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牛木支 米正国｜当代彝族社会转型与文化建构

（甘洛彝族年，图源：封面新闻，潘清明 摄）

当代彝族社会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转型阶段。由于彝族历史和现实社会的特殊性，当代彝族的社会转型与中国内地及沿海发达地区的社会转型相比，有其特殊性。正确认识和分析彝族社会转型的特殊性，对促进彝族地区现代化至关重要。

一、彝族传统社会的特征

彝族传统社会是指以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为基础的封闭落后的前现代化社会。改革开放以前，彝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基本上停滞于传统社会。改革开放后，彝族传统社会开始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化社会转型，但这种转型的进程非常艰难和缓慢。

彝族传统社会的第一个特征是社会发育不良，社会发展缓慢。彝族人民主要居住在自然条件比较恶劣的高山峡谷地区，社会生产力落后，以农牧自然经济为主要经济形态，商品经济发育缓慢。龙建民先生将彝族传统社会的经济类型称为“表土化混成经济”。他认为彝族人民“被迫在不适宜发展农耕的地区扩大火耕，火耕成为必要的谋生手段却又不能因此而转向农耕，只有兼营牧业、渔猎和采集，由此形成了较长历史时期中半耕半牧、兼营渔猎、采集的表土化混成经济”。[1]显然，这种表土化混成经济是一种严重依赖自然的自足性经济形态，它还没有农业、畜牧业、工业、商业和服务业的明显分工，还带有原始经济的混合色彩。在这种封闭自足的经济形态内部，是不可能孕育出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

与上述封闭自足的自然经济相应，彝族地区的社会结构长期保持着血缘氏族制的色彩。特别是大小凉山彝族地区，虽然早已进入奴隶制社会，但没有形成统一政权，没有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国家机构，没有集市贸易，社会功能不足，社会组织不是以地缘政治为基础，而是以父系血缘为纽带。个体家庭虽然是社会结构中的基本细胞，但它的社会经济职能被限制在血缘氏族的狭小圈子内，个体经济及个人的独立人格受到氏族组织的约束而发育不全。可以说，彝族的血缘氏族制度是一种早熟的文明，但同时也因为早熟而使彝族的社会结构发育不健全。封闭自足的自然经济和以血缘氏族制为天然纽带的社会结构，长期制约着彝族的社会发展进程，使彝族人民直到解放前还停滞于前资本主义社会。

彝族传统社会的第二个特征是社会发展不平衡。彝族传统社会不仅社会发育不良，社会发展缓慢，而且社会发展也很不平衡，表现出浓厚的地域性经济文化差异。彝族主要分布在川、滇、黔、桂四省区，从社会发展水平来看，滇中、滇东、滇西和黔西北等地区在明清时已进入封建领主制和封建地主制经济，而川滇之交的大小凉山彝族地区直到民主改革前还处于比较完整的奴隶制社会，此外还有广西和云南的个别彝族支系到民改前还保留着原始社会的某些制度和风俗。这是就整个彝族分布区的发展不平衡而言，而就同一个社会文化区域而言，其内部又有相对不平衡性。就以大小凉山的彝族地区来说，虽然大体上都处于奴隶制社会，但内部还有社会发展差异。民改前，昭觉、美姑、布施、普格等凉山腹心地带属于单纯而完整的奴隶制社会，而西昌、冕宁、会理、宁南等彝族，由于受到封建社会文化的渗透，奴隶社会内部已滋生出封建制经济的某些因素。

彝族传统社会发展的缓慢性和不平衡性，不仅是一种历史存在，而且是一种现实存在。它决定了当代彝族社会发展的滞后性和地区差异性，这必然影响着当代彝族社会转型的进程。

二、当代彝族社会转型及其特征

实行民主改革及土地改革后，彝族传统社会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主要发生在生产关系领域，是社会表层制度的变革。由于民主改革后彝族地区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一度片面追求一大二公的单一公有制经济，传统的自然经济生产方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沿袭下来，即便推翻了剥削制度，建立了新的政治经济秩序，但封闭自足的传统社会结构还是没有被打破，彝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仍然很缓慢。

