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国斌｜“唐标铁柱”与古代姚州
清代乾隆年间寒士孙髯翁先生用如椽之笔撰写的昆明大观楼长联共180字，全联对仗工整，文辞华美，想象开阔。被后人赞评为“一副长联，一部春秋”和“从古未有，别创一格”。有 “古今第一长联”，“海内第一长联”和“天下第一长联”之誉。其上联是：“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蜓，南翔篙素。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趁蟹屿螺洲，梳裹就、风鬟雾鬓；更苹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幸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下联是：“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长联中作者以“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十六字高度概括了自汉代以来中原王朝在云南的文治武功和开疆拓土盛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四个历史事件因长联之名而广为流传而喻晓天下，被史学家广泛认可，成为这几个时期中原王朝与云南关系的标志性历史事件。清代以来，经过许多学者的致力研究，“汉习楼船”、“宋挥玉斧” 、 “元跨革囊”三个事件都有了定论。唯 “唐标铁柱”及其遗址问题一直众说纷纭。
(本文原出处)
一、“唐标铁柱”的具体史实
早在汉代，中原政权就开始在洱海地区和云南各地设郡立县进行管理，将云南纳入中国的版图之内。但到公元７世纪中叶，青藏高原上崛起了举世瞩目的以藏民族为主体的吐蕃地方政权。并向北向东向南扩张，其势力向北进入新疆、甘肃，向东直逼成都，向南进入滇西北地区。唐仪凤二年（公元６６７年），吐蕃军队挥师南下，攻占了洱海西北、北部地区，《旧唐书》载：“尽收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东与凉、松、茂等州相接”。还控制了南方丝绸之路的各处要塞，在顺濞河、漾濞江上修建了铁索桥，筑建城堡派重兵把守。吐蕃的扩张引起了唐王朝的极大震动。为掌握对西南部落的控制权，稳定西南边疆政治局势，唐王朝与吐蕃展开了激烈的较量。从公元６６７年到公元８４６年吐蕃王朝瓦解的近２００多年间，双方兵戎之争约有１００多次，其中大部分战役发生在西南。特别是在重要的战略城镇，进行了长期反复的较量。唐中宗景龙三年（公元７０７年），已归附吐蕃的姚州部落与吐蕃军队一道进犯蜀地，唐王朝下诏灵武监军右台御使唐九征为姚嶲道讨击使，率军征讨吐蕃。唐九征在姚州大破吐蕃，连战连捷，在滇西地区彻底击溃吐蕃军队。吐蕃军队溃败后沿南方丝绸之路退走，唐九征乘胜追击，一直打到永昌一带。在唐王朝对吐蕃的战争中，这次是取得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一次胜利。凯旋途中，唐九征焚毁吐蕃建造的城垒，拆除两座铁索桥，并以铁桥材料铸炼成铁柱，立以纪功，这就是著名的“唐标铁柱”的由来。“唐标铁柱”战事，是唐王朝与吐蕃在西南边疆争夺战争中最辉煌的一次胜利。它有效地遏制了吐蕃势力的扩张，促进了唐初西南边疆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也为南诏国的崛起创造了积极条件。７０７年唐九征与吐蕃的战事使吐蕃军队受到重创，加上７０４年前后松赞干布曾孙、赞普弃都松战死，吐蕃军队的士气受到影响，军事行动也随之减弱。相反唐朝军队开始把关守隘，牢牢控制南方丝绸之路上的各处要津，使吐蕃势力受到了很大的遏制。在以后的３０多年间，云南基本上处于大稳定、小摩擦的状态。吐蕃向云南扩张的脚步也就在 “唐标铁柱”战事之后停滞了下来，此后１００多年再没有逾越过。
