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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建平｜百年回望科学巨擘与彝族毕摩的握手

作者：黄建平 发布时间：2026-01-08 原出处：彝族人网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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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数学家、分析哲学的主要创始人伯特兰·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说：“丁文江是我见过的最有才华、最能干的中国人。”蔡元培称他为“我国现代稀有的人物，是精于科学又长于办事的人才 ”。被誉为“中国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的丁文江，作为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其科学贡献广为人知，但他深入西南边疆、关注并参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贡献，在公众认知中是相对薄弱甚至缺失的。丁先生本可安享盛誉，却选择深入险境，为地质奠基，为“彝学”点火；本可舒适生活，却坚持“永不停歇地工作”。

（丁文江）

民国十八年（1929年），北平地质调查所再度组织地质领域的精兵强将，深入西南进行地质调查。丁文江任总指挥，分三组开展工作。

第一组由谭锡畴、李春昱组成，一直在四川开展工作。

第二组由丁文江带领，有曾世英（建国后任新华地图社社长）、王日伦等队员。30岁的曾世英是江苏常熟人，毕业于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土木科，时任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技师、技正，是地质绘图方面的专家。26岁的王曰伦是山东泰安人，此次调查的主要关注点是前寒武纪、第四世纪地质、矿床学等。丁文江一行计划由重庆经松坎、桐梓、遵义、打鼓新场到大定，再经贵阳折返都匀、独山、荔波、进入广西南丹，一九三一年夏返回北平。他们一路风餐露宿，用双脚丈量祖国的大西南，众多牲口托运行李同行，调查队员长途步行，看石绘图。

第三组由赵亚曾、黄汲清等人组成，提前出发，自北平经西安，翻越秦岭，过四川西部，经叙州（宜宾）入滇。25岁的黄汲清是四川仁寿人，刚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此次西南调查为他日后撰写《中国南部二叠纪地层》，提出了中国二叠纪的三分方案打下基础。

数十年后新华地图社社长曾世英回忆：“丁先生为了实地考察，测地层倾斜走向，敲岩石标本及化石，绝大部分行程都是步行。有人笑说丁先生是‘上山不骑马，下山马不骑’。”

1929年冬天，乌蒙山腹地的大定县寒风呼啸，定邑旅馆前的白杨叶落尽。

古城大定集市熙熙攘攘，人群摩肩接踵，叫卖声此起彼伏。绝望懊丧的丁文江却无心逛这热闹街景，他目光停留在远处连绵起伏的乌蒙山峦。此次地质调查，年青的地质学者赵亚曾在云南昭通闸心场的佛盛旅馆惨遭土匪杀害，令丁文江的精神几乎崩溃，同行的王日伦常常看到他痛心疾首，独自一人喃喃地念叨：“三十书成已等身，赵生才调更无伦”。赵亚曾年轻的面容总是在他眼前浮现，这个193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的青年，来自河北蠡县，才华横溢，著有系统分类方面的《中国长身贝科化石》、《中国石炭纪及二叠纪石燕化石》、《中国北部太原系之瓣鳃类化石》等，特别是与黄汲清合著的《秦岭山与四川地质之研究》实为经典之作。深得葛利普、李四光赏识，葛利普博士多次称赞他“是中国难得的地质学新秀。”

丁文江思索着回北平后要为赵亚曾遗属筹款，还要亲力亲为抚养教育他年幼的孩子。“同行的曾世英极力劝导，希望丁文江想法做一些事情，从懊丧中解脱出来。他们一边测量当地彝族、苗族的体格，开展体质人类学调查，一边搜集彝族经籍”（曾世英回忆实录）。

西南地质调查时，丁文江刻意寻找彝文经籍，蝌蚪般的文字让他想起敦煌卷子上的古经文。民国三年（1914年），丁文江沿金沙江作地质调查，经云南武定县环州时，彝族土舍李自孔夫人那兰芳，送给他一本爨文《武定罗婺夷占吉凶书》。页面为先用朱墨写在草纸上，朱字上又盖上一层黑墨，当地毕摩只能说个大概，不能详细解读。1914年在石门坎，内地教会（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斯密特小姐用八块银元购得爨文经卷《玄通大书》，源于敬佩和信任，斯密特小姐无私地将《玄通大书》奉送给丁文江。此次来到大定县，若能觅得爨文方面的行家里手，外界认为已经湮灭了的古文字，传承了数千年的古爨文或许能够重新复活，丁文江暗想：“每一个文明都是独一无二的，爨文古籍极为珍贵！中国人的古老文明理所当然由中国人自己研究保护，必须尽快展开抢救，西南这个古老的民族文化能传承下来，意义非凡。”

