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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 首页 > 文学 > 小说/纪实文学/剧本黄建平|贵人相助 困顿与辉煌交织的彝学点火者丁文江
1902年,东瀛之滨,海天一色,渔帆点点,宁静而和谐。日本的新式教育,与国内接受的传统教育大相径庭,如几何学中的那些点、线、面的新奇学问,是15岁的少年丁文江闻所未闻的。
世事难料,1904年日俄战争突然爆发,日本军国主义趁势入侵中国旅顺港,中日关系剑拔弩张,战争形势波及到在日留学的中国学生,深知国家理应向海图强的丁文江,心心念念打造一支强大的中华海军,七弟媳史济瀛回忆说“先生本想学海军救国,但鼻子有病,嗅觉不灵,作罢”。恰巧,室友庄文亚接到一封来信,是被清廷通缉的、远在英伦的江苏同乡吴稚晖写的。信里说:“日本留学生终日开会,吃中国菜,谈政治,而不读书。”劝庄文亚去英国,称每年只需五六百元。庄文亚心动,拉丁文江、李祖鸿同去英国求学,一心求学的丁文江决定转去彼时教学质量更高、生活费用更低的英国留学。丁家汇来一千元左右,刚够买三张船票,上船时,三人仅剩十多镑。“少年不识愁滋味”,尽管旅费捉襟见肘,但天性乐观的丁文江仍然对未来充满了期待。沿途,喜爱中国历史画的李祖鸿,依据白居易长诗《长恨歌》——唐明皇与杨贵妃故事,勾勒他的“长恨歌诗意图”。
1922 年7 月17 日地质调查所图书馆和陈列馆举行开幕典礼合影,丁文江(第二排坐者左五)
咸涩的海风裹挟着浪花的轰鸣,重重地拍打着皇后号邮轮的甲板。若不是一位方先生的提醒,他们几乎忘却了船即将在新加坡靠岸。
当货轮转向马六甲海峡时,庄文亚终于完成了账目清算。他手中的钢笔尖因颤抖,狠狠地戳破了草稿纸,声音中带着一丝绝望:“即便每天仅以黑面包果腹,抵达伦敦时,我们的盘缠仍差十镑七先令。”丁文江见状,突然夺过李祖鸿手中的炭笔,在写生本的背面迅速勾勒出一幅马来西亚槟榔屿地图,目光坚定地说道:“明日靠岸,我们去拜访大名鼎鼎的康南海(康有为)。”
康宅的雕花铁门上藤蔓缠绕,一位身着竹布长衫、器宇轩昂的老者正在庭院中喂孔雀。多年后,丁文江在《独立评论》中回忆起这一幕,总觉得那天的蝉鸣,就像预示命运转折的钟声。但在当时,嗅觉不灵敏的丁文江也闻到了袅袅的檀香。康宅的墙上,挂着两幅镶嵌着精致木框的书法:一幅是1900年6月康有为到槟城后,应极乐寺主持书写的“勿忘故国”横幅,想来康先生也给自己写了一幅;另一横幅仅仅写一个字“爨”,典型的“蚕头燕尾三角点”,字形古朴如佛。康有为目光扫过众人,微微点头,指着“爨”字说,这字源于晋代昆明(云南曲靖)“爨”区发现的“二爨碑”,称之为“中华第一神品”当之无愧,“小爨碑”(《爨宝子碑》)和“大爨碑”(《爨龙颜碑》)是西晋时期汉字从隶书向楷书过度的活化石。两碑的字体兼具隶书和楷书的特点,被称为“过渡体”。“小爨碑”更偏向隶书,但已出现楷书端倪,如字体大小错落、斜正随意,局部夸张变形,形成活泼多变的风貌。“大爨碑”则整体更接近楷书,笔力遒健、结体茂密,但仍保留隶书遗意,如布势精工、下画如昆刀刻玉。
自此,“爨”字这个神奇的符号深深地印入了丁文江的脑海。
众人目光所及之处,是客厅红木案头上咬了一口的马拉糕,即便流亡在外,康有为依然保留着广东早茶的习惯。