二、关于“唐标铁柱” 遗址问题的几种观点简述
关于“唐标铁柱”的历史事件史籍记载比较清楚，史学界的观点也是一致的，历来争论的焦点都集中在铁柱的具体地点上。由于历代史家在记载“唐标铁柱”战事的时候，不了解云南古代交通、军事、地理等相关情况，虽然在事件的描述上大体一致，但记载不详细，不确切，给世人留下了千古悬案，至今争论不休。关于“唐标铁柱”遗址的问题主要有“姚州说”、 “滇池说”、 “祥云说” 、 “弥渡说”、“大理天生桥说” 、 “漾濞说”等。现简述如下：
1、“滇池说”。持“滇池说”观点的人主要依据是《大唐新语》中记载有“立铁柱于滇池”句，以此认为铁柱立于滇池无疑。其实，唐初唐王朝与吐蕃、西南诸蛮争夺的地区主要是时姚州所辖的滇西北，唐九征率军征讨吐蕃也是在这一地区。史籍中并没有唐九征到过滇池一带的记载。《大唐新语》中之所以有“立铁柱于滇池”句，主要是因为当时外界对云南的地理情况不了解，将云南统称为滇池之故。这种说法早已被著名历史学家方国瑜先生否定。
2、“祥云说”。持“祥云说” 观点的人主要依据是《大唐新语》中有“波州铁柱，唐九征铸”之句。因为古代波州府治在今祥云县城，有些学者就依据这句话得出“唐标铁柱” 遗址在祥云的结论。唐标铁柱建立的时代，滇西北地区属姚州管辖，并没有“波州”建制。既然没有“波州”建制，那么“波州铁柱”也就无从谈起。刘肃在《大唐新语》中的“波州铁柱”之“波”，经当代一些学者考证认为是“彼”之误。因此，“祥云说”不足为信。
3、“弥渡说”。“弥渡说”观点是因为弥渡县西山脚下太花铁柱庙内现存有南诏铁柱。元代郭松年在《大理行记》中记道：“白岩甸西南有古庙，中有铁柱，高八尺五寸，土人贴金其上，号天尊柱，四时享祀，有祷必应，或以为武侯所立，非也。”值得注意的是“土人贴金其上，号天尊柱，四时享祀，有祷必应，”指明了此铁柱是本地政权——南诏国的土人所树立的，柱被称之为“天尊柱”，是用来祭天的，与唐九征进行的战事没有关系。经过史学界的多年研究，目前已有基本统一的意见，认为弥渡铁柱并不是唐九征所立的铁柱。
4、“大理天生桥说”。 “大理天生桥说”是对洱海地区地理名称不了解造成的误解。
5、“漾濞说”。近年来，有学者经过研究，提出了“唐标铁柱”遗址在漾濞的观点。还指出遗址的具体地点就在漾濞县河西镇下街村竹林寺内。其主要依据一是明代李元阳《石门山记》中有 “至湍溪，为唐御使唐九征立铜柱之地，今已失矣”的记载。唐代距明代时隔近千年，李元阳没有任考征就断言此处就是“唐标铁柱”遗址让人难以信服。况且，李元阳的《石门山记》是游记作品，属文学范畴，不是信史，不足以为据。再说，李元阳文中已明确“今已失矣”，说明他本人并末看到真正的“唐标铁柱”或遗址。二是当地一位老人的介绍。据老人讲他年轻时在竹林寺内看到有一个坑，坑内还有铁锈，断言此坑就是“唐标铁柱”遗址。此说更让人难以置信。因为唐九征立铁柱后的几十年间，由于唐王朝的政治腐败，激起了西南诸蛮的强烈不满和多次反叛，铁柱也在南诏皮逻阁时期被毁，从建到毁存世不过几十年时间。从当时至今已经1300多年，铁柱遗址坑怎么可能保存到现在？即便是铁柱被毁后的残铁，在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风吹日晒雨淋，又怎么可能在1300多年后还能看到铁锈呢？因此，“漾濞说”也不足以为信。
