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波｜中华民族共同体视阈下多民族共享文化符号的形成及途径——以藏羌彝走廊的图腾叙事为中心
摘要：藏羌彝走廊的图腾叙事丰富多样，呈现出一个民族拥有多个图腾，或者多个民族共享一个图腾的现象，体现了该地区多民族图腾的杂糅与共享特征。从蛙图腾来看，经过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加工与改编，蛙图腾在形成“女娲”这一共享文化符号的同时，其神圣性不断消解，娱乐性、生活属性增加，让原初的宇宙解释、族源解释的知识系统发生改变并丢失，蛙叙事演化为多民族共享的故事类型。从鸟图腾来看，由于历史上中原版图的不断扩容，王化之地凤图腾叙事不断传播，使“凤”成为共享的文化符号，而中原边地的鸟图腾则表现出凤以外的“鹰”等类型，保留了一丝早期文化基因的记忆，又因地缘兼容了不同文化的特点。走廊上这些民族的鸟图腾虽有差异，但仍属同源鸟图腾族群，显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根脉。基于迁徙、通婚、战争等族际互动途径，藏羌彝走廊各族的图腾叙事，一方面来自氏族迁徙、通婚和族属记忆，与图腾叙事的最初萌发有关，是共同文化基因的体现，另一方面也与因地缘和族际的冲突及其调适带来的叙事策略有关，族际冲融形成共享文化符号，带来高层级的文化认同。图腾文化不仅反映了藏羌彝走廊“多元一体”的根基记忆，也揭示了该地区各民族在长期互动中形成的深厚文化联系。
关键词：藏羌彝走廊；图腾；民间文学；文化基因；文化符号；共同体
（本文作者：刘波教授）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的新理念。这一理念立足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与国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通过对中国古代“大一统”“天下大同”等观念的批判性继承，在20世纪初期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的基础上，通过对“共同体”的挖掘体认，对“中华民族”的内涵进行了新的丰富，是引领新时代民族文化研究方向的新范式。
“图腾”一词译自北美印第安人鄂吉布瓦氏族的方言，意指“部落或公社被分成若干群体或氏族，每一个成员都认为自己与共同尊崇的某种自然物象——通常是动物或植物存在血缘亲属关系”。图腾崇拜大约产生于人类语言较为发达、原始宗教开始萌芽、社会组织相对固定、社会生活较为丰富、想象力与理性思维逐渐发展的时期。图腾崇拜所形成的“文化基因”，与生物基因类似，是一种以模仿和复制为基础的因子，能够通过文化的传播与传承来延续。藏羌彝走廊作为连接我国西北与西南的重要枢纽，是历史上多民族迁徙与交流的重要通道。该地区的各民族在长期适应当地自然生态环境的过程中，形成了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传统，其文化与自然环境紧密相连、相互依存。人们尊重自然、敬畏自然，在与自然共生的过程中，产生了诸多动植物甚至无机物的图腾叙事，并通过对人类起源或族源的讲述，形成本民族的认同根基。
