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过大菩萨山的人——九龙县三垭地区彝族迁徙史纪实

一、没有写下来的历史

在九龙县三垭（三垭、俄尔、小金、朵洛、踏卡），彝族人民的历史，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写在纸上。

解放前，三垭地区彝族社会长期处在奴隶制度阶段。广大奴隶在奴隶主的皮鞭下喘息，命运被牢牢攥在别人手里。生与死、饱与饥、留与逃，常常不是自己能决定的。那样的年代，能活下来已属不易，更谈不上用文字记录自己的来路。

历史不是没有发生过，而是没有被写下。

关于彝族何时迁入三垭地区，过去流传下来的，多是老人之间的口耳相传。谁家的祖先从哪里来，哪一代人翻过哪座山，哪一年在什么地方落脚，这些记忆散落在火塘边、屋檐下、村寨里，随着一代代人的老去，渐渐变得模糊，像雪落在金沙江里，化了。

解放后，三垭地区的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变化，奴隶制度被废除，人民获得了新的生活。可是，关于彝族迁入三垭地区的具体历史，却没有及时被系统整理。知情老人年岁渐高，年轻人忙于生产劳动和新生活，许多珍贵的记忆仍停留在口头上，随风飘散。

于是，一个问题长期悬在那里：

彝族究竟是什么时候迁入三垭地区的？

有人说大约二百年。有人说尼尔家支最先来，已经传了八代。有人说从凉山方向翻山而来。也有人说，三垭地区土地肥、气候好，是祖先向往的地方。

这些说法并不矛盾，却都缺少一个明确的时间。

直到有人开始翻山越岭，走村串户，寻找老三垭，拜访知情人，才把一段几乎被岁月掩埋的迁徙史，一点一点从老人们的记忆里打捞出来。

二、“大约二百年”的说法

在正式弄清具体年份之前，关于彝族迁入三垭地区的时间，曾经有几种相近的说法。

政协甘孜州委员会第一辑《文史资料选辑》中记载：“彝族迁居三垭地区大约二百年左右。”

九龙县志办主编的《九龙志讯》第八、九期合刊《九龙彝族迁入及家支概况》中，则以最先来到三垭地区的尼尔家支为例，说其已生息八代，按每代二十五年计算，大约也是二百年。

《甘孜报》第5661号三版刊登的《九龙泸定彝族的由来》中，也提到彝族迁入三垭地区的大约时间为二百年。

这些材料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指向“大约二百年”。

这个判断并非凭空而来。它来自当地家支繁衍的代际推算，也来自长期流传的民间记忆。可是，它仍然不够具体。

“大约二百年”究竟是哪一年？

“尼尔家支最先来”，又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发生？

他们从哪里来，为什么来，怎样来，来了以后如何生活？

这些问题，单靠一句“大约二百年”，无法回答。

历史研究最怕含糊。含糊不是错误，却会让后人失去接近真相的机会。于是，有人决定不再满足于笼统的说法，而要向知情老人、向家谱记忆、向村庄深处去寻找更准确的答案。

三、三年的跋涉与二十五个老前辈

为了弄清彝族迁入三垭地区的具体时间，笔者前后花了整整三年。

那时笔者担任县里的专职采编，借工作之便，每到一个乡村采访，必打听当地健在的老人。买上烟酒，登门拜访，坐在火塘边，听他们慢慢回忆。这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三垭地区地处山区，村寨分散，道路崎岖。知情人不仅有彝族，也有藏族和汉族。不同民族的老人，从不同角度讲述着这片土地的变迁。

有些老人年事已高，记忆零散；有些细节，一个村一个说法，一个家支一个讲法，必须反复核对。口述史最珍贵的地方，在于它带着人的体温；最难的地方，也正在于它容易受时间磨损。但也正因为如此，寻找多个知情人、交叉印证，才显得格外重要。

在走访中，笔者访到小金乡羊桥村一百零一岁的江李氏。老人年过百岁，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她坐在火塘边，眯着眼想了半晌，缓缓说出一句：“听老人们摆谈，彝族迁居三垭地区大概是清朝康熙五十八年。”

康熙五十八年，即公元1719年。

这句话看似简单，却第一次把“大约二百年”的模糊时间，推进到了一个具体的年号。

当然，仅凭一位老人的口述，仍不能说已经彻底定论。笔者又找到了最先迁入三垭地区的尼尔家支后人——踏卡乡的尼尔克吉（时年八十二岁）和尼尔长木（时年七十二岁）。两位老人对家支来历、迁徙经过和祖先故事，有着较为清晰的记忆。他们的讲述，与江李氏老人的口述形成了重要呼应。

