形态呈现出神权主导下的王权发展特征，器物图像叙事替代了文字的核心功能；其对外交流并非单向的文化输入，而是基于资源互补与文化认同的双向互动，无文字现象并非文化缺失，而是多元文明表达路径的独特选择，为理解中华文明的多元起源提供了关键例证。
关键词：三星堆文化；祭祀遗存；社会结构；文明交流；多元一体；无文字现象
3号祭祀坑中的铜尊；图源：中青网（王曦 摄）
一、引言
20世纪20年代以来，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与研究持续引发学界关注。尤其是1986年一、二号祭祀坑及近年来新发现的K3-K8祭祀坑，出土了青铜神树、大立人像、纵目面具等海量器物，这些器物造型奇特、风格迥异于中原青铜礼器，彻底颠覆了传统认知中对中国青铜时代文明的理解框架。值得注意的是，与三星堆高度发达的青铜铸造技术、复杂的祭祀体系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历次发掘均未发现可辨识的成熟文字系统，仅见少量零散的刻画符号，这一现象进一步加剧了关于三星堆文化族属、社会性质、文明源流的学术争议。
既有研究多集中于器物形制解读、文化分期划分及与周边文化的简单比对，对三星堆文化的社会结构、对外交流深层机制的探讨尚有不足，针对无文字现象与社会文明特质的关联性研究更是薄弱环节。随着三星堆新祭祀坑大量新资料的涌现，不仅为重新审视三星堆文化的文明内涵提供了契机，也为解析无文字现象的社会文化动因创造了条件。
本文以三星堆祭祀遗存为核心线索，结合考古学、人类学、冶金学等多学科方法，探讨三星堆文化的权力结构特征，重点阐释无文字现象与神权主导体系的内在逻辑，分析其与二里头、石家河等文化的交流路径，旨在揭示三星堆文化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中的独特价值，厘清无文字文明的传承模式与发展脉络。
8号祭祀坑中的青铜“神坛”局部；图源：中青网（王曦 摄）
二、三星堆祭祀遗存的性质：神权主导的祭祀体系与图像叙事替代
三星堆遗址的祭祀遗存是理解其文化内涵的关键，主要包括祭祀坑、祭祀台以及相关的青铜、玉石、象牙等器物。关于祭祀坑的性质，学界存在“祭祀掩埋说”“亡国窖藏说”“厌胜埋藏说”等多种观点，而从器物组合与埋藏特征来看，“祭祀掩埋说”更具说服力。值得强调的是，三星堆祭祀遗存的核心功能之一，是通过器物的图像叙事实现文化传承与权力表达，这一特征与无文字现象形成紧密呼应。
（一）祭祀坑的器物组合特征：图像叙事的核心载体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器物可分为礼器、神器、祭品三大类。礼器包括尊、罍等青铜容器，多模仿中原商文化的形制，但其纹饰又融入了本地特色；神器则包括青铜神树、大立人像、纵目面具等，是三星堆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器物，不见于其他青铜文明，也是图像叙事的核心载体；祭品则以象牙、海贝为代表，数量庞大，显示出祭祀活动的规模与规格。
与中原商文化通过甲骨文、金文记录祭祀活动、沟通人神不同，三星堆文化完全依托器物造型完成精神信仰与宇宙观的表达。例如，青铜神树的层级结构对应古蜀人的天地人三界观念，大立人像的服饰纹样与姿态彰显统治者的神权与王权合一身份，纵目面具则与蚕丛氏的图腾崇拜直接相关。这些器物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视觉文本”，替代了文字的记录与传播功能。此外，祭祀坑中的器物多有被焚烧、砸击的痕迹，这与古蜀文献中“燎祭”的记载相吻合，《华阳国志・蜀志》载：“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谓之石棺椁。”这种焚烧、砸击器物的行为，正是图像叙事体系中实现人神沟通的重要仪式环节。
青铜鸟足神像上的青铜龙头杖形器；图源：新华图片（薛晨 摄）
（二）祭祀活动的社会功能：神权垄断下的无文字传承基础
从祭祀坑的规模与器物等级来看，三星堆的祭祀活动并非普通的民间祭祀，而是由统治阶层主导的国家层面的宗教仪式。一方面，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器物铸造工艺复杂，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只有高度组织化的社会才能支撑此类手工业生产；另一方面，祭祀活动的核心内容是对神灵、祖先的崇拜，而掌握祭祀权的群体，往往也是社会的统治阶层。
在三星堆文化中，神权不仅是精神信仰的核心，更是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工具。由于缺乏成熟的文字系统，统治阶层通过垄断祭祀仪式、掌控器物图像的解读权，实现了文化传承与权力合法化的双重目标。这种以仪式为载体、以图像为媒介的传承模式，无需文字即可完成社会共识的凝聚与延续，从根本上弱化了文字产生的必要性，也构成了三星堆无文字现象的核心社会基础。
青铜龙柱形器；图源：新华图片（薛晨 摄）
