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专访｜龙倮贵教授：对待民族文化，我们自己不做，谁来帮我们做？

龙倮贵教授

龙倮贵教授作为土生土长的滇南红河县人，其社科研究视野广阔，研究学科领域涉及多面。深耕滇南彝、哈尼、瑶、傣、拉祜等多民族历史文化数十年。他从边远偏僻的哈尼族乡村小学教师到著作等身的大学教授，他的一生是深耕民族文化研究的求索之路。在这次访谈中，龙倮贵教授与我们围坐长谈，从彝族文化视角深度剖析了滇南多民族互嵌文化的过去与现在，滇南彝族与其他地方彝族的横向对比，并分享了龙倮贵教授充满传奇色彩的治学人生。本次采访立足于龙倮贵教授的本土学者身份，专设一些具体采访的针对性问题，以此更好挖掘这位同学们身边的从乡村小学教师到大学教授的传奇人生经历。

我等已尽了力所能及地做了该做的事，对于母族文化我已经尽力了，问心无愧 一一龙倮贵 

一、 滇南多民族互嵌文化：交融脉络与传承隐忧

滇南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区。在龙倮贵教授认为，汉、彝、哈尼、苗等各民族在这片红土地上生息、繁衍、发展，和谐相处，滇南彝族正是在与各民族的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着自身的母族文化。

为了厘清彝族在滇南的发展脉络，龙倮贵教授清晰明了地向我们梳理了历史印记：从滇中武定禄劝彝族凤氏土司、三十七部中的弥勒部，到滇南建水的纳楼土司，再具体到当今行政区划下红河州境内彝族尼苏、阿细、阿哲、纳苏、撒尼、濮拉、葛颇、阿乌等八大支系。这些彝族支系文化丰富多彩，且大多已拥有相关的历史文化典籍。基于此，红河州彝族专家学者和民族文化工作者调查、整理、研究出版了有关彝学学术著作，不仅在研究学科类别和内容及其领域上，还是数量和质量上在全国彝学界中有一定影响力和知名度，是研究彝族文化不可或缺的、不可多得的丰富、翔实、鲜活的学术资料。

在学术传承上，龙倮贵教授特别提到了自近代以来深耕滇南彝族文化的外来与本土学者，如：清代彝族教育家文论家《古文笔法百篇》作者李云程、清末经济特科状元袁嘉谷、滇中大儒许印芳（汉族），建国初期滇南彝族诗人普梅夫、著名彝族作家《欢笑的金沙江》作者李乔，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武自立、戈隆阿弘（施友万），师有福、白祖文、涅努巴西（李志礼）、杨六金、白章富、乌谷（张振德）、巴赛（李荣光）、童家昌、李增耀、普璋开、李祖麟、葛永才（汉族）、曹定安（汉族）等本民族和非本民族本土学者，构建了红河彝学研究的深厚基础。

然而，随着现代化的快速发展，滇南彝族文化在不断繁荣和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龙倮贵教授对此深感堪忧，彝族语言、文字、服饰等都面临着不断的变迁且濒危。其中古彝文及其古籍文献翻译、整理、研究更是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档危机——年轻人不愿学也一时难于学会掌握，而能够熟知古彝文及其古籍文献的老一辈知识分子不仅越来越年事已高，而且逐渐作古。“在未来，是否还有人能够释读释译古彝文及其古籍文献，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很值得深思和关注的问题。”此外，现在很多传统民俗祭祈仪式在无意间简化或变异后，出现了与古彝文经籍内容与仪式文化不匹配的现象，这也是未来学者需要攻克的难题。

当我们问及“红河彝族文化还有什么研究空白”时，龙倮贵教授直言，比较遗憾的是红河彝族服饰文化和红河流域彝族濮拉支系历史文化。目前这两个领域尚未经过系统、全面的整理研究，也没有产出重量级的学术成果，亟待后人填补空白。特别是红河流域从西红河中游滇中新平县到东越南北部山区彝族濮拉支系语言研究成为国家社科视野下“冷门绝学”的境地。