目前学界对图腾中的共有文化基因及对藏羌彝走廊的共享文化符号的相关研究，已有一些可借鉴的成果。例如，叶舒宪力倡文化原型的批评方法，他在《熊与龙——熊图腾神话源流考》中，梳理“熊图腾及其神话在早期汉族文学、史书文本和周边民族传说、习俗中所留下的或显或隐的痕迹”，着重从神话中研究中华文化的基因与根脉。这在方法上对学界多有启示，但还未扩展到对更多图腾的研究。王宪昭对中国各族的起源神话做过不少研究，其著作《中国各民族人类起源神话母题概览》《中国神话母题W编目》等，是研究中国神话母题的力作，但尚不够聚焦于藏羌彝走廊的图腾神话。邢飞的《“藏羌彝走廊”的神话交流初探》主要聚焦洪水配偶型神话，讨论了神话中的“磨盘”等共享意象，对走廊的图腾没有论及。刘波的《从九隆神话看藏羌彝走廊龙崇拜的迁播与民族文化的交流》以“龙”这一共享图腾符号为中心对藏羌彝走廊的图腾崇拜进行了探析，但对其他图腾尚未论及。王菊的《汉藏羌彝走廊多民族共源神话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以洪水神话的“同源共祖”母题为中心，探讨了其中的共同体意识，对本文聚焦民族走廊图腾叙事颇有启发，不过未旁涉更多文学叙事。总体而言，以藏羌彝走廊为一个整体，对其图腾叙事进行整体研究的成果迄今还极少见到。
图腾叙事是凝聚族群的核心和根谱。严复曾提出，我国各个少数民族以图腾作为自己的徽帜，这是不同族众加以区别的标志。说明图腾是自我认识、人我区分的边界。不过藏羌彝走廊的图腾叙事，常常是多个民族共享一个图腾，或者一个民族有多个图腾。这说明图腾也具有共享的一面，表现族际边界的消弭和超越。对这一现象进行挖掘和理解，从藏羌彝走廊多民族图腾叙事中发掘共享文化符号的形成过程，无疑对进一步体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具有积极的意义，值得进一步梳理和深入探讨。
一、藏羌彝走廊图腾崇拜现状
通过对相关文献记载以及大量田野调查的梳理，本文对藏羌彝走廊民间文学及民间信仰中涉及的图腾崇拜对象进行了概括，具体如表1所示：
除上表所列之外，以“龙”为图腾的现象在各族中较为普遍。从表1可以看出，藏羌彝走廊的图腾存在杂糅的情况。
二、走廊各民族图腾叙事的起源、演化及文化共享符号的形成
图腾作为族徽和符号，其最大特征在于不断演化。符号在历时层面上不断层累叠加后世的情境元素，同时在共时层面上与其他符号系统相互关联，从而使图腾符号在信息传达、加工与创新中得以延续。本文选取藏羌彝走廊多民族的典型图腾叙事，以贯穿南北的“蛙”图腾和连缀东西的“鸟”图腾为例，深入探析图腾叙事的符号演化及共享符号的形成过程。
（一）蛙图腾的时空迁播与符号演化
藏羌彝走廊的图腾叙事多保存于民间文学之中，包括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等。随着民间文学母题的迁播与演化，原有故事系统逐渐丢失，与其他故事母题相互粘连、交杂，形成新的故事系统，这是民间文学在历史演进中的常态。图腾叙事虽是根谱叙事，但也遵循这一逻辑。以蛙图腾为例，它是部落时期信仰意识的产物，与生殖崇拜和农业需求紧密相关，流传地区极为广泛，在各农耕民族中都较为盛行。只是各地对蛙的称呼有所不同，在藏羌彝走廊上，“癞蛤蟆”“癞疙宝”“蛙”“青蛙”“蚂”等称呼均有出现。本文将其统称为“蛙图腾”。
在藏羌彝走廊中，蛙图腾叙事极为丰富。例如，羌族《人是癞疙宝变的》中，讲开天辟地时，只有一只癞疙宝。为了生存，癞疙宝的身体逐渐发生变化，学会了制造石器作为工具，用石头磨火，烧煮食物。时间长了，癞疙宝变成了猴子，成为人类的祖先。布朗族称蛤蟆本是天神，皮不慎被妻子烧了，永远成了人，即人祖神；门巴族讲青蛙变人娶国王三公主生下人类；哈尼族称青蛙哥哥生女娃；傈僳族讲大妈膝盖生青蛙，青蛙变小伙；普米族称英雄里格萨战死，神让其妻生冲格萨，该子是一只青蛙。彝族则称青蛙（蛤蟆）与人类是血亲。
蛙图腾在历时性迁播与文化交融中不断变异，图腾意味逐渐减弱，甚至发生符号的转化。例如，在羌族中，尽管还保留一些蛤蟆创世和人类起源的神话，但目前已知的羌族文化中鲜少有癞蛤蟆的身影，白石崇拜则更为典型。从考古学来看，早期属于古羌文化的甘青地区出土了大量蛙纹文物。甘青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有大量绘制着蛙纹和拟蛙纹以及形状本身为蛙形的彩陶。有研究者认为，蛙纹表现了生殖崇拜的意义，“甘肃和青海地区的远古先民以蛙为女性生殖器子宫（肚子），实行生殖崇拜。他们以一定数量的蛙为祭品，举行蛙祭。”