彝族传统社会只有受到现代大工业和市场经济的冲击才能产生质的飞跃，获得真正的发展，而这种机遇只有在改革开放后，特别是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后才能获得。因此，当代彝族的社会转型应该是在实行改革开放后的近二十年。这二十年来是我国不断深化改革的二十年，是我国社会由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逐步迈向现代化的社会转型时期。与内地和沿海飞跃发展的社会进程相比，彝族社会现代化转轨的步伐是相当缓慢的，以至于当发达地区的现代化大工业和信息产业高度发展时，古老的彝族地区正背负着自然经济和传统文化的沉重包袱蹒跚走向市场经济的门槛。但以纵向比较而言，彝族地区也毕竟正在经受着深刻的社会转型。这种社会转型是在现代大工业和现代文化的强烈冲击下发生的，而彝族社会转型的最终完成则不仅需要外力的推动，而且更需要彝族社会自身的经济和文化变革，产生新的社会发展内驱力。当代彝族的社会转型是一种综合的社会文化变迁，它包括经济形态、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三个方面的转型。

（一）经济形态的转型

民族学者常将我国解放前的经济文化类型划分为渔猎采集型、畜牧型和农耕型三大类，这是现代大工业经济产生以前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文化形态。[2]按照这三大类型来划分，彝族的传统经济文化类型属于农耕经济中的山地耕牧型。这种经济文化类型的特征是以山地为生存空间，畜牧和农耕兼营。与汉族的集约农耕经济相比，山地耕牧经济农耕技术更为落后，不求精耕细作，不重施肥和选种育种，广种薄收，粗放经营。改革开放后，面对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冲击，彝族人民为适应急速的经济文化演变，对传统的生产方式进行了调整，在政府帮助下致力于向市场经济转换。

彝族经济形态的转型之一表现为农耕自然经济转向农业市场经济。彝族人民开始突破封闭落后的山地耕牧型经济形态，大力发展科技兴农，发展开发性农业，开发各种非农产品，并且积极开拓市场，发展外向型农业。彝族农民在这种转型过程中学会了改换良种、杂交配种、地膜栽培、种草养畜等一系列农业科技知识。这里笔者以1997年10月对凉山州盐源县盐井镇彝族住户的调查材料为例说明彝族经济形态的转型。盐井镇彝族住户有四百多户，主要居住于太平村和太安村。这些彝族住户大多是七十年代末期陆续从高山搬迁到盐井镇居住的。山民长年依赖土地生存，商品经济很落后，偶尔才出售畜产品和剩余粮食。搬迁到盐井镇后，彝民们开始调整自身的生存方式，八十年代以后他们选择了以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主，发展苹果商品经济的致富门路。现在彝民们户均种植苹果三百多株，1996年人均收入达到了七百六十元，其中有些苹果经营户年收入达到二万元以上，在粮食种植中，彝民们学会了精耕细作，利用改良品种、追加化肥、地膜种植等科技手段提高了产量，一般亩产能达到七百多斤，比高山时提高了两倍。彝民的商品意识大为提高，妇女们经常将洋芋、蔬菜、畜禽产品拿到市场销售，男人们则经常在外面跑生意，销售苹果、花椒。

彝族经济形态的转型之二表现为农耕经济转向工商业经济。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现代大工业和市场经济的冲击，以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为主体的传统经济形态受到动摇，从传统的农业和畜牧业中开始分离出非农产业。从采矿、建筑、运输到商贸、餐饮、旅游、娱乐，基本上囊括了工商业和服务业的主要领域，从自然经济的土壤上开始走来了一批民族企业家，他们的成功，为实现民族经济转化和脱贫致富，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毫无疑问，当前彝族工商业和乡镇企业的力量是很微弱的，有的还依附于传统的农耕经济，有的虽然已独立出来，但科技含量低、规模小、效益差。总的来说彝族的非农产业还处于起步阶段，还未挤进现代大工业生产和现代企业管理的行业，但它毕竟是彝族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生事物，对于打破传统经济形态和产业结构，促进彝族社会经济的现代化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二）社会结构的转型

