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方政权”到“文化符号”：大理国的历史记忆与当代建构
摘要：大理国（937年—1254年）作为中国西南地区延续时间最长的多民族封建政权，其三百余年的历史不仅塑造了西南边疆的政治格局与民族生态，更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基因。本文以“地方政权—历史记忆—文化符号”为逻辑主线，结合历史性、地域性、民族性、文化性与政治性多重维度，梳理大理国作为地方政权的政治特质与治理智慧，分析其历史记忆在王朝更迭后的传承与嬗变，探讨当代社会中大理国文化符号的建构路径与价值转化。研究发现，大理国从具体的政治实体演变为抽象的文化符号，是历史积淀、民族融合、文化认同与当代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建构过程既延续了中华文明的整体性脉络，又彰显了边疆文化的独特性，为边疆民族地区的文化传承与治理提供了重要启示。
关键词：大理国；地方政权；历史记忆；文化符号；民族融合
一、引言
苍山为脊，洱海为镜，滇西高原的独特地理环境孕育了大理国这一独特的边疆政权。作为承接南诏、联结元明清西南治理的重要节点，大理国既保持了对中原文化的认同与趋近，又依托多民族共生的生态形成了自身的政治制度与文化特质。随着1254年蒙古军灭大理，其作为政治实体的历史宣告终结，但三百余年积淀的文化基因并未消散。在后世的历史书写与当代的社会发展中，大理国逐渐脱离具体的政权属性，演变为承载西南边疆历史、民族文化与生态理念的核心文化符号。
当前学界对大理国的研究多集中于历史考证、制度梳理与文化遗存分析，或聚焦于当代大理的文旅开发，而将大理国从“地方政权”到“文化符号”的演变过程作为整体考察，探讨其历史记忆的传承机制与当代建构逻辑的研究仍显不足。本文立足多学科交叉视角，整合史料记载、考古发现与当代实践，系统分析大理国身份转化的内在脉络，揭示边疆政权历史记忆与文化符号建构的内在关联，为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延续提供新的视角。
二、作为地方政权的大理国：政治特质与多元格局
（一）政权建立与政治架构：承袭与革新并存
公元937年，白族首领段思平联合滇东三十七部，推翻大义宁国，建立大理国，定都羊苴咩城（今云南大理市大理镇），疆域涵盖今云南省及周边地区、缅甸北部、老挝北部等地，与南诏疆域大致相当。大理国的政治制度多承袭南诏旧制，同时针对内部民族结构与政治生态进行了调整，形成了“文官主导、贵族制衡”的治理模式。
在中央官制上，大理国国君称“骠信”，宰相称“清平官”，分坦绰、布燮、久赞、彦赞等职，其中彦赞为大理国增设，布燮则由高氏家族世袭，地位最为尊崇。清平官之下设“九爽”，分管兵、户籍、礼、刑、官、财等具体政务，形成了分工明确的行政体系。这种制度设计既延续了南诏的行政传统，又通过高氏与段氏的权力制衡，维持了政权内部的相对稳定。1094年高升泰废段氏自立，后因诸部反对，其子高泰明于1096年还政段氏，开启“后理国”时期，朝政仍由高氏把持，形成“段氏掌名、高氏掌实”的特殊政治格局，这种平衡机制成为大理国延续三百余年的重要政治基础。
（二）民族治理与文化认同：多元共生的边疆智慧
大理国是典型的多民族政权，境内居住着白、彝、汉、傣、纳西等多个民族。段思平建国之初便确立了“以礼治国、融合诸部”的策略，一方面尊重各民族的习俗与信仰，保留部落首领的权力，通过分封制度巩固民族联盟；另一方面积极推行中原文化，以儒学为治国根基，同时吸纳佛教文化，形成“儒骨佛心”的文化特质。
在文化认同构建上，大理国始终保持对中原王朝的向心力。968年大理国主动致书宋朝请求通好，后多次遣使朝贡，虽因宋朝“重北轻南”的国策，双方政治往来相对有限，但始终维持和平关系，大理国成为宋朝西南边疆的天然屏障。文化交流上，大理国派遣子弟到成都学习汉文化，汉文典籍在上层社会广泛流传，现存碑刻、文献中既有汉字书写，也有白文记录，体现了汉文化与本土文化的深度融合。儒学的“大一统”理念逐渐内化于统治阶层的政治认知中，形成“云南与内地不可分”的历史认同，为后续元明清对西南地区的治理奠定了文化基础。
（三）宗教与政治的融合：佛国外衣下的权力秩序
大理国素有“妙香佛国”之称，佛教（尤其是上座部佛教与密宗阿吒力教）不仅是全民信仰，更深度融入政治体系，成为维系政权合法性的重要工具。段氏王室崇佛成风，22位国王中竟有9位禅位出家，这种“王权禅让、佛界修行”的模式，将君主的政治权威与宗教神圣性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权力象征体系。
崇圣寺三塔作为大理国佛教文化的核心载体，既体现了中原建筑形制的影响，又融入了本土宗教审美，塔身雕刻的佛像与经卷法器，成为王权与神权共生的物质见证。近年崇圣寺三塔的考古新发现进一步印证了其皇家寺院的核心地位：2022年维修工程中，考古人员在千寻塔第13层暗格内意外发现9卷大理国时期的《金刚经》写本，经碳14测定年代为12世纪，为研究大理国佛教经典传播与书写技艺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2023年的考古工作更确认三塔地宫内存在一套完好的“鱼嘴形”导流槽排水系统，与史料记载的“龙吐水”防护装置相呼应，直观展现了大理国高超的建筑工程与防洪智慧。佛教中的“慈悲、包容”理念也成为大理国处理民族关系与对外交往的指导原则，缓和了内部民族矛盾，塑造了政权的温和特质。这种“以佛化心、以儒立国”的治理策略，使大理国在复杂的边疆环境中维持了长期的稳定，也为其文化记忆的传承埋下了伏笔。
