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列传与精神铸像：解读吉狄马加诗歌的另一维度——以《世纪狂想曲》为主要参照

（本文作者：沙辉）

吉狄马加的诗歌创作具有广阔的视野和多样化的题材，所表达的内容和主题具有多层面的丰富性和广泛的覆盖面，众多的研究者已从各个角度、若干方面和维度进行了解读和阐释，但对吉狄马加诗歌中的“人物描写”（或叫人物书写）这一维度，尚未得到充分认识，还鲜有人明确论及。在笔者有限的视域内，目前只见到张莹的《论吉狄马加诗歌中的人物形象建构》（《民族文学研究》2021 年第3期）和艾乐、周醒的《论吉狄马加与彝族文化的互动——以人物意象为例》（《凉山文学》2020年第6期），以吉狄马加诗歌中的人物描写（人物形象、人物意象）为专题做了研究（严格地说，《论吉狄马加与彝族文化的互动》也只是“以人物意象为例”论述“吉狄马加与彝族文化的互动”，而非专题论证吉狄马加诗歌人物书写的特殊性和独特性价值及其表达策略），或许还有相关论著提及过吉狄马加诗歌中的人物意象和族群人物入诗的文化功用，但也只是有所提及而非对诗歌中的人物描写这一现象进行专题论述。而笔者发现，吉狄马加的诗歌中存在大量写人和涉及人物（书写）的篇什，甚至占据着相当大的比重。毕竟文学就是人学，一切文学艺术的存在根基就是“人”，诗歌是通过关注人的精神来达到关注人之目的。不同于其他“怡情性”作家、诗人，吉狄马加作为一个极具人文精神的思考型作家，他所关注的是民族情怀、人类命运，是人类性的课题，而非“小我”或“小我化”的其它什么。

吉狄马加基于此而创作的人物书写，在巨大的体量中，可以说已自成体系。笔下的人物意象，有对整个人类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不朽者”，有酋长、毕摩、猎人等文化符号型人物，有父亲母亲孩子等充满温情的亲人，有普通身份和职业者及普通女性等普通人物，形成了一个具体可感的人物长廊、人物图谱，和人物精神列传、人物精神图谱。由此，吉狄马加诗歌创作中的人物书写现象，或者说吉狄马加诗歌是如何通过人物形象描摹书写、人物意象设立来巧妙传达和抒写普遍意义的人文关怀精神的，这些现象、这样的课题有必要引起关注和讨论。

一、简论——诗歌与人物描写之间的关系

众所周知，刻画人物，塑造典型人物，是文学艺术的中心使命之一。人物形象在文学作品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反映社会现实与时代背景、折射社会现象揭示社会生活本质、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传达主题思想与情感价值、体现普遍人性深化主题思想、丰富文本内容提升艺术效果与价值等。特别是文学作品中的典型形象，不仅是作品的灵魂，也是连接作者与读者、过去与现在、个体与社会的重要纽带。通过人物形象，特别是典型人物形象，文学作品有力地承载起自身的内涵与价值，使其具备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并得以超越时空的限制，不断地影响和启发着人们。“典型人物”这个概念，是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首次提出:“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然而，在我们平时的现实生活中，对于人物的刻画描写，人们的直观认识仅指向于以小说为代表的艺术创作，却很少与诗歌联系起来。扩展开来说，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在写人，所有的艺术都与“人”有关，都不能脱离“人”而存在。正如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获得者谢有顺所说，“文学的根本是对人的理解。一切优秀的文学，归根到底都是写人。”所以诗歌所反映的、所面对的归根结底也是“人”。虽然诗歌重在表达人的精神世界，但对于人物刻画，或者说通过人物刻画来表达诗歌创作之精神主旨，并不是不可以，并且应该成为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表达策略。只不过除了小说等艺术形式，在诗歌方面我们平时很少见到明确提出和专题性研究而已。

