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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语境下的民族艺术研究——评黄龙光《彝族花鼓舞田野民俗志研究》

作者:​尚弘 李修建 发布时间:2016-12-13 原出处:《民族艺术》2016年第1期 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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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艺术常常与仪式、节庆以及民众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审美虽为其功能之一,却基本退居次席,它们更多地具有敬祖娱神、禳灾祈福、丰产增收、绵延子嗣等功利目的。在民族艺术的背后,常常传达出当地民众的宇宙观、价值论、审美意识等文化观念,是族群认同与社会整合的有力的精神纽带。在全球化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民众传统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极大变迁,相应地,民族艺术受到了极大冲击,来自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外力,迫使其内涵与形式发生着巨大转变。有些不可避免地被吞噬,走向消亡,成为博物馆里的化石;有些则因应时代潮流,在复杂的语境中绵延了下来。黄龙光所研究的峨山彝族花鼓舞,便属后者中的一个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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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山隶属云南玉溪市,是中国第一个彝族自治县,花鼓舞乃当地一种传统的民族艺术形式。据有关统计,峨山地区的15万人中,约有1万人跳花鼓舞,到2006年为止,峨山县共有花鼓舞队681支,几乎每个村民小组都有一支花鼓舞队。无疑,这是一个颇值得关注的艺术现象。传统彝族花鼓舞主要用于丧葬仪式,2006年被列入了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经济效益的促动,行政力量的干预,促使花鼓舞的应用场合迅速扩大,成为一种展演性的艺术形式。黄龙光对于这一多元语境下的彝族花鼓舞,进行了深入的民族志考察,在笔者看来,这本书突出地体现了以下几个特点。ZLI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第一,本土学者的参与式研究。ZLI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传统人类学基本是对遥远异文化的研究。人类学家在田野过程中,为了获得切实可信的资料,既要花费大量时间学习当地语言,更要无所不用其极地与当地人打成一片。比如日本民俗学者菅丰,为了研究小千谷的斗牛习俗,特地养了一头斗牛,取名“天神”。当此之时,本土学者的优势尽显。黄龙光是土生土长的峨山彝族人,他的田野地点就是他的家乡。他懂得彝族语言,尽管目前能说能写彝语文的人已越来越少,但在当地的民间传说以及日常用语中,仍有大量彝语,遑论诸多彝语典籍了。因此,欲研究彝族文化,必须掌握彝语。黄龙光对语言的精熟,在本书中得到了非常好的体现,尤其是他提出从彝母语探寻花鼓舞的起源的观点,更是非通晓彝语者不能为了。ZLI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黄龙光在身份上虽已有所变迁,成为一名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学者,成为一名都市人,但他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民俗和文化等等地方性知识,都是极为谙熟的。他的研究,少了外来学者在交流上的障碍和文化上的隔膜,他能自然地与乡里乡亲聊天,进行深入的访谈,获得翔实的第一手资料。虽然黄龙光对他的研究对象——彝族花鼓舞已是了熟于心,但他并不敢懈怠,一方面进行了刻苦的案头工作,搜集了大量文献资料,另一方面进行了扎实的田野调查,前后历时约300天,获得了丰富的录音录像资料,以此为基础写成此书。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在当下是尤为值得推重的。ZLI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第二,历史与当下兼顾、传统与变迁并举的田野民族志。