民国十八年冬月十五日（1929年12月15日），贵州大定县冬瓜林（今东关乡）的山道上，瑞雪飘飞，纷纷扬扬落到泥地上旋即融化，一行深陷泥泞的脚印蜿蜒至山腰。罗寨隐于青龙山坳，距县城东门14公里，需翻越三道山梁，罗寨彝语称“洛卓博”，意为“虎踞之地”，全寨七成系彝族扯勒支系后裔。

求贤若渴的丁文江裹紧灰布长衫，呵出的白雾在寒风中瞬间消散，他此行正是为寻精通爨文的彝族毕摩——罗文笔（1868-1947）。县府的官吏眉飞色舞，向曾经的沪松商埠督办公署总办（上海最高行政长官）—丁文江大人介绍：“毕摩罗文笔宅院有杉木经楼，藏彝文典籍130余卷，包括罕见的《凯米书》（星占经）、《诺沤》（姻亲谱系）。”彼时罗文笔已年过六旬，早年在私塾教书，后在洋人开办的福音堂谋得一份差事——将《赞美诗》翻译成彝文。彝文古籍的墨香浸透了他后半生——从幼年寒窗十年、通读六经，到青年时师从毕摩经师杨腓力吟唱彝文《指路经》、《解冤经》，他早将抢救濒危的彝文典籍视为天命。

《解冤经》

雾霭中的冬瓜林影影绰绰，夯土墙上的火塘烟痕斑驳。一排低矮木屋，檐角悬着褪色的经幡。当丁文江、曾世英一行叩开木门时，一位老者正伏案誊抄彝文经卷，狼毫笔尖在粗黄纸上沙沙作响。案头堆着《帝王世纪》残卷，经文如藤蔓虬结，墨色渗入纸背，羊皮卷上画着水西则溪地界，连哪条山沟该交多少只山羊都标得清清楚楚。丁文江以为此人便是罗文笔，上前寒暄，老者自称是罗文笔徒弟，师傅罗文笔正在主持祭祖仪式。

丁文江赶到祭坛，六十一岁的罗文笔正在主持“尼木措毕”祭祖仪式。罗文笔身着对襟短衫和宽腰长裤、头裹布帕、面容清瘦。祭祖礼毕，同行的官府职员向罗文笔介绍丁文江，罗文笔上前鞠躬，上下打量着这位远道而来的不凡之客，"矮矮的个子，敦实的躯体，镜片后显得敏捷和果断的眼睛，尤其他虬起的德国维廉皇帝式的胡子，使小孩子和女人见了害怕"（胡适语）。

一身着彝族服饰的妇人用砂罐沏茶，丁文江与罗文笔对坐畅谈，罗文笔指着土茶罐说：“此乃大定海马宫茶，明代奢香夫人进贡朝廷之上品”。丁文江抚着茶杯，缓缓开口：“文江自幼在书院浸润经史，经世致用的治学之道深植于心，打下了扎实的文言功底。十五岁时得龙璋先生资助，东渡日本，西赴英伦，专修地质与动物学，九年间不仅熟练掌握英、日、德、法四门语言，更琢磨赫胥黎等西方大家的原著，期待以绵薄之力推动国家实现科技与人文的融合。”

他目光坚定，继续说道：“这些年，我编译《中国矿业纪要》，译介西方科学著作，力求精准传达原意；在《独立评论》发表政论时，又以典雅文言针砭时弊。我深知语言不仅是工具，更是沟通中西文明的桥梁。唯有贯通古今、融汇中西，方能以语言之力推动科学启蒙，回应时代之需。”

虽然早年鼻腔病变，嗅觉不灵，但丁文江从同行人眸子奇异的变化中，依然感知到香气四溢、名闻遐迩的大定臭豆干、砂锅里炖得咕咚作响的臭豆干香菇辣子鸡端上桌，早已饥肠辘辘的丁文江一行，在罗文笔热情邀请下围坐火塘边。

