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苦难与接纳之间，打捞一段被遗忘的迁徙史——评阿期的确报告文学《翻过大菩萨山的人》

阿期的确的《翻过大菩萨山的人——九龙县三垭地区彝族迁徙史纪实》，是一篇具有鲜明史料意识、田野精神和人文温度的报告文学作品。它不是对彝族迁徙史的宏大概括，也不是对地方历史的简单复述，而是把目光投向九龙县三垭地区，投向那些曾经翻越大菩萨山、在陌生土地上开荒定居的普通人。作品以“谁先来”“何时来”“为何来”“怎样活下来”为线索，通过口述史、家支记忆、地方文献和纪年推算，将一段长期停留在民间口耳之间的历史，逐渐还原为较为清晰、可信的历史叙述。

这篇作品最可贵的地方，在于它始终抓住了报告文学的根本：真实。

报告文学不同于小说，不能靠虚构情节制造戏剧性；也不同于一般散文，不能只停留在抒情和感叹上。它必须面对真实的人、真实的事件、真实的现场和真实的历史疑难。《翻过大菩萨山的人》正是从“真实”出发，首先提出了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三垭地区彝族究竟是什么时候迁入的？

过去，关于这一问题的说法并不少。有的说“大约二百年”，有的以尼尔家支繁衍八代进行推算，有的则笼统地说从凉山方向翻山而来。这些说法并非没有依据，却都停留在模糊层面。作者没有满足于这种模糊，而是把“大约二百年”当作一个需要进一步追问的起点，而不是终点。这种追问意识，使作品从一开始就具有了历史研究的严肃性。

为了寻找更准确的答案，作者用了三年时间，走访村寨，拜访老人，核对家支记忆，查阅地方资料。作品写到小金乡羊桥村一百零一岁的江李氏老人，她在火塘边回忆说：“听老人们摆谈，彝族迁居三垭地区大概是清朝康熙五十八年。”这一句看似朴素的口述，却成为全文的重要转折点。它把原本模糊的时间，推进到了具体的年号：康熙五十八年，即公元1719年。

但作者并没有因为一位老人的口述就轻易下结论，而是继续寻找尼尔家支后人尼尔克吉、尼尔长木等人的讲述，把家支记忆、口述线索和干支纪年相互印证。作品还通过“狗年翻山、猪年回乡、鼠年定居”的叙述，推算出公元1717年、1718年、1719年的时间链条，使迁徙过程不再是一个笼统的传说，而成为有年份、有顺序、有情节的历史事件。

这种写法，体现了报告文学中难得的考证精神。

作者不是把口述史当作可以随意采信的“故事”，而是把它当作需要反复核对、交叉印证的历史材料。百岁老人的记忆、家支后人的讲述、地方文献中的记载、干支纪年与公元纪年的对照，这些材料彼此补充，也彼此约束。正因为如此，作品最终得出的结论才具有说服力：彝族迁入三垭地区的时间，可以较为准确地认定为清康熙五十八年，即公元1719年。

这并不是一句简单的年代判断，而是一次把民间记忆转化为公共历史知识的努力。

作品在考证时间之外，更重要的是写出了迁徙背后的苦难。

尼尔家支的先辈原本生活在凉山喜德一带。在那个年代，凉山彝族社会仍处在奴隶制度之下，广大奴隶遭受残酷压迫，人身没有保障，生活艰难到难以维持。作者没有把迁徙写成一次浪漫的山地远行，也没有把它美化为主动开拓的壮举，而是如实写出其中的被迫与无奈：当生活不如牛马，当生命没有保障，当压迫让人看不到出路，离开便成了一种求生的选择。

这种写法，使作品具有了深沉的现实感。

迁徙从来不是轻飘飘的词语。它背后是离别故土，是翻越险山，是面对未知，是在陌生地方重新寻找活下去的可能。作品写到尼尔家支第八代吉洪和第九代尼尔父子二人于狗年翻山越岭，来到三垭地区。他们不是带着权力和财富而来，而是带着苦难、卑微和求生的愿望而来。这样的叙述，使读者看到的不是抽象的“民族迁徙”，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在命运压迫下的挣扎与选择。

作品中最动人的部分，是当地藏族群众对迁入者的接纳。

三垭地区在彝族大规模迁入之前，曾是藏族群众聚居地。后来由于严重疫情和内部矛盾，当地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尼尔家支先辈来到三垭后，并没有强行占地，而是向当地藏族群众诉说自己的遭遇。藏族群众听后产生同情，划给荒山地，让他们烧荒下种。

这一情节，是全文最温暖、也最有分量的部分。

一块荒山，在今天看来也许并不珍贵；但对于刚刚逃离压迫、一无所有的人来说，它意味着可以靠自己的双手种出粮食，意味着不再完全依附于奴隶主的皮鞭，意味着生活终于有了喘息的空间。作者没有把这种接纳写成空洞的民族和睦口号，而是写成实实在在的土地、种子和生存机会。不同民族之间，语言不同，习俗不同，生活方式不同，但在苦难面前，人能够理解人的苦难；在生存面前，人愿意帮助人活下去。

