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题材电影中的历史、文化与命运共同体书写
摘要：中国彝族题材电影历经七十余年的发展，已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影像载体，通过历史、文化、命运三个维度的叙事建构，串联起多民族共生共荣的精神图谱。在历史共同体的构建中，彝族题材电影挖掘历史渊源、共抗外敌、家园建设等记忆符号实现民族身份的共生关系。在文化共同体的塑造下，电影对民族文化、民俗仪式、和合理念等地方性文化基因进行现代性转化，实现不同民族在精神价值层面的共通共享。在命运共同体的架构下，聚焦生态保护、乡村振兴、支教普法等现实议题，生动呈现了地域治理与国家战略的深度融合，传递出团结共赢的发展愿景。彝族题材电影已然成为讲好中国故事、推动多民族文化共享共荣的重要影像载体。
关键词：讲好中国故事；彝族题材电影；共同体叙事；中华民族共同体
电影《阿诗玛》剧照
彝族题材电影始终以其独特的民族文化基因，在光影叙事中传递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图谱。这种植根于中华文明沃土的艺术叙事形态，将民族个体的文化记忆升华为共同体叙事的集体认同，成为展示“多元一体”民族格局的重要影像载体。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历史与时代命题下，彝族题材电影立足历史、文化、命运的三重叙事维度，已然“从单一的‘民族叙事’走向更加开放、更加现代的‘共同体叙事’”[1]，在服饰、歌舞、习俗等“各美其美”的显性符号之外，借助族群迁徙、共抗外敌、家园建设等“美美与共”的叙事母题，成功记录了中华民族共享的集体文化记忆，成为诠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影像化文本。
一、历史共同体：国族一体的影像书写
历史共同体是建立在共同历史记忆基础上的文化集合体，其核心在于通过对族群与国家共享历史经验的叙事整合，形成超越个体或单一民族的集体身份认同。彝族题材电影的叙事体系，通过对历史渊源的文化寻根、共抗外敌的集体抗争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观照，建构起历史共同体的叙事框架。在历史时空的维度上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联结，使观众在影像中体会到，彝族的历史不再是孤立的文化标本，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演进历程中的鲜活切片。
（一） 历史溯源筑牢血脉相连之基
彝族题材电影通过对历史原型、民间传说、重大事件的现代性转化，将区域性的族群记忆嵌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叙事中，使彝族的英雄故事、抗争历程与文化智慧成为各民族共享的集体记忆根基，进而实现了从“地方叙事”到“国家记忆”的意义升华。
彝族题材电影深度挖掘历史人物身上蕴含的中华民族精神，使其成为凝聚中华民族集体情感的典型性符号。电影《奢香夫人》以明初彝族女政治家奢香为主角，淡化了传统史书对其“土司”身份的权力叙事，转而强化其“文化调停者”形象。面对明朝官员马烨的凌辱，她拒绝部落首领的武力建议，选择亲赴南京面圣，以“彝汉同属天朝子民”的政治智慧化解冲突。电影《从奴隶到将军》以彝族将领罗炳辉为原型，通过展现罗炳辉在革命斗争中的英勇表现与坚定信仰，塑造了一个跨越族群的英雄形象。事实上，大量的彝族题材电影，巧妙剥离了历史人物身上的民族与地域特性，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宏观背景下赋予其“文化冲突调停者”、中华民族共有英雄等特质，将其塑造为承载中华民族精神的共同载体。因此，观众在观看影片的过程中，能够感受到英雄人物身上所体现的超越民族特性的爱国情怀，从而构建起跨越族群的情感共鸣场域。
彝族题材电影以当代话语体系对民间传说进行创造性改编，在唤醒民众对传统文化共同记忆的同时，让彝族文化元素与中华民族反封建、求解放的共同历史形成强烈共振，使原本具有地域特色的传说故事，成为承载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电影《阿诗玛》采用了“无产阶级的姐妹被地主阶级逼迫，在无产阶级兄弟的帮助下，奋起反抗争取自己的自由和幸福”[2]的叙事模式，这种把阶级斗争融入民族故事里的手法，让具有异质性的民间传说变成召唤阶级认同的载体，强化了观众对历史共同体的认知。同样脱胎于彝族史诗《勒俄特依》的电影《支格阿鲁》摒弃了传统神话史诗的神性光环，赋予其“成长型英雄”特质。青年支格阿鲁在射日除魔的过程中，经历了对自然法则的敬畏、对部落责任的觉醒，最终领悟到英雄为众生而战的内在价值，在银幕上构建了中华民族勇于担当、舍己为民的精神场域。