罗文笔换上传统的彝族服装，美髯飘飘，激情四溢地吟唱起彝族“百经之首”的《献酒经》，数名年龄稍长的彝族男子和身着盛装的女子多声部应和：“献酒啊献酒，从前不曾献酒。昂首望高天，日月不发光，星辰不闪亮，黑漆漆一团，昏沉沉一片。举目观大地，寒暑不调和，一年四时的气候反常，夏秋二季分不清楚，直博的山顶，莫博的山腰，林岩笼着雾罩。热蒙妥体的杉树和稠树，枝叶互相拥挤，都凋谢垂头了;尼姆耿根的尼、能二家，却互相闹起纠纷起来。献酒啊献酒，哎里出现了知识，献酒的礼仪传遍天下，高大的银树蓬勃勃，广阔的金海浪滔滔，随着礼仪兴起之后，打开了封锁着的知识，迎来百花盛开、禾苗畅茂、谷穗丰实的景象，酿酒的方法就此传开。”

由于鼻腔病变，嗅觉几乎不灵敏，鲜少饮酒，甚至专门作诗嘲讽嗜酒如命的好友胡适的丁文江，破例围座咂酒坛前，手握黑色的竹竿，美滋滋品尝起彝家水花酒，罗文笔边喝咂酒边给丁文江讲述大定水花酒与太平天国的传奇：1855年，翼王石达开率兵入黔，当地彝苗群众抬出“水花酒”，即“咂酒”款待翼王一行。石达开与彝苗群众同饮一坛酒，感觉甚妙，当即赋《咂酒诗》一首：

“千颗明珠一瓮收，君王到此也低头。

五岳抱定擎天柱，咂得乌江水倒流。”

丁文江听得兴起，与罗文笔分享汉武帝经略西南夷的故事：“汉武帝欲讨伐南越却苦无良计，大将唐蒙称从夜郎国牂牁江上船，河道宽阔，沿珠江顺流而下抵达番禺城下，经略西南夷区可为出征南越打通通道。”

聊得兴起，宾主一行大块朵颐，酒罢，围绕着火塘载歌载舞，手拉手唱起“夷人”婚姻歌曲《阿卖恳》，悠扬的歌声久久回荡在罗寨的山谷间。

次日夜，罗文笔按例要在大定县城定邑旅馆给乡民讲《赞美诗》，丁罗二人相约在县城福音堂见面。

"丁文江掏出从施密特小姐那里得到的《玄通大书》，指尖轻点其中一行云雷纹般的彝文。罗文笔抬眼，热切地问："先生对古老的娄素文有兴趣？"

“这些书里埋着西南彝族的魂啊！”罗文笔捧着娄素文古籍的手在颤抖。

1929年的冬雨，将贵州大定县城的泥土和石板混杂的土路浸泡得湿润绵软。青石板路上，每一步都踩出陈年苔藓的叹息。落折河边的古城墙斑驳如巨兽残骨，城东古塔在雨雾中若隐若现，九十九口古井倒映着铅灰色的天空。县城文星街南段，古香古色的福音堂，由德国传教士建于1911年。三重飞檐的攒尖顶三层砖木结构青瓦顶房屋，占地500平米，融合了西方哥特式风格与中国传统建筑，与其它中式建筑风格迥异，在大定古镇格外醒目。

福音堂昏暗的茶室里，丁文江问“夷文”起源于何时何地？罗文笔的回答令丁文江暗自称奇，竟然与十五年前云南武定环洲毕摩的回答一模一样：“孔夫子创造的，孔夫子右手创造了汉文，所以汉文从右向左写。左手创造了彝文，所以彝文从左向右写”。

丁文江从行囊中掏出两本珍藏的书，分别是法国传教士保禄·维亚尔（邓德明 Paul Vial）在香港付梓的《法倮词典》与《纳多库瑟》。他指着书对罗文笔道：“罗先生，你看这位1879年便深入云南石林的保禄神甫，身着“撒尼㑩㑩”装行走村寨三十余载，收集散佚“夷文”单字，对“一字多形”异体字进行筛选，形成430个规范字形，还通过铅字印刷《纳多库瑟》，解决手抄本导致字形变异问题。维亚尔最终埋骨于彝村尾则，其志可叹。罗文笔恭敬地接过书细看，丁文江目光深邃，轻抚书页：“是啊，1909年香港所印那本“夷文”圣经问答，虽为世上最早的“夷文”印刷物，却如移栽之木，其文化根脉已被异质话语侵蚀，使华夏古老信仰在异域语境中渐失本真。”