三、大理国历史记忆的传承与嬗变：从政权遗存到文化积淀
（一）王朝覆灭后的记忆留存：文献与遗存的双重载体
1253年，忽必烈“元跨革囊”进攻大理，1254年大理国灭亡，段氏被任命为大理世袭总管，直至明初被废除。大理国作为政治实体消失后，其历史记忆主要通过文献记载与物质遗存得以留存。文献方面，《南诏野史》《桂海虞衡志》等史料记录了大理国的兴亡始末、制度文化，虽夹杂传说成分，但为后世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考古遗存方面，近年的重大发现不断丰富着对大理国历史的认知：除崇圣寺三塔、剑川石钟山石窟、《张胜温画卷》等传统遗存外，2020年发掘的大理五指山遗址（距南诏太和城600米），揭露了14座南诏大理时期建筑基址、2座砖瓦窑，出土瓦片40余吨及8100余件文物，其中一号建筑基址发现“官家舍利”有字瓦及塔模、陶瓶等遗物，经考证或为供奉南诏大理王室舍利的官家寺庙，填补了王室丧葬习俗研究的空白。此外，大理地区火葬墓群的考古发现，印证了大理国“焚骨为魂”的葬俗，墓中贴金刻咒的火葬罐、梵文经咒墓碑，既体现密宗信仰的盛行，又展现了佛教仪轨与本土民俗的融合，这些文物共同构成历史记忆的物质锚点。
元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对西南地区的治理不断强化，大理国的历史记忆逐渐从“政权史”转化为“地方史”的一部分。官方史书将大理国纳入中国边疆政权序列，强调其与中原王朝的从属关系，而民间则通过传说、祭祀等方式，延续着对段氏、高氏等历史人物的记忆，以及对佛教文化、民族习俗的传承，形成了官方记忆与民间记忆并行的传承格局。
（二）记忆的筛选与重构：文化认同中的价值取舍
历史记忆的传承并非被动留存，而是一个不断筛选、重构的过程，其方向始终与特定时期的文化认同与治理需求相契合。明清时期，中央王朝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强化对西南边疆的控制，大理国历史记忆中的“中原认同”“儒佛融合”元素被重点凸显，而“贵族分权”“民族自治”等特质则被弱化，以服务于大一统的治理理念。
在民族记忆层面，白族作为大理国的主体民族，将段思平建国、三塔建造、三月街起源等历史事件纳入民族叙事，强化自身的文化主体性。同时，随着各民族的进一步融合，大理国的历史记忆逐渐超越单一民族属性，成为西南多民族共享的文化遗产。例如，三月街作为大理国时期茶马古道上的贸易集市，历经千年传承，成为各民族交流互动的重要平台，其历史记忆也从“政权贸易活动”转化为“民族共生符号”。
四、当代语境下大理国文化符号的建构与价值转化
（一）文化符号的提炼：从历史元素到核心意象
进入当代社会，随着文化自信的提升与文旅产业的发展，大理国的历史元素被系统提炼，形成了以“妙香佛国”“苍山洱海”“儒佛融合”“民族共生”为核心的文化符号体系。这些符号不再局限于具体的历史遗存，而是被赋予了更丰富的精神内涵与时代价值。
崇圣寺三塔作为大理国最具代表性的物质遗存，已成为大理的城市标志，其承载的“王权与信仰共生”理念被转化为“文化传承与敬畏自然”的当代价值。依托最新考古成果，三塔的文化符号内涵进一步丰富：2023年启动的三塔数字化保护工程，通过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建立毫米级数字档案，千寻塔建模已完成，结合AR导览系统让游客直观感受古塔修复工艺与历史场景，实现了考古成果与文化传播的创新结合；2024年崇圣寺新增南诏文化体验馆，展出2022年塔基考古发现的15件南诏大理时期鎏金铜佛像，让考古文物成为大众触摸历史的媒介。《天龙八部》等武侠作品对大理国的艺术演绎，虽有虚构成分，但强化了大理“诗意栖居”“侠义柔情”的文化意象，推动其从历史符号走向大众认知；白族“三坊一照壁”的民居建筑、照壁题字的家风传承，以及本主信仰、扎染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均被纳入大理国文化符号体系，成为民族文化与生活方式的鲜活载体。
（二）建构路径：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与民众参与的协同
大理国文化符号的当代建构并非单一主体的行为，而是政府、市场与民众协同作用的结果。政府层面，通过将大理古城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推动三月街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实施苍山洱海生态保护工程等举措，为文化符号的建构提供政策支持与资源保障，同时强化其作为“西南边疆文化典范”的定位，契合国家民族团结与文化传承的战略需求。
