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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楚臣：明代彝族先民划进代的进步

作者：唐楚臣 发布时间：2020-08-23 原出处：《云南社会科学》点赞+（）

古老的彝族，还能有多少东西能在时代大潮中存留下来，也许不会有明确的答案，但我们可以尽力去为她留存一些有价值的文化，这就是彝族人网的价值所在。

【摘要】明代，朝廷在西南推行卫所制和屯种，彝族先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获得划时代进步。彝族先民整体性开始觉醒。

【关键词】明代、屯种、彝族先民、进步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6XMZ0076750)。

一、“多元一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从新石器时期开始，中华大地上就呈现出多元一体的格局。华夏民族是多元中的一元，又是起到核心凝聚作用的一元，华夏民族通过各种方式最终凝聚了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形成了中华民族。

秦开五尺道，在云南设吏。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在云南设置益州郡，治所在滇池县(今晋宁晋城)，领二十四县，包括了今天云南的大部分地区。唐麟德元年(公元664年)设姚州都督府，治所在今姚安县。唐开元年间，封南诏王皮罗阁为云南王，其子阁罗凤继袭。南诏的存在几乎与唐相始终，一方面自立为王和唐对抗，另一方面南诏王始终认为自己是唐的臣子，立石盟誓:南诏是大唐的一部分。大理国时期，段氏统治的三百余年间，段氏多次受宋王朝册封，宋徽宗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特授大理王段和誉为“云南节度”。元宪宗三年(公元1253年)忽必烈征大理，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设云南中书省，分置路、府、州、县，在少数民族地区则设土官宣慰司和宣抚司等土官，完成了中国版图的统一。元以前，中央王朝对云南虽然设郡置吏，但并未实际管理，从元代开始，中央势力进入云南，对云南开始实行实际管理，在少数民族地区仍实行土官制的间接管理。

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经历过秦、汉时期的初期阶段和唐以后漫长的发展阶段，最后完成则是元、明时期。明代，彝族先民获得了划时代的进步，实现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明史•太祖本纪》道：“(洪武十九年九月)庚申，屯田云南。”《续文献通考》卷五：“洪武十九年……(沐)英奏：‘云南土地甚广，而荒芜居多，宜置屯田，令军士开垦，以备储蓄。’上喻户部曰：‘屯田之政，可以纾民力，足兵食，边方远计，莫善于此。”《明史•太祖本纪》道：“(洪武十四年)九月壬午朔，命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蓝玉、沐英为左、右副将军，帅师征云南。”洪武十五年，设置云南都、布、按三司。历经两年，占领云南各地。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三月甲辰，召征南师还，沐英留镇云南。”元代，贵州之地分属湖广、四川、云南三个行省，成为三省毗连之地。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思州宣慰司、思南宣慰司废土设流，置思南、思州、镇远、铜仁、石阡、黎平、乌罗、新化八府，在八府基础上设贵州布政司于省会贵阳，贵州方独立成为一省。

云南既平，如何管理就成为最大问题。留兵驻守是必然的，但云南地贫粮少养兵难；路途遥远，运粮养兵更不可能，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屯田。

明代，内地汉人以军屯、民屯、匠屯等形式大量迁入西南定居，将内地先进的生产方式传入西南。在此之前，云南坝区虽然有牛耕，但是以黄牛耕旱地为主，种植主要为旱谷、小麦，虽有水稻种植，但比例不大。居于山地的彝族先民农耕方式主要是锄耕，种植荞子、大麦、燕麦。不少地方还是刀耕火种，把山地上的灌木砍倒晒干，一把火烧成灰烬，再用锄头下种，不加后期管理就等待收获。有的甚至不用锄头，用木棍擢洞即可下种。明代，朝廷在西南大力推行牛耕，屯田者把江南水牛带到云南，云南坝区推广种植高产水稻。《明会典》卷二0二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定，凡屯种去处，合用犁铧耙齿等器，著有司拨给铁炭，铸造使用……凡屯种合用牛只，设或不敷，即使移文取索。”中原内地的工匠、手工业技术也随屯种而来进入彝族先民地区。居住山地的彝族先民受外来耕作方式影响将传统的锄耕为牛耕。一些学者认为云南贵州明代以前坝区也有牛耕，但是使用的牛是黄牛，牛耕耕的是地，不是田，所种的稻谷是旱谷，不是水稻，故高产的水稻在滇黔农业中分量不大。水牛的进入是明代屯种者从江南带到滇黔的，水牛的进入改变了滇黔农业的基本模式，水田种植稻谷成为滇黔农业的主流。［1］旱地改水田、新辟水田成风，彝族先民居住的山地也有不少辟为梯田。

正德《云南志》记载云南各州县均有屯种，如昆明县有三十七屯：金马山屯、波罗屯、松花坝屯、板桥屯、官渡屯、黄土坡屯、黑林铺屯、莲花池屯等。同书卷一道：“都司屯田一万二千七百六十六顷三十亩九分四厘；粮，折米八十万六千二百一十八石六斗七升六合二勺五抄。”《明史》卷一二六卷《沐英传》记载：建文元年(公元1398年)云南已“大修屯政，辟田三十余万亩。”水田种植水稻已成云南农业种植主流，牛耕代替了锄耕。福建文人檀萃乾隆年间在云南楚雄地区禄劝县任知县，檀萃好记当地民风习俗，他在《滇海虞衡志》卷七记载：“夷人亦渐习于牛耕，故牛为重。”

原产地在南美洲的高产作物土豆、番薯、玉米在西南山区推广种植，为山地农耕定居创造了条件。玉米约于16世纪中叶分三路传入我国：一是西北陆路自波斯、中亚至中国甘肃，然后流传到黄河流域；二是西南陆路自印度、缅甸至云南，然后流传到川黔；三是东南海路由东南亚至沿海，然后向内地西南扩展。番薯是16世纪后期，分多次从东南亚传入中国的，一是陈益、林怀兰从越南分别传入广东的东莞和电白县；二是由“温陵洋舶”经南澳岛传入福建泉州；三是陈振龙由菲律宾携种至福州再传到各地。番薯于明万历年间引入我国，17世纪后期开始向江西、湖南等省扩展至西南。马铃薯传入中国的时间和路线尚未有统一定论，可以肯定的是同番薯、玉米一样，是多途径传入到中国，再传入西南的。玉米、番薯、马铃薯传入中国后使中国经济发生了很大变化，明以前中国人口在四千万以内，1741年，中国人口猛增至一亿四千万。彝族先民分布地区人口同样得到迅速增长。