除马家窑遗址外，2010年在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两枚蛙形金箔，也展现了数千年前古蜀人对蛙的崇拜。“从马家窑彩陶蛙纹到金沙遗址蛙形金箔，历时久远。马厂类型蛙肢纹流行时期大约在4000年以前，金沙遗址开明王朝距今约为2700年左右，中间相距约为1600年，足见蛙崇拜这一观念的久远牢固。”今天的羌族作为古羌、古蜀（有古羌成分）的后裔，通过考古实物及神话、传说的互证，可以推知，氐羌系先民中曾有以蛙为氏族图腾的部落，后将其转化为以蛙神为象征对象的生殖崇拜。而对蛙的生殖崇拜又逐渐与女娲神话嫁接合流。女娲叙事有两个系统，一是作为神的系统，一是作为人的系统。神的系统，如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中的女娲“抟黄土作人”，以及《列子·汤问》中女娲补天，还有《山海经·大荒西经》中载“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说明女娲是化生之神；人的系统，如《风俗通义》说：“女娲，伏希（羲）之妹。”唐代诗人卢仝《与马异结交诗》说道：“女娲本是伏羲妇”，说女娲是伏羲的妹妹，并与伏羲结为夫妇，繁衍了人类，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女娲的两种系统说明故事来自不同的地域，但随着名号的交杂，故事开始合流。尤其到了汉代，女娲的神性提升，《楚辞·天问》东汉王逸注：“女娲人头蛇身，一日七十化。”许慎《说文解字》：“娲，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亦即说到汉代女娲一跃而成为众神之“帝”，拥有至上神的地位，成为华夏族的显性崇拜。女娲神话在传播中和蛙图腾联系在一起。根据人类学学者的考证，女娲即蛙图腾神，认为“娲”与“蛙”同。女娲崇拜即蛙崇拜。女娲作为大母神，其“娲”字同“蛙”，代表多产的蝌蚪与农业的雨水，从发音来看也同婴儿出生的“哇哇”哭声，因而女娲是农业丰产及生殖崇拜的人形化具象体现。女娲进入华夏神话序列，并与民间流传的洪水后兄妹结亲的“洪水再殖”神话相嫁接，在汉代即讲述为女娲与伏羲为夫妇，在人类面临灭绝时再衍了人类，成为始祖神，使得早期蛙氏族部落的图腾扩大到中原，并随着中原版图的扩展而逐步四夷化。女娲从至上神变为伏羲女娲夫妻神的叙事加工与创新，一方面改变了蛙图腾的直接性，使之从直接叙事变为隐喻；一方面让女娲成为共享的人文始祖符号。蛙图腾在中原的边缘地带则经由彝族先祖由蜀入滇南下传播。“马家窑彩陶蛙纹、成都平原金沙遗址蛙型金箔以及中国西南与南方民族地区的青铜鼓蛙饰，串起了一条中华民族蛙崇拜观念的南传路线。”这与石图腾的迁播是相似的。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当文化起源地的图腾崇拜发生了变化时，文化的扩散地却更好地保存和传扬了蛙崇拜文化。比如羌族、彝族虽然保留了一定的蛙图腾母题叙事，但走廊南端佤族地区的蛙图腾更兴盛，并且有迄今未绝的蚂节。
从图腾符号的共时关联来看，蛙图腾由嫁接粘连其他相关母题，不断民间化、生活化，成为民间故事或解释性传说。例如在彝族中流传的蛤蟆叙事，有一则《蛤蟆娶妻》，内容是讲水蛤蟆通过展示本事与土司的小女儿成婚，脱皮变为美男子。艾伯华把这个故事编为“蛤蟆儿子”类型。这故事虽有神话的成分，但蛤蟆儿子显然不是图腾叙事，与前述蛤蟆创世及蛤蟆生人的图腾崇拜有很大的差别，与“盘瓠神话”相近。川南地区的苗族有《神奇的癞蛤蟆》故事，讲述一女子从腋下生出一只癞蛤蟆，蛤蟆儿长大后娶舅舅的女儿为妻。癞蛤蟆白天出去耕地时，“便会脱下蛤蟆皮，变为一个英俊的男子。后来被妻子撞见，妻子便偷了蛤蟆皮烧了，癞蛤蟆就此死去。在死去前，他吩咐妻子用木头锅将自己的尸体蒸上七天七夜，如此才能重生。但是妻子耐不住性子，没到时间就揭开了锅盖，癞蛤蟆就再也活不过来了。后来妻子便将癞蛤蟆的尸体埋在地里，癞蛤蟆于是化作月亮上的一棵树。”这个故事则明显是“蛤蟆儿子”与“盘瓠神话”的嫁接。此外，蛙图腾神话在迁播中也与地方风物相粘连，转为历史传说，如有些地方有蛤蟆山，就会以相应的蛤蟆传说来解释。民间故事与神话和传说相比，其功能有差异。神话是神圣的，传说具有虚实相生的历史价值，民间故事则主要是娱乐功能。蛙图腾叙事的民间故事化，使得蛙叙事的图腾意味逐渐丢失，不再具有被人祭祀的神圣性，而成为一种民间的娱乐形式。
