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乡药王与国药传奇:曲焕章及其百宝丹的多维文化阐释
摘要:曲焕章作为近代彝族杰出医药学家,以毕生精力研制的百宝丹(云南白药前身),是中医药与民族医药融合的典范。本文从历史性、地域性、民族性、中医药性与文化性五个维度,系统梳理曲焕章的行医历程与百宝丹的研发脉络,剖析其医药成就与地域环境、彝族文化的深层关联,探讨其“医者仁心”的职业操守与爱国情怀所承载的文化价值,揭示曲焕章遗产在当代中医药传承创新中的意义。研究认为,曲焕章的实践既彰显了民族医药的智慧,又丰富了中医药的宝库,其精神内核为新时代中医药文化传播提供了重要滋养。
关键词:曲焕章;百宝丹;彝族医药;中医药文化;地域医药

一、引言
滇南大地群山连绵、草木丰茂,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丰富的药用资源,也滋养了多元的民族医药文化。在近代云南医药史上,曲焕章(1880—1938)以其研制的百宝丹享誉中外,被尊为“白药之父”。这位出身彝族的医药学家,历经坎坷却始终坚守行医初心,将彝族民间医药经验与中医药理论相融合,创造出兼具疗效与文化价值的医药成果。百宝丹从民间验方到国家保密配方,从区域药材到国药名品,其发展轨迹不仅是一部医药创新史,更折射出近代民族医药与主流中医药的交融历程,以及地域文化、民族精神对医药实践的深刻塑造。
目前学界对曲焕章的研究多聚焦于生平事迹与云南白药的疗效,对其成就的多维度文化属性挖掘仍有拓展空间。本文立足史料,从历史脉络梳理其医药实践,结合云南地域特征与彝族文化传统,解析百宝丹的中医药学内核,阐释其承载的文化精神,为民族医药的传承与创新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二、历史性:从民间医者到国药巨匠的人生轨迹
曲焕章的医药生涯始终与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紧密相连,其人生轨迹的起伏的同时,也见证了百宝丹从诞生到走向辉煌的历史进程。清光绪六年(1880年),曲焕章原名曲占恩,生于云南江川县赵官村一个彝族家庭,7岁丧父、9岁丧母的孤苦境遇,使其自幼便跟随姐夫研习伤科医术,开启了医药启蒙之路。年少时的苦难经历,不仅让他深谙底层民众缺医少药的困境,更培养了他刻苦钻研、坚韧不拔的品格。
1902年,经过多年行医实践与草药研究,曲焕章结合民间验方与自身经验,配制出具有化瘀止血、活血止痛功效的“万应百宝丹”,因药粉呈白色,俗称“白药”,这成为其医药事业的起点。1906年,因被迫为土匪治伤遭官府缉捕,曲焕章辗转滇南各地行医,期间拜武当山道医姚洪钧为师,习得道家医术与草药炮制技艺,进一步完善了百宝丹的配方。这段游走经历让他得以接触滇南各民族的医药经验,为后续配方优化积累了丰富素材。
民国时期的云南政局动荡,战乱与匪患频发,外伤患者激增,百宝丹因疗效显著迅速声名鹊起。1916年,百宝丹经云南省政府警察厅卫生所检验列为优等,获得公开销售资格;1922年,曲焕章迁居昆明开设诊所,因成功治愈军阀吴学显的断腿及唐继尧秘书长的重伤,获赠“药冠南滇”等匾额,得到军政各界认可。1931年至1934年,曲焕章辞去公职专注医药生产,将药房扩建为“曲焕章大药房”,形成“一药化三丹一子”的产品体系,年销量达40万瓶,并在香港、新加坡等地设立代销点,实现了规模化与国际化发展。
抗战爆发后,曲焕章尽显爱国情怀,捐赠3万瓶百宝丹支援滇军抗日,在台儿庄战役、禹王山阻击战中拯救了无数将士生命,成为抗战后方的“救命药”。1938年,为保护百宝丹配方不被窃取,曲焕章在重庆遭软禁,最终被迫害致死,用生命守护了这份医药遗产。新中国成立后,其遗孀缪兰英将秘方献给国家,百宝丹经公私合营后更名为“云南白药”,成为国家保密配方与中华老字号,完成了从民间药方到国药瑰宝的跨越。

三、地域性:滇南生态与地域需求的医药馈赠