这种善意，使三垭地区的迁徙史没有以冲突和悲剧收场，而是以开荒、定居、繁衍和共生延续下去。作品因此超越了单纯的家族史、地方史，而具有了更深层的人文意义：一个地方的历史，不只是由权力、战争和制度写成的，也由普通人的同情、宽容和互助写成的。

从写作方法上看，这篇作品很好地处理了口述史与文献史之间的关系。

民间口传往往带有情感、压缩和变形。比如，罗洪则拉口述中提到的“色呷、依格二弟兄”，初听像是两人结伴而来；但经尼尔家支掌门人说明，才知道最初来的是尼尔、么吉、阿约、尔体，色呷、依格是后来者。作者没有简单否定口传，也没有盲目采信，而是指出：民间叙事重的是“一起来到此地”的情实，谱牒记的是血脉相承的序次，二者并不相害。

这种处理方式十分成熟。

它既尊重了民间记忆的情感逻辑，也坚持了历史叙述的准确性。报告文学面对口述材料时，最容易出现两种偏差：要么把口述当成绝对真实，不加辨析；要么用文献否定口述，忽视民间记忆中的历史内核。阿期的确在这篇作品中避免了这两种极端，既让口述史保留了人的体温，又通过家支记忆和文献材料加以校正，使文本既有故事性，也有可信度。

作品的结构也较为清晰。

全文从“没有写下来的历史”起笔，先写历史为何长期停留在口耳之间；接着写“大约二百年”的模糊说法；再写作者三年走访、拜访二十五位老前辈的过程；然后进入三垭地区的历史背景、凉山奴隶制度的压迫、尼尔家支的迁徙经过、口传与家谱的对勘、年份推算、多家支陆续迁入、藏族群众的接纳，最后回到历史记录的现实意义。这样的结构，不是平铺直叙，而是层层推进：由疑问到寻找，由口述到考证，由个人命运到族群迁徙，由历史现场到现实启示。

尤其值得肯定的是，作品没有把历史写成封闭的过去，而是始终保持着现实关怀。

作者在文末提出，重述这段迁徙史，是为了记住苦难、记住迁徙、记住接纳、记住变迁、记住记录、记住发展。这六点概括，使作品从历史叙述上升到现实思考。一个民族、一个地方，如果忘记了自己的来路，就很难真正理解今天的生活从何而来；如果忽视了不同民族之间曾经有过的互助与接纳，也很难真正理解今天共同家园的珍贵。

从这个角度看，《翻过大菩萨山的人》不仅是在写三垭地区彝族的迁徙史，也是在写一种文化自觉：历史不能只存在于档案里，也存在于老人的记忆中；不能只存在于官方文书里，也存在于家谱、村寨传说和火塘边的谈话里。知情老人一旦离去，许多细节就可能永远消失。因此，及时走访、记录、整理和保存，不仅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后人负责。

当然，这篇作品并非没有可以继续深化的空间。

作为一篇纪实性文本，它的主要力量来自真实材料和清晰叙述。如果在今后的修订或扩展中，能够进一步增加更多现场细节，比如村寨地理环境、火塘谈话的具体场景、不同家支迁入后的生活差异、藏族与彝族长期相处中的具体事例，作品的现场感和人物形象会更加丰满。此外，对于“疫情”“内部矛盾”“荒山划给”等关键历史环节，如果能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补充更多旁证材料，也会使历史叙述更加坚实。

但这并不影响这篇作品的整体价值。

《翻过大菩萨山的人》最打动人的地方，正在于它把一段原本散落在火塘边、屋檐下、村寨里的记忆，重新打捞出来，并赋予它清晰的历史坐标。它让我们看到，历史并不总是由帝王将相、重大事件和宏大叙事构成；有时，它只是一个父亲带着儿子翻过一座山，只是一块荒山被烧垦出来，只是陌生人之间一次同情的接纳，只是一位百岁老人记了很久的一句话。

正是这些细小而真实的片段，最终汇成了三垭地区彝族两百多年的迁徙史。

阿期的确用三年跋涉、二十五位老前辈的口述、家支谱系的记忆和地方文献的印证，完成了一次有温度、有依据、有现实意义的历史书写。作品既保存了九龙县三垭地区彝族迁徙史的重要资料，也展现了报告文学应有的品格：尊重事实，走进现场，关注普通人，记录时代深处的真实声音。

《翻过大菩萨山的人》因此不仅是一篇地方民族迁徙史纪实，更是一篇关于记忆、苦难、接纳与记录的作品。它告诉我们：翻过大菩萨山的人，留下的不只是足迹，也不只是家支谱系中的名字；他们留下的，是一段在苦难中求生、在接纳中扎根、在记录中被重新看见的历史。

而这样的历史，值得被书写，也值得被后人长久记住。

（2026年10月14日）

作者：吴泽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