对于诗歌与人物的描写、刻画之间的关系，古今中外都曾论及：中国古典文论著作方面，《毛诗序》里的“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以及“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它除了“原始性”阐发了“诗言志”的理念，同时也阐释了对于诗歌可以吟咏人事、风俗、百姓情态的认识，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论及诗歌与“人物描写”之间关系的较早论述；其他如钟嵘的《诗品》等相关著述也有不少涉及诗歌的人物塑造、强调诗作要有真实人情人性的相关论述。现当代中国权威文论著作方面，骆寒超在其著作《新诗创作论》系统论述了新诗人物形象的三种塑造路径，认为新诗人物形象的塑造，大体可归为写实性人物、意象化人物、精神象征化人物三类^[1]；谢冕在《中国现代诗人论》中论及现代诗歌中“人的发现”，指出新诗通过打破旧体诗旧格律的束缚，开始大量书写普通人个体命运。外国经典理论著作方面，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核心观点，就是认为诗歌比历史更真实，历史记录已然之事，诗则描摹普遍必然的人性样貌，挖掘人性普遍规律，为文学的人物艺术塑造提供了早期理论依据，是西方最早系统论述文学塑造人物价值的经典；别林斯基在评《现代人》等文论中认为，创作中的典型既是完整鲜活的个体，又蕴含一类人群的普遍特质，即认为文艺作品中的人，既是单独个体，又是整个时代群体的缩影，提出典型性是创作的基本法则之一，后来这一观点被广泛用于诗歌、小说人物分析。等等。

关于诗歌如何“写人”、表达人、体现人，吉狄马加有着清晰而深刻的认识。他认为，诗要反映时代人心所向，时刻关注人的命运，要写出人的痛苦和欢乐，写出人类的向往和希望：“如果诗人所关心的问题、所思考的问题仅仅是他个人的问题，他所关心的仅仅是个人的命运，而不是人类的命运，不代表一种普遍性，他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不能与他人的思想感情相呼应的话，那么他的诗是不会有价值的。”（《中国新诗创作的几次高潮——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演讲》）他还说，“我写诗，是因为对人类的理解不是一句空洞无物的话。它需要我们去拥抱和爱。对人的命运的关注，哪怕是对一个小小的部落作深刻的理解，它也是会有人类性的。”（《一种声音——我的创作自述》）这也是其诗歌创作的精神底色，我们不仅可以把它看作是吉狄马加诗歌对“人物”的关注和对人类性表达的高度注重的反映，还可以姑且把它看成是吉狄马加关于诗歌与人物描写（人物书写）、诗歌与人物形象（人物意象）之间关系的一些阐述。

可以说，吉狄马加以人物书写为路径，为众生立传，以笔墨铸像，实现了从民族代言到人类关怀的自我实践和精神超越。在他看来，人类性和普遍性绝对不是抽象的，它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的每一个关注的目光里，在那些或伟大或普通的众生世界。他的诗歌始终以“人”为中心，无论是写彝族的祖先、英雄，还是写普通的彝人，抑或是写世界其他民族的卓越人物，都始终贯穿着对人的命运、人的尊严、人的精神及人的价值的深切关怀。

二、吉狄马加诗歌人物书写——诗学传统下的人物精神列传

笔者意识到应该对吉狄马加诗歌中的“人物列传式书写”及对“人”的反复书写引起重视和研究，是在当笔者打开吉狄马加即将付梓出版的诗集《世纪狂想曲》电子档之际，甫一扫描目录便发现其中有不少“写人”的篇什：《这个世界的公民》《寻找部落的诗人》《哈扎尔辞典里的人》《坐在树墩上的人》《致郑玲》《耶胡达·阿米亥与马哈姆德·达尔维什》《妈妈》《酋长》《返乡的诗人》《致甘嫫阿妞》《致他们》《与智者阿苏拉则的对话》《小毕摩》《阿惹妞》《致马雅可夫斯基》《不朽者 》《小河淌水——献给这首歌的所有创作者》……这让笔者意识到它们是典型的写人的标题，顺着这个发现继续梳理和阅读查找，发现该诗集里没有明确标识为“写人”但内容与“写人”相关的作品还不少：《学会飞翔》《南昭王的遗嘱》《不应该真的忘记她》《且沙尔撒的马车》《阿尔的小卖店》《献给妈妈的二十首十四行诗》《与诗人谈语言和诗歌》《一个人和无数人的昭觉》《天宝战争——写给逝去的岁月和历史》……全书共35首长短诗歌，其中从标题就可以看出是”写人”的作品差不多要占一半，与写人有关的占了三分之二以上。我们稍加以考察便会发现，在吉狄马加所有的诗歌创作中，类似这样的“写人”作品，占了相当的数量：对人物的书写是极其普遍存在的一个写作现象或者说写作策略。

