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留田：一个回彝村庄的葬礼
在作者张晗投稿的邮件中，他这样写道：
我的田野地的老乡们最近热衷于微信，有一次我提及这个想法，得到了他们的期盼，而且一直以来他们也不完全清楚我在村中的目的，我想以这样的方式让他们在微信上看到我究竟在村子里面做了什么，也是一种解释吧……
任何经历过人类学论文写作的学者都深知，自己论文中所呈现的田野，不过是自己亲身经历的数分之一。大多数的感动、感激、无奈、无措……因为不符合学术规范，或者与自己的论题不甚相关，被掩埋在田野笔记和研究者的记忆中。我们开辟“自留田”这样的专题，意在反学术规范之道，让学者们将自己田野中的情感和动人的经历这些主动或被动“自留”的“田野”与人分享。
张晗的经历代表了一种新式的旧疑惑：人类学者该如何面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在自媒体时代，我们的信息报道人可能远比我们耳聪目明，他们不仅是自己生活世界的专家，甚至可能对世界局势洞若观火，人类学者天然的优越性在这个时代荡然无存。这样的变化，敦促我们拾起那早就应该怀揣的对研究对象的学理意义上的尊重，因为不仅是他们引导我们进入他者的世界，同样是他们督促我们不断反思自己的位置和知识的获得过程。有鉴于此，编者对于张晗的文章，毫无改动的予以呈现，因为在张晗和他的信息报道人之间，我们只是无足轻重的外人。
葬礼作为一种“通过仪式”，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备受人类学界的青睐。对于穆斯林而言，死亡意味着今世的结束与后世的开始，而并不是生命永远的终结，待复活日到来之时，真主还会使他们赤身裸体地从坟墓中出来。我们熟悉的穆斯林葬礼，讲求的是三个要义：即速葬、简葬与薄葬，整个过程不仅无棺无椁、节哀节俭，而且也不许嚎啕大哭、披麻戴孝，这种对死亡的“观”与非穆斯林差异甚大，因此一般不会同日而语。但是，多民族散杂居的生态格局提醒了我们还是需要关注一下这一现象，以云南为例，穆斯林群体除回汉之外，还有回彝、回白、回傣、回藏与回壮等散杂居村落，那么，对于长期共同生活在同一村落中的穆斯林而言，他们在面对作为邻居与亲戚的非穆斯林之葬礼时，表现的又是何种的态度呢？对于这一问题，我的田野地“羔粮冲”可以给出一个可参考的案例。位于云南省玉溪市的“羔粮冲”是一个地处山区的回、彝散杂居村落，尽管在宗教信仰上回族与彝族各自坚持着不同的主张，但是信仰的分歧未能造成本村“熟人社会”之网的分裂，可以说几乎所有的村民都有着或多或少的亲戚关系。在清真寺对“回族”的人口统计中，计入了因婚姻而入教的彝族村民，因此“回族”一词在实际生活中经常等同于“穆斯林”之意，一些前辈研究者甚至称这里的穆斯林为“彝回”。
（图1：“羔粮冲”清真寺）
2016年9月17日，“羔粮冲”彝族村民李开清（83岁，2016年）不幸去世，全村上下从早晨开始就共同筹划着发丧与葬礼的事宜，总负责人自然就落在了他唯一的儿子李应昌（46岁，2016年）身上。“羔粮冲”的葬礼被看做是全村的“公事”，接到邀请的人都要帮忙与参与，穆斯林也不例外。按照本村习惯，为方便穆斯林村民按照伊斯兰教的礼仪祭奠亡人，一般会到清真寺请教长与师母帮忙，尤其是在制作清真食物的宴客环节，但这次葬礼情况有别，由于李开清的女儿李玉琴（56岁，2016年）嫁给了本村的回族村民并转变身份成为了一名穆斯林，所以通知与招待穆斯林参加葬礼的工作就落在了她的身上。