三、“唐标铁柱” 遗址应在古代姚州
“唐标铁柱”即唐九征破吐蕃立铁柱纪功的事件在云南历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凸现了唐初中原王朝开发祖国西南边疆的伟烈丰功。但由于事件所发生的地理位置因为记载残缺等原因成为千古之谜。长期以来，人们对立铁柱的地区一直争论不休， “唐标铁柱”在哪里？云南史学界比较统一的观点是：“唐标铁柱”在洱海地区，具体位置没有定论。从有关史籍记载，唐代姚州的战略位置，疆域等综合分析，笔者认为“唐标铁柱” 遗址应在古代姚州境内，其理由如次：
其一、在唐代刘肃编纂的《大唐新语》卷十一中对此有较完整的记载：“唐九征为御史，监灵武诸军。时吐蕃入寇蜀汉，九征率兵出永昌郡千余里讨之。时吐蕃以铁索跨漾水、濞水为桥，以通西洱河，蛮筑城以镇之。九征尽刊其城垒，焚其二桥，建铁碑于滇池，以纪功焉”。《旧唐书·本纪》也载：“神龙三年（公元７０７年）六月戊子，姚巂道讨击使侍御史唐九征击姚州叛蛮，破之，俘虏三千计，遂于其处立石纪功焉。”《新唐书·吐蕃传》也载“监察御史李知古建讨姚州蛮，削吐蕃向导，诏发剑南募士击之。蛮酋以情输虏，杀知古，尸以祭天，进攻蜀汉。诏灵武监军右台御史唐九征为姚嶲道讨击使，率兵击之。虏以铁梁漾、濞二水，通西洱河蛮，筑城戍之。九征毁 夷城，建铁柱于滇池以勒功。”关于《大唐新语》中的“铁碑”和《旧唐书·本纪》中的“立石”经专家研究，认为都是指“唐标铁柱”事件，已有定论，没有异议。致于“建铁碑于滇池”前已述及是因为当时外界对云南的地理情况不了解，将云南统称为滇池之故。而《旧唐书·本纪》已说得非常清楚：时间是“神龙三年（公元７０７年）六月戊子”；地点是姚州，唐九征击败的对象是“姚州叛蛮”； 更主要的是已经点明了“遂于其处立石纪功焉。”这里的“其处” 无疑就是指姚州。
其二、《资治通鉴》记载：“景龙元年六月，姚巂道讨击使，监察御史晋昌，唐九征击姚州叛蛮破之，斩获三千余人。”《滇考》记载：“景龙元年，吐蕃及姚州蛮寇边，以铁垣跨漾濞二水为桥，以通西弥蛮，筑城戍之，讨击使唐九征受命往讨，自巂入永昌，累战皆捷，尽刊其城垒，毁垣，焚桥。命管记闾邱均勒石於剑川，俘其魁帅以还。而爵赏久淹，论者惜之。”《滇系·事略》载：“太极元年，姚州蛮寇蜀，诏灵武监军，右台御史唐九征为姚巂道讨击使。吐蕃以铁垣粱，漾濞二水通西洱蛮，筑城戍之，九征毁垣夷城，建铁柱於江上，以勒功。”以上记载大体一致，不仅说明了“唐标铁柱”事件，而且也说明了唐九征的这次战事是因为“姚州蛮寇蜀”而引起的，主要战场也是在姚州境内。既然主要战场在姚州境内，那么立战功碑也就只可能在取得胜利的地方姚州境内。
其三、“唐标铁柱”不只是为了纪功，还具有界碑的作用。据记载，建造铁柱时，在柱身或基座上刻有疆界地图、地理情况、战争概况等。这在唐代张九龄《曲江集》卷十一载《敕吐蕃赞普书》中已有明确记录。《敕书》之一中说：“近得来书，又论蛮中地界……至如彼中铁柱、州图、地记，是唐九征所记之地，诚有故事，朕岂妄言”；《敕书》之二中说：“彼州铁柱书，唐九征所作，百姓咸知，何不审之，徒劳往复”。这两道《敕书》是唐德宗写给吐蕃赞普的。可知唐九征击败吐蕃后建造铁柱，刻上姚州图及地界记，即所谓“铁柱书”。“唐标铁柱”事件发生很多年后，吐蕃与唐朝争议“蛮中”地区的权属问题。唐德宗反复以“唐标铁柱”上州图、地记为依据，来证明洱海地区的归属。既然是洱海地区的界碑，就应建在洱海地区周围。而且铁柱刻上姚州图及地界就说明铁柱是立在姚州境内。