彝族题材电影通过重塑历史人物、重构民间传说、重述重大事件，将彝族的英雄叙事、反抗压迫、协作智慧转化为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资源。这些银幕形象与事件不再是孤立的族群历史，而是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使观众在追溯历史渊源时，体悟到各民族休戚与共的紧密联系。
（二） 同仇敌忾铸就民族团结纽带
彝族题材电影通过再现重大历史事件的壮阔场景，深入挖掘历史细节，加深大众对中华民族历史的集体认知。“历史充分证明，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由各民族共同缔造的，也必须由各民族共同维护、巩固和发展”[3]。彝族题材电影通过再现跨族联合御敌的历史场景，将家国主权守护与民族团结精神相融合。
大量彝族题材电影以彝汉两族共同抗争侵略者的历史为背景，聚焦两族从历史隔阂走向联合抗争的转变过程。影片通过刻画两族在“抗战”下的联合诉求，不仅真实再现了历史场景，更深刻揭示了民族团结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必然性与重要性。这种叙事逻辑使观众在了解历史的同时，能够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过程，从而进一步强化对这一意识的认同与共鸣。电影《锡城的故事》中彝族青年与汉族矿工共同抵御日本侵略者对云南锡矿的掠夺，将“守护矿产资源”与“捍卫国家主权”结合，展现多民族协作的抗日图景。影片通过矿难救援、集体罢工等戏剧冲突，将锡矿工人抗争史转化为捍卫国家主权的隐喻。电影《从奴隶到将军》讲述了在抗日战争时期，罗炳辉调任新四军第五支队司令员，于淮南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面对日伪军频繁 “扫荡”，他创新融合传统游击战与现代军事战术，多次粉碎敌军攻势。当获悉大儿子在抗日前线壮烈牺牲后，面对二儿子投身战场的请求，他强忍悲痛毅然应允。影片通过这些情节，将罗炳辉的家国情怀与无私奉献展现得淋漓尽致，激发观众跨越族群的情感共鸣，使英雄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
“作为国家政权代表的解放军或红军或游击队等形象在电影叙事过程中，如若不想使少数民族将其自身和国民党、日寇等群体归入同一区别于自我的‘他者’阵营，就需要通过叙事策略调整改变异质化的刻板印象，突破原有的族群界限，构建全新的阶级认同”[2]。彝族题材电影中，共抗外敌的叙事核心聚焦于彝族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抵御威胁民族生存、破坏团结的敌对势力，以此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电影《彝海结盟》中，国民党军队掠夺彝族地区资源、挑唆部落冲突，国民党官员邓秀廷也拉拢彝族头人制造内斗。面对这一局势，彝族果基家支头人小叶丹在党的民族平等政策感召下，与刘伯承歃血为盟，助力红军顺利通过彝区，取得强渡大渡河等胜利。刘伯承把“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红旗授予小叶丹，标志着彝族从“被压迫者”到“革命参与者”的身份转变。在“敌特题材”影片《神秘的旅伴》中，故事聚焦边疆地区的复杂斗争境况，通过帝国主义、国民党残余势力及当地剥削势力阻挠社会主义建设的叙事文本，深刻揭示了边疆地区所面临的严峻威胁。彝族青年朱林生和解放军侦察员冯廷贵组成跨民族团队，共同对抗特务的渗透与破坏。通过一系列紧张激烈的行动，他们二人成功粉碎了敌人的阴谋，展现了不同民族在守护国土、维护和平这一共同目标下的团结与协作。影片不仅凸显了边疆斗争的艰巨性，更通过跨民族合作的故事线，传递了各族人民在国家安全与民族利益面前同仇敌忾、共克时艰的精神力量。
“共同体是由本质意志推动的，以统一和团结为特征的社会联系和组织方式”[4]。在彝族题材电影中，外敌的存在成为凝聚各民族的“他者”镜像，当彝族与汉族同胞并肩抵御侵略时，族群身份的边界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进而形成了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情感纽带。可以说，彝族题材电影将跨族际抗争记忆转化为全民共享的精神财富，使银幕上的影像叙事超越单一民族视角，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影像化表达。