ZLI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对于众多小型社会来说,艺术传达着丰富的信息,往往是其历史、传统与文化的重要载体,无文字社会尤其如此。花鼓舞之于峨山彝族,同样是这样。有所差异的是,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中被命名的峨山彝族有自己的文字,在80年代曾搜集到近百万字的彝文古籍,这使得其历史意识更为厚重。彝族有着古老的历史,而今滇、川、黔、桂的彝族尊奉共同的始祖阿普笃慕,传说在经历一次大洪水之后,其六子率族人迁徙各地,是为“六祖分支”,这成为彝族人共有的族群记忆,潜踪于其仪式与艺术之中,代代流传。比如彝文经书《史节罗施则德》记载的便是分支六祖时举行盛大祭祖仪式,开拓四方的历史。ZLI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原本用于葬礼上的彝族花鼓舞,一方面仍在沿续着其古老的文化功能,每逢有正常故去的老人,家人或亲友总会请来花鼓舞队,多则十七八支,少则五六支,它们贯穿于丧礼的不同环节,旨在“驱鬼、安魂和送灵”;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和文化的强烈冲击下,彝族花鼓舞又获有了新的功能和存在语境:其一差不多是民众自觉的选择,新中国建立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变迁,花鼓舞拓展到贺新居、开新街、拜新年、火把节等传统节日之中,具有了商业化的意味;其二是在行政主导下的民众参与,地方政府通过举办艺术节、纳入非遗保护项目等一系列举措,在媒体的合力参与下,将花鼓舞打造为当地的一张文化招牌,推动文化产业与地方经济的发展,这同样是众多非遗项目所面临的普遍命运。ZLI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全书即是集中于以上三种语境展开研究。书中第二章,从口头传说、彝族历史和彝母语名等视角切入,多方位地探讨了彝族花鼓舞的起源。作者从彝语入手来分析其起源问题,其观点尤显可贵。作者提出:“彝族‘花鼓’,是彝族传统‘跳鼓’进入地方民间社火表演活动,采用外来形制的‘花鼓’后被逐渐冠以的客位称呼,是主流汉语对边缘彝语‘者比’(跳鼓)的一种误译和转述,是彝族‘跳鼓’被汉语客体化命名的直接结果。”[①]这种观点虽未必得到学界一致认同,但其研究思路无疑是值得肯定的。ZLI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第三章对于彝族民间丧礼花鼓舞的仪式过程进行了民族志记录,作者将此过程分成20个阶段,对各个环节逐一进行了民族志细描,通过文字、影像、图表、曲谱、歌词等资料,展示了独特而丰富的彝族丧礼细节,表达了彝族特有的生死观与价值观。在作者看来,花鼓舞以模拟其远祖开疆拓土、四方迁徙的行为和动作,表达着祖灵崇拜,强化着历史记忆,“千百年来,彝族民众不仅以口头唱诵,以艺术化的肢体语符进行动态呈现和表达,更以铿锵锣鼓圣乐将其统一起来,全方位叙说彝族的历史、宗教和文化,进行着民族自我认同和凝聚,不断生发出自身发展的生命力。这是彝族民间花鼓舞内生的元传承力,也是彝族民间花鼓舞最深层的文化意义,不理解这点,就无法真正体会和领悟其审美内涵和艺术真谛。”[②]这一观点颇具启发意义,只有深入到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最深处,才能深彻地领略其艺术的真正内蕴。ZLI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第四和第五章,集中研究当代语境下的彝族花鼓舞。作者探讨了花鼓舞在开新街、拜新年、艺术节、非遗展演等多元场域中功能与内涵的变异,舞者的态度、立场与观念,以及官方的介入所带来的变化和影响,还涉及到了花鼓舞在中小学中的传承等诸多话题。作者运用大量生动翔实的田野访谈资料,对花鼓舞在当下的存在境遇进行了立体式的展示。在这两章中,作者的心态明显是颇为复杂甚至沉重的,一方面,对于花鼓舞在当下的繁荣发展,他感到欣慰;对于花鼓舞从神圣祭礼到世俗表演的变迁,他予以同情的理解,认为民俗传统就是一个动态的变迁过程;对于行政力量对花鼓舞的简单挪用和粗野干预,他表达了鲜明的批判立场。ZLI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第三,人文学者的价值立场与批判意识。ZLI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在人类学史上,马林诺夫斯基奠定了参与观察式的田野研究方法,他强调民族志的科学性和客观性,采用一种俯视的视角进行客观描述,研究者往往退居幕后,隐而不彰,其价值立场似乎是“中立”的。20世纪60年代以来,民族志的科学性与客观性受到质疑,人们更多强调研究者的在场感,将民族志当成一种叙事行为和文化的解释,研究者的个体情感渗透于其中。