西南山地沟壑纵横，交通不便，土地贫瘠、气候干旱不适合水稻、小麦等高产作物生长。彝族先民主要居住地为西南山地，在玉米、番薯、马铃薯传入西南以前，山地彝族先民一般以半牧半农为主，四川彝族先民则以畜牧为主，狩猎为辅，农作物的地位很低，主要是低产的荞子、旱谷、燕麦，园根。耕作方式的转变，玉米、番薯、马铃薯高产作物进入西南山区后，农耕定居成为了西南山区彝族先民的主要经济方式，人口暴增。

玉米传入西南较早，1476年写成的《滇南本草》已有“玉麦”可以入药的记载，“玉麦”即玉米，“玉麦须”即玉米雌蕊花丝，可以入药。玉米不择地，抗干旱，耐冷凉，屋头地角石缝都能茁壮生长。直至今日，云南、贵州许多喀斯特山石地上，不少洗脸盆大的石缝中都茁壮地生长着玉米。刀耕火种毁坏了山林，却为玉米在西南山区找到了迅速扩大的地盘和良好的肥料，使玉米种植得到迅速发展。玉米在中国已经成为继水稻、小麦之后的第三大粮食作物，在云南、贵州山区很长时期都是第一大粮食作物。玉米易于保管加工，既是良好的食物，又是良好的饲料，对畜牧业的发展也作出了重要贡献。明代，西南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玉米、番薯、马铃薯的传入对彝族的形成发展起到重大作用。

贵州水西是西南彝族先民的重要聚居地之一，唐宋时期分布着彝族先民“四十八部”，历史上水西是彝族先民阿者部贵族长期统治的地区。胡庆钧先生对贵州水西彝族先民地区明代社会经济的变化论述道：

大体在明代前期与中期，可能一直到后期，畜牧业是水西等彝族地区的主要生产部门。一三八二年（洪武十五年）七月，朱元璋的征南大军深入彝族地区，根据明军“各处守御卫分”的报告，当时包括水西在内的各彝族地区一般是“好生无粮”，也就是有牲畜没有粮食的意思。主要牲畜有马、牛、羊等数种。马是水西等地区的特产，元代曾将其列入“国马”的地位；明代成为彝族地区向外进行交换、进贡以至纳税的主要产品。可见马的生产质量较高，数量很大。羊在水西等地区的畜牧业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一直到弘治年间，邻近水西的乌撒彝区，仍然是“土宜羊，土人皆牧以为生”。这种情况可以作为当时水西等彝族地区的代表。从明朝历次发兵镇压彝区各族人民的反抗中，往往从各族人民那里掠来大量的牲畜，这些牲畜的头数一般以马、牛、羊并列，可以表明牛在水西等地区的畜牧业中占有显著的地位。

农业在水西等彝族地区的生产中居于辅助的地位，一直到明代后期才有较大的发展。根据明代前后各个时期有关农业生产的综合估计，主要农作物有荞麦、燕麦、大麦、水稻等。其中，水稻在生产中不占重要地位。普遍采取对旱地作物“刀耕火种”的粗放经营，使用简单粗糙的木、竹或小型铁质农具，不进行中耕除草、施肥选种和水利灌溉，因而无力抵抗一切自然灾害的侵袭。如一三八五年（洪武十八年），乌蒙知府亦德提出了当地“刀耕火种，比年霜旱疾疫，民饥窘”的报告。由于水西等地区地处云贵高原，山峦起伏，海拔平均在二千公尺以上，不仅地形险峻，垦地坡度大，容易造成水土流失，并且“刚劲多寒”，气候多变。在奴隶制生产关系的束缚下，农业生产力水平停留在上述的落后状况，这种不利的地理气候条件就得以经常发生作用，因灾荒引起严重减产。因此，洪武以后，历经永乐、宣德到景泰年间，水西等地的农业生产不断有“刀耕火种”“水旱相仍、田禾不收”的记载，以致当时进入彝族地区的卫所军士想从各族人民那里取得食粮的供应，总是不能获得满意的解决。

明代水西等地区的农业生产，直到明末隆庆、万历年间，才有比较明显的发展，这可以从当时贵州宣慰使安国亨对农业生产的提倡中得到反映。万历年间瞿九思所著《万历武功录》中对此曾经进行了这样的描述：“（安国）亨益令夷酋开垦，劝以农桑，察下贫者，亨必赋牛具种子，于是流夷自占而还者，至一千五百一十八人。”这表明水西地区农业开始以犁耕代替“刀耕火种”的发展趋势。清光绪初年，大定（原水西大方城）城北的柯家桥路旁曾发现有彝文书写的石碑，上刻有“禁止牛马践踏禾苗”等字，估计可能是安国亨时代的遗物，并且也是他重视农业生产的表现。明末天启年间包汝楫所著《南中纪闻》，曾经提到水西地区稻谷生产的普遍，显示“禾米佳过中国”。与此同时，曾任贵州提学道的刘锡玄，也曾指出“水西据黔之腹心，其地广而赋饶，凡瘠土皆我黔土，而酋壤无非沃壤也”。永宁、赤水、毕节、乌撒一带，也是“其土皆腴，……饮食供帐；不知为瘠黔也”。所有这些，都是明末水西地区农业生产获得显著发展的标志。但是，刘锡玄这里所谓水西“据黔之腹心”，是指明当时贵州宣慰使力量所达到的范围，广泛包括今贵阳、安南等水西南面的肥沃地区，相当长时期以来是贵州农业生产比较发达的地带。正因为贵州宣慰使统治地区这样的“地广而赋饶”，才可以将对明朝官吏的“饮食供帐”超过贵州其他地区。［2］

贵州水西彝族先民明代的进步是十分明显的，原来是“普遍采取对旱地作物‘刀耕火种’的粗放经营，使用简单粗糙的木、竹或小型铁质农具，不进行中耕除草、施肥选种和水利灌溉。”农业生产不断有“水旱相仍、田禾不收”的情况。明代，水西地区农业以犁耕代替了锄耕、“刀耕火种”。贫瘠的水西地区成为土地肥沃地区，水稻生产普遍，“禾米佳过中国”。余宏模先生研究认为贵州“各卫军士开垦的土地，自明初以来二三百年间，即不下数十万亩至百万亩之多，而且尚未计有地区民屯、商屯和各族个体农民所开垦的数字……如详细统计，无疑当在数百万亩之多。这对贵州农业生产的开发，社会经济的发展，确实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且作物品种已大量改种稻、稷、麦、豆等高产作物，特别是在洋芋(马铃薯)、包谷(玉米)、番薯传入以后，更是无分高山平地，普遍推广种植。在此形式下，居住在黔西北一带的彝族由畜牧为主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形成以农业为主的农牧经济生产格局，农业已于明代发展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 ［3］