（三） 共建共享的新家园建设图景
“透过共同的想象，尤其是经由某种叙述、表演与再现方式，将日常事件通过报纸和小说传播，强化大家在每日共同生活的意象，形成同质化的社群”[5]。彝族题材电影将这种“想象”深植于各民族共同的物质生产实践，通过镜头记录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彝族地区的矿山开采、水利建设、技术协作等场景，让抽象的共同体概念扎根于彝汉群众田间共商、工坊协作、集体劳作的具体可感的生产实践。
彝族题材电影鲜活地呈现了工业文明与民族地区的发展共振，也深刻记录了民主改革推动社会形态转型的历史镜像，使社会变革成为可触可感的现实映照。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通过跨民族亲情叙事与集体建设的交织，展现了工业文明与民族地区的发展共振。汉族生父任秉清将工业技术带入彝族山寨，支援公社水库建设，而公社社长马赫则以开放姿态接纳外来支援，带领乡亲投身集体劳作。这种协作建设的影像呈现，让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理念不再停留在口号层面，而是扎根于修水渠、建水库的汗水中，成为真实可感的生活实践。此外，彝族题材电影映射出的民主改革推动生产关系变革的历史镜像，展现了旧制度瓦解、土地重新分配等历程，记录着社会形态转型的深刻印记。电影《奴隶的女儿》以艺术手法填补了凉山民主改革题材电影的历史空白，围绕彝族少女海来乌呷的身份蜕变展开叙事。在民主改革工作队的帮助下，她从奴隶主的“娃子”转变为公社社员，这一过程具象化呈现了废除奴隶制身份隶属关系的改造目标。影片通过工作队没收奴隶主土地分给农民、组织农业生产互助组等情节，再现了农业合作化初期的组织形态，为观众提供了理解历史变革的生动视角。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彝族题材电影通过个体命运的前后对照，在集体劳作的场景下展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刻理念。电影《锡城的故事》以彝族青年普根强的人生轨迹为主线，前半段以浓重的笔触描绘了旧中国矿场的残酷压迫：在资本家的剥削下，矿工们承受着非人的苦役，他们的苦难成为旧制度下劳动群众悲惨命运的缩影。影片后半段则聚焦于新中国成立后矿区焕然一新的集体生产图景。在党的领导下，普根强与曾经同遭苦难的矿工们并肩投身矿山建设，他们不再是任人奴役的个体，而是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参与工业生产。正如电影结尾所歌唱的“矿工有了共产党，世世代代把家当”，这种集体劳作场景的呈现，不仅是生产力解放的视觉表达，更象征着劳动者从被压迫者到“人民当家作主”的身份转变，深刻诠释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的尊严与力量。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国家建设与社会建设的紧密结合”[6]。彝族题材电影始终以现实主义为笔触，记录着彝族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双手改写命运，与各民族兄弟姐妹共同描绘社会主义家园建设蓝图的历程。其所展现的各民族共建共享的发展成就，从情感归属与实践认同的双重层面来说，持续深化着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层认同，让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理念在具体可感的生活叙事中扎根生长。
电影《彝海结盟》海报
二、文化共同体：多元一体的价值共识
文化共同体是一种基于文化认同而形成的意义共享体系，它通过情感共振构建起超越地域界限的共通认知，进而形成“多元一体”的文化共通格局。彝族题材电影的文化共同体叙事，通过民族文化多样性的现代转化、民俗仪式场景促进情感弥合、和合理念达成全球交流等叙事主题，“延续历史上‘多元一体的民族国家’理想的和谐民族关系”[7]。总的来说，彝族题材电影深刻阐释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本质特征，成功将彝族文化特质融入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框架，建构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层文化根基。