从蛙图腾叙事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加工粘连与改编可以看到，一方面在文化交流嬗变中形成了“女娲”这一共享文化符号，一方面图腾叙事由神话转为传说，或转化为供人娱乐的民间故事。随着“蛙”符号本身图腾神圣性的消解，娱乐性、生活属性增加，让原初的宇宙解释、族源解释的知识系统发生改变并丢失，蛙叙事就不再是某一民族的显性图腾记忆，而演化为了多民族共享的故事类型。
（二）鸟图腾迁播中共享符号的形成与文化基因的延续
鸟图腾是藏羌彝走廊的显性叙事。从溯源来讲，鸟图腾与太阳崇拜相关，其产生和盛行的时代很早。从考古实物证据来看，鸟图腾起源于东南沿海地区，以河姆渡文化为中心，然后从河姆渡文化传播到良渚文化，良渚文化继承了河姆渡文化中的“鸟祖”形象并进行改造与简化，然后该文化北上传入东方文化区，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是其代表。由此推动了东夷部族鸟图腾崇拜观念的萌生和发展。
藏羌彝走廊的鸟图腾与上古时期多个文化中心相互竞争的战争带来的人群迁徙有关。鸟图腾叙事不断从东到西传播入走廊，又从北往南，由南往北，发生交汇，从而带来鸟图腾的扩布与演化。
上古神话中，“绝地天通”神话昭示了五帝时期多个文化中心竞争祖先祭祀权，以战争形式促使从神权向王权过渡的历程。在此间，各不同图腾的部族因战争而迁徙，带来图腾叙事的传播或改变。比如尧舜禹时期，舜之父是尧的乐官。“舜族族源可追溯至东夷太皞系有虞氏一族”，是鸟图腾部族。虽然舜部族还杂糅其他图腾，如龙等，不过鸟图腾是舜帝传说中的核心图腾。“舜部在洛颍地区的发展受到夏禹部的压制后，该部继续向南向西发展”，“向西远达巴蜀地区”。
古巴蜀地区经过多次民族迁徙、冲融，表现出对文化的整合。古巴蜀地区包含多个信仰不同的族群，这一特点从古蜀国的柏灌、鱼凫、杜宇三代王身上可见一斑。这三代王并非来自同一族群，也不属于同一文化系统，但他们均将鸟视为王权与神权的结合象征，体现了古蜀文化的包容性。在古蜀的多元崇拜体系中，鸟崇拜占据显著地位，尽管古蜀人还崇拜龙、铜、鱼等其他对象。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神像服饰上，既有龙纹也有鸟纹，这进一步证明了鸟在古蜀文化中的重要性。古蜀人将鸟视为太阳神的象征，这一点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众多青铜神鸟中得到印证。这些神鸟多为三爪，即文献中所称的“三足乌”，象征着太阳神。从考古发现的鸟形文物来看，古蜀人崇拜的鸟主要是凶猛的大型鹰隼，这与商周时期中原地区的鸟图腾有所不同。
从《国语·鲁语》记载：“商人褅舜而祖契”，可知殷商是东夷人舜的后裔。且商自认为“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以“玄鸟”为图腾，“玄”即黑色，此“黑鸟”，根据后来考古出土和神话传说的互证即鸱鸮，殷商以鸱鸮鸟为祖源。商的属国“周”也是鸟图腾族部。在周取代商宗主天下的过程中，周为树立自身的权威地位，称鸱鸮为不义之鸟，而以“凤凰”为吉祥鸟。周以凤凰为图腾。在春秋战国各诸侯国的较量中，秦脱颖而出。不少学者主张秦源于东夷，指出“秦之先世本在东方，为殷诸侯”。后“谪戍”到了西方。《史记》中关于秦的祖源有“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的记载，可见秦以玄鸟为图腾。