水西彝族先民地区的变化是滇黔彝族先民地区变化的缩影，明代，滇黔彝族先民地区获得了划时代的进步。

二、滇、黔彝族先民地区的社会进步

元代，彝族先民地区的社会形态为奴隶制，部落首领政教合一被称为鬼主，小部落首领为小鬼主，大部落首领为大鬼主，数个部落推举的盟主为都大鬼主。鬼主用宗教来控制部落和氏族，《蛮书》卷一说：“一切信使鬼巫，用相服制。”元代，中央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土官制，土官制的实行肯定了彝族先民部落氏族中鬼主即头人的作用，使部落氏族中头人的地位得到官方的正式认可。土官成为了官方认可的部落氏族的核心，这个核心作用世代继承。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意识得到了加强，彝族先民唐、宋以来以“部”和“姓”存在的命运共同体并未因时代进步而削弱，反而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土官制推行后，彝族先民原有的宗亲制度发生了转变，家族组织管理转换为土官制度管理。土官最高为宣慰史，从三品，最低的土目不入品，土官的管理方式也从以宗教形式为主转换为行政方式为主。元朝廷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土官制，是因为这些地区元的统治力量还薄弱，无力实行直接统治。元统治者通过土官制来对这些地区进行统治，以夷制夷，征赋税、调军马、驱使调遣。土官制的推行使彝族先民地区“鬼主”这一称呼逐渐消失。“鬼巫”从酋长“用相制服”的统治思想降格为民间的宗教观念，取而代之的是明代逐渐推行的儒家思想观念。

明代是滇、黔民族史上的巨变时期，明代进一步完善元代开始的土官制，全面推行土司制。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朱元璋以强大的军事力量进入四川，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明军进军云南。在军事斗争节节胜利的前提下，朝廷对各地土司进行争取。从1371年12月起，陆续有马湖、水西、建昌、永宁(叙永)、黎州(汉源)、楚雄等地彝族先民地区土司归顺朝廷。在对西南地区取得军事胜利的基础上，明代在云南普遍推行了卫所、屯田、土司制，将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对彝族先民地区的土司大都给予原官原职。明朝廷把统治力量尽可能伸到基层，达到最终控制西南各族人民的目的。《明史•土司传序》说：“踵元故事，大为恢拓，分别司郡州县，额以赋役，听我驱调，而法始备矣。然其道在于羁縻，世积威约，而必假我爵禄，宠以名号，乃易为统摄，故奔走惟命。”明代在云南设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等，云南先后设土知府的有永宁、丽江、鹤庆、蒙化、姚安、景东、顺宁、镇沅、元江、广西、武定、寻甸、东川、乌蒙、镇雄、乌撒；设土知州的有浪蕖、北胜、兰州、邓川、云龙、大侯、威远、安宁、阿迷、宁州、路南、越州、沾益、马龙、陆凉、罗雄、弥勒、维摩、富宁；设土知县有云南、元谋、罗次、亦佐、嶍峨、蒙自、临西等。所设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还配设相应的流官“同知”。朝廷和土司互为利用，土司制的推行，使明的势力逐步深入基层。土司得到朝廷的认可，世代相袭，土司的势力也逐渐增大。

胡庆钧先生对明代水西社会经济的变化论述是正确的，然而支撑其论述的材料却不夠充分，特别缺乏当代材料的支撑。而贵州彝族学者、特别彝族学者在这方面却有着独特的优势，王明贵、王继超著《水西简史》中就有不少难得的当代材料和民族学材料。

王明贵、王继超先生对明代水西社会论述道：“水西政权有一套独特、完整而且具有民族特色的职官制度，被称为‘九扯九纵’……‘九扯九纵’之名，明朝《万历实录》中已有关于水西‘四十八目，千五百火头，九扯九纵诸党’的记录。”另外一些文献还有祥细记载，但多有不实。两位先生对此细辩后说：“ (光绪)《黔西州续志》据此说：‘当各君一部之时，称君长为苴穆……其下执事之人，位分四等：曰阿牧，曰披土，曰园约，曰机那。事分九秩：曰更苴，曰穆魁，曰濯魁，三者，师保也，部为一秩。曰诚慕，掌宗祠之祭祀，修世系之谱牒；曰白慕，掌丧葬之斋醮，为一秩。均坐而议者也，位阿牧。曰诺唯，曰骂葩，言执事左右也；司文书曰慕史，掌历代之阀阅宣歌颂之乐章，为一秩。曰骂写，曰骂初，犹连帅卒正也，司武事；曰弄余，掌礼仪而专司家务；曰崇闲，掌夫役以督农耕，为一秩。皆作而行者也，位披士。其次曰濯苴、曰拜苏、曰拜项，司阍事；曰黑乍、曰扯墨，司牲饩者，为一秩。曰项目，司器物者；曰初贤，司环卫者，为一秩。皆奔走服役，位园约。此外，一切服役之人为一秩。秩译言司也，室也，为九室以居之，各司其事……’这个记述有彝文所本，是符合事实的。”［4］简言之，部落酋长将下属管理人员分为九种等级管理各种事务，水西土司进一步将这种制度完善，使其形成上下统属的九个等级，统属于安氏管辖。而“九纵”则是水西土司政权统属下的九个办事机构。安氏“世居水西，世有其土，世长其民”，水西土地均为安氏所有。土地管理实行“则溪制”。“安氏政权统治者按宗法关系从上至下分封血缘亲属，分割土地。其十二宗亲每一宗亲占有一片土地，形成一个统治区域；加上安氏最高统治者苴穆所占本部土地，一共形成十三个区域，这便是水西的十三则溪。在每一个则溪的中心地区，各自设立大仓库群，征收本则溪管辖范围内的钱、粮、赋税，四此形成十三个大行政区，统称为十三则溪。”则溪以下又分四十八目、一百二十骂裔、一千二百夜所，形成“家族分封，土目分治”。则溪的基本职能是军政合一，管军理政。［5］水西这种独特的社会管理方式是一种封建制的分封制和酋邦制的混合体，血缘关系在其中还起到较大作用。就其经济形态看，仍然属于封建领主经济，领主不参与耕种，虽畜有少量奴隶，但也不依靠奴隶生产耕种。土地的收益不是靠出租，收取租金，而是把土地分出去，从下层领主中收取固定钱、粮、赋税和各种实物、劳役。