三、三星堆文化的社会结构：神权与王权的共生发展及无文字现象的动因
祭祀遗存的特征折射出三星堆文化的社会结构。结合考古资料与民族学材料，三星堆文化的社会形态呈现出神权主导下的王权发展特征，这一特征既区别于中原商文化的王权主导模式，也与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的神权模式存在差异，而无文字现象正是这一独特社会结构的必然产物。
（一）手工业的专业化与社会分层：无文字传承的物质保障
三星堆青铜器的铸造技术反映了其高度发达的手工业水平。通过冶金学分析，三星堆青铜器的合金成分与中原商文化存在差异，采用了独特的“分段铸造、焊接成型”工艺，显示出本地手工业的独立性。同时，大量青铜器物的生产需要专业化的工匠群体，而工匠群体的存在，意味着社会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职业分工。这些专业化工匠不仅承担器物铸造任务，更肩负着图像符号的传承职责，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将器物的造型规范、文化寓意传递下去，形成了无文字背景下的技艺传承体系。
社会分层的另一个重要证据是墓葬遗存。三星堆遗址周边的墓葬存在明显的等级差异，大型墓葬出土了青铜礼器、玉石器等贵重物品，而小型墓葬则仅出土少量陶器，这表明社会成员之间的财富与地位差距已经形成。这种分层结构中，统治阶层掌控祭祀与图像解读权，工匠阶层负责器物制作与技艺传承，普通民众则遵循既定的社会秩序，整个社会运转无需文字记录的典章制度即可维持，进一步巩固了无文字的文化形态。
（二）神权与王权的关系演变：无文字模式的动态适配
早期三星堆文化（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时期）的社会结构以神权为主导，祭祀活动是社会生活的核心，此时的王权尚未完全独立，统治者兼具宗教领袖与政治领袖的双重身份。这一阶段，图像叙事体系完全服务于神权表达，青铜神器的造型风格统一、文化寓意明确，通过祭祀仪式的反复强化，实现了文化的稳定传承，无文字的传承模式与神权主导的社会结构高度适配。
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与中原文明交流的加深，王权逐渐崛起。晚期三星堆文化（相当于殷墟文化时期）的青铜器物中，尊、罍等礼器的数量增多，这些礼器与中原商文化的礼器形制相似，是王权的象征。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王权崛起并借鉴了中原的礼器制度，三星堆仍未引入文字系统，而是将王权象征融入既有的图像叙事体系——尊、罍等礼器的纹饰被本土化改造，与青铜神树、纵目面具等神器形成组合，既彰显王权地位，又维系神权的核心主导作用。这一时期，神权与王权逐渐走向共生，无文字的传承模式也随之调整，形成了“图像+仪式”的双重保障体系，确保了权力结构转型过程中的文化延续性。
三星堆青铜神树；图源：新华图片（薛晨 摄）
四、三星堆文化的对外交流：多元文明互动中无文字现象的选择逻辑
三星堆文化并非孤立存在的文明，而是与周边文化存在广泛的交流互动。这种交流以器物为媒介，涉及资源、技术、文化等多个层面，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外交流过程中，三星堆并非不具备接触文字的条件，而是基于自身文化传统，对无文字的传承模式做出了主动选择。
（一）与中原文明的交流路径：文字的选择性排斥
三星堆文化与中原商文化的交流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从器物来看，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尊、罍等容器，在形制上模仿了商文化的同类器物，表明古蜀人对中原文化的礼器制度有深入了解，必然有机会接触到中原的甲骨文、金文等成熟文字系统。但古蜀人在借鉴礼器形制的同时，并未引入文字，而是对礼器的纹饰进行了本土化改造，强化了器物的图像叙事功能。
这种选择性排斥的核心原因，在于文字所承载的中原文化逻辑与三星堆的神权主导体系存在冲突。中原文字的核心功能是记录典章制度、占卜结果与王室功绩，服务于王权主导的社会治理；而三星堆的文化核心是神权表达，图像叙事体系已能满足人神沟通、权力合法化与文化传承的全部需求，引入文字反而会打破既有的文化平衡。因此，三星堆对中原文化的借鉴呈现“取器不取文”的特征，通过器物形制的模仿实现王权的表达，通过图像纹饰的改造维系自身的文化内核。
交流的路径可能有两条：一是通过汉水流域的文化走廊，三星堆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商文化发生间接接触；二是通过长江上游的水路，实现与中原地区的直接交流。此外，三星堆出土的海贝、象牙等物品，也可能是通过中原地区中转而来，反映了当时存在的远距离贸易网络。这些交流路径进一步证实了三星堆接触文字的可能性，也更凸显了其选择无文字模式的自主性。
（二）与长江中游文明的互动：无文字传统的区域共鸣
