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现与文本互证：大理国墓葬文化的区域特征研究
摘要：大理国（937—1253年）作为唐宋时期西南地区极具影响力的地方政权，其墓葬文化是多元文明交融的重要载体，兼具历史性、地域性、民族性、文化性与政治性。本文以大理国墓葬考古遗存为核心，结合金石碑刻、文献记载等文本资料，采用考古与文本互证的研究方法，系统梳理大理国墓葬的分布格局、形制类型与随葬体系，剖析其在区域文化互动中的独特表现，探讨墓葬文化所折射的民族关系、宗教信仰与政治秩序，揭示大理国墓葬文化既扎根本土传统、又吸纳多元文明的区域特征，为理解西南边疆政权的文化建构与历史定位提供重要视角。
关键词：大理国；墓葬文化；考古发现；文本互证；区域特征
考古专家在现场寻找大理国遗迹
一、绪论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大理国上承南诏政权基业，下续西南边疆文明脉络，在三百余年的统治中，于苍山洱海为中心的西南地区构建了独特的政治格局与文化体系。作为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集中遗存，墓葬是解读大理国社会历史的重要密码。相较于文献记载的简略零散，考古发现的墓葬遗存（火葬墓、墓幢、随葬品等）为还原大理国社会风貌提供了直接物证。然而，现有研究多侧重单一墓葬遗存的考释或宗教文化解读，对墓葬文化的区域整合特征、政治内涵与民族互动逻辑的系统性探讨仍显不足。
通过考古发现与文本资料的双向互证，厘清大理国墓葬文化的区域特征，不仅能填补西南边疆政权墓葬研究的学术空白，更可揭示大理国在唐宋多元格局中，如何通过丧葬礼仪整合民族关系、强化政治认同、构建文化秩序，为理解边疆与中原的文化互动、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历程提供典型案例。
（二）研究现状与方法
学界对大理国墓葬的研究始于20世纪40年代，万斯年对剑川河北村火葬墓的发掘开创了该领域研究的先河。此后，随着大理弘圭山、剑川中科山、腾冲等区域墓葬群的发掘，学者们围绕火葬墓的年代、形制、佛教内涵展开探讨，李东红指出白族火葬墓是受佛教密宗影响的典型文化现象，与氏羌民族火葬习俗存在本质区别；谭凌峰通过梵文《佛顶尊胜陀罗尼》石刻的考述，揭示了密教在丧葬习俗中的本土化进程。文本研究方面，杨玉莲对《大理国彦贲赵兴明为亡母造尊胜墓幢》的解读，为订正大理国纪年与信仰体系提供了重要依据；连瑞枝则通过传说与碑刻文献，探讨了佛教王权与贵族世系对丧葬礼仪的影响。
本文采用考古与文本互证、宏观与微观结合的研究方法。考古层面，梳理大理国墓葬的分布、形制、随葬品等遗存特征；文本层面，整合金石碑刻、《蛮书》《新纂云南通志》等文献记载，同时参考梵文经咒、汉文碑铭的双重文本信息；在此基础上，从历史、地域、民族、文化、政治多维视角，综合分析大理国墓葬文化的区域特殊性与历史关联性。
（三）研究范围与界定
本文研究的时间范围限定为大理国存续时期（937—1253年），兼顾南诏时期丧葬文化的传承与元代对大理国墓葬习俗的延续。空间范围以大理国核心统治区——苍山洱海区域（今大理、洱源、剑川、祥云等地）为中心，延伸至楚雄、腾冲、四川西昌等边缘统治区，涵盖大理国墓葬遗存的主要分布区域。研究对象包括火葬墓、墓幢、墓碑、随葬器物等考古遗存，以及与之相关的文献记载、金石文本、宗教符号等。
考古发掘现场
二、大理国墓葬的考古遗存与区域分布特征
（一）核心区域墓葬遗存：苍山洱海地区的文化主导性