诗歌通过人物书写完成精神人格的艺术重塑。以人物书写为途径，以达到某些方面的表达目的一直是一种诗学传统。例如，荷马的《荷马史诗》^[2]、但丁的《神曲》^[3]、歌德的《浮士德》^[4]，就是这方面的典范性作品。拜伦通过《东方叙事诗》集中塑造了一系列“拜伦式英雄”的形象，通过浪漫主义长诗《唐璜》写了一个在生活的磨炼中不断自我发展成熟的贵族知识分子形象。从《诗经》“伊人”“君子”“淑女”的人物形象，到楚辞香草美人的比兴，以诗歌写人记事历来是中国诗歌的一大传统。杜甫的《石壕吏》，白居易的《卖炭翁》，李白的《赠汪伦》等，都是典型的以诗歌写人记事；被称为“农民诗人”的臧克家，其诗歌《渔翁》《歇午工》描写了渔夫及农民的艰辛劳作，《难民》《老哥哥》等状写了不幸农民的悲惨命运等；彝族传统诗歌的写人记事同样由来已久，是极其普遍的重要现象，例如《支格阿鲁》等叙事性史诗，以及如《妈妈的女儿》《阿依阿芝》《阿惹妞》《甘嫫阿妞》等妇女题材的叙事长诗。

吉狄马加的诗歌人物书写，承袭深厚的诗学传统，依托深远的历史文化背景，同时以诗人广博的涉猎、开阔的视野与厚实的学识积淀为内在支撑。作为一个关注人类命运的“思考型诗人”，吉狄马加充分应用象征、寄托的写作策略，通过人物书写来借“人”抒情、托“人”言志，以所写人物承载思想、精神、民族记忆以及新的时代课题，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吉狄马加的人类视野、人类情怀注定了他对于“人”的关注和持续性抒写。用扬•劳伦斯•西斯林的话来说是，“在吉狄马加眼中，人类本为一体。其起源与归宿，皆为诗章。”（《世纪狂想曲》代跋《吉狄马加魔法》）

除了被扬•劳伦斯•西斯林形容为“堪比小说般引人入胜的诗集”的《世纪狂想曲》，笔者同时结合吉狄马加的其它诗集和创作情况进行梳理分析时同样发现，人物和人物意象书写是其诗歌创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甚至是核心向度；通过“写人”来表达相关思想主旨，是诗人完成自我的诗歌“使命”极其重要的创作技巧、手段和策略。

我们无力完整统计吉狄马加所有诗歌中出现的人物和人物意象书写，除上文中对诗集《世纪狂想曲》的人物书写现象进行简单统计分析之外，我们在此处不妨将《吉狄马加自选诗》（云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出版）作为随机抽取的另一个分析样本，具体感知吉狄马加诗歌人物的广泛驳杂、多元丰富。《吉狄马加自选诗》中写到的人物有毕摩^[5]、祖先^[6]、猎人^[7]、骑手、歌手^[8]、女郎^[9]、少女^[10]、孩子^[11]、祖母^[12]、母亲^[13]、姐姐^[14]、姑姑^[15]、保姆^[16]、老人^[17]、酒徒^[18]、盲人、流亡者、陌生人、印第安人^[19]、吉普赛人、木兰、“我”^[20]，还有但丁^[21]、屈原^[22]、纳尔逊•曼德拉^[23]、艾青^[24]等，以及作者在标题和副标题用了“致”“献给”“写给”的许多“人物序列”：“致系列”如《致马雅可夫斯基》《致玛丽娜•茨维塔耶娃》^[25]，又如《祖国——致巴波罗•聂鲁达》《面具——致塞萨尔•巴列霍》^[26]；“献给系列”如《沉默——献给切斯瓦夫•米沃什》《山羊——献给翁贝尔托•萨巴》^[27]；“写给系列”如《不死的缪斯——写给阿赫玛托娃》《头发——写给弗朗西斯科•林蒂尼》^[28]等，以及其他没有直接点明是“写人”的标题而实质是写人的《往事》（写“就像我的爸爸喝醉了一样”“仁慈和善良”地“向我微笑”的人）、《爱的渴望》（写“黄伞下的少女”们）……全书共计200首，其中从标题就直接体现出是人物书写的有70首以上，加上内容涉及写人的，共计近80首，同《世纪狂想曲》一样，占比在三分之一以上，体量和比重同样很大。

