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共生：大理国时期彝族、白族、傣族等族群的互动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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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公元937年，白族首领段思平联合滇东乌蛮三十七部，推翻大义宁国，建立大理国，定都羊苴咩城（今云南大理）。其疆域上承南诏，北抵大渡河，南及越南莱州，西达缅甸江头城，涵盖了西南地区众多族群聚居地。这一时期，彝族、白族、傣族等族群在政权统合与地域互动中，经历了从部落林立到秩序重构、从文化差异到彼此兼容的过程。llN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既有研究多聚焦于大理国佛教文化、与宋外交及政治制度，对族群互动的系统性分析较为薄弱。部分成果虽涉及乌蛮、白蛮关系，却忽视了傣族及其他族群的参与维度。本文基于史料记载与学术考辨，结合地域性、历史性与民族性特征，探析多族群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互动机制，揭示大理国多元共生格局的形成逻辑与历史意义。llN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二、政治联结：从部族联盟到羁縻共治

（一）族群联盟与政权奠基

大理国的建立本身就是族群联盟的产物。段思平出身白蛮贵族，但其崛起离不开彝族先民乌蛮部族的核心支持。南诏灭亡后，西南地区政权更迭频繁，大义宁国暴政引发各族群普遍不满。据《南诏野史》记载，段思平以“减尔税粮半，宽尔徭役三载”为号召，成功联合滇东乌蛮三十七部，“借兵于东方乌蛮三十七部，众十万，会于石城（曲靖）”，于937年攻克羊苴咩城，建立大理国。建国后，段氏政权对乌蛮部族予以明确政治回馈，不仅保留其部落组织与首领统治权，更下诏“免东方三十七峦部徭役”，形成“白蛮掌权、乌蛮辅政”的权力结构，以制度化方式巩固联盟关系。llN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乌蛮三十七部在大理国政治中占据不可或缺的地位，既参与政权奠基，亦深度介入王室平叛与疆域治理。大理国应道帝段素顺明政三年（971年），皇叔布燮段子珍率军东巡平叛后，于石城与三十七部头人歃血为盟，立《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明确“君臣有义”“臣事君以忠”的政治约定，将族群联盟以盟誓碑刻的形式固化下来。此碑作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碑文虽“半杂夷语”，却成为佐证族群政治共生的核心实物史料，方国瑜先生评价其“为大理史实之最关重要者，而史籍记载并无一字，尤为难得”。即便利国中期高氏专权，乌蛮部族仍凭借势力与段氏王室形成制衡，这种基于利益共享的共生关系，既稳固了段氏统治根基，也为彝族族群保留了独立的政治生存空间。llN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二）羁縻治理与边疆管控

针对傣族先民金齿百夷聚居的南部边疆，大理国沿用南诏旧制，实行羁縻治理。建国初期，段氏政权招安银生（今景东）一带的傣族部落，设置银生节度，任命傣族贵族担任节度使，管辖今普洱、西双版纳及周边区域。这种治理模式保留了傣族部落的自治权，同时通过册封、朝贡确立隶属关系，实现“以夷治夷”的边疆管控。llN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大理国中后期，随着金齿百夷势力崛起，南部边疆出现政权分化。1180年，傣族首领叭真（诏真）率部南下，在景昽（今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建立景陇金殿国（勐泐）。与单纯割据不同，叭真建国后主动寻求大理国册封，大理宣宗段智兴顺势承认其统治地位并“赐印”，双方建立稳固的宗藩关系，形成“大理为宗主、勐泐为藩属”的特殊互动模式。这一关系在《泐史》中亦有记载，勐泐虽保持行政自治，却需定期向大理国进贡方物，并非完全独立的政治实体。大理国因中后期内乱无力南顾，这种宗藩式羁縻既尊重了傣族的族群特性与发展诉求，又维系了疆域的名义统一，成为边疆族群治理的灵活范式。llN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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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济互通：贸易网络与资源整合

（一）茶马贸易与族群纽带

大理国依托南方丝绸之路与茶马古道，构建了跨族群的贸易网络。其中，以马匹为核心的贸易往来成为联结各族群的重要经济纽带。大理马质地优良，是南宋战马的重要来源，南宋在横山寨（今广西田东）设博易场，大理马经鄯阐府（今昆明）、罗甸（今贵州西部）运往中原，同时换取锦缎、丝绸等手工业品。llN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在贸易链条中，各族群形成清晰的分工协作体系：白族凭借城邦优势掌控鄯阐府、羊苴咩城等核心贸易枢纽，同时主导锦缎、铁器等手工业生产；彝族依托山地与畜牧优势，承担马匹养殖、商队护卫及陆路运输重任，部分部族还在滇黔边境构建次级贸易节点；傣族则聚焦南部热带物产，以茶叶、香料为核心贸易品，成为茶马贸易的重要供给方。唐樊绰《云南志》早有“茶出银生城界诸山”的记载，银生节度（今景东）作为大理国南部治所，其辖区茶叶经傣族部落收集、分拣后，经茶马古道北运大理腹地及吐蕃地区，“西番之用普茶，已自唐时”，大理国时期这一贸易通道更趋成熟。2018年梅里雪山出土的大理国骡马遗骸，马鞍藤筐中同时留存盐块与茶饼，铜铃铭文“大理国保天八年”印证了跨族群茶马贸易的真实性，这种互补性贸易不仅激活了区域经济，更在日常商贸往来中推动了族群间的信任构建与文化磨合。llN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二）区域开发与经济融合