彝族在原始社会末期即形成了由“兹”、“莫”、“毕”、“格”、“卓”五个阶层构成的社会结构。进入奴隶社会后这五个阶层逐渐演变为“兹莫”、“诺合”、“曲诺”、“阿加”、“呷西”五个等级。它与彝族原始社会保留下来的血缘氏族制度合二为一，形成二元社会结构。以血缘氏族为中心是整个彝族社会结构的共同特点，区别只在于血缘氏族在社会结构中的功能强弱而已。古代贵州水西地区曾建立过地缘政治和血缘关系融为一体的“则溪”制度。而凉山则由于没有政权组织，由血缘代替了地缘政治，血缘氏族在社会结构中发挥着极强的结构功能作用。

民主改革后，彝族的等级制度瓦解，血缘氏族的政治功能丧失。但民改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由于国家政治偏向，以阶级斗争为中心，人为划分阶级成分，血缘关系受到了压抑，而阶段关系成为社会结构的中心。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工作重心向四个现代化的转移，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彝族的传统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转型，即以血缘结构为核心逐渐转向血缘与业缘并存，以业缘结构为核心。社会主义新型政治制度和市场经济的建立，法律法规的健全，使血缘氏族的社会结构功能正在减弱和丧失，人们不再像旧社会那样依附于氏族家支来生存，而是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创造财富，实现人生价值。当然，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还与血缘氏族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彝族农村地区还有较顽强的家支势力。但人们除了和血缘氏族打交道外，更主要的还与社会生活的各行各业打交道。由于市场经济的滚滚洪流而不断扩大和强化。现阶段彝族地区主要形成了工人、农民、宗教神职人员（毕摩、苏尼）、个体户、国家干部、知识分子六大阶层的社会业缘结构。可以说，这六大阶层就是彝族社会结构的主体，而血缘氏族已悄然隐退至社会生活的幕后。

（三）价值观念的转型

民族的价值观念是民族的经济形态和社会结构的反映，同时又反过来维护和制约民族的经济形态和社会结构。彝族传统的山地耕牧型自然经济血缘氏族社会结构决定了原始古朴的彝族传统价值观念。如知足常乐、重农轻商、封闭自守的山农经济意识；讲等级门弟和家支利益至上的血缘家支观念和等级观念；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氏族平均主义思想；注重人情、重义轻利的道德主义信仰；崇尚经验，以老人社会为中心的长老崇拜等等。这些传统价值观念是彝族传统农耕自然经济和血缘氏族社会结构赖以稳定和强化的基础，同时也成为彝族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转型的重大阻力。

改革开放以来，面对日益迅猛的现代工业化浪潮和市场经济的冲击，以及各种新思想新观念的浸透，彝族的传统价值观念也正面临着新的转型。随着彝区非农产业经济特别是工商业的勃兴，人们的小农经济意识正逐渐向市场经济意识转化。以前赶场卖东西觉得害羞的彝族农民学会了生意经，以前被围困在家务劳动中的彝族妇女开始走出家庭，外出打工挣钱。彝族的血缘家支观念也越来越淡化，正在被地缘政治观念和业缘群体观念所取代。过去很浓厚的家支平均主义现在逐渐转化为按劳分配、平等竞争和争先致富的新观念。过去那种义字当头、重义轻利的义利观现在转化为义利双行、效益优先的义利观。而崇尚经验、崇拜长老的价值观正转化为崇尚科学、崇拜文化明星。