（一） 民族文化的“美美与共”转化
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影像呈现是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路径。彝族题材电影“利用民族歌舞仪式、民族语言、民族服饰、民族景观等符号，建构出可指认的身份与场景，从而巩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8]。彝族题材电影通过对民族符号的创造性转化，使彝族文化元素超越族群边界，成为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共享价值载体。
彝族题材电影通过对民族符号的现代重构，使其从地域性文化标识升华为承载人类共同价值的视听语言。各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不再局限于传统范畴，而是在跨民族的交流互鉴中凝练出共同的价值认知。电影《阿诗玛》讲述了阿诗玛和阿黑所代表的彝族撒尼支系人民坚决地跟头人热布把拉之子阿支所代表的地主恶霸展开斗争的爱情神话故事。影片中阿诗玛的“包头巾”“羊皮褂”不再是单一的民族服饰，而是通过特写镜头与诗意旁白，成为美丽、坚韧的人格化象征。而对歌择偶的民俗活动被改编为男女主人公情感交流的载体，将撒尼人传统婚恋习俗中蕴含的自由平等观念与现代社会的价值理念相勾连，把地方性知识升华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爱情母题。
彝族民俗经过社会场景的融入，成为凝聚跨民族文化共识的实践载体。彝族题材电影在展现传统民俗的同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使其成为连接个体情感与集体记忆的文化桥梁。电影《文朝荣》中，村民为文朝荣女儿系红布条这一民俗元素，通过艺术重构实现了意义网络的拓展。传统意义上，系红布条是当地彝族民众寄托祝福的民俗，承载着对新生命的美好祈愿。影片将这一习俗置于村党支部书记文朝荣为村庄治山脱贫的叙事语境下，红布条不仅仅是个体层面的祝福载体，而是演变为村民对文朝荣无私奉献的集体感恩象征。当满树红布条映入文朝荣眼帘，镜头通过他的神情特写，将这一民俗行为与人物情感深度联结，从而增强了不同民族观众对基层干部奉献精神的情感认同。
彝族题材电影对民族文化多样性的现代转化，致力于将彝族服饰、歌舞、习俗等文化元素转化为具有情感共鸣力与价值共通性的“共同体符号”，它遵循“推动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创新交融，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9]的实践逻辑。
（二） 民俗仪式影像再造情感联结
民俗文化作为中国和谐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感知、想象我们的共同体的方式和依据”[10]。作为文化记忆的活态载体，彝族题材电影中的民俗文化超越了地域文化展演的层面，成为弥合族群差异，建构共同体情感的核心媒介，使彝族文化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有机组成部分。
彝族题材电影将结盟仪式作为承载族群信任与国家认同的核心叙事载体，借助影像将彝族传统结盟仪式转化为民族与国家政治认同的视觉隐喻，有效促进跨族群的信任联结与价值共鸣。《彝海结盟》对1935年红军与彝族部落结盟历史的影像重构中，“歃血”作为彝族部落缔结信任的仪式，被赋予现代政治契约的象征意义。刘伯承与小叶丹共饮湖水、传递旗帜，把个体间的友谊升华为彝族与红军的同盟关系，把族群仪式升华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团结象征。
彝族题材电影将舞龙元素视为跨越民族边界的文化桥梁，通过影像叙事赋予这一传统符号以集体记忆载体与价值共鸣媒介的双重功能。以《花腰新娘》为例，花腰彝族女性的舞龙仪式打破了男性长期主导的传统框架，与当地“归家”婚俗形成巧妙呼应，彰显出独特的文化创造活力。按照彝族旧有的婚俗习惯，新娘需三年后才可长居夫家，这一陈规曾一度成为凤美与阿龙爱情道路上的阻碍。而女子舞龙队的成立，为凤美提供了打破代际观念隔阂和性别角色束缚的突破口。当花腰女子舞龙队在火把节上与其他舞龙队伍同场竞技时，龙身翻腾间的彝族刺绣纹样，既承载着本民族的文化标识，又与汉族等其他民族传统舞龙所象征的吉祥、团结之意相契合，将彝族人民对自由的追求，融入各民族共同向往的团结奋进精神之中。