二、 跨越云贵川：各地彝区文化的同与异

作为常年奔波于云贵川彝区的专家学者，龙倮贵教授具备宏大的比较视野。访谈中，他以古彝文、彝文古籍、毕摩文化为切入点，将滇南彝族文化与四川凉山、滇中楚雄和玉溪、黔西北毕节和六盘水等彝族文化进行了深度的横向对比，并结合目前各地的彝族文化发展现状，综合来回答一些各地彝区在当下与未来值得思考的问题。

1.  古彝文：共同面临的人才断层困境

提起古彝文的发展和传承，龙倮贵教授轻轻叹息。古彝文是目前世界六大古文字之一，并与甲骨文、苏美尔文、埃及文、玛雅文、哈拉帕文相并列，更是目前唯一仍存活的古文字。古彝文是沟通彝族历史与文化的重要桥梁，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目前各地彝区均面临巨大的人才困境。滇中楚雄与滇南红河：目前能够释读释译古彝文及古籍文献且具备科研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已屈指可数，中青年人才断档严重，未来前景令人担忧。滇中玉溪：新世纪以来赵光汉、聂鲁（方锦明）、普建云、李章华等先后离世，如今能够释读释译古彝文及古籍文献，真可谓寥寥无几。四川凉山：虽规范彝文推广普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成就，但由于古彝文与规范彝文通用力不够契合，能够释读释译古彝文及古籍文献的专家学者所剩无几，年轻一代更是寥若晨星。贵州毕节和六盘水：尽管拥有大量彝文古籍，随着彝文古籍释读、翻译、整理、研究专家罗正仁、王继超、王子尧等相继辞世，同样面临古彝文及其古籍文献传承人才青黄不接的困局。

2.  彝文古籍：区域特色鲜明的文化瑰宝

自上世纪以来，各地彝族区域的彝文古籍搜集、翻译、整理、研究、出版到今已是硕果累累，但也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地域聚焦特点。四川凉山：以毕摩使用的彝文民俗祭类经书为主，彝文文学类除《勒俄特依》《玛牧特依》《支格阿鲁》经典外，称得上彝文经籍的不多；黔西北毕节和六盘水：以彝文历史类经籍为主，彝文民俗祭祈类经籍较少，如堪称彝族百科全书的《西南彝志》以及《彝族源流》《物始纪略》《夜郎史传》《水西全传》《水西制度》等。云南楚雄：近年出版了卷帙浩繁的《彝族毕摩经典译注》（106卷）中占比三分之二之首。滇中与滇南及滇东南：彝语东部方言区如武定禄劝两县多以彝文民俗祭祈类经籍及部分彝文历史类经籍为主；彝语南部方言区和东南部方言区如楚雄州的双柏、玉溪、普洱、红河，则呈现出“以彝文文学类经籍及彝文民俗祭祈类经籍多，以彝文历史类经籍少”的突出特征，代表作如《查姆》《尼苏夺节》《阿黑西尼摩》《阿诗玛》《尼迷思》《普帕迷》《阿哩查嫫》《力芝与索布》《莫合与薇叶》《贾斯则》《凤凰记》《太阳女与月亮儿》《齐小勇》《吴三桂与清王朝》等彝文文学著作和《吾查》《们查》《苏颇》《苏嫫》《祭龙经》《查诗拉书》《指路经》《祭祖经》《践行经》等彝文民俗祭祈类经籍。

龙倮贵教授进一步解释了彝语南部方言彝文古籍极具“文学特征”的历史深层原因：明清时期隶属云南临安府（今建水县），在历史上曾盛行彝族毕摩会考制度，前来临安府（今建水）参加“毕摩会考”的彝族毕摩，不仅有临安府所辖的彝族毕摩，还有广西府、澄江府、元江府及楚雄府等辖的州县彝族毕摩。又明清时期汉文化在滇南地区进一步普及，这种深度的彝汉文化交流互嵌互融，为后来将大量中原汉文经典创新翻译为彝文古籍奠定了坚实和雄厚的基础。如云南省民族古籍办、云南省民语委编的《云南少数民族中华文化认同文献典藏》（影印件）之“彝文古籍”多源自滇南红河流域彝族民间。