“这些,几位小友拿去暂时应急。我另修书一封,你们都是年轻有为的后辈,到伦敦后可找我女婿罗昌(毕业于牛津大学,民国时期历任驻新加坡、伦敦、渥太华总领事),他自会赞助尔等二十英镑”,康有为挥毫泼墨间,辫子上的翡翠扣与砚台碰撞,发出清脆的声响,其书法竟也似“中华第一神品”小爨碑的隶书风格。十枚刻有维多利亚女王头像的金镑滚落桌面,李祖鸿注意到,康有为的中指戴着一枚刻有“保皇会”字样的银戒。庄文亚反复数了三遍钱币,随后对着满墙的《大同书》手稿,深深地作了一揖。
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1927年,当康有为在青岛海滩逝世的消息传来时,辞去淞沪商埠总办,隐退在京的丁文江震惊之下,手中的茶杯摔落在地,瓷片飞溅。那一刻,他突然想起,当年康有为所赠的金镑,相当于上海工人三年的薪水。他突然转身跑回家,嘱托妻子史久元给康有为家属寄去一张银元汇票,感恩当年留洋途中,康先生槟城小岛上的慷慨解囊。
1927年是丁先生一生中的最低谷,辞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后,他隐退北京几个月,不久张作霖的敌意迫使他再次出走,近乎流放地来到大连。经济拮据、生活潦倒,妻子生病了。期间开展地质调查时,未过门的七弟媳史济瀛协助他测绘地图。
1928年3月到12月,丁文江受聘到广西省立大学为暑期班学生讲课,在此做了十个月的野外旅行。屋漏偏逢连夜雨,广西建设厅的一位职员的马意外踢伤了丁文江,他打着绷带、强忍伤痛,一刻不停收集地质资料,特别是耗费了大量的心力研究壮族北部方言,在中国人自己创办、丁文江担任编委的《科学》杂志第14卷第1期发表《广西壮族语言之研究》等论文。
1928年12月,丁文江回到北平地质调查所。
1929年至1931年,丁文江先生担任西南地质调查总指挥,为中国地质事业奠基,为中国彝学研究点火。
1931年深冬,朔风如刀割过窗棂。虽然是一个纯粹的科学家,但是此时的丁文江心中时有隐隐的不安,那就是如影随形的“丁氏魔咒”——他的家人寿命很难超过50岁。胡适先生回忆,丁文江在任北京大学地质学教授三年间,因出现脑血管硬化而一度心绪低迷,不得不到北京协和医院短暂住院治疗。
住院期间,丁文江给远在贵州大定的罗文笔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书信,敦促他与时间赛跑,抓紧翻译校对,尽快完成涵盖十一部彝文典籍的翻译整理。信中,丁文江说除了繁忙的地质学研究,受梁启超先生家属委托,他还要编写《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丁文江与梁启超实属忘年交,1919年赴法、英两国考察期间,其演讲稿多是随同考察的丁文江代为翻译。丁文江直言劝谏,说梁任公心性仁厚,太重感情,不适宜做政治家。政治家必须时时具有冷静的头脑,才不致误事;在惨烈的斗争中,须以清醒的头脑来决断利害,机敏地进退取舍,力劝梁任公专意学术,梁启超深以为然,在鼎盛之年,居然听取了这位青年后辈的劝言,幡然易辙,转事学问,终身奉守不渝。丁文江近期公务繁多,无馀力顾及“年谱”编撰,经燕京大学研究院院长陆志韦和顾颉刚教授推荐,赵尔丰给他做助手。他从顾颉刚那里了解到,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的杨成志,坚持“到民众中去寻材料”,1928年更是身体力行深入川滇交界处的金沙江彝区展田野调查,云南方言区的彝语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傅斯年先生对杨成志赞口不绝。