作为彝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斗牛从传统宗教仪式逐步嬗变为全民参与的民间竞技活动。在彝族题材电影里将斗牛视为承载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生动展现着彝族人民的勇敢品格、团结奋斗与群体力量。电影《牛筋村长》以凉山彝族火把节的斗牛赛为叙事枢纽，将族群间的历史分歧与情感和解熔铸于仪式场景，使传统节庆成为跨越民族隔阂的情感弥合媒介。影片中，彝汉两族长辈因斗牛竞技产生归属权纠纷，而“纠纷”却成为两族青年相识相知的契机，子女的跨民族爱情在仪式的狂欢氛围中萌芽。随着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两族家庭在火把节建立的情感认同延伸到产业合作中，印证了仪式场景对情感认知的重构作用。
“文化记忆包含着更深入、具体的信息，这些信息并不以日常交流为目的，而是通过叙事、歌曲、舞蹈、符号等形式存在并实现”[11]。彝族题材电影对民俗仪式的影像化处理，本质上是文化记忆的再生产，电影通过展现结盟、赛龙、斗牛等民族仪式的原生形态，叠加革命团结、性别平等、乡村振兴等时代议题，使传统仪式成为跨越时空的情感连接器。
（三） 和合理念构建全球对话图景
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今天，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与碰撞日益频繁。彝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其文化形象亦是中华民族文化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彝族题材电影的共同体叙事已突破传统框架，不再仅仅强调彝族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是秉持“主人翁”意识，主动承担起文化对话的使命，努力地“讲好中国故事”。因此，彝族题材电影以独特的艺术视角，将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精髓的“和”文化融入跨文化叙事，生动展现了不同民族、国家间从隔阂走向理解、从差异走向共生的交流图景，为全球文明互鉴提供了鲜活的艺术范本。彝族题材电影以和合理念为叙事内核，通过对彝族传统“和”文化的影像化诠释，构建起消融文化冲突、促进文明对话的视觉路径。在电影《别姬印象》中，法国神父贝尔纳最初以西方中心主义视角，将云南视为亟待拯救的“蛮荒之地”。然而，彝族青年战少冲与诺珍跨越阶级与世俗的爱情悲剧，以及少数民族群体质朴坚韧的人性光辉，彻底颠覆了他的固有认知。面对法国殖民者带来的掠夺与压迫，贝尔纳深刻反思文化霸权的危害，最终领悟到各民族文化平等共存的价值。影片通过历史与现实交织的叙事，让现代法国青年循着先辈足迹重走云南，以跨时空对话的方式，印证了和合理念在促进文化理解中的持久生命力。
彝族题材电影以和合理念为叙事动力，通过激活跨文明情感共振机制，在全球交流语境中搭建起多元主体深度联结的意义桥梁。电影《老人孩子和外国人》讲述了经历情感创伤的外籍姑娘萨娜与失去父母的中国女孩咪依噜，因一封书信开启了跨越国籍的“母女”通信。彝族青年阿龙的真诚相助、咪依噜外公从固执到包容的转变，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在伤痛疗愈与情感慰藉中形成紧密联结。最终，彝寨的淳朴人情与萨娜内心的情感需求相互交融，让她在远离故乡的土地上寻得了精神归属。这种超越国籍的情感共生，正是和合理念在人际交往中的具象化呈现，彰显了天下大同理想在当代社会的现实意义。
在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时代背景下，文化共同体的提出实际上是将观念上的“他者”转化为“我者”，即取得认同上的一致性。彝族题材电影以艺术化的叙事策略，将和合理念转化为可感知、可共情的银幕语言，生动诠释了全球交流的深层内涵。
电影《走山人》海报
三、命运共同体：治理政策的影像耦合
“我国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一员，共同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12]。彝族题材电影以其生动的影像记录，展现了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命运共同体。在生态治理方面，将彝族传统生态文明观念与现代环保理念相结合。在乡村振兴进程中，通过多民族协作，实现跨民族经济共赢。在现代化进程中，将教育扶贫、医疗保障、法治建设等现代化文明成果深度融入民族地区发展肌理，为各民族共同富裕筑牢社会基础。