综上所述，当代彝族社会转型是一次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文化价值观念的大调整、大转化。由于彝族传统社会发育不良，社会发展缓慢，新的科技生产力准备不足，市场发育不健全，加上传统文化根深蒂固，所以，彝族的社会转型还只是一种初始状态。要使彝族社会完成真正的转型，顺利迈向现代化社会，还需要较长时期的努力。就当代的彝族社会转型来说，它明显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一）缓慢性。与内地和沿海发达地区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相比，彝族地区无论是经济形态的转型，社会结构的调整，还是价值观念的更新，都显得异常缓慢。尤其是在价值观念的转型中，传统的小农经济意识、氏族平均主义、家支等级观念还大有市场，只有一部分具有现代意识的人接受了新思想，完成价值观念的现代转型，而大部分人则固守传统，视现代化如洪水猛兽。

（二）二元复合性。即在彝族社会转型中，传统和现代呈现出混合并存状态，农耕自然经济与工商业市场经济并存，血缘氏族社会结构与地缘政治及业缘社会结构并存，传统价值观念与现代价值观念并存，形成二元复合性文化。当然，二元因素并不是平行并存的，而是表现出传统向现代转化，落后向先进转化。

（三）前趋性。当代彝族社会转型虽然缓慢，并出现传统和现代二元混合并存的局面，但从社会发展方向看又具有前趋性，由农耕自然经济转化为现代大工业市场经济，由血缘氏族社会结构转化为现代价值观念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小溪汇流，百川归海，彝族人民必将彻底完成自己的社会转型，顺利迈向现代化社会。

三、当代彝族社会转型中的负面效应

当代彝族社会转型的主流是趋向进步的，它打破了传统的经济形态和产业结构，使现代大工业和市场经济得以萌芽。但现代化冲击使传统的社会秩序和价值体系失去制约和规范能力，而新的社会制约机制和价值体系又尚未健全，使彝族社会文化处于一个断裂带，这是社会转型初期的共同点。当代彝族人民在进行自身的观念和行为调整时，不可避免地出现不适应性，这种不适应性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便会产生一些负面效应，极大地阻碍着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彝族地区各种犯罪率的上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彝族社会正在发生的急速的历史性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彝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增多和劳动力的大量外流是上述犯罪日益突出的直接原因。彝族地区的农业产业结构单一，许多地方一年只种一季，农闲时间较长，致使一部分农民盲目流入城市寻找生计，但由于这些人的文化素质低，不善经营，不适应急剧变化的城市生活，因而成功者少，大部分亏本而回，有些则亏本后无法还债，不敢回家，长期在城市流浪。

当代彝族社会转型中表现出来的这些负面效应，有些是彝族传统社会中固有的疾症。而有的则是传统社会中并不存在，最近几年才产生的社会越轨行为。总的说来，当前彝族地区的犯罪行为是当代彝族社会转型中相伴出现的社会问题。在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彝族人面临着一次新的自我调整和自我转化。要真正完成这种调整和转化，就必须通过学习、模仿和实践，改变旧的过时的生产生活方式，掌握现代社会的信息和技能。然而彝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素质决定了这并非短期内所能完成，它需要一个适应和实践的过程。于是还无法实现自我调整和自我转化的那部分人便为眼前的经济利益所驱动，甚至不惜铤而走险，以反社会的行为方式应付急速变迁的社会，使彝族地区的治安案件和刑事案件不断增多。

诚然，当代彝族社会转型中的这些负面效应并不是无法克服的。政府一方面要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和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确保彝区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政府则要帮助彝族人民学习和掌握现代社会的信息和技能，逐渐实现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自我调整和自我转化，进一步促进彝族社会的现代化转型。

四、文化建构的基础及途径

当代彝族社会转型中的文化问题是一个值得社会学和民族学工作者认真思考和研究的重大问题。因为社会转型不仅仅是社会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革，而且涉及文化价值系统的更新和变革。文化价值系统往往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核心支柱，在急速而来的当代彝族社会转型中，如何建设一种积极健康的文化，为社会变革提供价值源和价值指南，就突出地摆在了我们面前。