1933年,丁文江(前左二)于北京西城美国学者葛利普居所处摄
丁文江为人正派,从不利用手中职权谋取私利。转入北大地质学系任教授后,钱袋子瘪了的丁文江宏大的地质调查、地图绘制计划、人种学和民族语言学研究、《徐霞客游记》、《天工开物》的挖掘整理项目难以为继,寄给罗文笔的经费断了,军阀混战让商务印书馆的出版计划搁浅。
他在家排行老二,母亲单夫人早年病故。留洋七年,父亲续弦谭氏后,又给他添了三个小弟弟,加上他们原来的兄弟四人,七兄弟个个都考上了大学。1914年父亲丁吉庵先生撒手人寰,他就成了大家庭的家长,靠当大学教授的一点收入,渐感入不敷出。四弟丁文渊禀赋较好,想申请德国留学官费,请丁文江帮忙,丁文江回信说,以你的条件当然够资格申请官费名额,但是你要知道,中国比你聪明、比你用功、比你贫寒的子弟还有很多,他们没有一个哥哥来替他们负担学费,所以他们想出国深造唯一的道路就是争取官费,多一个官费名额就可以多造一个有为青年。在拒绝了弟弟的请求后,他卖掉了北京的房产,为四弟凑足了学费。任淞沪商埠总办期间,他宁可自己出钱,也拒绝为亲戚安排工作。由于经济状况甚窘,他写信给胡适,要求胡适想办法把自己在担任中英庚子赔款退款委员会委员时的津贴寄来。
史语所所长、后来曾经代理北京大学校长的密友傅斯年动情地说,“丁文江从不曾坐过免票车,从不曾用公家的费用作私用,从不曾领过一文的干薪。他不仅正直清廉,生活也很简朴,一餐仅一菜,不尚奢侈,杜绝浪费;生活虽很有规律,但却是个工作狂,为了工作竟然与夫人史久元商定不要孩子。”
“真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丁文江自嘲。寒风中瘦削的身躯裹紧褪色的灰布棉袍伫立窗前,檐角垂落的冰凌折射着细碎日光,恍若散落一地的碎钻。
楼下传来清脆的瓷碗碎裂声,紧接着是压抑的咳嗽。丁文江心口一紧——他太熟悉这种刻意压低的声响了,这些年,夫人史久元总将药碗端到角落才敢咳嗽,生怕惊扰了他案头的研究,更怕被他察觉日渐沉重的医疗费用和药石之资。
突然,院子里传来急促的敲门声,佣人接过邮差信封后递交给丁文江。
丁文江拆开信封,手中拿着那封从千里之外寄来的信微微发颤,薄薄的五千元汇票在穿堂风里簌簌作响,汇票的署名是“杨树诚”。
“这真实雪中送炭”,丁文江喃喃自语。彼时的五千大洋是一笔不大不小的巨款,相当于北大正教授一年半的薪资,他的好友,大学者胡适先生按1917年颁布的《薪俸规程》,月薪仅280大洋,北平五口之家的年生活费约一百大洋,五千大洋足以在江南地区购置五十亩良田。
记忆的潮水漫溯回十二年前的北平。那时的地质所青砖地上,跪着一个瘦骨嶙峋的年轻人。杨树诚的膝盖在寒冬里冻得发紫,西式装束的裤脚蹭着冰冷的砖缝,怀里却死死护着一本卷边的英文钻探手册。"丁先生,我从小是孤儿,在徐州开矿的美国养父收养了我,养父因事回国,一去不回。煤矿经营事宜交给了我,矿上无专业技术支撑..."年轻人冻裂的手掌在砖面蹭出细密血痕,"我知道您是地质勘探方面的专家,1921-1925年曾经担任北票煤矿总经理,之前北票煤矿仅有的两口斜井年产原煤不足8000吨,现在它已经拥有两口深度分别为700英尺和100英尺的竖井,日产原煤近2000吨,求您指条活路!"