明初，水西生产力低下，经济落后，农业在经济中的地位并不高。“当时的生产技术落后，刀耕火种，轮番耕作，土地无法固定，土地收益很小，广种薄收，私自占有土地欲望不强；地广人稀，‘不患无田而患无人’，土地不足为贵。”“明朝时期汉人逐渐进入贵州……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产量较高的粮食品种，使水西的农业得到发展。(乾隆)《黔西州志》载：‘黔西岩疆下里，而烟联万井，户积千箱，曩时称刀耕火种之乡，今皆人浮万口，大有频书盈宁，富庶埒中州矣。”［6］屯明代，屯种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产量较高的粮食品种，水西经济获得跨越式发展，人口也迅速发展。

明代，中国西南平坝地区已过渡到封建社会。明初，生活在山区的彝族先民社会一般停留在以“部”为社会组织形式的奴隶制社会，土司就是奴隶主。奴隶主不仅是土地、山林和生产工具的所有者，也是生产者奴隶的所有者。奴隶主不仅可以随意处置生产者的生产所得，也可以随意处置生产者奴隶，包括杀戮奴隶。

吾师刘尧汉是费孝通先生的高足，他出生于云南省南华县马街乡沙坦兰彝村，是道道地地的彝族罗罗人。1945年寒假时，他遵循费先生指导回到家乡，对本家族的历史进行调查，完成了《沙村社区研究》的毕业论文。后又在民族学家杨堃先生指导下，重返家乡作进一步深入调查，写出《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一个实例》。文章深受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赞许，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民族学实证。

刘尧汉先生的老祖刘楷是明末崇祯时期沙坦兰村的奴隶主，因杀戮庄奴和家奴引起奴隶暴叛而“横死”。死后按彝族传统火葬后再按汉族葬俗土葬，墓地在波罗庄的塔杈树村。玄孙刘宇清因协助清政府镇压哀牢山彝族起义有功而发达，他嫌高祖刘楷墓地不吉利，清光绪三年三月，刘宇清将高祖刘楷墓迁至沙坦兰马鞍山“龙脉旺”的山岗处，并为之立了墓碑。所立墓“高祖刘公讳楷老大人之墓”的汉文碑中说：

“南山中，林木茂，野兽多。我远祖，农耕少，

猎事多，率奴众，逐禽兽，朝夕乐，邻侵界，必战斗。

当是时，夏衣麻，冬衣皮，朝食荞，晚食肉，得温饱。

明洪武，土头薄，播种一，获八、九；自此后，农事繁，

猎事少，居住定，不再流。楷高祖，天顺时，土头沃，

种一升，获二斗。楷祖时，嘉靖年，开沟渠，稻谷熟。

高祖楷，集街兴，商贾出，带银两，购皮物。楷力强，

善射猎，力敌百．人莫侮。我曾祖，是赌徒，输庄业，

不可赎；白龙庄、改板山、波罗庄、阿底本，是我土，

沙坦兰，白龙庄，输商贾。成、同乱，我建功，沾圣恩，

沙坦兰，得返主，我后辈，宜保土。楷父体，火化后，

无着落。楷遗体，原葬处，塔枝树，地不利，乖事出。

移此后，龙脉旺，万事昌，南山强，惟我庄。

玄孙字清跪撰大清光绪三年三月立”

沙坦兰村地处云南西南部哀牢山中，距南华县城135公里，是一个典型的彝族村子。沙坦兰包括三十七个自然村，1952年土地改革时，有283户，1770人。其中，彝族208户，1434人；汉族75户363人。彝族占全村人口81%，汉族占全村人口19%。这些汉族一部分是外来的工匠落户沙坦兰，另一部分是由当地彝族演变为汉族的。沙坦兰彝村历史上属于普姓奴隶主所有，由于地处僻远，社会进步迟滞，直到明中叶仍然停滞在奴隶制阶段。奴隶主普楷曾一次杀戮庄奴六人，家奴二人。洪武时，沙坦兰“农耕少，猎事多”，“明洪武，土头薄，播种一，获八、九。”农耕为辅助经济，狩猎为当地主要经济。“天顺时，土头沃，种一升，获二斗。楷祖时，嘉靖年，开沟渠，稻谷熟。高祖楷，集街兴。”明天顺时期，沙坦兰耕种方式由锄耕、刀耕火种转变为牛耕，种一升收二斗，人们从畜牧流动居住转变为农耕定居，经营方式从狩猎为主转变为农耕为主，水稻成为主要的粮食作物，商业集市也开始形成。

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生产关系的改变。普姓到普楷时，改普姓为刘姓，普楷即为刘楷，刘尧汉先生即刘楷后裔。刘先生在调查中得到一份刘楷玄孙刘宇清在租薄之首附有的一份文章《诫谕诸儿侄》。《诫谕诸儿侄》道：“谕诸儿侄：溯我高祖楷，曾于崇祯驾崩年，一次酷戮庄奴六人，家奴二人，遂招致摩哈苴庄群起暴叛，楷父因是横死，乃将原有谷租五十担，包谷租五十担，荞租八十担，折为不值半数之租银六十两，并免耕役，始息争乱。复远溯楷之高祖时，蓄奴数百，分住低屋，鞭策耕作，耕不勤，织不力，猎不中，战不勇；鞭之急则叛．不鞭则耕猎不敷其所食。遂散奴于村闾，授土地，给锄犁，予牛羊，令其成偶，各事家业，其耕猎，半为主，半为己；若是，始勤于耕猎，半为主耕之所获，多于专为主耕之时。迨至楷祖时，半为主耕之所获，不如为己耕之半；遂散其地于庄奴，始令辟田种稻，课租五成，及我曾祖辈，赌输庄业之半。迄成、同，全山夷变；迨乱平，为抚夷计，我族减租一成半，以杜乱源。殷鉴在前，尔等宜善保庄业。此谕，父伯宇清，光绪戊子。三月初五日。” ［7］