不过秦因从东迁到西，融合了东夷、周、西戎等多种文化，其中崇“玄鸟”是早秦的特点，而“早秦文化始终没有融进主流”，中原鸟图腾的主流经过周以后为凤鸟。随着秦取代周统一天下，更具建国合法性的凤鸟图腾成为显性叙事，并在王权不断四夷化的过程中，进一步传播了凤鸟图腾叙事，使得鸟图腾之“凤”成为共享的文化符号。比如公元前316年蜀国被秦吞并后，蜀开始中原化，凤鸟叙事更为流行。蜀的鹰隼崇拜记忆逐渐丢失，很长历史时期内世人都不知道蜀曾以鸟为图腾，而以“蚕”为蜀的文化符号。直到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考古出土了鸟形文物，才又现出尘封的历史。
藏羌彝走廊各少数民族处于中原叙事的边缘地带，保存了早期鸟图腾叙事的一些痕迹，并在时空嬗变中表现出鸟图腾在地化的延续、分化及与其他文化的融合。这可以彝族为代表。
彝族的鸟图腾为“鹰”，在《勒俄特依·支格阿龙》中，彝族的民族英雄支格阿龙就是黑鹰的后代。至今，彝族毕摩在其“神龛”上要供祭一只用木头雕刻而成的雄鹰，具有祛鬼避邪之功能。“鹰”在彝文化中是权力顶峰的象征，体现出彝族人民“所特有的‘天—人—鸟’共生统一的文化认知”。彝为氐羌后裔，这是目前民族学界的主流看法。《逸周书·王会》中有成周之会，“氐羌以鸾鸟”的记述。有学者认为这种氐羌人献的“鸾鸟”可能是集会时他们图腾崇拜的标志。彝族以鹰为图腾或许就是交融了历史上氐羌尚鸾鸟，及东夷人尤其是殷商人尚黑的文化元素。根据民族学的研究，“今天的彝族中可能有一部分来源于齐鲁一带的‘东夷’西迁到蜀滇后融入彝族中”。凉山彝族的丧葬习俗中，有人死后火葬时头朝东脚朝西，表示死后回到东方祖先发祥地的意思。这与东夷的西迁，融合于彝有所呼应。不过彝族的形成或许还有古蜀人的元素，古蜀崇拜鹰，这与彝族的鹰图腾或许有关联，而不是殷商人崇尚的鸱鸮。有学者认为彝族族源有部分是西部甘肃、青海地区古羌戎虎图腾氏族部落的族裔。“洞庭湖、鄱阳湖流域一直是古羌炎帝祝融部族与蚩尤部族的活动区域和势力范围，也一直是傩文化最活跃的中心。”楚从居丹阳而南扩占据洞庭湖、潘阳湖流域。楚之先祖以鸟为图腾，后随周宗主天下而推广凤鸟图腾。楚将庄蹻入滇，一定程度上将楚文化带入西南。古羌戎部落不断南迁入蜀滇，与当地文化逐步兼容融合。故彝的文化与早期楚、蜀、苗均有一定关联。这对“傩”文化在彝族中的传播无疑具有影响。学者研究“傩神”就是鸟图腾和虎图腾合一的太阳神，“既是祖先神也是保护神”，因而彝族有鹰图腾，也有虎图腾，并行不悖。且彝族的虎图腾也是以黑虎为图腾。比较而言，彝族崇鹰、尚黑，看起来与汉族崇凤、尚赤不同，但追本溯源都有氐羌成分，并有很多历史关联，可谓同源异流。
从鸟图腾的历时性演化和共时性关联可见，在历史时期，由于中原版图的不断扩容，王化之地凤图腾叙事不断传播，使“凤”成为共享的文化符号，而中原边地的鸟图腾则表现出凤以外的“鹰”等类型，保留了一丝早期文化基因的记忆，又因地缘兼容了不同文化。藏羌彝民族走廊上这些民族的鸟图腾虽有差异，但仍属同源鸟图腾族群，显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根脉。
三、图腾文化符号杂糅共享的途径
图腾叙事在历史传承和地域的迁播中，表现出的多元兼容或者杂糅，是各民族之间族际关系的反映。
（一）迁徙
迁徙带来族际互动和图腾叙事的杂糅。