由此可见，在吉狄马加丰富而广博的诗歌写作中，人物书写一直是他的诗歌创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40余年如一日的诗歌写作中，吉狄马加诗歌人物书写或者说人物角色，涉及毕摩、猎人、酋长、诗人、支格阿鲁、甘嫫阿妞、父母双亲、孩子、保姆……从先贤伟人到历史人物，从具有代表性意义的文化符号型人物到血脉相连的亲人，从英雄人物到普通民众，从孩子等特殊人群到女性群像……已然在无形中构成了蔚然成林的系列人物谱系、人物长廊、人物群像，形成了蔚为壮观的人物列传式书写或者叫人物精神列传。

当然，吉狄马加的诗歌人物意象书写，不等同于小说的人物书写，其实质是人物精神维度的书写。笔下所有人物的集合，可以看成是一种人物列传、人物精神列传。诗人将笔下人物作为创作意义的承载体与自身精神思想的表达“出口”——在诗歌文本内部，被书写人物的精神风貌，同诗人因见贤思齐而流露的自我精神相互映照、彼此交融。诗歌中的人物书写，完成的是“双重的精神铸像”，即在为笔下人物中精神铸像的同时，也深入抒写诗人自己的精神世界，形成笔下人物与诗人自我精神相互映照、彼此照亮的奇特艺术效果。简言之，诗人通过一系列人物描写、人物意象建构，构筑起吉狄马加诗歌完整的人物图谱，实现了笔下人物与诗人自我的双重精神重塑与站立。 

三、从先贤伟人到普通个体——吉狄马加诗歌的多元人物类型

吉狄马加诗歌的一系列人物书写，表现了他对族群最大的深情和人类最深沉的爱，是对生命最高的致敬与礼赞方式。对他来说，诗歌隐藏着生命倾向于美好的真相，代表着人类的正义、自由、和平、崇高、良心、爱、美丽、高贵等正向的力量。吉狄马加笔下人物大致可归纳为如下几种类型。

（一）对古今中外先贤伟人的赞颂：自由、博爱、创造的精神典范

在吉狄马加诗歌的人物书写中，对先贤伟人的书写是首要性的，占有重要的分量。例如他对但丁、屈原、纳尔逊•曼德拉、马雅可夫斯基、茨维塔耶娃、聂鲁达、米沃什、阿赫玛托娃、艾青等人的书写与赞颂。肯定与赞颂是吉狄马加诗歌人物书写的重要精神内核与出发点。他在诗里曾如此写道：“但永恒和希望的赞颂/却让我的内心深处/充满了对生活的感激”（《或许我从未忘记过——写给我的出生地和童年》）吉狄马加热衷于书写具有一定精神思想高度和历史影响力的这些古今中外的先贤伟人，不仅因为他们本身就为人类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更因为他们作为精神典范，身上具有着榜样的力量、精神的感召力，寄托着吉狄马加的精神思想追求，他们是理想化的自己。是这些先贤智者身上的“闪光点”契合或者说影响和点燃了自己的思想和精神，寄寓着自己所一直倡导和追求的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怜悯博爱之精神和卓越的创造力。这样的思想和精神追求，让吉狄马加毫无疑问地选择了将他们作为书写的对象。“他是一位不吝致敬的诗人，对自己心仪的诗人，他从不掩饰炽烈的爱。这份激情具有传染力。在他最常挥洒的词语中，我瞥见了那三位一体的箴言：自由、平等、博爱。”（《世纪狂想曲》代跋《吉狄马加魔法》，扬•劳伦斯•西斯林）

吉狄马加认为，“我们的存在”是“人类对自身的救赎”（《我们的继续存在是人类对自身的救赎——在青海国际土著民族诗人圆桌会议上的致辞》），而“诗歌见证历史，是创造的工具”（《诗歌：见证历史和创造的工具——在青海湖国际诗歌广场完全落成仪式上的致辞》）。吉狄马加所写之人都是正向的崇高的，即使偶尔也涉及孤静、孤老层面中对生命的悲悯主题表达（如《老人与布谷鸟》《老人谣》），甚至是悲愤与呼喊——“在绝望与希望之间”（《在绝望与绝望之间——献给以色列诗人耶夫达•阿米亥》），但不影响他所一直思考和表达着类似这样一些问题：生命是怎样的？生命应该是怎样的？我们应该怎样活着？在对这些先贤伟人进行书写中，他曾发出与他们心意相通、心灵共振、精神相契的这样心声：“当整个人类绝望的时候/我们不能绝望/因为我们是人类”（《不朽者》）。