这篇文章的本意是诫谕后世子孙，但它用民族学的实证生动地证实了沙坦兰是如何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它反映了沙村社会经济结构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主要情况：明之前是奴隶制，明中叶前是奴隶制末期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明中叶以后就逐渐进入封建制时期，过渡和转变的动力是经济。刘楷前“蓄奴数百，分住低屋，鞭策耕作，耕不勤．织不力，猎不中，战不勇；鞭之急则叛．不鞭则耕猎不敷其所食。”刘楷因杀戮奴隶而“横死”，刘楷的继任者不得不改变这种“耕猎不敷其所食”鞭之无用的奴隶制经营方式，“遂散奴于村闾，授土地，给锄犁，予牛羊，令其成偶，各事家业，其耕猎，半为主，半为己；若是，始勤于耕猎，半为主耕之所获，多于专为主耕之时。”散奴于村，给予土地、锄犁、牛羊，其耕猎半为主半为己，生产者有一半时间为自己生产，生产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庄主所得也大为增加了。奴隶制的生产方式开始瓦解，向封建制生产方式过渡。然而，这只是沙坦兰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第一步，这种经济形式是封建制经济的初期阶段：封建领主经济，其基本特点是奴隶主将一部分土地分给奴隶作为份地种植，“半为主，半为己”，把奴隶缚在土地上以获取奴隶的免费劳役，这种劳役包括长年的生产劳役和杂役。原有的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变为封建庄主和庄户的关系。这种经济形式在有的彝族地区曾经长期保存，但在沙坦兰却试之不灵。继之而起情况发生了变化，“半为主耕之所获，不如为已耕之半。”刘楷继任者只好另择它法：“遂散其地于庄奴，始令辟田种稻，课租五成。”奴隶主变成了地主，奴隶变成了庄户，地主租田给庄户，收租成为唯一的管理手段。这时，原有的经济形式彻底发生了改变，奴隶制经济变成为封建制地主经济，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奴隶主与奴隶变成了封建地主和租田庄户。刘楷继任者的改革并非自创，沙坦兰地处深山，社会发展较外面更为迟缓。刘楷继任者的改革完全是无奈之举，只能向外面学习，抛弃原有的奴隶制管理方式，学习外面的封建制管理方式。表面看是一个管理方式的改变，实质却是经济形式的改变。外面的经济形式一个是平坝地区汉族的成熟的封建地主经济形式；另一个是其他地区彝族先民的改革中的形式，即封建领主经济形式和封建地主经济形式。

明代，沙坦兰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民族学实证非常生动，奴隶制的瓦解向封建制过渡，并非人力所为，完全是由于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屯种带来了生产方式的改变，粮食生产由收获籽种的十倍以内增加到收获籽种的二十倍以上，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封建制取代奴隶制是历史的必然。沙坦兰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典型实例，是明代滇黔彝族先民由奴隶制向封建过渡的生动缩影。明代，滇黔彝族先民分布地区均完成了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

三、滇、黔彝族先民两个文化中心的形成

经济迅速发展，社会形态过渡到封建制形态，大大促进了滇黔彝族先民地区上层建筑的发展。在加强统治的基础上，朝廷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教化，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到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明朝廷在彝族先民分布地区楚雄、姚安、武定、寻甸、乌蒙、乌撒等府增设儒学，云南、贵州彝族先民分布地区的土司大都乐意接受儒学和汉文化，贵州水西土司奢香还送子到京师学习儒学。云南楚雄、建水还兴建了规模较大的孔庙。

贵州“水西”是一个特定的政治区域概念，水西是西南彝族先民的重要聚居地之一。水西分为两个部份，鸭池河以北之地称为“水内”，有四十八目；鸭池河以东，三岔河以南之地称为“水外”，有“水外六目”。历史上水西是彝族先民阿者(也写为阿哲)部家族，其后裔即明代的安氏家族长期统治的地区。水西大抵为今天的大方、水城、黔西、六枝、纳雍、织金、金沙、毕节、息峰、修文、清镇、平坝和普定的一部份。水西境内民族主要是汉族、彝族、苗族、仡佬、龙家、仲家、蔡家。

彝文文献记载，水西阿者部祖先勿阿纳时由云南东川迁入贵州，其后裔妥阿者(汉文献称之为济火)曾佐诸葛亮南征，献粮通道，助兵有功封“罗甸王国”，唐、宋、元均纳土袭爵，居水西，号大鬼主。霭翠任元四川省左丞、兼顺元宣慰使。洪武十三年明大军远征云南，与其同知宋钦归顺，霭翠备马万匹、毡万领、弓弩牛羊各一万以助军资。高皇帝嘉之，以霭翠为贵州宣慰使，宋钦为宣慰同知，得各领所部。霭翠兵强盛，分四十八部，每部以大头目领之。霭翠的夫人水西土司奢香是明代著名的女政治家，她是四川永宁宣抚使彝族先民扯勒土司的后人。明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奢香十四岁时出嫁到水西，与贵州宣慰使霭翠结为夫妇。奢香佐夫理政，辅助内政。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霭翠去世，次年奢香被封为顺德夫人，代夫袭职贵州宣慰使，执掌水西大政八年，洪武二十九年去世，享年三十二岁。

奢香执政水西时，首先从交通、邮站入手，建设水西。贵州远离中原，山高路远，羊肠小道，行旅艰难，与内地交通受到极大的限制。元代开辟了贵州境内驿道，明初大加修整。奢香率水西民众，为整修川滇黔驿道作出了贡献。奢香继而“立龙场九驿”：龙场驿、陆广驿、谷里驿、水西驿、奢香驿、金鸡驿、阁雅驿、归化驿、毕节驿。奢香驿位于西溪河畔，原名西溪驿，后人因纪念奢香开创之功而称之为奢香驿。奢香开辟的龙场九驿，还是一条由贵州宣抚使、土官奢香出资修建和管理的驿道。驿道、驿站的修建大大改善了贵州的交通和信息往来，把贵州原为三省分管之地联并起来，将贵州驿道和全国驿道连成一气，沟通了滇川黔桂，为贵州省单独立省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同时也为水西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奢香的第二个功绩在于文化建设。奢香率先送儿子安的到京师学习儒学，学成回水西，后继承奢香土司之职。奢香举办儒学在水西民间至今仍为人民不忘，贵州宣抚使、土官奢香办的义学中有个很有学问的主讲，名叫秦默。这个秦默不相信少数民族能办儒学，躲在一个庙里不见奢香。奢香请不到，最后从文昌庙里“抢”出了秦默。水东义学馆开学时，奢香亲为秦默牵马，恭称秦默为开学师。水东义学办得十分红火，水西四十八寨头人联名要求奢香把水东义学馆迁至水西，奢香又在水西办了个义学馆。［8］