其四、《旧唐书·地理四》载,武德四年 (621年),唐朝在云南置姚州,以统辖姚州、附近的羁縻州。民国《姚安县志》也载： “唐初以云南郡地改置姚州，仍辖云南郡，领县三，皆不出今大姚、盐丰、广通、定远各地。其疆域东界元谋县，西界云南县，南界镇南州，北与四川盐源县连界。”从地理位置上看，当时的姚州西连西南诸蛮，西北接吐蕃的领地，是从内地四川进入西南诸蛮和吐蕃的必经要地,起着桥梁和纽带作用,是唐王朝应对西南诸蛮和吐蕃的前沿和桥头堡,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可以说是唐王朝为遏制西南诸蛮和吐蕃的进范而设立的一个州。唐九征的这次战争也主要是从成都出发，经过崩州(今四川西昌)抵达姚州的。战争胜利后，一是为了纪功，给自已的人民看；二是为了悼念和抚慰那些战争中死去的亡灵；三是为了争取民心和鼓舞土气。因这些而建立的铁柱只可能建在当时已属唐王朝管辖的姚州范围内。
其五、“唐标铁柱”除纪功功能外，更为重要的核心作用是界定疆域。民国《姚安县志》载:“后又改置姚州都督府，则所领十三州，疆域最为辽阔，然亦只名义羁縻而已。”说明在当时姚州都督府管辖的区域，唐王朝已经认为是自已的领土，而一些地区和部落还“然亦只名义羁縻而已。”唐王朝已经开始经营这些地区，但当时的情况是刚刚兴起的吐蕃政权也试图经营这些地区。永隆元年(680年), 吐蕃南下滇西北, “西洱诸蛮皆降于吐蕃”。吐蕃势力极盛一时,“其地东与松、茂、嵩接,南极婆罗门,西取四镇,北抵突厥,幅员余万里,汉、魏诸戎所无也”。 唐九征的这次征战也是因为姚州境内的蛮部与吐蕃势力相勾接而发生的“姚州叛蛮”引起的。那么，通过战争的胜利夺得这些地区后，当然就要把有争议的地区界定下来。而要界定疆域所建的铁柱不可能建在当时还未纳入唐王朝版图范围内的区域，只可能建在当时已纳入唐王朝版图范围的姚州境内。
其六、唐代姚州都督府的治所在现姚安县城西北光禄镇的旧城村一带，这里距大理洱海直线距离不过几十公里。而且，唐代洱海东北部的一些地区和部落已属姚州都督府所辖。因此，“唐标铁柱” 遗址在姚州境内也与目前云南史学界比较统一的“唐标铁柱”在洱海地区的观点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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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戴国斌，男，倮倮颇彝族，中共党员。姚安地方历史和彝族文化学者、诗人。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生人。曾当过教师、记者、行政领导、刊物主编等职，现任四级调研员。参加工作数十年间，已有2000余件新闻、信息类作品在省、州、县各级报刊、电台和电视台刊播;有100余篇各种题材论文刊发于各地的各级各类报刊和杂志。其中:城乡规划建设管理方面20余篇;地方历史文化研究方面40余篇;民族文化研究方面20余篇;文化旅游开发研究方面30余篇。地方区域经济研究、党的建设及其它题材方面30余篇。有60余件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等作品零星刊发于地方各级刊物和书籍。曾完成过《云南省情·姚安篇》、楚雄彝族自治州及各县市在香港《大公报》开展专版宣传的“姚安县专版”和《中国广播电视总汇》姚安县相关内容条目的撰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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