四、荒山背后的沧桑

然而，三垭地区并非一直人烟鼎盛。在彝族大规模迁入之前，这里曾是藏族群众的聚居地，曾有几百户人家。

据多位藏族和汉族老人回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气候环境的变化，三垭地区曾遭受过十分严重的疫情袭击。当时的群众缺乏防控和治疗能力，许多人被夺去了生命，人口骤然锐减。祸不单行，随后当地藏族内部又发生过一些不可调和的矛盾，强势者占上风，部分藏族由此迁徙离开，一路辗转到了甲拖龙一带和木里安居去了。至此，三垭地区的藏族人口比原来减少了大半。

这里地处民政土司的边鄙之地，鞭长莫及。人口锐减、土地荒芜，正需要人来开发耕耘。这也为后来彝族进入三垭地区提供了客观条件——不是强取豪夺，而是填补了生存空间的真空。

五、凉山那边的苦难

尼尔家支的祖先，原本世世代代居住在凉山喜德一带。

在那个年代，凉山彝族社会仍处在奴隶制度之下。奴隶主对奴隶拥有残酷的压迫，广大奴隶生活艰难，人身没有保障。与此同时，清王朝时期的民族歧视和压榨，也使底层人民承受沉重苦难。

对于尼尔家支的先辈来说，生活已经艰难到难以维持。他们不是不想留在故土。祖辈生活的地方有熟悉的山水，有祖先留下的痕迹，有家支之间的血缘联系。离开故土，意味着割断熟悉的一切，走向未知。

可是，当生活不如牛马，当生命没有保障，当压迫让人看不到出路时，离开便成了一种求生的选择。

他们听说，在凉山边界的大菩萨山那边，有一个叫三垭的地方(彝话史洛那达-汉语之意淌金沟)。那里居住着性情善良的藏族群众，气候较好，土地肥沃，能种谷子、包谷、洋芋、豆子、豆儿、燕麦、青稞，有梨子、桃子、核桃、李子、柑桔等果树，牛羊猪鸡兴旺，山里飞禽走兽众多，还有虫草、贝母、大黄、羌活等名贵药材。

在长期受压迫、受饥寒、受威胁的人心里，这样的三垭地区，不只是地理上的一个地方，更像是一个能够活下去、能够重新做人的地方。向往，就是从苦难中生长出来的。

六、狗年翻山，猪年回乡，鼠年定居

尼尔家支的迁徙，并不是一次简单的搬家。

据尼尔克吉、尼尔长木两位老人讲述，家谱中第八代吉洪和第九代尼尔父子二人，于狗年翻山越岭，历尽艰辛，千里迢迢来到九龙县三垭地区。

狗年，经推算为公元1717年。

那一年，父子二人离开熟悉的凉山故土，向大菩萨山那边走去。山路漫长，行囊简陋。他们不知道前方会不会有野兽，不知道会不会遇到风雪，不知道陌生的地方是否愿意接纳他们。他们只知道，如果继续留在原来的压迫之下，生活没有出路。

到了三垭地区后，父子二人并没有强行占地，也没有仗势欺人，而是小心、有礼节地找到当地藏族群众，诉说他们在凉山那边非人的生活。他们把自己的苦难讲出来，把求生的愿望讲出来。

当地藏族群众听后，产生了同情，划给荒山地，让他们烧荒下种。

荒山不是良田，烧荒也不是轻松的劳动。可对于长期被压迫、几乎没有土地和自由的人来说，哪怕是一块荒山，也意味着可以靠自己的双手种出粮食，意味着可以不再完全依附于奴隶主的皮鞭。

父子俩开荒种地，获得了自给有余的粮食。生活第一次有了喘息的空间。

可是，他们并没有立刻定居。猪年底，也就是公元1718年，父子二人先回到凉山老家。为什么要回去？迁徙从来不是一个人、一个家庭轻易能完成的事。老家还有亲人，还有家支关系，还有需要安顿的事务。也许他们需要回去告别，也许需要回去接应家人，也许需要处理旧生活中的牵绊。

到了鼠年，即公元1719年，也就是清康熙五十八年，父子二人悄声迁入三垭地区定居。

“悄声”两个字，很值得注意。它说明这次迁徙并不张扬，也不是一次公开的、有组织的迁移。它更像是在压迫之下寻找生路的底层人民，小心翼翼地向新生活靠近。他们不愿惊动旧日的压迫者，也不愿在陌生的地方引起冲突。他们只想有一块地，有一口饭，有一个能安稳活下去的家。