彝文的产生当十分久远，可能跟古蜀国文字有关系。1973年四川郫县出土了战国时期的一件铜戈，上面有两行铭文，直行排列。这两行文字无人能识，当为古蜀国文字。古蜀国开明时期是有文字的，古文字学家李学勤鉴定成都商业街出土古蜀国开明氏墓地十七具船棺上皆有文字，不是符号。叟人带来了古蜀人文字，彝文可能在此基础上产生。彝文是一种超方言的音缀文字，古代，滇川黔彝族先民并没有多少来往交流，但彝文基本词汇的音、形、意是基本相同的。越古老的彝文，基本词汇文字的相同程度越高，越是后期的彝文，变异性越大。分隔各地的彝文为什么会相同呢？这只能有一种解释，它们有同一个“根”。这个“根”即叟人从古蜀国带到南中的文字。在此基础上，遗留南中的叟人创造了彝文。这也是滇川黔彝族分隔各地，而文字基本相同的原因。唐代，彝族先民虽然已经掌握了文字，这种文字在《新唐书》中被称为“爨文”或“韪书”。但这种文字仅为极少数巫师掌握，其使用也仅限于宗教，未发现成书的彝文。明代，彝族先民地区经济文化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彝文文献始于明代，彝文也开始在民间使用。滇川黔彝族先民地区均产生了大量的彝文书籍，贵州水西地区和云南武定成为两个彝族先民文化中心。

现存于世最早的彝族文字为贵州大方县的成化铜钟彝族铭文。成化铜钟为贵州水西土司——贵州宣慰使安贵荣铸造，记述了安贵荣夫妇塑佛、造钟等事。成化铜钟铸造于成化二十一年(公元1485年)，通高135厘米，口径110厘米，钟体上部云纹，四方各有一块八卦铭文，中部上下铸有八块彝文铭文，共142个彝字，262个汉字，重约六百多斤。《千岁衢碑》刻于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千岁衢碑》在大方县城西南十余公里的白布河畔，中线高1•5米，宽0•85米。它是一方摩崖石刻，用彝汉两种文字刻成，彝文六行，主要内容为记述彝族先民勿阿纳的历史功绩和安万铨修衢的善举。《大渡河彝汉双碑》刻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刻有彝文1922字，汉文2364字。水西发现的彝文碑刻多达240多块。明代以前，彝族先民虽有文字，但仅为极少数人掌握，毕摩经典的主要流传方式还是心记口传，变异较大。明代，毕摩形成了以书写经典的方式来记录和传授毕摩经，毕摩书写经典也开始走向规范。出现了大量彝文文献，《宇宙人文论》《彝族源流》《夜郞史传》等彝文长篇佳作就是在这种基础上产生的。

鸿篇巨制彝文文献《西南彝志》是彝文文献中的典范。《西南彝志》原名《哎哺啥额》。彝族先民认为“啥额”即宇宙中的清气与浊气二气不断运动、分化，随即演变，产生了两个基本物质元素——哎哺，在哎哺的基础上又产生了万物。这是彝族先民古代哲学的基本观点，顾名《哎哺啥额》。全书十二卷，37万8千字，400多个标题，反映了彝族先民对宇宙起源和万事万物起源的认识。《西南彝志》内容丰富，以从希慕遮到水西安氏116代父子连名系谱为主线，记述了彝族先民古代社会的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生活。《西南彝志》内容丰富，是彝族先民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西南彝志》是彝族典籍中少有的，可以追溯到作者的书籍，作者是水西热卧土目摩史。“摩史”是热卧土目专司宣诵、录史者。这位摩史在康熙三年(公元1666年)吴三桂平水西之后至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改土归流之前收集了明清彝族先民流传下来的许多彝文文献，在众多彝文文献的基础上，他整合编纂成这部辉煌的彝文巨著。《西南彝志》记述了人类经历了人类早期的历史：人兽不分；男不知娶，女不知嫁；知母不知父的不同历史时期，生动地记述了原始人类的生活情景。难得的是《西南彝志》还记述了彝族先民的传说史，从希慕遮到彝族始祖笃慕的三十一世，笃慕之后“六祖”及其各家支的家支世系，相互关系及其分布。《西南彝志》记述了彝族先民经济、政治、社会生活：彝族先民的历史、哲学思想、天文、历算、宗教、医药、风俗、兵器制造、生活工具制造、畜牧、狩猎、农牧等方方面面的学问。

明代，水西形成贵州彝族先民文化的中心，引领着贵州彝族先民的发展。与之对应的是云南省楚雄地区宋代罗婺部，明代，罗婺部地武定也形成了另一个彝族先民的文化中心。“武定”的彝意是“罗婺人居住的坝子”。“武定”一词系彝语，“武即婺之转音也”。“婺”即罗婺，“罗婺”系部族首领法瓦的远祖，以人名为部族名，又由部族名“婺”转音为“武”。彝语称坝子为“甸”，“甸”转写为“定”，后人即以“武定”为名沿用至今。武定在战国及秦时，属滇国。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属益州郡。唐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属戎州都督府。武定在宋朝以前没有设制，公元1174年始，这里的彝族先民罗婺部落逐渐兴起，大理国时期，罗婺部成为东爨乌蛮三十七部之首。元宪宗四年（公元1255年），罗婺部归顺元朝，被授罗婺万户侯，辖禄劝、元谋、武定和四川会理一部分地区。元宪宗七年（公元1257年）为罗婺万户府。公元1271年，罗婺部辖区扩大到贵州西部的普安地区，改称北路总管府，1276年改设武定路，由罗婺后裔凤氏土司统治。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为武定军民府。罗婺部及其后裔雄踞武定、禄劝一带600余年。