（一） 民族生态理念的影像化呈现
彝族题材电影“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13]，通过呈现独特的地域环境与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以视听语言传递彝族人民对生态环境的敬畏与保护之情，致力于构建全国性的生态共同体。
彝族题材电影将彝族传统信仰体系中的生态守护智慧转化为具象化的银幕实践，其通过对“万物有灵”自然观的影像呈现，构建起具有文化根脉的生态治理视觉图谱。正如“彝族史诗‘梅葛’描述万物共同创世、同源共生，并强调宇宙经7次万物共同创造才得以产生，万物与自然同时出现共同发展”[14]。这种同源共生的认知早已内化为彝族人民守护生态家园的文化基因。在电影《走山人》中，彝族人民对圣山崇拜作为原始自然信仰的核心，在银幕上构建起独特的生态疗愈叙事。影片选取护林员拉布守护山林的日常作为叙述起点，把彝族对神山圣湖的敬畏具象化为巡山护林、遏制盗猎、施救野生动物等现代环保行动。拉布追踪盗猎者的山林行迹，不仅关乎护林职责，更成为践行祖先“万物有灵”信仰的当代表达。
彝族题材电影将个体环保行动的影像书写升华为多元主体协同的共治体系视听图景，使地方性环保经验转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影像表达。以彝族村寨海雀村生态变迁为蓝本的电影《文朝荣》，把彝族传统生态智慧与共产党员的使命担当相结合，提供了具有示范意义的生态治理方案。“海雀村”在彝语中意为“湖水灌注之地”，象征着彝族对自然水系的原始敬畏。村支书文朝荣，秉持“山上有林才能保山下”的朴素生态理念，这一理念与彝族传统敬畏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化相契合。影片通过文朝荣引领村民开展三十年植树造林的纪实性叙事，把彝族对自然怀有的敬畏之心转化成可操作的生态修复方案。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坏自然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15]。彝族题材电影中所传达的生态文明观念，是对人类如何在自然中安身立命的深刻解答。其核心不是简单敬畏自然，而是通过信仰、习俗、制度的多重建构，将生态保护内化为文化基因，实现了山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利用。
（二） 民族互助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指引之下，彝族题材电影始终紧密贴合时代脉搏、深深扎根人民群众，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的彝族题材电影，从鲜活真实的故事中汲取创作素材，深度挖掘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中的动人篇章。借助艺术真实的叙事手法，彝族题材电影成功构建起各民族携手并肩、共同团结奋斗以及繁荣发展的生动视觉画面。
民族间的双向协作构建振兴共同体，其核心在于突破单向帮扶模式，在彝族题材电影中通过影像呈现构建起各族人民技术共享与经验互鉴的协作根基。电影《姑娘寨》展现了彝族撒尼支系两村寨打破“女儿国”与“光棍汉”的性别区隔，通过女大学生金凤带来的先进技术和金牛寨青年的人才输入，实现联合发展与情感联结，体现了少数民族内部多元主体在现代化进程中突破壁垒、协同生产的实践智慧。家园建设既需先锋人物将抽象的共同体意识转化为可感的行动示范，亦依赖不同群体在物质生产协作中形成你中有我的情感共同体，从而夯实“共建”的实践根基与“共享”的价值认同。在电影《大瓦山的笑声》中通过汉族干部夏荣与彝族群众的协作实践，将民族协作的内涵拓展至产业振兴与精神重塑的双重维度。夏荣遭遇的文化隔阂并未演变为对立冲突，而是转化为创新实践的动力，在物质脱贫进程里嵌入扶贫先扶志的精神内核。