三星堆文化与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盘龙城文化的交流同样值得关注。石家河文化的玉人像、玉鹰等器物，在造型上与三星堆出土的玉石器存在相似之处，显示出两者之间的文化联系。值得注意的是，石家河文化同样未发现成熟的文字系统，仅存在少量刻画符号，这表明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中，可能存在一种以图像与仪式为核心的文化传承模式，与中原的文字传统形成区域共鸣。
这种互动并非单向的文化输入，而是双向的文化融合。例如，三星堆文化的青铜神树造型，可能影响了长江中游地区的宗教信仰；而长江中游地区的水稻种植技术，则可能传入三星堆地区，促进了当地农业的发展。在文化传承模式上，两者的无文字特征相互强化，形成了长江流域文明的独特标识。盘龙城文化作为商文化在长江中游的据点，可能是三星堆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的中间站，但它并未成为文字向三星堆传播的媒介，进一步证明了三星堆对无文字模式的坚守。
龙凤纹陶盘；图源：新华图片（薛晨 摄）
五、结论
三星堆文化是中国西南地区青铜时代文明的杰出代表，其独特的祭祀体系、社会结构、对外交流模式及无文字的传承特征，共同构成了其文明内涵的核心，为理解中华文明的多元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通过对三星堆祭祀遗存与社会结构的分析可以看出，其社会形态呈现出神权主导下的王权发展特征，而无文字现象正是这一特征的必然结果——器物的图像叙事替代了文字的核心功能，“仪式+口传”的传承模式保障了文化的稳定延续，形成了与中原文字文明迥异却同样发达的文明形态。
三星堆文化的对外交流并非被动接受中原文明的影响，而是基于自身需求的主动借鉴与创新，“取器不取文”的选择逻辑，彰显了其文化内核的独立性与自主性。这种双向互动的模式，以及无文字文明与文字文明的并存互补，正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关键动力。无文字现象并非三星堆文化的“短板”或“缺失”，而是中华文明多元表达路径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证明了文明的发达程度并非以文字的有无为唯一标准，不同文化在适应自身自然环境与社会结构的过程中，能够形成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
随着新考古资料的不断涌现，对三星堆刻画符号的系统整理、无文字传承模式的跨学科研究仍将不断深入，这将进一步厘清三星堆文化的发展脉络，使其在中华文明史上的独特地位得到更充分的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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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德安。三星堆祭祀坑[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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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孙华。神秘的王国：三星堆文明的初步理解和解释[M].成都：巴蜀书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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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文的写作得益于三星堆博物馆提供的考古资料支持，以及相关领域学者的研究成果启发，在此一并致谢。
作者简介：管鹏，彝族，1978年12月生于滇南大地。群文馆员，现供职于丘北县文化和旅游局民族文化传承展演中心。自幼浸润于民族文化的沃土，长期扎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以文学、音乐为笔，以民族文化研究为翼，从五彩斑斓的民族风情中汲取创作养分。创作体裁多元，涵括散文、诗歌、小说、戏剧、新闻、歌曲及民族文化研究等诸多门类。作品屡见《人民日报》《歌剧》《云南日报》《今日民族》《民族音乐》等权威报刊杂志，累计发表逾600篇（首、则），数度斩获表彰与作品奖项。学术研究横跨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生态学等领域，致力于边疆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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