更令丁文江隐痛的，是李四光多次提及，让他耿耿于怀的一桩事，十九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地质科考全部由西方（含日本）地质学者或探险者完成。其中最刺痛他心房的，莫过于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的七次中国行。1868至1872年间，这位“丝绸之路”命名者足迹遍及中国14省，其巨著《中国——亲身旅行的成果》中准确标注了罗布泊的地理位置，他还首次命名祁连山脉，命名丝绸之路，为中国古老地层系统—寒武纪之五台系和滹沱系奠定基础，1871年提出“震旦系”概念，成为西方认知中国地质的圭臬。丁文江心情沉重地说，在李希霍芬眼中，中国学者都是些无用的“斯文秀才”，留着长指甲，出门离不开轿子，带着书童随时伺候的老爷。甚者说中国人性情懒惰，行动迟缓，以为步行就是降低身份，从事地质行当在人们心中就是斯文扫地。丁文江愤愤不平地说：“在君素以徐霞客为榜样，徐老穷尽毕生精力，耗时二十又六年，遍游华夏名山大川。三百年前，徐霞客就以他的行动否认了李希霍芬两百多年后的谬论。”

“此次西南之行，无论如何，“古夷”文化的发掘抢救必须有中国学者的身影，由中国人主导”，丁文江暗下决心。

西南地质考察前夕，带黑丝眼镜，身体虚胖的挚友傅斯年（字孟真、历史语言所所长）的嘱托言犹在耳。傅斯年说，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全力推进两大事业：科学发掘殷墟甲骨，抢救明清内阁大库档案。他正在“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其斩钉截铁之语，此刻如雷震耳。丁文江忆起那次长夜对谈，傅斯年痛切陈词：“伯希和搬走敦煌藏经洞珍宝的事警醒我们，若史料尽落外人之手，将来吾辈考究先人，竟须远赴伦敦、柏林、巴黎、东京求索文献，实乃吾族之耻！”此语如芒刺背。烛火摇曳中，丁文江攥紧了罗文笔眼前的经卷，恳切道：“罗先生，这些以血火传承的文字，断不可再为西方汉学之架上猎奇，必使其归根于血脉相连的土地。”

罗文笔滔滔不绝，向丁文江讲述“古夷文”的起源：“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中,有‘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夷中有杰黠能言,议屈服种人者,谓之香老,便为主,论议好譬谕物,谓之夷经,今南人言论,虽学者亦半引夷经’”的记载。

从小生活在贫瘠偏远彝乡的罗文笔，寒窗十载，通读六经，切身体会到“改土归流”两百年来的余波持续震荡，古夷文化受统治者歧视摧残逐渐衰落。人过中年，受业于毕摩师傅杨腓力，专修“夷文”，历时数载，造诣日深，后信奉基督教，渴望能以一己之力，为救赎濒临失传的“古夷”文化做点实事。

罗文笔坦陈，自己家中珍藏7部6种娄素文（彝文东部方言）古籍，记载当地史实、民俗、“夷族”宗教、地理风貌诸多内容，由于社会的变革，娄素文的应用场景日渐式微，外界鲜为人知。他将随身携带的“夷文”古籍《帝王世纪》(又名《人类历史》)翻开，逐字逐句给丁文江讲解，《帝王世纪》记述彝族从希慕遮到笃慕的三十一代父子连名世系。笃慕约当西周末年蜀洪水时期人，原居于成都平原，当时因避洪水，率领其部族迁往滇东北的洛尼山，其后裔分为武、乍、糯、恒、布、默六个支系(习称“六祖”)，分别向滇南、滇西、川南、滇东北和黔西北、黔西南以至黔中一带发展。

罗文笔说：据《大定府志》卷五《水西安氏本末》所载:“安氏自汉后主建兴三年至清康熙三十七年，凡千四百七十四年，世长水西。其受命于中朝，为蛮长，为罗甸王，为姚州刺史，为顺元宣抚使，为贵州宣慰使，号凡六更;而于其国，常自称为趣慕（苴慕）。”彝、汉文史资料记载的相互印证，说明这是研究彝族历史的一部重要参考资料。