武定彝族先民有着悠久的历史，段思平联合滇东三十七蛮部推翻了“大义宁国”国王杨干贞，建立了大理国，大理国政权建立于五代后晋天福二年(公元937年)。二百多年后，宋孝宗淳熙年间（公元1174~1189年），大理国王段兴智举阿而为罗婺部长，罗婺部逐渐强盛，成为“三十七蛮部”之首。从此，武定一直为罗婺部管辖。《罗婺君长叙谱书》所载阿而是彝族始祖笃慕第五子慕阿克即在祖慕雅克第四十八代孙。［9］

和水西、沙坦兰处于深山交通不便之处不同，罗婺地处滇中，离省城昆明不远，从四川会理到昆明的马帮道过金沙江的皎平渡即到罗婺地。罗婺经济区在水土皆好的武定坝子和禄劝坝子。水西、沙坦兰明代才过渡到封建制经济，而罗婺很早就进入到封建制经济。

何耀华先生《凤氏武定本未笺证》中道：

就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言之，如果说宋末以前罗婺部尚处在以牧业为主要生产部门，‘其民多散居林谷，不事耕作’的话，那么，宋末以至元、明时期则不如此。据《元史•地理志》追述，段氏使阿(歴刂)治纳洟胒共龙城于共甸，又筑城名曰易笼。阿(歴刂)疑即阿而，其能在幸邱山筑易笼城，如果社会经济仍以牧业为主要生产部门，那是不可能的。强大的政治力量，只能建立在强大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阿而子矣袜雄冠三十七部，是罗婺部社会经济发展到新阶段的反映。明军入云南时，商胜能‘自运米千石’于金马山接济大军；又瞿氏与凤昭在平凤朝文之乱后，能‘招抚良善万有七千，出粟千石，给济复业’，都说明了罗婺部的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上的社会生产关系，不可能再是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因此阿而、矣袜、矣格、安慈、弄积、商胜、商智、凤英、瞿氏等都是封建领主，而不是奴隶主。［10］

沙坦兰封建领主经济无法维持，很快就转为封建地主经济。水西、罗婺的封建领主经济却能顺利运行到西南解放，究其原因不能不说这是得益于土司制。檀萃《武定凤氏本末》记载：“武定凤氏专土，设觉曲三人分管地方，盘古三人管理庄田，更资三人管理喇悮。一应调遣，各领步兵出征。扯墨一人管六班快手，管家十二人管庄田租谷。”土司管理有强大的军事和行政力量为后盾，庄主管理却只有微小的个人力量。土司的管理主要是索取，但也能为庄户起到一些保护作用，如避免官府的打扰，抵抗土匪的抢劫等。在强大的土司制下，《武定凤氏本末》说“夷人愚而恋主”。

凤英时，罗婺经济文化皆有巨大进步，《武定凤氏本末》说：“(凤)英之在官也，正已爱民，勤于政务，四礼正家，一经教子，开辟田野，教民稼穑。”所谓“四礼”即内地汉族传统的道德规范，“一经”即“儒经”，即传统的儒家思想。“教民稼穑”即倡导屯种带来的先进生产技术。“土人（按：罗婺）……其婚姻丧葬之礼甚陋，字习阿(田可)爨字（按，老彝文），体（如）蝌蚪，后（土）知府凤英葬母，（改）用家礼，又延师教子习读经书，自是民多慕之，陋俗少革，而近府乡塾，习汉字者亦多。”凤英改革一些传统习俗，提倡儒学，学习汉文，对附近产生了很大影响，“习汉字者亦多”。

明代的罗婺土司不仅受儒释道文化影响，且自己懂彝文。徐进题记的《禄劝镌字崖石刻彝文碑凤公世系记碑文》中道：凤朝文反叛，“命(凤)昭母子写夷书，督兵冲示。”《武定凤氏本末》记载，另一位土司夫人瞿氏则亲写“夷书”，解散反叛军队。［11］凤昭母子和瞿氏能写“夷书”，反叛军也能识别凤昭母子的“夷书”，说明罗婺彝族先民对彝文有了一定程度的普及。《镌字崖石刻彝文碑》为凤英自题，足以证明凤英彝文水平是很高的。

《镌字崖彝文碑》现存于禄劝县掌鸠河畔,是云南迄今所见历史最远、规模最大、字数最多的彝文摩崖石刻。罗婺部土知府凤英，奉命征梁王山归来后，“偕宾佐泛舟掌鸠河、勒功石壁”时所刻。《镌字崖彝文碑》刻于嘉靖十二年(公元1533年)，有彝文581字，记述了罗婺部凤氏土司自始祖阿白阿俄至凤昭共计14代逾300年家史。

《镌字崖彝文碑凤公世系记碑文题记》载：“宋阿而，孝宗淳熙中段氏举为罗婺部长。矣袜，阿而子，袭前部长，雄冠三十七部。矣袜子，矣根，普子，俱袭父祖部长。元矣格，矣根子，世祖亲征(公元1254年)，首先归附，授罗婺万户侯。……郡则，一名亏则，矣格子，袭土官总管。……安邦，一名阿巴，郡则子，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改本部路为武定路军民总管府，为本路府土总管。安慈，字惠山，阿而七世孙。安邦三子，绰有武艺，授武德将军，有功，升云南行中书省参政。弄积，一名三保奴，安慈子，袭祖土总管。本朝商胜，弄积妻，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克复云南，自备粮米千石于金马山接济大军，首先归附朝觐……遇蒙钦给印信金带……授中顺大夫、武定军民府土官知州。……胜子海积正妻萨周，周子弄交正妻商智、海积弟阿宁、宁子矣本，本子金甸皆袭知府，俱奉诰命，授中顺大夫。阿英，字时杰，元帅弄积曾孙，袭土知府。弘治戊申(公元1488年)奉命更阿姓凤。……凤朝明，字景昭，土名矣禄，参正凤英子……请封期间，病卒于官。凤昭，字承恩，土名矣折，朝明子……功承父职，甫及三载，奉征蒙自、嶍峨，大收奇功，因患疹疾卒于军前。

嘉靖癸巳(公元1533年)季夏吉旦。奉直大夫、知禄劝州事关西岷阳徐进谨题。”

徐进的题记清楚地记述了宋孝宋淳熙年间罗婺部部长阿而到明正德十二年土官知府凤昭的十九代的土职世系。“阿而”在有的文献中写为“阿(歴刂)”凤昭之后，尚有翟氏、凤思尧、凤阿克、凤奢卓、凤阿爱、凤如松、党守嗣等七世皆任各种土职。

