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雄彝族服饰历史渊源及发展变化
楚雄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其服饰的产生和发展与它的文明史一样，有着自身的规律和完整的体系。
楚雄彝族服饰和它的历史一样古老而又漫长，还在原始社会时期 ，彝族先民便开始了树叶为衣的历史。源于大姚的著名彝族创世史诗《梅葛》在人类起源章中说：当时的“人有一丈二尺长，没有衣裳，没有裤子，拿树叶做衣裳，拿树叶做裤子，这才有了衣裳，这才有了裤子。”另一部彝族史诗《查姆》也生动地记录了彝族这一时期树叶为衣的生动情景“独眼人这代人，猴人分不清；老林做房屋，岩洞常栖身；石头随身带，木棒手中拿；树叶做衣裳，乱草当被盖。”《阿细的先基》说彝族祖先阿热和阿咪，把山沟里的树皮剥下，拿给人们当裤子穿。子女们又用棒棒、石头打死豹子剥下皮，拿来披在身上，打死野狗剥下皮，拿来系在腰上，再后来，阿细人才穿上了麻布衣。这些记载和口碑说明，彝族服饰是从原始的树叶、树皮发展到兽皮，再由兽皮发展到羊皮、麻布的，而且这种服饰习俗源远流长。
树皮衣、兽皮衣、草编衣，这些都是人类采集经济时期最为实用的服饰，一直贯穿于彝族社会的各个发展阶段，唐时说乌蛮“无衣服，惟取木皮以蔽形”。《新唐书·南蛮传》记载：“乌蛮……土多牛马，无布帛。男子坐髻，女子披发，皆衣牛羊皮”。 至今在楚雄的部分彝族山区，草编蓑衣、棕毛衣等原始服饰仍然受到彝族同胞的青睐。每到雨季到山上劳作或放牧时，便带上一件草编蓑衣或棕毛衣。蓑衣的编织工艺颇为讲究，先将草叶一片片撕开、揉顺，搓成细绳，再按一定的纵横规律内层编织成细密网状，外层为厚厚的一层茅草，厚薄均匀、轻重合适，这样穿起来既可使茅草柔软护身，又可以在雨天防止水渗透。棕毛衣一般厚２厘米、长90厘米左右，多做成坎肩状，做背负重物时垫背护衣之用，非常适于山区民族的生产生活。这些从大自然中采集原料，不费一针一线编织而成的服装，无疑是人类最为原始的服饰。
从大量考古资料、彝汉文史籍和壁画来看，楚雄彝族服饰的的基本特征早在两汉之际即已形成，它是彝族先民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不断斗争和与其它部族进行多次复杂融合的结果。当时楚雄地区东部为古滇国辖境，居住着“椎结、耕田、有邑聚”的滇人，他们从事农耕，过定居生活，已经组成了以滇池为中心的滇王国奴隶制政权；西部地区则分布着“编发、随畜迁徙，毋君长”的昆明族，过着随牛羊、逐水草的游牧生活；龙川江流域大部分及其以东基本为僰人农耕定居；二姚和南部一带为游牧的昆明人和一些百越部落定居；此外，在楚雄地区南部的哀牢山区及礼社江流域，仍生活着许多濮人部落，他们主要以渔猎和采集为生，这些族群与当今分布于楚雄各地的彝族都具有源与流的关系。他们的装束特点是：椎髻、束带、着圆扣饰、戴耳环、手镯、佩剑、披兽皮、衣饰尾。这些服饰特点至今在不同支系的彝装中都有保留。
进入唐宋，楚雄彝族先后于云南地方政权南诏和大理国的统治之下，封建地主制经济逐渐深入各地，彝族也趋于定居下来。各地彝族服饰在承接汉晋时期“衣裙”、“披毡”“椎结“、“羊皮褂”习俗的同时，还出现了尚黑、披虎皮习俗，而且各地彝族因支系、等级不同，服饰内容各不相同，这在史籍中都有记载。《新五代史》载：“昆明，其人椎髻跣足、披毡，其首领衣虎皮。”唐、樊绰《蛮书》云：“异牟寻披波罗皮。”波罗义为“虎”。不同支系，不同居住地域的彝族服饰呈现出不同特征。《新唐书·南蛮传》说：“乌蛮……土多牛马，无布帛，男子椎髻，女子披发，皆衣羊皮衣。”《通典》记述 “黑傈僳……男挽发贯耳，披毡佩刀，妇人贵者衣套头衣，方领如井字，无襟带，自头罩下，长曳地尺许，披黑羊皮，饰以铃素。”男子多以“披毡”、“羊皮褂”、“椎髻”为基本服饰特征，女子服饰多着“贯头衣”、“裙”、“羊皮褂”并“跣足”。《隋书·党项传》说：“党项羌者……服裘褐披毡以为上饰。”《广志》也说：羌人“女披大华毡以为盛饰”。