作为一个“人类性”诗人，通过诗歌，在隔空（吉狄马加所写的智者伟人多半是已故诗人）的精神隧道，吉狄马加与诗歌前辈们具有着悠长的精神共鸣、悠深的精神呼应与对话：

“你期待着马雅可夫斯基的复活，

相信他能跨过死亡的区域

在未来的某一天如期而至，

我们已经有好长时间

再没产生这样的英雄，

没有血性和理想的诗人

不会给他的人民带来幸运，

而默然前行的大众

渴望的却是黑暗中的火炬。”

——《这个世界的公民—写给杰克•赫希曼》

我们还发现一个细节，就是这些写先贤的诗歌，特别是在诗集《世纪的狂想曲》中，诗人差不多每一首都给所写之人注释了简介，特别是对人物生卒作了记载。在看来，这也是一种对诗中的“主人公”表示致敬的方式，是对生命的尊崇的一种表达，同样也是一种对于人物的记录、精神列传。唯有爱、和平、正义、良善才是人类的终极精神，也是诗人所永恒呼喊和追求的至高精神，因为也只有这些才是具有永恒价值的：“不是所有的诗人/都能成为一个民族的标识，/不是从一个词出发/就能越过群山、大海和星群/将亘古不变的太阳/钉在天幕最高的地方。”（《耶胡达·阿米亥与马哈姆德·达尔维什——写给他们在诺苏艺术馆诗人之家的铜像》)

在写纳尔逊·曼德拉时，诗人将其称为“我们的父亲”：“我仰着头——想念他！/只能长久地望着无尽的夜空/我为那永恒的黑色再没有回声/而感到隐隐的不安，风已经停止了吹拂/只有大海的呼吸，在远方的云层中/闪烁着悲戚的光芒……”（《我们的父亲》）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死其实就是活着，活着就是不断致敬生和死。这样的伟人先贤，也正如诗人在另一首诗里所写的那样：“他既是一个/又是成千上万个”“只要人类的良心/还没有死去/那么对暴力的控诉/就不会停止”（《基督和将军》）。   

（二）对文化符号型人物及历史人物的书写：人类精神及历史智慧的象征

对文化符号型人物及历史人物的书写，是吉狄马加诗歌人物书写的重要构成部分之一。这方面既有具体的历史人物（个体形象），例如支格阿鲁、阿苏拉则、甘嫫阿妞，他们属于个体人物意象；也有作为身份、精神原型的职业、身份代称（类型化形象），例如毕摩、猎人、老者、酋长、阿惹妞等，他们属于群体身份类人物意象，不一定特指某一个人，而是一类人的缩影，是族群文化和历史生存样貌、精神特征的象征符号。  

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人物又何尝不是一面镜子？伊夫·博纳富瓦在《诗的行动与场所》中所说：“对真实之场域的渴望正是诗的誓言。”以历史、历史人物及其象征符号“还原”一种真实的场景、情感、状态、经验，是诗歌人物写作的又一目的意义。被诗人所选中，而将其入诗进行书写的人物，就是诗歌中的“典型人物”。吉狄马加所选中而对其书写的历史人物，是自己内心所仰慕敬重的人物，是典型中的典型，对他们的书写，就是在“还原”并宣扬这些历史“典型人物”的标杆性精神人格，使之成为我们的又一面镜子。

例如诗人写彝族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毕摩（祭师）大师、智者阿苏拉者，是以自己与智者对话的方式，写智者、写“怎样才更接近于不可言说的真理”：

“阿苏拉则：不要相信眼前的繁华，我看见硕诺阿举博的云

从没有一个固定的方向

水草丰盛的牧场，虽然还是发现者的名字

但已经很难再找到他们的踪迹

……

唉，我的经文是在为他者延长时间

但最终也无法改变转瞬即逝的本质

……

吉狄马加：

……

正是这些无法言说的东西，启示并指引我们

在破碎的镜子背后，在光与影的褶皱里

只有通过诗歌和火焰才能抵达任何一个地方

——《与智者阿苏拉则的对话――致戏剧家、导演雷米·波尼法索》

在诗歌中，吉狄马加写“守望毕摩/就是守望一种文化，就是守望一个启示”（《守望毕摩——献给彝人中的祭司》）；“当它呼喊太阳、星辰、河流和英雄的祖先/召唤神灵与超现实的力量/死去的生命便开始了复活！”（《毕摩的声音    ——献给彝人中的祭司之二）。这些成为吉狄马加诗歌里的文化原型意象群，拥有族群文化共识基础，沉淀着族群集体记忆与精神密码，诗人在此基础上完成了诗性创造。