曲焕章的医药成就离不开云南独特的地域环境,滇南的生态资源与社会需求,为百宝丹的诞生与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条件。云南地处云贵高原,气候垂直差异显著,森林覆盖率高,拥有三七、重楼、独定子等丰富的药用植物资源,被誉为“植物王国”,这为曲焕章采集中草药、研制药方提供了天然原料库。百宝丹的核心成分多取自滇南本土药材,如三七作为活血化瘀的关键药材,其道地产地便在云南文山,独特的地理环境赋予药材优异的药效,成为百宝丹疗效的重要保障。
从地域社会需求来看,近代云南交通闭塞、匪患猖獗,加上滇军征战频繁,跌打损伤、枪伤、瘀血肿痛等外伤成为高发病症,而传统医药在治疗外伤方面的局限性,催生了对高效伤科药物的需求。曲焕章立足地域病症特点,针对性地研发百宝丹,兼顾内服外用,既能快速止血、消肿止痛,又能促进伤口愈合,完美契合了当地民众与军队的医疗需求。此外,云南作为多民族聚居地,各民族长期积累的草药使用经验,为曲焕章提供了多元的研究素材,他走访彝族、苗族等民族医者,汲取民间验方精华,使百宝丹的配方更具地域适应性。
地域文化交流也对曲焕章的医药实践产生重要影响。昆明作为滇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既是多民族医药文化的交汇地,也是近代中西文化碰撞的前沿。曲焕章在此开设药房后,既坚守传统医药理念,又借鉴现代商业运营模式,建立标准化生产与销售体系,使百宝丹从地域药材走向全国乃至海外。同时,他针对滇南气候湿热、蚊虫滋生的特点,优化药方配伍,增强药物解毒消肿的功效,进一步凸显了地域医药的特色。
四、民族性:彝族文化与民族医药的融合创新
曲焕章作为彝族医药学家,其医药实践深深植根于彝族文化传统,百宝丹的研发与传承彰显了彝族医药与中医药的融合创新。彝族有着悠久的医药历史,长期生活在山区的彝族先民,在与自然疾病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草药使用经验,尤其擅长治疗跌打损伤、虫蛇咬伤等病症,这种民族医药传统为曲焕章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基因。
从医药理念来看,彝族医药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认为疾病的发生与自然环境失衡、气血瘀阻密切相关,这与中医药“活血化瘀”“扶正祛邪”的理论高度契合。曲焕章在研制百宝丹时,既继承了彝族民间草药的使用经验,如对独定子、重楼等草药的运用,又借鉴中医药的配伍原则,通过君臣佐使的搭配,实现药效的协同增效。例如,百宝丹中制草乌的使用,既体现了彝族对毒性药材的炮制智慧,又遵循了中医药“以毒攻毒”的理论,经独特炮制工艺降低毒性后,发挥散寒止痛的功效。
彝族的“医者仁心”文化在曲焕章身上得到充分体现。彝族传统医药强调医者需心怀慈悲、不分贵贱,尽力救治患者。曲焕章一生践行这一理念,无论是底层民众、土匪还是军政要员,均一视同仁,甚至为贫困患者免费送药。抗战时期,他摒弃个人利益,捐赠大量百宝丹支援前线,用行动诠释了彝族人民的爱国情怀与民族大义。此外,彝族家庭传承的文化传统,使百宝丹的配方通过家族传承得以延续,曲焕章将秘方传授给妻子缪兰英,确保了这份民族医药遗产的完整性,体现了彝族对家族文化与技艺传承的重视。
曲焕章的实践也推动了彝族医药与中医药的融合发展。他并非局限于民族医药的狭隘范畴,而是主动学习中医药经典著作,如《本草纲目》《滇南本草》,吸收主流医药理论的精华,优化百宝丹的配方与炮制工艺。这种融合既保留了彝族医药的特色,又提升了百宝丹的学术价值与临床疗效,使民族医药成果得以被更广泛的群体认可,为民族医药融入中医药体系提供了成功范例。

五、中医药性:百宝丹的药理内核与临床价值
百宝丹作为曲焕章医药成就的核心,其药理机制与临床应用充分体现了中医药的理论精髓,成为中医药宝库中的璀璨明珠。从中医理论来看,百宝丹以“活血化瘀、止血止痛、解毒消肿”为核心功效,精准对应中医“瘀血致病”的病机特点——人体出血、疼痛、肿胀多由气血瘀阻、脉络受损所致,百宝丹通过促进气血运行、疏通脉络,实现止血而不留瘀、止痛而不伤正的疗效。