值得一提的是，红河州人民政府、云南省民族古籍办编的《红河彝族文化遗产古籍典藏》（影印件）（20卷）全源自红河州彝族民间；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古籍研究所原所长黄建明等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经籍汇编·毕摩经卷》中已收入了红河州辖内的彝语南部方言区和彝语东南部方言区彝文民俗祭祈类经籍。

3. 毕摩文化：大同小异

作为资深学者，龙倮贵教授曾向彝族毕摩拜师学艺，对毕摩文化有着独到见解。他说：各地彝族毕摩文化虽大致相同，但侧重点各有千秋。四川凉山：主要侧重于彝文民俗祭祈类经籍演述，不少毕摩还兼任“德古”（民间调解人）的角色，直接参与社会实践。滇南地区：毕摩不仅参与彝文民俗祭祈类经籍演述，还高度侧重于“著书立书”。历代红河流域彝族毕摩除了传抄传统彝文古籍文献，还积极吸纳和创新翻译中原汉文经籍文学，传播西南其他民族的文学作品。贵州彝族毕摩文化与滇南相似，但随着时代发展，人数正在急剧减少。

采访人合影（从左右）：江宝玉 龙倮贵 李国祥 孔令永

三、 从大山到象牙塔：四次转折与治学寄语

龙倮贵教授作为红河州研究民族文化的本土学者，从大山里的彝家男儿成长为民族文化科研工作者。他青年时期曾向彝族毕摩拜师学艺，学成后又接受现代科学教育，现已成为当地为数不多的兼具传统与现代视野的“复合型人才”。

龙倮贵教授回溯从乡村教师到高校教授的传奇人生，认为自己抓住了人生的四次关键转折点。第一次转折：他中考落榜后考入小学教师，并在边远偏僻哈尼族山村小学任教。但他没有囿于现实，也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坚持求学，最终考入中央民族学院（仅为“中央民族大学”）攻读彝族历史文献专业。第二次转折：他在石屏县教师进修学校进修中师期间，充分利用寒暑假，开始搜集、翻译、整理彝文古籍，并第一篇彝文古籍翻译整理作品刊发于《红河民族古籍研究》，同时收到第一篇作品并获得了人生第一笔稿费。特别是在中央民族学院读书期间，课余时间大多泡在图书馆里钻研，并开始学写彝学论文，同时第一篇彝学习作论文刊发于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古籍办主办的《民族古籍》。他自己写的“东西”变成铅字后，极大地提升了他的自信心，并不可自拔，也为一生的彝学学术生涯研究奠定了基石。第三次转折：他调入红河州民族研究所，从事民族文化科研，与文会友，博采众说，著书立说，学术论文频频见于学术期刊，学术专著不断出版问世，深得彝学界和哈尼学界的肯定，并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和知名度。第四次转折：选择投身高校，进入红河学院工作，在讲台上教书育人，积极关心和扶持年轻彝族学者的成长，全身心搞民族文化科研直至退休。谈及过往，龙倮贵教授诚恳对我们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越年轻就越需要低调做事。”

面对日新月异的时代，青年学者应何去何从，龙倮贵教授也为青年学子留下了珍贵的治学寄语。遵从内心：在人生前途选择上，应该遵从自己的兴趣，并结合现实就业考虑，现在这个时代已然是复杂多变的，唯有找到自己内心最想走的路，并埋头走下去，不要受到外界的影响。厚积薄发：作为民族文化研究青年学者，因时代不同，研究思路与规则、方法与步骤不同，建议先努力扩充自己的知识库，坐冷板凳，待有自己独到的思辨之后，再从前人研究的事理中去深度挖掘，方能远行，有所成绩。田野洞察：田野调查是民族文化研究绕不开的环节，龙倮贵教授认为随着现代化不断发展，现今的田野对象，田野环境都发生了变化，这就需要青年学者培养独到的选择眼光，才能在田野中猎获满满。直面挫折：在面对人生的挫折与困境，龙倮贵教授鼓励年轻人“人生没有一帆风顺，选择就不要留遗憾，只管埋头苦干，总会有柳暗花明的时候!”