七、口传与家谱的对勘

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甘孜州政协文史资料里罗洪则拉的一段口述，引起了笔者的注意。他谈及三垭地区彝族迁入的民间口传时说：最初进入三垭地区的人，叫色呷、依格二弟兄。

初听这话，像是两人结伴翻过大菩萨山。及至电话求证尼尔家支掌门人，方知家支对此段历史清楚明了。掌门人说，开初来的是尼尔、么吉、阿约、尔体；过后才来的，正是罗洪则拉所说的色呷、依格。

如此一来，罗洪则拉口中的“色呷、依格二弟兄”，便与家谱脉络遥相呼应。只是口传在火塘边流转数十年，把父子的名讳记成了弟兄的称呼，把几代人陆续迁入的过程，压缩成了两人同来的故事。民间叙事重的是“一起来到此地”的情实，谱牒记的是血脉相承的序次，二者并不相害。

掌门人的话，还厘清了一桩旧事：当年笔者采访时，尼尔家支进入三垭地区已繁衍十二代；而今时过境迁，家支已传至十三、四代。代际的自然增长，恰是这段迁徙史最鲜活的注脚——从吉洪、尼尔父子“悄声迁入”，到尼尔、么吉、阿约、尔体扎根开枝，再到色呷、依耿等陆续前来，三垭地区的荒山之上，终成枝繁叶茂之势。

八、从家谱到年份的推算

尼尔家支迁入三垭地区后，家支繁衍不断。

家谱中先后有：尼尔、么吉、阿约、尔体、色呷、日格、子曲、尔尼、说洛、长木、比古、阿冲等十二代。

从狗年进入三垭，到1989年，已经过了二十二个鼠年；若从狗年算起，到1989年已二百七十二年；若从鼠年正式定居算起，到1989年正好二百七十年。

由此推算：狗年为公元1717年；猪年为公元1718年；鼠年为公元1719年。这一推算，与江李氏老人所说的“清朝康熙五十八年”相互吻合。

也就是说，过去“大约二百年”的说法，并非错误，只是不够精确。若从1989年往前看，二百七十年当然超过“二百年”。但口述和文献中说的“大约二百年”，更多是一种概括性记忆，并不是严格纪年。

而通过老人口述、家支代际和干支年份对照，彝族迁入三垭地区的时间，可以较为准确地认定为：清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9年。

这个结论不是凭空得出的。它来自百岁老人的口述，来自尼尔家支后人的家谱记忆，来自多个知情人说法的相互印证，也来自对狗年、猪年、鼠年与公元纪年的推算对照。1719年不是一个孤立数字，而是口述史、家支史和地方史料交汇后形成的较为可靠的历史坐标。

九、一个家支先来，许多家支后来

尼尔家支并不是三垭地区彝族的唯一来源。

在尼尔家支之后，陆续又有多个彝族家支来到三垭地区。材料中提到的有：维色、尼颇、阿石、阿期、沙马、阿乌、吉胡、阿扎、额祺、尼杜、洛木、尼苦、巴青、甲沙、曲莫、布约、布吾、格日、乌尼、甲帕、阿谢、莫色、马海、阿洛、阿鲁、罗洪、洛伍等。

这些家支的名字，像一条条支流，最终汇入了三垭地区这片土地。他们来自不同地方，带着不同的家族记忆，却有着相似的命运背景。他们中许多人，也是在压迫、贫困和生存困境中离开故土，寻找新的生活空间。

到1956年，三垭地区彝族已有1360多户人家，近7000人。这个数字背后，是两百多年的人口繁衍，是无数家庭的生息劳作，也是不同家支在共同土地上逐渐形成的生活共同体。

三垭地区不再只是尼尔家支最初落脚的地方，也不再只是藏族群众曾经给予荒山的地方。它逐渐成为多民族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发展的家园。

十、藏族群众的接纳

在彝族迁入三垭地区的历史中，当地藏族群众的态度，是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

尼尔家支先辈来到三垭地区时，人生地不熟。他们不是带着权力而来，也不是带着财富而来，而是带着苦难和求生的愿望而来。他们向当地藏族群众诉说自己的遭遇，当地藏族群众给予同情，并划给荒山地，让他们烧荒下种。

这一举动，改变了尼尔家支的命运。一块荒山，在当时也许并不珍贵；但对于刚刚逃离压迫、一无所有的人来说，却意味着活下去的可能。

更重要的是，这种接纳体现了人与人之间朴素而珍贵的善意。不同民族之间，语言可能不同，习俗可能不同，生活方式可能不同，但在苦难面前，人能够理解人的苦难；在生存面前，人愿意帮助人活下去。