作为国家保密配方,百宝丹的具体成分虽未完全公开,但已知含制草乌等药材,结合临床实践与现代研究,其药理作用可概括为三方面:一是止血作用,通过促进凝血因子生成、收缩血管,对内外出血均有显著疗效,可用于吐血、咳血、跌打出血等多种病症;二是活血化瘀作用,能改善血液循环,缓解瘀血肿痛,促进软组织挫伤、闭合性骨折的恢复;三是抗炎、促进伤口愈合作用,现代研究表明,百宝丹可抑制炎症反应,加速创面组织修复,对疮疡肿毒、皮肤感染等有良好疗效。
百宝丹的用法用量也充分体现了中医药的辨证施治理念。根据病症轻重、出血与否,采用不同的服用方式与剂量:出血者用温开水送服,瘀血肿痛者用酒送服,重症者可先服“保险子”应急。这种个性化用药方式,既保证了疗效,又降低了用药风险。同时,百宝丹的炮制工艺蕴含中医药的智慧,如制草乌的炮制的过程,通过浸泡、蒸煮等工艺,降低其毒性成分,使其在安全范围内发挥药效,体现了中医药“炮制减毒、增效”的原则。
百宝丹的临床价值历经百年检验,至今仍在医疗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它不仅是治疗外伤的经典药物,还可用于支气管扩张咳血、溃疡病出血等内科病症,成为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常用药。其疗效的稳定性与广泛性,印证了曲焕章对中医药理论的深刻理解与灵活运用,也彰显了民族医药与中医药融合的临床价值。
六、文化性:医药遗产承载的精神内核与当代价值
曲焕章及其百宝丹超越了单纯的医药范畴,成为承载多重文化内涵的精神遗产,其蕴含的职业操守、创新精神与文化自信,在当代仍具有重要的传承价值。
其一,“悬壶济世、医者仁心”的职业精神。曲焕章一生以救治患者为己任,无论身处顺境逆境,始终坚守医药初心。他拒绝为利益出卖配方,为保护医药遗产献出生命;抗战时期慷慨捐药,彰显了医者的家国情怀。这种将个人技艺与民族大义相结合的精神,成为中医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当代医者提供了价值指引。
其二,“守正创新、兼容并蓄”的文化智慧。曲焕章在传承彝族医药与中医药传统的基础上,不断优化百宝丹配方与生产工艺,从民间验方发展为标准化产品,从手工炮制走向规模化生产,体现了对传统的坚守与对创新的追求。他融合多民族医药经验、借鉴现代商业模式的实践,为当代中医药的传承创新提供了启示——只有在坚守核心理论与疗效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兼容并蓄,才能让传统医药焕发新生。
其三,中医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百宝丹作为中华老字号与国家一级保护产品,成为向世界展示中医药魅力的窗口。曲焕章国医馆的重建、相关纪录片的播出,让更多人了解到这份医药遗产的历史与文化价值,推动了中医药文化的普及与传播。同时,百宝丹的国际化历程,也为民族医药走向世界提供了宝贵经验,彰显了中华文化的软实力。
七、结论
曲焕章及其研制的百宝丹,是历史性、地域性、民族性、中医药性与文化性高度融合的医药遗产。从历史维度看,其人生轨迹与百宝丹的发展,见证了近代民族医药的兴衰与传承;从地域维度看,滇南的生态资源与社会需求,为其医药实践提供了天然土壤;从民族维度看,彝族文化与医药传统,赋予其独特的创新基因;从中医药维度看,百宝丹的药理与临床应用,彰显了中医药的理论精髓;从文化维度看,其承载的精神内核,成为中医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当代中医药振兴发展的背景下,深入挖掘曲焕章遗产的多元价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既要传承其“医者仁心”的职业精神与严谨的治学态度,也要借鉴其融合创新的实践经验,推动民族医药与中医药的深度融合,实现传统医药的现代化转型。同时,应加强对曲焕章医药文化的保护与传播,让这份承载民族智慧与家国情怀的遗产,在新时代为人类健康事业贡献更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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