采访人合影（从左右）：普文 龙倮贵 孔令永 金丽花

四、 硕果累累，无悔传承

在民族文化科研的道路上，龙倮贵教授一步一个脚印，一分辛劳和汗水，获得一分硕果，用毕生心血换来了学术硕果累累和满载的荣誉。 截至目前，龙倮贵教授共出版专著7部（其中彝学研究6部，哈尼学研究1部）；合著15本（其中彝学研究12部，哈尼族学研究1部，其他研究2部，以第一作者身份研究的6部），独立或主笔译注出版滇南彝文古籍12部；主持2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含重大子项目1项、西部项目1项），以及3项云南省社科相关项目。凭借卓越的学术贡献，他荣获“云南省社会科学事业突出贡献”称号，并享受云南省人民政府特殊津贴，并多部彝学专著及调研成果先后斩获省哲社优秀成果奖，以及省、州级社科一等奖、特等奖等诸多殊荣。

与此同时，龙倮贵教授在从事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伦理学、艺术学及其下二级学科如彝学、哈尼学教学与科研工作中，提出了很多鲜为的观点和独到的见解，如：“彝族民俗信仰文化活动是祭坛、史坛、文坛、诗坛、论坛、画坛、歌坛、舞坛”；“彝族毕摩文化是以彝文古籍经书为依据，并已彝族民俗信仰仪式文化演述为拓展的一种特殊的民信仰文化”；“历史上红河流域南北两岸彝族濮拉支系仍传承彝文及其古籍文献”；“堪称今传万卷（册）彝文古籍中以木刻本为载体形制的唯有彝文伦理道德经籍”；“彝族毕摩文化为彝族历史断代提供了翔实的文献依据，并填补了古代彝族自然科学史的空白”；“彝族毕摩文化与儒家文化、道家文化、释家文化不断交流互动中，创世发展为彝族本土文化”；“彝族五色文化是彝族支系黑彝、红彝、白彝、黄彝、青彝的雏形和端倪”，等等，这些鲜活的观点和独到的见解，得到了同仁、同行、且学者专家的高度肯定和认可。同时被誉为“彝族毕摩经典活字典”“彝族红色毕摩文化传承人”“彝文古籍文献译注家、译疏家、校注家”“哈尼族口传文化译注通”等多种，甚至誉为“云南彝族哈尼族文化研究复合型人才”的殊荣。

龙倮贵教授部分学术著作

龙倮贵教授不仅是深耕和书写彝族文化的学者，更是彝文及其彝文古籍的守护者和传承者。在他的书房里，满满当当的摆着彝族、哈尼族的珍贵古籍与藏书，其中就包括那套前几年出版的《彝族毕摩经典译注》（106卷）和《哈尼族口传文化译注全集》（45卷）。龙倮贵教授坦荡地对我们透露，他计划在未来将这些耗费毕生心血收藏的“宝贝”全部捐赠出去。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深深震撼了在场的我们。

访谈接近尾声，当我们深切问起：“做了大半辈子的民族文化研究，您觉得您还有什么遗憾吗？” 龙倮贵教授到道：“遗憾？应该是没有了。对待母族文化，我们自己不研究，谁来帮我们研究？我等已尽了力所能及地做了该做的事，对于母族文化我已经尽力了，问心无愧。”接着又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因自己从小在母族文化中长大，从小被母族文化特别是毕摩文化的熏陶，自己宣传与推介、传承与弘扬母族文化，理所应当；自己写自己母族文化写得清楚和真切，自己母族文化，才有真正的获得感和成就感！”感听此言，良久默然，内心深受感动与敬佩。

龙倮贵收藏图书一角

【采访后记】 

至此，在这炎热的七月毕业季，作为访谈团队的成员，我完成了大学里的“最后一课”。在这节课里，在这节课中龙倮贵教授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让我明白何为科研，何为情怀，作为后辈青年学者，我们唯有努力向龙倮贵教授这样的诸多前辈学习，不断努力，才能成就自己，报效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