《帝王世纪》中水西安氏波澜壮阔的历史，深深地吸引住了丁文江。

罗文笔慨叹！两百年多来古老彝文的迁徙衰亡，始终牵挂着他的心……

桐油灯在福音堂阁楼彻夜不眠，泛黄的彝文典籍在两位学者手中传递。

“先生信奉基督教，推崇耶稣的救赎之德，难道眼睁睁地看着传承了几千年的娄素文（老彝文）就此消失，何不整理翻译先生珍藏的七部夷经典籍？在君（丁文江字在君）近二十年在西南的屡次地质科考中，也搜集了如云南《武定罗婺夷占吉凶书》、四川《夷人做道场用经》、内地教会的斯密特小姐购买的《玄通大书》等。”丁文江试探着说。

罗文笔面露难色：“不瞒丁先生，我虽精通“古夷文”，可译书工程浩大，纸张、印刷皆需耗费钱财，我这寒儒哪堪重负。”丁文江拍着胸脯：“先生莫忧，经费之事我当鼎力相助！翻译十一部古籍，预计工期三年（实际用了六年），每年薪资按一百个大洋计算，合计三百块大洋。古籍翻译，既能助力西南历史研究，救赎古彝文明，又能揭开古老彝族文化的面纱，一举两得。”

火塘噼啪声中，两人定下译经之约。丁文江尊重按彝家风俗，歃血为记。罗文笔立誓：“我罗家三代立下誓约，三年翻译完十一部彝文经籍，再用一百年时间，通译目之所及的彝文典籍，不负先生重托”。

丁文江将羊皮封面的地质笔记本摊开，露出四行工整的表格——首行摹彝文原字，次注拉丁字母音标，三列汉字直译，末行缀以雅驯文言。罗文笔的拇指抚过经卷褶皱，毕摩世家的戒律在喉间滚动："未经师允，不可尽译。"为传承保护古彝经卷，我罗文笔不顾“经文不可示外族”的祖训，今天要破清规戒律了。

从1929年冬至1936年元月，历时六载，采用彝文、注音、直译、意译四行对译法，罗文笔翻译、整理了十一种彝文古籍（《玄通大书》等未翻译，原文石印），完成了刻在羊皮上的“彝族史记”的翻译工作。丁文江审定并写了序言，亲自题书名为《爨文丛刻·甲编》。罗常培序曰：“丁君之功，在使深箐秘文得昭于世，夷夏文明之桥自此架通。” 作为科学家的丁文江，治学何其严谨，他给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始人傅斯年的信中，谦逊地说，受历史和条件的限制，《爨文丛刻·甲编》略显粗疏，系统性和精准性方面还有待提升。

1926年赴巴黎留学，师从人类学家马赛尔·莫斯（Marcel Mauss），时任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民族学组主任、人类学者凌纯声博士参与了编撰工作。他在《爨文丛刻·甲编》中融入了基于法国人类学派的文化比较方法论，并建议参照"牛津大学埃及学纸草文书研究程式"，将甲骨文与彝文进行对比分析，增设古文字对照模块，将《爨文丛刻·甲编》纳入史语所专刊（第十一号）出版体系。

1936年元月，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印刷机轰鸣不止。《爨文丛刻·甲编》由商务印书馆刊行，全书高37.5厘米、宽26厘米，以罗文笔手书彝文石印本为底，辅以四行体译注。书籍编入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十一，共收入《千岁衢碑记》，《说文（宇宙源流）》，《帝王世纪（人类历史）》，《献酒经》，《解冤经上卷》，《解冤经下卷》，《天路指明》，《权神经》，《夷人做道场用经》，《武定罗婺夷占吉凶书》，《玄通大书》等十一种经典。

丁文江在序言中满怀信心地透露宏愿：“拟分甲、乙、丙三编，甲编录宗教经典，乙编收史诗歌谣，丙编载天文历法。”

1936年元月，丁文江在湖南谭家山煤矿罹难。

离世当月，《爨文丛刻·甲编》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史语学界石破天惊。《爨文丛刻·甲编》是丁先生献给这个国家的最后一份沉甸甸的“科学报告”，报告的主题是：“祖国文化的多样性，何其珍贵”。

这里是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海量的数据，鲜明的彝族文化特色，是向世界展示彝族文化的窗口，感谢您访问彝族人网站。

（本文节选自长篇历史小说《爨文密码》）
注：长篇历史小说《爨文密码》已经完成创作，正在收集补充相关图片，预计2026年下半年出版。
作者：黄建平，彝族，贵州省大方县人。工程师、一级技师、QC诊断师。毕业于贵州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工学学士；贵州财经大学工商管理硕士。长期致力于物流系统规划、物流运营管理、物流技术装备研究与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