再如吉狄马加写“被喻为一代女神”的甘嫫阿妞，那是诗人借赞颂、歌咏“用生命捍卫了贞洁与尊严”的“生活于明末清初的一位彝族女性”甘嫫阿妞，以赞美一种永恒的美丽（因为精神不死，所以美丽永在）：

“像我众多的姐妹/一个活生生的女人/是因为你/还在呼吸/身着隆重的盛装/行走在/索玛怒放的原野”(《致甘嫫阿妞》)。

（三）对父母等亲情人伦的抒怀与传扬：由己及人的普遍性思想表达

作为一个博爱和思考型的人文诗人，父母等亲情人伦当然属于吉狄马加的抒写范围，并且写出了不少力作，例如写母亲的《献给妈妈的二十首十四行诗》，写给父亲的《迟到的挽歌》等长诗。

对于父母、祖辈等亲情人伦的书写，其实质是叩问生命本源，连接自我与来路。亲情关联血缘、出生及生长地、成长记忆，是最本源的生命体验；书写亲情，是一种回望自我来路，思考生命个体的根脉，帮助自我立体性了解生命在宇宙时空中的存在方式，完成自己身份的确认以及对于生命的深刻体认与理解。

情到深处就会不能自已，深读这些作品中，我相信诗人在写这些已离世的亲人的时候，一定是心生悲慨、感怆于怀，泪水模糊了双眼。他所写这些人物，是他精神、思想、情感的附着物，是真实情感的外露和对于生死、亲情等课题的幽深思考。一如他写曼德拉时震撼人心地写到肉体的消亡（但精神和灵魂却不死），诗人这样写到父亲“肉体”的消亡：“当摇篮的幻影从天空堕落/一片鹰的羽毛覆盖了时间，此刻你的思想/渐渐地变白，以从未体验过的抽空浮游于/群山和河流之上”（《迟到的挽歌——献给我的父亲吉狄·佐卓·伍合略且》）这样的描述同样具有震撼人心的感染力——对于一个生命体从这个地球“凭空”消逝的抒写，是如此深刻而具有普遍性的表达意义——具有伟大诗篇的质地。这些诗歌，是对生命的至高无上的祭典与礼赞！

需要说明一下的是，吉狄马加对父母等亲情人伦的抒怀与传扬，不仅仅写出了自己和父母、祖辈、手足间的“人间真情”，更具有着深广的生命哲学追问精神和普遍的象征意义，是由己及人的普遍性思想表达。

（四）对孩子等特殊人群、女性群像的书写：体现人性的温暖与关怀

较早之前，我发现吉狄马加诗歌中有两个与“人”密切相关的重要高频词：“孩子”“生死”。这是吉狄马加反复涉及的意象和主题，这也说明他的诗歌落脚点常常是与人有关的，他是一个关爱生命、关注“人”的人文性诗人。“孩子”的意象，关乎未来、希望（诗人将孩子比作“一切最美好事物的化身”——《这个世界的欢迎词》），也关乎值得关爱呵护的弱者、温暖人心的力量。反复关注“孩子”这样的意象和主题，说明诗人是切实关切未来、守望希望的。例如他在那首早期代表作《自画像》题记里写：“风在黄昏的山冈上悄悄对孩子说话，/风走了，远方有一个童话等着它。/孩子，留下你的名字吧，在这块土地上，/因为有一天你会自豪地死去。”

全文写孩子的作品中，或许是叮嘱孩子“要热爱人”的《这个世界的欢迎词》最为典型，里面的最后一节这样写道：

“我虽然叫不出你的名字

但我却把你看成是

一切最美好事物的化身

如果你需要的话

我只想给你留下这样一句诗；

——孩子，要热爱人！”

  至于写女性的诗篇就更多了，所以大家将其称之为“女性群像”书写，如《布拖女郎》《等待——一个彝女的呓语》《致布拖少女》《土地上的雕像——致我出嫁的姐姐》《我爱她们——写给我的姐姐和姑姑们》，还有如《玫瑰祖母》《母亲们的手》《写给母亲》《唱给母亲的歌》《催眠曲——为彝人母亲而作》《题词——献给我的汉族保姆》等。