苍山洱海地区作为大理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墓葬遗存最为集中，形成了以火葬墓为核心、墓幢墓碑为标识的丧葬体系。考古发现显示，该区域大理国墓葬多分布于坝区四周缓坡、台地及山岗，无明显封土，墓坑以圆形、方形为主，深度多在50—70厘米，部分墓葬用方砖、石板搭建墓室，骨灰罐置于其中，罐外填充木炭防潮防虫。剑川中科山火葬墓群是典型代表，墓葬年代涵盖大理国晚期至元代，骨灰罐以泥质黑陶、灰陶为主，部分带盖，罐内骨灰多贴金箔、书梵文经咒，随葬品包括铜俑、金质八角星、铜金刚杵等，兼具地方特色与宗教内涵。2024年大理市红山墓地考古发掘新增重要遗存，清理出3座大理国中期火葬墓，墓坑采用规整石砌结构，区别于普通平民墓葬的简易形制，随葬品包含鎏金铜饰、梵文铭刻陶片及小型玉质礼器，其中一件鎏金铜饰雕刻密宗金刚杵与本土卷草纹组合纹样，进一步印证了核心区域贵族丧葬礼仪的标准化与宗教化特征，也为厘清大理国中期墓葬形制的演变序列提供了关键物证。
该区域墓幢、墓碑遗存丰富，大理弘圭山出土的“元亨十一年（1195年）”墓幢，通体雕刻梵文陀罗尼经与佛教神像，汉文与梵文并用，体现了大理国上层社会的丧葬礼仪规范。五华楼旧址出土的《高姬墓志铭》《杨俊异墓碑》等三通大理国晚期火葬墓碑，记载了贵族家族世系与丧葬事宜，为印证文献中大理国高氏、杨氏等贵族集团的地位提供了实物证据。
（二）边缘区域墓葬遗存：文化辐射与地域变异
大理国边缘统治区墓葬遗存呈现出核心文化辐射与本土传统融合的特征。四川西昌“盛德二年（1177年）”火葬墓、腾冲“天开十七年（1212年）”墓幢，在形制上延续了苍山洱海地区的火葬习俗与墓幢制度，但在随葬品组合与纹饰风格上存在地域变异。西昌火葬墓随葬品中出现较多汉式铜镜、钱币，反映出与中原文化的密切联系；腾冲墓幢的佛教造像则融入了东南亚文化元素，体现了西南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属性。近年四川凉山州盐源县皈家堡遗址的考古发掘，获得了盐源地区首份经正式发掘的大理国时期实物资料，清理的火葬墓虽沿用核心区域火葬传统，但随葬品以本地特色青铜兵器、陶质生活器具为主，未发现典型密宗符号，且墓葬排列无规整秩序，显现出边缘区域部落群体对核心丧葬文化的选择性接纳，为解读大理国对西南边缘地带的文化辐射强度提供了新视角。
楚雄、昆明等区域的墓葬遗存，进一步印证了文化辐射的层次性。昆明地藏寺经幢建于大理国时期，由议事布燮袁豆光立幢，通体雕刻三百余尊佛教造像，融合了密宗坛城理念与本土雕刻技艺，既是丧葬祭祀的重要载体，也是大理国对鄯阐府（今昆明）政治控制与文化渗透的象征。
（三）分布格局的历史成因：政治管控与民族分布
大理国墓葬分布格局与政治管控、民族分布密切相关。苍山洱海地区作为段氏王族与高氏等贵族的核心聚居地，墓葬礼仪严格遵循佛教王权规范，形成了标准化的丧葬体系；边缘区域则因民族构成复杂（彝族、白族、傣族等杂居），丧葬习俗呈现多元融合特征。文献记载大理国“分八府、四郡、三十七部”，核心区域的集权统治推动了丧葬文化的统一化，而边缘区域的部落自治则保留了更多本土传统，这种分布格局正是大理国“核心集权、边缘羁縻”政治体制的物质投射。
三、大理国墓葬文化的多元内涵与民族融合特征
（一）丧葬形制：本土传统与外来文化的融合
大理国墓葬以火葬为主，这一习俗既源于氏羌民族的原始丧葬传统，又在佛教文化影响下发生了本质变革。《蛮书》记载南诏“蒙舍及诸乌蛮不墓葬，葬后三日焚尸”，大理国继承了火葬习俗，但将佛教轮回观念融入其中，形成“焚骨为魂、梵咒超度”的丧葬仪式。考古发现的骨灰罐刻梵文经咒、墓幢雕刻佛教神像、骨灰贴金箔等遗存，均体现了佛教对丧葬形制的改造，与氏羌民族单纯火葬的原始习俗形成区别。