竹图腾即是一个例子。《华阳国志·南中志》中记载了“竹王神话”，讲述一女子在河边洗衣服时，一截竹子流到她脚边，且听到竹子里有啼哭声，剖开一看，是个男婴。男孩长大后成为雄长一方的“竹王”。《后汉书》中也有相似的记载。据文献考证，女子洗衣的河边为“遁水”。《水经注·温水》注释“遁水”为牂牁水，此水的大致流向与今北盘江及下游的红水河相合。也就是说竹王神话流传的中心地当为今云贵两省境内的北盘江一带。《华阳国志·南中志》中又有“武帝转拜唐蒙为都尉，开牂牁，以重币喻告诸种侯王，侯王服从。因斩竹王，置牂牁郡，以吴霸为太守，及置越巂、朱提、益州，（合）四郡。后夷濮阻城，咸怨诉竹王非血气所生，求立后嗣。霸表封其三子列侯；死，配食父祠，今竹王三郎神是也”的内容，其中提到“夷濮阻城”，学者据此推测此神话是古代北盘江流域“濮”“僚”等民族所创作的。也就是说这个神话原在黔西滇东地区流行，后逐渐西传、北传，从而为藏羌彝走廊核心地区的不少民族所讲述。比如藏羌彝走廊中的彝族就有《竹男和梨女》的故事，讲“江中漂的香竹生男孩，与梨树洞中的梨女结婚，生倮罗人。故后世彝族崇拜竹子、梨树”，将竹图腾与树图腾相结合；彝族还有“兰竹筒爆出一人，后与似猿之猕子结合而生‘罗罗’（彝族一支）”，将竹图腾与猴图腾糅合。除彝族外，藏羌彝走廊中的藏族、独龙族也有此神话。
可见这种从外到内图腾糅合的途径主要是迁徙，以及迁徙到一地发生的通婚。
（二）通婚
通婚是图腾杂糅的主要途径，是族际互动中合作关系的反映。
从神话表述来看，不同部族通婚形成各族图腾的表述又分男娶和女嫁两种模式。一般来说，男娶的模式表述为单一族源的源头。如德昂族神话《龙和大鸟的后代》，讲述一只鸟化作少年与一条龙化作的少女结婚，生下五个儿子。龙女不小心现出原形被儿子们撞破后不得不回到龙宫。五个儿子成了孤儿，求食于寺庙。佛爷发现他们身上有龙血鸟血，是好人，收留了他们。“后来他们和其他民族的姑娘结婚，生儿育女，便成了德昂族的先民。”可见德昂族将本民族的溯源追溯到龙图腾部落与鸟图腾部落的结合，再经男子与他族女子的通婚形成德昂族。这虽然不能从字面上认为是真实的事件，但所表达的族际互动这一核心则可能是真实历史过程的反映。女嫁的模式则相反，姑娘外嫁形成多个民族。如藏羌彝走廊南段的白族是“熊图腾”“虎图腾”“蛇图腾”“鼠图腾”俱存的民族。在白族的《氏族来源》中讲述，世界发生了大洪水，世界只剩下兄妹两人，为延续人种不得不通过神卜成婚，生下五个女儿。这开头部分是民间故事“洪水”型与“人类最初的兄妹”型的结合。后面的部分则是氏族来源叙事：熊、老虎、青蛇、老鼠、毛虫强行求婚，姐姐们都生育了后代，唯有五女儿嫁给毛虫，未及生育，不听毛虫的嘱咐被吓死，毛虫也因没照顾好五女，被女子父母诅咒，使得毛虫再也不能变成人。如此，经由女子的外嫁，形成了熊氏族、虎氏族、蛇氏族、鼠氏族，而无毛虫氏族。从这则神话可见，氏族是以父系来确定的。
由此可见，图腾叙事常是倒叙的，虽然图腾常被认为产生于母系氏族时期，但民间文学叙事无疑受到后世父权社会的影响。上述白族的多图腾叙事就显示了女子地位降低，已转为从夫居的居住模式。同时，多个氏族的共存也是藏羌彝走廊南段多民族杂居通婚经验的故事化表述。
（三）战争
战争虽是族际互动中冲突关系的反映，但也是图腾杂糅的途径。
战争这种冲突式的交往常会在后续发生叙事层面的调和。如大理段氏作为白族中的王族，有部分段氏认为“三灵白帝”是其祖先来源。大理有三灵庙，庙中有碑刻记载：“唐天宝年间南诏王阁罗凤之时，出现三位神灵。其一为吐蕃酋长，一为唐大将，另一为南诏阁罗凤偏妃之子。三将举兵打南诏，兵败被杀。他们托梦要人们为其立庙。庙成，三将之灵保佑地方。南诏王异牟寻时，王追封他们为‘元祖重光鼎祚皇帝’。”三灵白帝成了地方保护神。“若干年后，庙旁一老人无后嗣，他向神祝祷。后来他种的一株李树结了一个大果子，果子坠地而生一女子，她便是白姐。白姐有一天到河边洗濯，触及一段木头而受孕；这段木头乃是三灵之一化身的龙。白姐与龙所生，便是段思平、段思良等大理帝王。”这个族源神话曲折反映了历史上唐朝、南诏、吐蕃三者间的战争以及南诏处于夹缝中不断摇摆于两大政权间的处境。战争带来的交融以“三灵合一”的形式表达出来，成为“三灵白帝”。而大理段氏之祖则是李子果所化的白姐与三灵所化的龙所生，体现了植物图腾、三灵与龙图腾的杂糅。
综上，基于迁徙、通婚、战争等族际互动途径，藏羌彝走廊各民族的图腾叙事，一方面与图腾叙事的最初萌发有关，是共同文化基因的体现，另一方面也与因地缘和族际冲突与调适带来的叙事策略有关，族际冲融形成共享文化符号，带来更大范围的文化认同。