市场层面，文旅产业成为文化符号转化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大理依托大理国文化IP，打造了以历史体验、生态观光、民族风情为核心的旅游产品，2023年累计接待游客达9530余万人次，大量“新大理人”的涌入进一步丰富了文化符号的内涵。同时，文创产品、影视作品、新媒体传播等方式，让大理国文化符号突破地域限制，获得更广泛的认知度。
民众层面，本地居民通过坚守传统生活方式、参与非遗传承、守护生态环境，成为文化符号的“活态载体”。从清代宋湘“遍种云中十九峰”的种松护山传统，到当代“最美洱海卫士”三十余年的生态守护，大理民众对苍山洱海的敬畏与守护，延续了大理国“人与自然共生”的理念，使文化符号获得了坚实的民间基础。
（三）价值转化：从文化资源到治理赋能
大理国文化符号的当代建构，不仅实现了历史资源的文旅转化，更成为推动边疆治理、民族团结与生态保护的重要力量。在民族治理上，大理国“多元共生、包容互鉴”的历史经验，为当代大理白族自治州的民族关系和谐提供了文化支撑，各民族在共享大理国文化记忆的过程中，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生态治理上，大理国时期形成的“靠山傍湖、以湖养城”的生存智慧，与当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相契合。洱海生态廊道的建设、科技小院的扎根实践，既守护了“苍山不墨千秋画，洱海无弦万古琴”的自然美景，又将生态保护与文化传承相结合，实现了生态价值与文化价值的双赢。在文化自信层面，大理国文化符号的建构与传播，让西南边疆文化获得了更清晰的表达，彰显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丰富性与包容性。
五、结论与反思
大理国从“地方政权”到“文化符号”的演变，是一部边疆政权历史记忆的传承史，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延续的生动缩影。作为地方政权，大理国以“儒骨佛心”的治理策略、多元共生的民族智慧，在西南边疆维系了三百余年的稳定，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产；作为历史记忆，其文化基因在王朝覆灭后通过文献、遗存与民间叙事得以延续，历经筛选与重构，逐渐超越政权属性；在当代语境下，通过政府、市场与民众的协同建构，大理国最终演变为承载边疆历史、民族文化与生态理念的核心文化符号，实现了历史价值与当代价值的统一。
同时，大理国文化符号的建构过程也面临一些反思：如何在文旅开发中避免过度商业化，保护文化符号的真实性与完整性；如何平衡历史叙事的学术性与大众传播的通俗性，避免历史记忆的失真；如何进一步挖掘大理国文化符号的深层内涵，推动其在新时代的创新转化。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在传承中守正、在创新中赋能，让大理国文化符号始终保持鲜活的生命力。
从政权到符号，大理国的历史命运揭示了一个核心规律：边疆政权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其政治存续的长度，更在于其文化基因的厚度与包容性。大理国文化符号的当代建构，为边疆民族地区挖掘历史资源、强化文化认同、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也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不断丰富与发展注入了持久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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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管鹏，彝族，1978年12月生于滇南大地。群文馆员，现供职于丘北县文化和旅游局民族文化传承展演中心。自幼浸润于民族文化的沃土，长期扎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以文学、音乐为笔，以民族文化研究为翼，从五彩斑斓的民族风情中汲取创作养分。创作体裁多元，涵括散文、诗歌、小说、戏剧、新闻、歌曲及民族文化研究等诸多门类。作品屡见《人民日报》《歌剧》《云南日报》《今日民族》《民族音乐》等权威报刊杂志，累计发表逾600篇（首、则），数度斩获表彰与作品奖项。学术研究横跨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生态学等领域，致力于边疆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图片来源：彝族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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