同时，中原丧葬文化的影响也清晰可见。部分大理国贵族墓葬出现套罐葬式，与中原汉代套棺制度存在文化关联；随葬品中的影青印花瓷器、汉式铜镜、钱币等，均来自中原地区，反映出大理国与宋朝的文化交流。祥云大波那墓地作为滇西地区战国至西汉时期规格最高的墓地，2014年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发掘成果显示，其干栏式建筑造型的葬具、多层膏泥填塞的防护工艺，为大理国丧葬文化提供了本土传统溯源依据——大理国贵族墓葬中部分木构墓室的搭建技法、防潮处理方式，与大波那墓地的早期工艺一脉相承，印证了大理国丧葬文化对区域上古文明传统的延续与改造，而非单纯受外来文化影响。
（二）民族属性：白族主导与多民族交融的表征
大理国墓葬文化以白族为主体，同时吸纳了彝族、汉族等多民族元素。洱海区域火葬墓的墓碑多镌刻白族姓氏（赵、高、杨、李等），如顺荡火葬墓群墓碑正面为白族姓名，背面为梵文经咒，体现了白族的身份认同与宗教信仰。剑川中科山墓葬随葬的铜俑，服饰既保留白族传统特征，又融入中原服饰元素，反映出白族与汉族的文化融合。
彝族等少数民族的丧葬元素也在墓葬中有所体现。巍山地区部分墓葬的火葬方式保留了彝族“野外火化、集中安葬”的传统，随葬品中的铜兵器则与彝族武士文化相关。这种多民族元素的融合，与大理国“白蛮为主体、诸蛮共生”的民族格局相契合，墓葬成为民族文化互动的重要场域。
四、大理国墓葬文化的宗教内核与政治隐喻
（一）佛教密宗：丧葬文化的精神核心
大理国素有“妙香佛国”之称，佛教密宗（阿叱力教）深入社会各个阶层，成为丧葬文化的精神内核。考古发现的大理国墓葬中，梵文《佛顶尊胜陀罗尼》石刻、五方佛种子字、金刚杵等密宗符号无处不在，墓幢、墓碑多由阿叱力教僧侣书写镌刻，印证了“墓碑、幢上的经文、画像皆由佛教密宗阿叱力所书”的文献记载。
密宗文化对丧葬礼仪的渗透，本质上是大理国王权与宗教的深度绑定。连瑞枝指出，大理国王权通过佛教仪式正统化吸收地方传统，僧侣贵族世家成为维系社会结构的重要力量。《大理国彦贲赵兴明为亡母造尊胜墓幢》的元亨纪年题记，既体现了对佛教的虔诚，又通过纪年方式强化了大理国的政治正统性，宗教信仰与政治认同在此实现统一。
（二）王权象征：墓葬等级与政治秩序的投射
大理国墓葬存在严格的等级差异，折射出其“王权至上、贵族分级”的政治秩序。尽管目前尚未发现大理国王陵，但文献记载南诏大理国王族实行“金瓶藏耳”的特殊葬制，南诏王异牟寻逝世后“双耳割下封入金瓶，骨灰洒入洱海”，这种秘葬制度既体现了王族的特殊地位，又强化了王权的神秘性。考古工作者曾在剑川石钟山石窟周边探寻传说中存放王族金瓶的“悬宫”，虽未发现实质性遗存，但结合2024年红山墓地贵族墓葬的石砌结构与鎏金随葬品可知，大理国王族与贵族墓葬的等级分野不仅体现在随葬品规格，更体现在葬具工艺与墓葬形制的差异化设计上。考古发现的贵族墓葬与平民墓葬差异显著：贵族墓葬多用石质墓幢、贴金骨灰罐，随葬品丰富且多含宗教礼器；平民墓葬则以简易陶罐为葬具，随葬品简陋，仅少量饰品与钱币，这种差异在大理三月街遗址清理的大理国至明清时期墓葬中也得到印证，该遗址出土的大理国时期平民火葬墓无任何宗教饰件，进一步佐证了丧葬等级制度的严格性。
高氏等权臣家族的墓葬进一步印证了政治等级秩序。五华楼出土的《高姬墓志铭》记载了高氏家族与段氏王族的联姻关系，墓葬规格仅次于王族，反映出高氏“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地位。这种墓葬等级制度，与大理国“段氏为王、高氏执政”的政治格局高度契合，丧葬礼仪成为维系政治秩序的重要手段。