在当代彝族社会转型中，存在着两种错误的文化价值观，一种是文化保守主义，一种是文化虚无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的观点是肯定彝族的传统文化，而将彝族社会转型中出现的负面效应一概归结为现代文明堕落，主张用传统文化的精神拯救彝族于现代化的水火。因此，文化保守主义者津津乐道于彝族文明的悠久历史，有的则以一种宗教徒式的虔诚态度对待毕摩文化，而对毕摩文化的原始迷信色彩和它在社会转型中的消极作用则缺乏清醒的认识。文化虚无主义则走向另一个极端，全盘否定彝族传统文化，对民族文化采取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而对现代物质文明则盲目追求和崇拜，对彝族社会转型中出现的反社会和反文化行为缺乏一种理性的批判精神。如有些人认为彝族传统文化不值一论，而对现代拜金主义、自由主义和性泛滥则大加赞赏，有的甚至认为吸毒贩毒、卖淫嫖娼、偷盗抢劫等反社会反文化行为也是一种社会进步。

在当代彝族的社会转型中，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都是行不通的。面对现代化大工业和市场经济的迅猛冲击，任何文化保护主义的措施都注定要被淘汰。彝族传统文化只有彝区工业化建设和市场经济的时代荡涤和转化，才可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企图原封不动的保留传统文化是异想天开的，同时，在当代彝族社会转型中，我们要力戒片面追求物质文明，对传统文化抱着虚无主义的态度。试想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崇高的价值理想，没有高尚的审美情趣，没有丰富多彩的文化软件建设，那么，民族的工业化和市场经济都是很脆弱的。因此，当代彝族社会转型中的文化建构必须以“三立足”为基础。首先要立足于当代彝族社会。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是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文化变迁总是反映特定的社会背景和时代要求，彝族文化建构就是以当代彝族社会变迁为背景，批判落后的文化价值观念，反映时代的要求，正确引导好彝族人民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为此我们不仅要研究文化问题，树立一中科学的崇高的文化价值理想，而且还要研究社会问题，充分认识当代彝族社会的特征，正确对待和处理当代彝族社会转型中存在的各种社会问题。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化建构才有现实性和生命力，否则，不了解社会背景，没有社会内容，抽象的就文化论文化，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次要立足于现代化。现代化是以现代大工业生产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的现代性更新。自近代以来，现代化以一种巨大的历史洪流席卷全世界的每个角落，荡涤着不同民族共同体的社会和文化。现代化已成为一种进步与落后的历史尺度，彝族只有迈向现代化才有可能实现民族振兴。而现阶段，彝族还处于由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初期，无论是民族工业、社会结构、生产生活方式，还是文化价值观念，现代化程度都还很低。当代彝族的文化建构只有以现代化需要为目标和尺度，才能使彝族文化向健康的方向发展。凡是对彝区的现代化建设有利的文化都应该大力提倡，而对彝区的现代化建设不利的文化都应该批判和抛弃，此外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再次要立足于民族文化土壤。任何民族的文化发展都斩不断与传统文化的血肉联系，其文化建构只有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土壤，才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历史的厚重感，也才有顽强的现实生命力。当前彝族地区还保存着丰厚的文化土壤，这是我们进行文化建构的重要精神遗产。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的全面实施和我国加入WTO以后急剧的现代社会变迁，彝族传统文化面临着中断的可能性，这要看我们能不能正确对待传统，以一种容纳百川、吐故纳新的文化精神去建构新文化。如果一个民族在急速的社会转型和变迁中完全丢掉本民族的优秀传统，那么其现代化的物质文明是极其虚弱的。我们在积极推进彝族的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珍惜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在目前尚能保存的彝族文化中，精华与糟粕并存，既有科学、理性和道德的成分，也有迷信、非理性和反道德的成分，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吸收现代的一切先进文化成果，综合建构新文化体系，为彝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一种科学、民主、文明的优秀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