四、图腾文化符号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图腾作为祖先崇拜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深刻地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的敬畏与依赖。图腾崇拜与宗法制度紧密相连，构成了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藏羌彝走廊的图腾叙事呈现杂糅与共享的特征，是族群迁徙接触、杂居通婚、冲突竞争带来文化传播等社会情境的结晶，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承载着悠久的历史记忆。通过分析藏羌彝走廊图腾叙事的文化基因，以及共享文化符号形成的过程与途径，可看到图腾文化在两方面的意义与价值：
（一）对体认“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内涵的积极意义
第一，图腾杂糅与符号共享消弭、超越族群边界
藏羌彝走廊各民族通过不断讲述图腾神话，逐渐在精神领域中形成一套地方话语模式。通过梳理可以看到藏羌彝走廊各民族的图腾叙事，要么通过神话叙事的嫁接粘连改编而形成共享图腾符号，要么在神话神圣性消失、生活属性增加中成为故事类型在更广大范围流行而成为共享符号及文化记忆，要么在文化边地保留着早期的文化符号，又在地缘互动中形成“文化层累”，并在历史上国家话语的引导及族群互动中，不断突出和树立共享文化符号。如此，藏羌彝走廊的图腾叙事杂糅及文化符号的共享就具有了消弭与超越族群边界，形成更高层级认同的意义。
第二，图腾文化的“多元一体”支撑“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
藏羌彝走廊的图腾文化反映了藏羌彝走廊各民族在长期互动中形成的深厚文化联系。其图腾叙事一方面是文化信息的更迭、交杂与滞后的结果，一方面也与族际间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中呈现的文化兼容与调适有关，呈现出“多元一体”的特征。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与中国历史上“多元一体”民族格局有内在关联。藏羌彝走廊的图腾文化不仅丰富深化了“中华民族”历史形成的内涵，也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的挖掘与体认。
（二）图腾文化对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价值及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9年9月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以及2021年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都提出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民族工作的纲领和主线，增进共同性、尊重差异性。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的实践主张。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大现实问题包括：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升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防范民族领域重大风险隐患，其中首要的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而藏羌彝走廊的图腾文化正是共有精神家园的一个缩影。