其他如《致郑玲》，同样可以让我们从中领略到一种人性的温暖与关怀：

“哦，朋友，摇篮曲为何动人/那完全是母性的灵魂/让我们沐浴着她们的光辉。/你的诗歌之所以被人称道，/并非仅仅来自于你的修辞/比他们更要出色，/那是因为作为诗人、母亲和女性/你在第一时间便让词语/充盈着爱的羊水并将/暴力拒绝于你守护的世界。”

（五）对平凡人的礼赞：普世人文关怀的反映

对普通人的关注，也是吉狄马加诗歌人物书写的一个特点。这些进入吉狄马加诗歌的普通个体，一如诗人在《谁为故土的过往赞美》里所写：“那些值得赞美的东西/始终在我们的歌谣里奔跑跳跃。”例如《且沙尔撒的马车》，其实写的是千千万万的普通人——且沙尔撒是千千万万普通人身份的共名——无数个体生命的象征：“一辆简陋的马车/消失了还会出现，/他的主人且沙尔撒/是一个亡人遗失的名字/还是一个活在今天/被重名重姓折磨的人？”

如果说像《且沙尔撒的马车》这样的诗歌写出了对普通个体命运、现实、处境的关切，那么如下这些诗歌就写出了“留下了道义的尺度”的普通人对和平、对人类历史的贡献与功绩：

“当然不能忘记，他们

 曾为人的尊严、 平等

 和自由而慷慨赴死

 但更重要的是，为了  

 永久的和平

 他们也给战败者

 以及后来的人类

 留下了道义的尺度

 比铁还沉重的叹息。”

  ——《天宝战争——写给逝去的岁月和历史》

（六）写“我”也是写“我们”：文化与内心及精神世界

吉狄马加的诗歌创作，坐标意识是清晰且自觉践行的，所以说，对人物的书写，也是吉狄马加诗歌坐标中的重要构成部分。通过人物书写，可以准确表达个体和群体的遭遇、悲欢、命运遭际，展现历史风云、集体记忆以及民族风土、民族性格、精神文化。例如他在影响深远的《自画像》里写：

“我是这片土地上用彝文写下的历史

是一个剪不断脐带的女人的婴儿

我痛苦的名字

我美丽的名字

我希望的名字

……

其实我是千百年来

一切背叛

一切忠诚

一切生

一切死”

吉狄马加诗歌中的“我”，是诗人自己，也不是诗人自己或者说不止是诗人自己，但这个“我”更多时候是“我们”，是由“我”这样的个体幻化出来的万千身影。是扩大了的“大我”，就像他写自己的父亲母亲，同样他们不仅仅是诗人自己的父亲母亲，上面也附着着千千万万个“我们”的父亲母亲。然后，吉狄马加诗歌中的“我”和父亲母亲都不是单一形象的“我”和父亲母亲，这正如胡亮所说，“‘父亲’大于‘父亲’……‘父亲’的语义选项，可以加上‘英雄’、‘祖先’甚或‘支呷阿鲁’”（《“双舌羊约格哈加的馈赠”——吉狄马加<迟到的挽歌>谫论》，见《凉山文学》2020年第6期）。吉狄马加的诗歌人物书写，因此具有了更为深广的内涵和迷人的风姿、独特的艺术气质和精神格调。

（七）“另类性”的题赠诗及人物书写：只作为诗歌的外部背景信息

在吉狄马加看似写人的题赠诗（献诗）中，还有一种是“受赠人”不在文本不出场的特殊作品，例如《与智者阿苏拉则的对话――致戏剧家、导演雷米·波尼法索》，副标题所写“致戏剧家、导演雷米·波尼法索”，只是交代这首题赠诗的缘起、题赠对象，属于诗歌的外部背景信息。正文通篇只是虚构出来的与彝族远古毕摩、智者阿苏拉者的对话：借阿苏拉者之口，诉说彝族的生死观、神话、万物有灵以及一些民族记忆等相关民族文化，不出现雷米·波尼法索本人。雷米·波尼法索是戏剧家、导演，来到大凉山，排演以彝族文化为内核的戏剧《星回》，吉狄马加写下这首诗，赠予这位外来的艺术家。