本村彝族呈现中国民间传统信仰的多元形态，包括儒释道以及自然、巫觋、祖先等多种信仰崇拜，因此葬礼全程十分复杂，充满了人-鬼-神三层境界的玄妙色彩，在“拜马”（男巫）与“西娘婆”（女巫）的测算下，五日后的22日（八月廿二）才是出殡吉日，这一期间李应昌和他妻子的主要工作是向远处的亲朋发丧、在家屋设立“花房”等（家里置放棺材的灵堂）。与以往不同的是，自2016年开始，当地民政局责令包括本村在内的所有非穆斯林村民改土葬为火葬，并统一安葬在并不属于本村地界的指定公墓中，因此李应昌又要经常往来于火化场、墓地与家之间，这是本村第三个火化的逝者，在家中的棺材内摆放的只是逝者的几件生前衣物，对于这一点，皈依穆斯林的女儿李玉琴感到无比的悲伤与惋惜，外加对火化的忌讳，因此并没有去火化场。事实上，一直到出殡前日的这几日中，参与逝者丧葬过程的都是本村的彝族村民，穆斯林村民因为除真主外不可叩拜任何人与物，外加不参与哭丧，因此并没有过多的前往亡人家中。至于这些，村中的彝族村民早已是人人知晓，因此并没有在意。
（图2：准备“花房”）
在薄葬与速葬观念的引导下，“羔粮冲”穆斯林到了出殡的前一日才会全体出动参加葬礼，待第二日入土后便宣告结束，整个过程不超过三日。9月21日，正是逝者李开清出殡的前一日，这一天也是儿子李应昌“请客”的第一天，因此从清晨开始在他和村长（彝族）、副村长（彝族）的引导下，全村的村民分别在“花房”与公房两处宰杀牛和zhu以备宴席，而另一边，李玉琴也在自己的家里准备清真食物宴请村内的穆斯林，远离“花房”的这里成为了专门为穆斯林亲戚赴宴的“分会场”。几乎全部的村民都会前往公房或李玉琴家里赴宴，所以连卖包子的小商都会暂停营业，可见葬礼对于全村村民的重要性。午饭过后，穆斯林村民与彝族村民纷纷以家庭为单位，前往逝者家里吊唁与慰问，穆斯林与彝族一样，均按照当地风俗手提一篮或一袋大米送与逝者家人，然后“挂礼”（礼金），在这其中，逝者的直系晚辈需要佩戴代表儿孙不同备份以及区别同姓本家和异姓婿家不同身份的白、蓝、红三种孝头，并对前来吊唁的亲朋跪拜回礼，而穆斯林的女儿、女婿及外甥们则不在其中，他们均以男戴礼拜帽、女戴头巾的穆斯林形象出现在现场，主要的任务是帮忙与招呼来客。待村民“挂礼”结束后，所有的亲戚都在花房前后寒暄与做活，年长者贴纸剪花、年小者奔跑放炮、年轻人有的娱乐打牌、有的登高挂灵幡、妇女们则忙碌在公房备宴，一时间包括穆斯林在内的所有村民都放下忙碌的事情来到“花房”与公房，可以说这一时间的葬礼把村落社区的所有人、物与力都凝聚在了这里。待全部准备工作完成后，彝族村民前往公房、穆斯林村民前往李玉琴家休息并吃晚宴，然后等待晚上的仪式活动。
（图3：彝族宴客准备）
（图4：公房彝族宴）
（图5：李玉琴准备清真宴）
（图6：李玉琴家的“分会场”）
（图7：“送米”）
（图8：“挂礼”）
（图9：悼念亡人）
（图10：彝族“回礼”）
（图11：高挂彝族灵幡）
（图12：闲谈）
直至夜幕，村民又开始返回“花房”，但因为夜间的诸多葬礼仪式与伊斯兰教义违背，所以不是至亲的穆斯林村民都没有参与，只有李玉琴一家人来到“花房”。约晚九点左右，唢呐与鼓舞队暂停，在毕摩的安排下，李应昌与妻子在花房门外摆了一桌宴席，要与家里人陪同过世的老父亲共享最后一餐，宴桌下为父亲留了位置并摆放上平时穿的衣物，桌上置上碗筷、酒杯并在前方点上香火，围绕宴桌坐下的除儿子李应昌外，还有与他父亲同辈的家中亲人以及他的儿子，宴桌上的对话多半是生者对着逝者的衣物言道此乃人间最后一餐，多饮多食、一路走好等内容，并不时向碗内与酒杯内夹菜注酒。由于并非清真饮食，女儿与外甥并未上桌，只是站在身后的人群中和彝族亲戚看着他们与父亲同宴。而在“花房”内，彝族的姊妹、儿媳或是侄女、外甥女等妇女一直在棺材旁哭泣，这被当地彝族看做是女人在葬礼仪式中的必须，否则会被认为不孝。