（三）华夷互动：墓葬文化中的政治认同建构
大理国墓葬文化既体现了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又坚守本土政治立场，反映出边疆政权的华夷互动策略。墓葬中随葬的中原瓷器、汉式钱币，墓幢上的汉文碑铭，以及对中原纪年方式的借鉴，均体现了大理国对中原文化的仰慕。文献记载大理国使者曾赴宋朝州学“瞻拜宣圣、观看御书”，甚至以“中华”自居，将宋朝视为文化宗主国。
同时，大理国通过独特的丧葬礼仪强化本土政治认同。梵文经咒与汉文碑铭并用、密宗造像与本土雕刻结合的墓幢制度，既区别于中原丧葬文化，又不同于东南亚佛教丧葬习俗，形成了独特的区域标识。这种“兼容中原、立足本土”的文化策略，使大理国在唐宋多元格局中，既保持了与中原的文化联系，又确立了自身的政治独立性。
五、结论
大理国墓葬文化作为西南边疆文明的重要遗存，呈现出鲜明的区域特征：空间上，形成以苍山洱海为核心、向边缘辐射的分布格局，核心区域丧葬体系标准化，边缘区域多元变异，呼应了大理国的政治管控模式；文化内涵上，融合氏羌本土传统、中原文化与佛教密宗元素，白族主导下的多民族文化交融特征显著；政治维度上，墓葬等级制度投射出“王权至上、贵族分级”的政治秩序，宗教与王权的绑定、华夷文化的互动则构建了大理国的政治认同。
考古发现与文本互证的研究表明，大理国墓葬文化并非孤立发展的本土现象，而是在唐宋多元文明格局中，边疆政权整合民族关系、强化政治统治、构建文化体系的必然产物。其既扎根西南民族土壤，又吸纳外来文明养分，形成了兼具独特性与包容性的区域文化范式，为理解中国古代边疆政权的文化建构与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历程，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与文本证据。
未来研究可进一步结合更多未发掘墓葬遗存与新出金石文本，深入探讨大理国王族秘葬制度的具体形态，以及墓葬文化在元代以后的传承与变革，为大理国历史研究提供更全面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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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管鹏，彝族，1978年12月生于滇南大地。群文馆员，现供职于丘北县文化和旅游局民族文化传承展演中心。自幼浸润于民族文化的沃土，长期扎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以文学、音乐为笔，以民族文化研究为翼，从五彩斑斓的民族风情中汲取创作养分。创作体裁多元，涵括散文、诗歌、小说、戏剧、新闻、歌曲及民族文化研究等诸多门类。作品屡见《人民日报》《歌剧》《云南日报》《今日民族》《民族音乐》等权威报刊杂志，累计发表逾600篇（首、则），数度斩获表彰与作品奖项。学术研究横跨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生态学等领域，致力于边疆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图片来源：北京科影《发现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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