这是一种“另类性”的题赠诗和诗歌人物书写。特此有必要简单交代一下。

四、献诗——吉狄马加诗歌的一大精神脉络

除了少数带有“矫正”意识和批判性的作品外，“肯定”“赞颂”以及对人类命运的关切是吉狄马加诗歌总基调，也是他绝大多数作品的直接主题。它们都指向并通往和平、博爱、自由、平等、正义等人类的永恒主题。包括本文所讨论的吉狄马加诗歌的人物主题（人物精神列传），就属于这样的范畴。在此，我更愿意把这类主题笼统地概括为“献诗”。

作为一种抒情诗体，献诗的对象可以是人、土地、民族、祖先、故乡、族群，献诗情感真挚，常带有告白、致敬、倾诉、宣誓的调性，同时对话感和针对性强，使之内容变得“有的放矢”，常承载作者的精神寄托、文化认同。在吉狄马加诗歌中，人、土地、民族、祖先、故乡、族群及人类等，是普遍性的主题和意象，这同时是吉狄马加追求博爱、公平、正义之精神实质决定的。也就是说，是吉狄马加博爱的人性精神决定了他钟情于献诗这样的诗歌类型和题材内容。为《世纪狂想曲》写代跋的扬•劳伦斯•西斯林说吉狄马加是“一位不吝致敬的诗人”：“诗人甫一登场，便以诗为媒，邀集寰宇诗魂乃至隔世先贤共聚笔端。他敬仰他们，研习他们，评述他们，并将他们的言行风范传递给万千读者。但凡机缘允许，他便跨越山海与之相会，与他们举杯共饮友谊之酒。”艾乐、周醒的《论吉狄马加与彝族文化的互动——以人物意象为例》也这样写道：“吉狄马加的诗歌保留、传播并反思了彝族文化，谱写了一曲曲颂歌、哀歌与谏歌。”

活着就是不断致敬生命的诞生和死亡。诗人对这一层可能诉求更高，因为歌咏生命、关注精神，强调人文关怀几乎就是每一个诗人的职责所在。吉狄马加的“献诗”，广泛存在于他的诗歌类型中，并且是多次的、反复的抒写。比如我们前文列举过的《致……》的类型，有《致马雅可夫斯基》《致郑玲》《致甘嫫阿妞》《致他们》……；直接以人物的名字、称呼或身份作为题目的有《耶胡达·阿米亥与马哈姆德·达尔维什》《妈妈》《酋长》《阿惹妞》《小毕摩》……；以其它修饰词加人物的有《我们的父亲》《不应该真的忘记她》《返乡的诗人》……；直接以修饰形容词作题的《不朽者》……从中，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 吉狄马加所关注的人物，可以说无所不包，从纳尔逊·曼德拉这样的伟人先贤，到父亲母亲这样的至亲，到甘嫫阿妞这样的历史人物，到汉族保姆这样的普通人物，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博爱精神、人类性精神，是为众生立传，以笔墨铸像，从而深刻阐述和昭示出诗人的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和毕生追求，献诗也由此成了吉狄马加诗歌的一大精神脉络。

结语

诗品出于人品，“文如其人”同样是对人文统一现象的经典概括。正如评论家孟繁华在评论张清华的诗歌批评集《诗歌的肖像》时所指出的，伟大的诗人必然是用生命践行诗歌、用人格支撑文本的实践者，诗歌的完成即生命人格的完成：“张清华认为，诗歌的终极价值不在修辞，而在生命；不在技术，而在人格……诗人的生命质地、精神深度、存在体验，决定了诗歌的精神高度。”（《生命本体诗学和诗歌批评实践——评张清华的诗歌批评集<诗歌的肖像>》，详见微信公众号“纯粹Pura”）笔者一直认为吉狄马加是“用生命践行诗歌、用人格支撑文本的实践者”，并在将吉狄马加诗歌写作作为个案研究中反复论述类似观点。吉狄马加40 余年诗歌创作中的这一系列人物书写，不仅为所列传人物进行了有效的精神塑像，同时，也把诗人自身的“生命质地、精神深度、存在体验”糅合其中，用生命体验践行诗歌、用人格力量支撑文本，将诗人自我思想精神进行有效抒写和具象化、立体化。这也即是说，吉狄马加诗歌的人物列传式书写，在人物身上寄托理想情思、观照自我和民族精神的同时，人物的精神品格反过来映照诗人自身，淬炼诗人的精神人格，笔下人物和诗人自我的观念、价值主张和精神品格相互交融，使诗人与笔下人物互为镜像，彼此反射、相互塑造，在观照他者的同时完成自我精神的重塑，是一种列传人物和诗人自我的双重思想精神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