大理国时期，滇池、洱海流域成为经济中心，各族群迁徙与定居推动了区域开发。南诏时期曾迁移20万户至滇池地区，大理国沿用这一政策，继续充实鄯阐府人口，白蛮、乌蛮、汉族及其他族群在此杂居，形成多元经济形态。白蛮擅长农耕与手工业，在洱海周边修建水利工程，发展稻作农业；彝族以畜牧与山地农业为主，丰富了区域经济结构；傣族则在南部热带地区发展梯田农业与香料种植，形成特色产业。llN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贸易往来与人口流动还促进了手工业技术的跨族群传播。白族的冶铁技术（如云南刀锻造）传入彝族与傣族地区，提升了当地生产水平；傣族的纺织工艺与香料加工技术则向北传播，丰富了大理国的手工业品类。这种经济融合打破了族群间的地域壁垒，形成“各展所长、互补共生”的经济格局。llN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四、文化交融：信仰互鉴与身份认同

（一）宗教多元与信仰融合

大理国是西南地区宗教融合的重要时期，佛教、道教、本土信仰相互交织，成为族群文化融合的核心载体。佛教在大理国达到极盛，历代国王中有7代禅位为僧，密宗阿吒力派（白密）成为国教，崇圣寺、三塔等寺院成为文化地标。阿吒力派虽被后世文献追溯为印度僧人所传，但大量史料表明其融合了汉传、藏传佛教元素与云南本土信仰，明初《白古通记》中首次明确记载“阿吒力（教）”一词，其经典科仪在传播中逐渐渗透到各族群信仰体系中。佛教的传播彻底打破族群界限：白族贵族推崇阿嵯耶观音信仰，将其纳入王室祭祀体系；彝族部落将佛教造像元素融入土主崇拜，剑川石宝山石窟中便有兼具佛教风格与彝族图腾的造像；傣族则将佛教与本土泛灵信仰结合，逐步形成有地域特色的南传佛教传统，实现信仰层面的多元兼容。llN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道教与本土信仰也在族群互动中相互渗透。巍山地区的彝族将道教老君崇拜与祖先崇拜结合，形成“巡山殿”等祭祀场所；白族则将土主信仰与儒家伦理融合，构建地方祭祀体系。这种“多教并存、彼此兼容”的信仰格局，弱化了族群文化差异，形成共同的精神纽带。llN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二）习俗互鉴与文化认同

服饰、语言、艺术等习俗的互鉴的是族群融合的直观体现。《南诏中兴画卷》中，人物服饰兼具白蛮、乌蛮及中原风格，反映了服饰文化的跨族群融合。语言方面，大理国官方使用汉文，同时白语、彝语在民间广泛流传，形成“双语并存”的语言环境，部分词汇相互渗透，促进了交流理解。llN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艺术领域的融合更为显著。剑川石宝山石窟融合了白族雕刻技艺与佛教造像艺术，同时融入彝族图腾元素；洞经音乐吸收了白族、彝族、傣族的民间曲调，成为跨族群的艺术形式。这种文化互鉴并非单向同化，而是各族群在保留自身特色基础上的双向融合，逐步形成具有地域共性的文化认同。llN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五、结语

大理国时期，彝族、白族、傣族等族群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深度互动，构建了“多元共生”的民族关系格局。政治上，以《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为象征的族群盟誓，与对勐泐的宗藩式羁縻相结合，形成“核心联盟、边疆自治”的治理模式，既维护了政权统一，又尊重了族群多样性；经济上，依托南方丝绸之路与茶马古道，以大理马、银生茶为核心贸易品，构建起各族群分工协作的贸易网络，出土文物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彰显了跨族群经济共同体的稳定性；文化上，阿吒力派的跨族群传播、习俗艺术的双向互鉴，打破了族群文化壁垒，构建了兼具地域特色与族群共性的文化体系。llN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这种共生格局并非刻意设计的制度成果，而是各族群在长期互动中形成的自然选择，体现了西南地区“和而不同”的民族关系传统。大理国的族群融合实践，为后世西南地区的民族治理提供了历史借鉴，也塑造了该区域多元一体的文化品格。从历史脉络来看，大理国时期的族群互动，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经验对当代边疆治理与民族关系和谐发展仍具有启示意义。llN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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