ZLI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就本书而言,作者黄龙光首先是一个客观的记录者,他记录下了丧葬仪式的全过程,记录下了众多花鼓舞的动作、歌词、曲谱,记录下了花鼓舞的时代变迁,花鼓艺人的喜与忧,这都是弥足珍贵的研究资料。与此同时,作者又是始终在场的。作为一名当地人,作者对他的研究对象投入了深厚的情感;作为一名人文学者,作者又能跳脱出来,以批判性的目光加以审视和分析。近些年来,当地出现了花鼓舞队拦车拜年的现象,对于这种民众自发的行为,作者直斥其为“陋俗”,认为花鼓舞沦为了商业化的道具,并对全球化所造成的现代商业意识进行批判。当地政府为了发展经济,随意地改动祭神仪式的时间和地点,作者指出其破坏了其神圣性和原生性,违背了民间文化自身生存和发展的规律。在他看来,“政府出于通盘考虑,删繁就简,以简约、高效、共赢等原则及方式进行地方民族文化建设,但这绝不能成为任何以打着挽救、保存、传播‘原生态’民族文化旗号对真正原生态民族文化进行随意嫁接、改造的借口,这样只会加剧原生态民族文化变迁的速率,导致原生态民族文化的拟生态和无生态,从长远的历史视角来看,无异于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蚕食和灭绝。”[③]作者对于花鼓舞展演中以专业演员与民间艺人的不平等身份,以及用艺术标准规范民间表演的现象进行了反思,提出在彝族花鼓舞的表演和传承中,需要充分尊重民众的文化主体性。实际上,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过程中所面临的普遍问题,也是学者们所呼吁的民俗要“还俗于民”,民族民间艺术要“还艺于民”,尊重民众的主体性,尊重民族民间艺术背后的价值观和精神世界。ZLI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第四,方法论上的自觉探索。ZLI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张士闪曾撰文指出,新时期的中国艺术研究经历了一次“田野转向”,出现了艺术人类学、艺术民俗学等新学科,这些学科“强调返归具体文化语境和现实生活世界中重新理解艺术活动,将艺术活动脱离狭窄的文本研究,而将其置入艺术活动发生的文化—生活整体语境中解读,在秉持‘艺术作为现实个体的生活实践’的理念之下,眼光向下,寻找实际材料,力图贴近现实生活”[④]。可以说,黄龙光的这部著作,正是此一学术背景下的产物。ZLI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作者对于方法论有着自觉的思考,他紧扣彝族花鼓舞的当代语境,关注彝族花鼓舞的民俗主体,提出了“主体生活串联式民俗志”的观念,这一观念主张将研究从文本回到田野、从文体回到主体、从文化回到生活。在具体研究中,“以彝族花鼓舞的传承为主线,关注彝族花鼓舞背后人们的日常生活,尤其注意在那些特别的事件和冲突中展开观察和分析,以构拟出彝族花鼓舞传承群体的生活相,挖掘他们传承、操演花鼓舞真实存在的或显或隐的传承机制和规则。”[⑤]这一研究方法,实际上贯彻了人类学的整体性视野,作者不仅关注花鼓舞的艺术本体,更关注艺术主体,关注艺术主体的日常生活世界,关注各种权力交织的社会文化语境,及其对民众主体与艺术本体的复杂影响与交互关系。ZLI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在一定程度上,这一具有整体性的、动态多元立体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构成了当下艺术学研究中的一种新范式。ZLI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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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① 黄龙光:《民间仪式.艺术展演.民俗传承:彝族花鼓舞田野民俗志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87.
② 黄龙光:《民间仪式.艺术展演.民俗传承:彝族花鼓舞田野民俗志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152.
③ 黄龙光:《民间仪式.艺术展演.民俗传承:彝族花鼓舞田野民俗志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188.
④ 张士闪:《眼光向下:新时期中国艺术学的“田野转向”——以艺术民俗学为核心的考察》,《民族艺术》2015,(1).
⑤ 黄龙光:《民间仪式.艺术展演.民俗传承:彝族花鼓舞田野民俗志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