第一，多民族根脉记忆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当不同民族的图腾文化杂糅在一起时，这些精神品质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和认同，成为连接各民族的精神纽带，增强了中华民族凝聚力，助力构建共同精神纽带。共享的文化符号强化了共同文化记忆，有利于凝聚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第二，图腾起源与演化增进民族间相互了解与情感联系
图腾崇拜及图腾叙事共享文化符号的形成过程，展现了不同民族文化间的相互关联与影响。这种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增进了民族间的情感联系，进一步巩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第三，图腾文化激发各民族自豪感
通过对图腾崇拜及图腾叙事杂糅的研究和历史演变过程的分析，各民族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本民族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中的地位和价值，从而激发民族自豪感。这种民族自豪感不仅有助于各民族自身的发展，也有利于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协作，共建共享精神家园，从而共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
通过对藏羌彝走廊多民族共享的文化基因事实的剖析，以及共有精神家园熔铸历程的阐释，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根基，这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积极意义。在当代社会，图腾崇拜及图腾叙事的杂糅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各民族可以在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时代特色和民族风格的文化作品和文化活动，丰富中华民族文化的内涵，推动中华民族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动文化强国建设。
（为方便阅读，参考文献及注释从略）
原载：《思想战线》2025年6期刊；文图来源：微信公众号-思想战线THINKING。
作者简介：刘波，西南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民间文学、民族艺术等领域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藏羌彝走廊民间文学的迁播与民族文化交流研究》《20世纪上半叶中国民间文学基本话语研究》等，主持省部级项目多项；出版专著8部，合著2部；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著作先后获第八届巴蜀文艺奖银奖，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奖一等奖，四川省政府第十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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