这种善意，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土地、种子和生存机会。它让远道而来的人有了落脚之处，让一段迁徙史没有以冲突和悲剧收场，而是以开荒、定居、繁衍和共生延续下去。这也是三垭历史中最值得珍视的部分。

十一、历史为什么需要被记录

彝族迁入三垭地区的历史，长期没有被及时记录，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

解放前，奴隶制度压迫深重，人们没有条件记录历史。解放后，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但一些知情人年岁渐高，历史记忆却没有被及时抢救。等到后人想要弄清来路时，许多细节已经模糊，许多当事人已经离世。

这正是口述史和地方史料整理的紧迫之处。历史不是只存在于档案里，也存在于老人的记忆中；不是只存在于官方文书里，也存在于家谱、村寨传说和火塘边的谈话里。

如果不及时记录，那些记忆就会随着人的离去而消失。一旦消失，后人便很难知道：祖先从哪里来？为什么离开故土？怎样翻过大菩萨山？怎样在陌生土地上开荒定居？怎样与藏族群众相处？怎样从少数几户人家发展到1360多户、近7000人？

一个民族、一个家支、一个地方，如果忘记了自己的来路，就很难真正理解今天的生活从何而来。

十二、从1719年到今天

公元1719年，尼尔家支先辈迁入三垭地区定居。

那一年，中国正处在清朝康熙年间。那一年，三垭地区的山依旧沉默，土地等待开垦，新的生活刚刚开始。没有人知道，这个悄悄到来的家庭，会成为三垭地区彝族历史的重要起点。

两百多年过去，三垭地区早已不是当年只有少数人落脚的荒山。一代又一代人在这片土地上耕种、繁衍、生活。他们种谷子、包谷、洋芋、豆子、燕麦、青稞；他们经营牛羊猪鸡；他们利用山林药材；他们在艰苦环境中建立家园。

历史并不总是宏大的。有时，它只是一个父亲带着儿子翻过一座山；有时，它只是一块荒山被烧垦出来；有时，它只是陌生人之间一次同情的接纳；有时，它只是一句老人记了很久的话：“大概是清朝康熙五十八年。”正是这些细小的片段，最终汇成了三垭地区彝族的迁徙史。

十三、一段历史的现实意义

今天重述彝族迁入三垭地区的历史，并不是为了简单追溯年代，而是为了记住几件事。

第一，要记住苦难。奴隶制度给广大奴隶带来深重压迫。尼尔家支先辈离开凉山，不是浪漫远行，而是苦难逼迫下的求生。

第二，要记住迁徙。从凉山喜德到大菩萨山那边，再到九龙县三垭地区，这是一段充满艰辛的道路。迁徙背后，是人对自由、土地和安稳生活的渴望。

第三，要记住接纳。当地藏族群众给予同情和帮助，让外来者有了落脚之地。这种民族之间的善意，是三垭地区历史中温暖而珍贵的一页。

第四，要记住变迁。三垭地区曾因疫情和内部矛盾导致藏族人口锐减，彝族的迁入填补了生存空间的真空。理解这段客观历史，才能更清醒地认识民族迁徙与融合的复杂性。

第五，要记住记录。历史不能只靠口耳相传。知情老人离世后，许多记忆会随之消失。及时走访、整理、保存，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后人负责。

第六，要记住发展。从最初几户人家，到1360多户、近7000人；从奴隶制度下的压迫，到解放后的新生活；从荒山开垦，到多民族共同生活，三垭地区的变化，折射出时代进步的力量。

十四、尾声：山那边的人

大菩萨山依旧矗立。山这边，是九龙县三垭地区；山那边，是凉山方向。

两百多年前，有人从山那边走来。他们身上带着压迫留下的伤痕，也带着对生活的渴望。他们不知道前方等待自己的是什么，只知道必须往前走。

他们来到三垭地区，得到土地，开始耕种，慢慢扎根。后来，更多家支来了。后来，村庄多了，人口多了，生活变了。再后来，奴隶制度被废除，人民获得解放，历史进入新的阶段。

最早翻过大菩萨山的人，并没有被完全忘记。他们的名字，留在家谱里；他们的故事，留在老人记忆中；他们的迁徙时间，被定格在公元1719年。

这不仅仅是一个年份。它是一段苦难的终点，也是一段新生活的起点。它是三垭地区彝族历史的坐标。它提醒后人：今天安稳的生活，来自祖先的跋涉；今天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家园，来自曾经的接纳与互助；今天能够被记录下来的历史，来自后来人对记忆的珍惜。

翻过大菩萨山的人，终于在三垭地区留下了自己的根。而三垭地区，也因为他们的到来，拥有了更加深厚、更加温暖、更加值得书写的历史。

(2026年9月26日)

作者：阿期的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