彝族题材电影通过展现文化遗产活态传承与创造性转化的双重路径，将口传心授的传统技艺转化为可视化的制作流程，构建起乡村振兴的可持续文化发展影像图景。在电影《金沙恋》中，彝族青年罗纳放弃城市就业，返乡将传统擀毡技艺与市场经济结合，创办擀毡厂和工艺美术商店，将非遗技艺转化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文化产品，既带动了当地就业，又构建了传承民族文化的实体空间。影片通过罗纳的选择，昭示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源自彝族群众对自身文化主体性的觉醒，当传统技艺在现代化经济体系中找到定位，其创造的不仅是物质财富，更是为民族地区发展开辟了以文化促振兴的可持续路径。电影《茶花彝女》讲述了尔果守护“喜鹊姑娘”山茶品种的故事，呈现了劳动实践在文化生态保护中的双重使命，既要守护濒危物种的生物基因，更要传承与之关联的文化基因。纳苏开办的紫溪山森林公园将山茶花保护转化为文化展演空间，把守护家园从抽象的口号转化为具体可感的生活实践。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彝族题材电影展现了以技术互通熔铸共同体意识，借文化再生产激活经济价值，在尊重民族文化主体性基础上培育乡村振兴发展的内生动力。从非遗技艺转化到生态文化双重守护，其银幕表征印证了民族互助实质是超越单向帮扶的协作共建，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实践逻辑。
（三） 现代文明浸润民族文化
“共同体艺术最核心的功能就是激发、传达特定的情感与观念、起着维护共同体团结的重要功能”[16]。在彝族题材电影中，新时代治理政策以教育、医疗、法治等实践为载体，通过影像叙事与彝族传统文化形成碰撞融合，成为跨越边地与现代的文化纽带，构建起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
新时代教育扶贫政策的本土化实践，在银幕叙事中勾勒出现代教育体系与民族文化根性的共生图景。电影《阿莫阿依》以四川省马边彝族自治县控辍保学实践为原型，借助“桐华培优班”的意象，将珙桐花花期晚却盛放如白鸽振翅的生物学特质，转化为教育扶贫政策的核心隐喻。影片中，阿莫阿依的个体梦想与国家教育扶贫工程同频共振，教育不仅成为个体走出大山的阶梯，更在银幕上化身为连接族群文化根性与国家现代化叙事的桥梁。这种影像建构让现代教育体系不再是外在于民族文化的存在，而是与民族文化根性相互滋养，实现了文化浸润与身份的双向认同。
新时代医疗惠民政策通过现代科技手段与民族地区传统诊疗经验的有机结合，在银幕叙事中则生动展现了二者从理念碰撞到方法整合的渐进互鉴过程。电影《彝寨天使》以韦琼英扎根杨河乡十八年的真实事迹为蓝本，面对彝族群众对巫师的迷信，通过真实医疗案例的影像对比，有力呈现了现代医学的科学性。在抢救难产孕妇的紧张场景中，韦琼英凭借过硬的业务技能保住了大人孩子两条命，彝族群众信服地说出：“还是科学管用，韦医生瓦几瓦！”影片通过生命延续的救治效果这一事件，让科学观念自然融入彝族群众日常生活的叙事之中，在银幕上构建起健康领域的跨文化共识，展现了医疗惠民政策如何在尊重传统信仰的基础上，促进共同体健康观念的形成。
新时代法治建设政策在影像呈现中演绎了从规则碰撞到价值共融的基层治理新图景动态过程。电影《云上法官》中的“背篓法庭”“火塘调解”“五语审判”等场景，将现代法治文明嵌入彝族人民生活场域。在“助力彝族女孩退婚复学”案件的影像呈现中，黄登林没有简单套用法律条文，而是深谙民族社会“尊老重议”的文化逻辑，自掏腰包宴请四族族老，从阿爸阿妈都盼着娃娃有出息的家常话切入调解。最终，彝族女孩退婚复学的结局，标志着民族传统在现代法治框架下的自我革新。影像中构建起现代法治与民族习惯对话的平台，推动共同体法治观念的融合与发展。
现代化文明对民族文化的浸润，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抗，而是寻找共生的文化接点。当阿莫阿依的读书声、韦琼英的彝语问诊、黄登林的双语调解，在银幕上交织成多声部的叙事，彝族题材电影展现的不仅是对政策实践的记录，更是对命运共同体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通过差异对话筑牢“情感相亲”精神根基的深刻诠释，让观众在观影过程中感受到各民族在治理政策的引领下，携手迈向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未来。
四 结论
彝族题材电影以生动的影像语言，构建起从历史纵深到现实观照、从文化认同到价值共生的立体化叙事体系。历史维度上，影片再现族群历史渊源、共抗外敌历程及家园建设，将个体记忆纳入中华民族整体历史框架，唤醒各民族共享的身份认同，实现历史共同体共生叙事。文化维度上，对民族文化符号进行现代转译，保留文化独特性的同时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核，完成文化共同体的精神凝聚。在命运维度聚焦生态保护等时代议题，展现民族地区发展与国家战略耦合，诠释命运共同体共赢逻辑。彝族题材电影既夯实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基础，又以民族叙事折射国家发展图景。未来，彝族题材电影应持续发挥文化传播优势，在守正创新中深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艺术表达，为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贡献影像力量。