（图13：与父亲的“最后一餐”）
大约在晚十一点半左右，在无数的纸钱与香火被焚烧之后，整个“花房”的气氛出现大扭转，继续留在这里的村民将在唢呐队与花鼓舞队的带领下围绕棺材载歌载舞地进行“绕棺材”仪式，村民们对于这种行为的解释有两个：一个是说午夜至旦日为一日之中阴气最重的阶段，需要用喜庆与热闹的场面抵抗阴气，另一说法认为希望生者与逝者都抛弃悲伤，以求明日的“好好上路”。此过程同样并没有穆斯林亲戚参加，他们坐在一旁观看，有时还会取笑“绕棺材”之人的搞怪。待第二日上午吉时一到，在毕摩的引领下，在儿子李应昌的跪送下，众人合抬棺材出殡，并将“花房”内与此次葬礼相关的一切器物带到出村路口和棺材一同烧掉，然后同另一伙已经提前去火化场领取骨灰的亲戚们汇合前往墓地，埋葬结束后返回村中。从墓地回村的路上，穆斯林群体并不相信会带回什么鬼附体神，所以也并没有像彝族村民那样接受李应昌家人准备的红绳与桃树枝系在身上，而是毫无顾忌地回到家中。此时，整个葬礼仪式对于穆斯林来说已宣告结束，但对于彝族村民来说却尚未完成，李应昌不仅要继续在公房设宴答谢所有的帮忙的人，还要在第二日与满月之时与家人一起赴坟上为父亲“献饭”，然后整个葬礼仪式在“羔粮冲”村才彻底结束。
（图14：“绕棺材”一）
（图15：“绕棺材”二）
（图16：送葬一）
（图17：送葬二）
（图18：入土）
（图19：葬礼结束）
从葬礼的全程可以看出，“羔粮冲”穆斯林面对伊斯兰教信仰与“熟人社会”之网的双重压力，仍然运作出了一场“回彝互助”式的葬礼仪式，其中不仅有彝族亲戚从始至终“接触式”的帮忙，也有女儿另办“分会场”来招待穆斯林众亲“非接触式”的参与，究其原因，我认为这与“羔粮冲”穆斯林在本村的道德建构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一方面在伊斯兰教信仰的压力下要维护穆斯林身份的族群边界，但这也是穆斯林“为人”与“结群”的根本，另一方面在“熟人社会”之网的作用下又要变通到彝族葬礼中，毕竟这是一项社区的“公事”。或者简单地说，是他们智慧地调整着宗教道德与世俗道德间距的结果。
在“绕棺材”的现场，亡人的外甥李绍学（李玉琴长子）曾向我说道：这样的仪式他本不应该来，但是想到是自己的外公，又想到舅舅与舅母，尤其是舅舅的生活非常贫困，所以他还是来了，不给外公叩头也是无奈，是他的民族不允许这样做。这是我人生成长至今听到的最为感动的一句话，他的话语既表达了对差异文化的尊重，也坚持了对宗教信仰的恪守，更道出了对亲属人伦的惋惜与无奈，当然此时考虑更多的还是亲属关系的无法分割，这是一种超越宗教阻隔而彰显“熟人社会”伦理美德的修为境界，亦是一种人性的觉悟。
古老的彝族，还能有多少东西能在时代大潮中存留下来，也许不会有明确的答案，但我们可以尽力去为她留存一些有价值的文化，这就是彝 族 人 网的价值所在。作者：张晗，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2014级民族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本文整理自作者在田野调查期间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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