明《滇略》记载：“金齿木邦又有火草布，草叶三四寸，蹋地而生，叶背有棉，取其端而抽成丝，织以为布，宽七寸许。”火草布的纺织技术在明朝已经十分盛行。彝族妇女利用农闲时间上山采撷火草叶，将火草叶背面的绒层剥离出来，搓之成线，线积攒到一定数量，便在传统的织布机上织成布匹。火草织布机组合简单，携带方便，在田间地头、房前屋后都可盘腿坐地纺织。织一件火草衣需数月乃至数年的时间，因得之不易，姑娘们多送之于情人，以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意。
元、明、清时期是楚雄州境彝族由封建领主制向地主制转变的大变革时代。中央王朝在彝族地区驻兵屯田，大批中原汉族进入彝区，既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力，促进了彝族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彝族“夷变汉”的进程，使彝族服饰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其不断地吸取了蒙古族、汉族、满族及其它民族的服饰元素，使彝族服饰更加多元化、丰富化，不仅款式、饰物上增多，而且内涵更加丰富。元、李京《云南志略》载：“罗罗……男子椎髻，摘去须髯，或髡其发……，妇人披发，衣布衣，贵者锦缘，贱者披羊皮……室女耳穿大环，剪发齐眉，裙不过膝，男女无贵贱皆披毡跣足。”服饰不仅受蒙古人影响，有“髡其发”习俗，而且还有贵贱之别，婚否之别。
彝族织麻布的历史源远流长，从楚雄各个新石器遗址出土的陶纺轮看，至少在3000多年前彝族先民便已掌握了纺麻技术。清《楚雄府志》载：“罗罗，缠头跣足，妇女辫发，用布裹头，俱披羊皮。嫁女以皮一片，绳一根为背负之具，或用笋壳为帽，衣领以海贝饰之，织麻布、麻线市卖之。”在自给自足的经济时代，织麻布是彝族妇女必须掌握的手工技巧。明《滇略》记载：“金齿木邦又有火草布，草叶三四寸，蹋地而生，叶背有棉，取其端而抽成丝，织以为布，宽七寸许。”彝族妇女利用农闲时间上山采撷火草叶，将火草叶背面的绒层剥离出来，搓之成线，线积攒到一定数量，便在传统的织布机上织成布匹。火草织布机组合简单，携带方便，在田间地头、房前屋后都可盘腿坐地纺织。织一件火草衣需数月乃至数年的时间，因得之不易，姑娘们多送之于情人，以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意。
民国以来，楚雄彝族服饰在保持其传统服饰物色的同时，更多地吸收了其他民族的文化因素，并逐步形成了多形式、多样化的服饰特点。民国《姚安县志》卷七载：“彝妇老者，剃发如尼僧，冬月披重毡，系以两带，如似负小儿然。少者喜红绿，领帽饰以贝，耳环大如钊，有芋至三四两者。”楚雄各地彝族男子服饰逐渐趋同汉俗，唯包头为冠，腰挎兜肚，外套皮、麻褂子，由此逐渐形成当代彝族服饰特点，其色彩的变化也由单一的黑色发展变化为五彩斑斓。《西南彝志》中描述彝族“清绫盖蓝天，红绫铺赤地，黄绫献彩龙??精心的刺绣，绣出红日影”。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彝族服饰无论是在用料上或工艺上都有了一个大的飞跃，使服饰色彩的表现手法更加多样、丰富化。就有四十多个不同类型的款型，在色彩、纹饰、款式、装饰方面显现地域特征，分居于各地的彝族有着不同的服饰风格，在民间有“隔山不同服”之说，甚至在一座大山中，山顶、山腰、山脚的服饰都有区别。他们不同支系、不同地域的服饰既相互影响，又独成一体，人们仅从服饰上便可判断是哪个支系、哪个村、哪个寨的。每到传统节日，男女老幼都会穿上他们花花绿绿的盛装，竟相赛美，如果外来客人对此兴趣浓郁，就服装的形状或上面的花纹装饰，请教他们有什么含义的话，他们就会高兴的告诉你这是什么，那是什么，讲出一串串生动有趣的故事。他们的服饰款式、色彩、纹饰、佩饰和穿着方式不仅带给人们愉悦的精神享受，还蕴含着丰富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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