彝族人-网是创建最早，影响力和规模最大的彝族文化网站。网站的目标，是构建彝族文化核心数据库。1.孙婧,饶曙光.“共同体美学”的理论源流及其方法论启示——饶曙光教授访谈[J].海峡人文学刊,2022(2):88-96+158. [百度学术]
2.赵菁,许媛萍.“十七年”时期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共同意识叙事[J].民族学刊,2022(3):101-111+149. [百度学术]
3.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4-09-28(002). [百度学术]
4.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61. [百度学术]
5.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5． [百度学术]
6.马俊毅.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现代化之路——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4):8-17. [百度学术]
7.邹华芬.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的身份认同表述[J].电影文学,2008(7):14-15. [百度学术]
8.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09-28(002). [百度学术]
9.高丙中.中国民俗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 [百度学术]
10.HEERSMINK R.Materialised identities: Cultural identity, collective memory, and artifacts[J].Review of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2021(7):1－17． [百度学术]
11.习近平.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N].人民日报,2015-10-01(001). [百度学术]
12.习近平.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N].新华每日电讯,2024-01-01(001). [百度学术]
13.李世武.神话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的作用——以彝族史诗中的“月中有树”神话为例[J].思想战线,2021(2):30-41. [百度学术]
14.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人民日报,2022-10-17(002). [百度学术]
15.童强.艺术理论与空间实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28. [百度学术]
原载：《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4期；文字来源：《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官网。
作者简介：周祥东（1995—），男，河北石家庄人，辽宁工程技术大学传媒与艺术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影视艺术、民族影视与文化传播；杨喜超（2002—），男，陕西西安人，澳门理工大学人文及社会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化传播。
/ Recommendation
/ Reading l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