那夜,丁文江就着昏黄油灯反复翻阅那本笔记。透明的册页上,工整的测量数据与矿区剖面图旁,竟还画着几株纤细的野花,花瓣上甚至缀着晨露般的墨点。丁文江热心地介绍杨树诚到中国矿业公司短暂学习采矿技术,一个月后,当杨树诚怀揣凝聚着丁先生心血的“矿山施工技术方案”南下时,丁文江悄悄将几块银元塞进他的包袱——。
门轴发出细微的吱呀声,史久元端着药碗缓步而入。蓝布衫的袖口磨得发白,露出里面洗得泛白的里衬。她垂眸将汤药轻轻放在斑驳的案几上,目光扫过丈夫手中的汇票,声音轻得如同药碗里袅袅升腾的热气:"四弟的德文老师又来催学费了。"
丁文江收入并不少,但手头总不宽裕,先后担任地质所所长、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北大教授,他简直病不起,失业不起,不敢轻易有任何变故。“窘困”两字甚至一直尾随到了他生命的终点。丁文江对待亲兄弟堪称模范。他兄弟多,又是“族长”,因此从他家老四以下,求学之事总是他来操心,四个弟弟的费用均由他承担,每年负担3000元以上,超过丁收入的一半——当时中国人年均收入,不过每年27元。丁文江的指节捏得发白,上个月,他刚将父亲丁吉庵先生留下的怀表送进当铺;而史久元陪嫁的翡翠镯子,早化作了实验室显微镜的镜片。信纸末尾的字迹力透纸背:"承蒙先生当年提携,学生旗下有煤矿产业和多个面粉厂。闻恩公弃官后多负债,我不报公,无以为人。"
"丁先生!天津寄来的设备到了!"楼下突然爆发出欢呼。几个年轻学生抬着崭新的偏光仪冲上楼,他们冻得通红的脸上泛着兴奋的光泽,金属仪器在暮色中泛着冷冽的光。丁文江的钢笔悬在签收栏上方迟迟未落,五千元,足够支付实验室员工薪资;承诺贵州大定县罗文笔先生,赞助他翻译彝文古籍的第三笔款项马上安排电汇;还有助手、佣人的工资该涨一涨了,夫人的药费、家里整整拖欠了六个月的煤炭费用也不用发愁了。
在那段沉痛却必须前行的日子里,丁文江将他心中积压已久的夙愿,化作了切实的行动。他奔走呼号,为设立“纪念赵亚曾先生研究补助金”而倾尽全力。这份倡议如同投入湖面的石子,激荡起广泛的回响,最终汇聚了一万七千余元的深情厚谊。他匠心独运,决定以此基金的年息作为薪火,专门嘉奖那些在地质学沃土上作出杰出贡献的学者,让同仁的遗志,在后来者的辉煌成就中得以不朽与延续。
与此同时,一份更为细腻的关怀也在他手中孕育——他特意为赵亚曾的子女筹集了教育基金,旨在为逝者的遗孀与三名年幼的子女撑起一片安稳的天空。尤其令人动容的是,因工作放弃生育子女的丁文江先生与夫人史久元女士,将对后辈的疼惜之情,真切地倾注在了赵亚曾的长子松年身上,视如己出,关爱备至。他们时常将松年带在身边,在夏日一同前往避暑地。看见松年,丁文江似乎又看到了赵亚曾的身影,想起1929年贵州大定寒冬里噩耗传来的那个不眠之夜,他那慈爱的眼神里闪烁着的,是人性中最温暖的光芒。
暮色渐浓,丁文江手中的钢笔终于落下。史久元默默将温热的粥碗推到他手边,窗台上那盆水仙不知何时抽出了嫩绿的新芽。楼下传来四弟背诵地质年表的声音,少年清亮的德语穿透凛冽的寒风:"Kambrium(寒武纪),生命大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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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来源:节选自长篇历史小说《爨文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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