明朝弘治三年，世袭土知府阿英被孝宗皇帝恩赐姓凤，凤氏土司从此由来。罗婺部兴旺发达600余年，在滇中显赫无比，写就了彝族先民文化辉煌的篇章。

武定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彝文碑刻不少，彝族先民明清时期普遍用彝文刻写墓碑。上世纪六十年代，迫于政治压力，彝文墓碑遭到大量破坏，被用来砌田埂。(我不明白楚雄彝族自治州众多的博物馆、文化园、公园为什么不把这些珍贵的文物收集起来加以管理和展示。)凤氏土司留下的彝文古籍《尼苏》2008年入选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尼苏》系明嘉靖十六年（1538年）的抄本，该书的6枚收藏印章中，有一枚铭文为“继祖之印”，是明代嘉靖末年（1566年）罗婺部凤氏土官凤继祖的汉文印章。明代，在罗婺部范围内，彝文属于官方使用的文字之一。“尼苏”为彝语音译，汉义为天文历算，全书分25个独立章节组成，是彝族日常生活中必备之书。内容为彝族天文历法和日常家居生活。旧抄本，不分卷，1册，69页、其中目录2页，正文66页，附录1页，本色宣纸，行体，墨书。页面的11.5×17.5cm,行格8行23字，保存完好。《尼苏》彝文抄本由楚雄彝族自治州民族事务委员会珍藏。

马学良先生上世纪四十年代到武定住在凤土司家研究彝族文化，翻译彝文文献。当时，马先生看到土司图书室藏有彝文木刻书《劝善经》十分惊奇。当时，凤土司开办了一所倮文学校，学校就以彝文木刻本《劝善经》和另一本为《神威祭祀经》《夷僰安慰经》的合订彝文木刻本为学生课本。后面这本彝文木刻本现存楚雄彝族文化研究院，落款为“清代狗年呗德复抄”，不知何时刻印。《劝善经》系罗婺土司凤诏所刻印，墨印线装，本色草纸，长25厘米，宽16厘米，不分卷，一册，100页，每页10行，每行23字，全书约2290字。凤诏于明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袭父凤朝明土知府职，这本彝文《劝善经》是凤诏任职期的木刻本彝文书，是国内仅存的最早彝文刻本。另一本木刻本《神威祭祀经》和《夷僰安慰经》的合订本上面有落款“清代狗年呗德复抄”。两本木刻本现由楚雄彝族文化研究院收藏。《劝善经》为今存彝文古籍中内容丰富、字数较多的一部著作。《劝善经》的内容为宣教说理，传授知识，书中以道家《太上感应篇》的章句为母题，于每章之后用彝文加释义，结合彝族风俗，以天地人为中心说教。名为劝善，宣扬忠君（奴隶主）思想，因果报应。如说“世上奴隶的主人是主，百姓的主人是君，奴隶不忠于主，不听使唤，顶嘴触犯主人，反叛主人，主人就要给他降罪，不忠于主人反对主人的，天地也要教训他。”教人“忠于主，纳赋税，上粮要晒干，不捣乱，莫反叛”，这样做就可以得到“天神的保佑，所有福禄都随他而来”。另一方面，也劝说官吏、主子不要虐待奴隶，如说“官民主奴都是人，有身体生命，不应该胡乱虐待他，刑罚他，胡乱使用民力，使他饥寒。”《劝善经》明为劝善，实为维护土司统治的文化工具。马学良先生走时，从武定收集了两千多册彝文书籍和52块木刻雕板驮走，这些彝文书籍分藏于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国立北平图书馆、北大、清华、南开大学图书馆，52块木刻雕板不知所终。

明清时期，楚雄地区出现了木刻本彝文文献《太上感应篇》、手抄本彝族史诗《查姆》《夷僰榷濮》《六祖史诗》《六祖魂光辉》《吴查•买查》等。比李时珍《本草纲目》还早12年的彝文医药书《齐苏书》也出现了。《西游记》《唐王游地府》《赛坡嫫》和一些汉族民间故事也以彝文手抄本形式在民间出现。屯种不仅带来了先进生产技术，还带来了戏剧。双柏县乾隆年间还出现了最早的彝语戏剧：《阿佐分家》。

明代，滇川黔彝族先民分布的地方经济得到了极大的进步，人口大大增长，文化也发生了巨大进步。滇川黔各地都使用彝语，明代彝文书籍在滇川黔彝族民间大量出现。彝族文字是一种超方言的音缀文字，在滇川黔各地出现。毕摩的一大功能就是记史并为亡人诵史，各地毕摩都用彝文经书的形式记录下了各自传说的历史，这些传说史尽管有差异，但始祖笃慕和六祖的传说却为以叟为基础形成为彝族认可。这些彝族先民以支系分散于滇川黔桂，许多家族用彝文记载了家族的系谱，明以前的记载多为口头传承的补充记忆，明代开始的记录则显得清晰可信。这些各地记录的系谱一般都能追溯到始祖笃慕，有的甚至追溯到自己是六祖中哪一祖的后裔。明清彝文的盛行为彝族作为一个整体民族的形成注入了巨大的凝聚力。

“改土归流”始于明永乐年间，清代实行的“改土归流”是明“改土归流”的继续和发展。“改土归流”是朝廷在边疆民族地区废除土司制，实行流官制的一种政治措施。除四川凉山地区外，云南贵州绝大部分地区都实现了流官制。“改土归流”的推行，从制度上保证了上层建筑上奴隶制向封建制的变革。明代，滇川黔彝族先民土司统治地区基本上处于奴隶制状况，“改土归流”后，除四川凉山地区外，滇、黔彝族先民地区的社会形态都过度到了封建制，这对彝族作为一个整体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极大的促进。

四、卫所制在凉山地区推行的失败

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是彝族重要聚居区之一，早在两千多年的秦汉时期，中央王朝就在这里设置郡县，秦汉以前称古邛都国或邛都部落。汉称越嶲郡，隋唐为嶲州，南诏称之为建昌府，元设罗罗斯先慰司，明为四川行都司，清称宁远府，民国称宁属。1952年10月设立凉山彝族自治州。凉山地区辖地范围各个时代有所不同，但大抵上是北至大渡河，南及金沙江，东抵乌蒙，西迄盐井。现凉山彝族自治州下辖西昌市、德昌、会理、会东、宁南、普格、布拖、金阳、昭觉、美姑、雷波、甘洛、越西、喜德、冕宁、盐源、木里（藏族自治县）等十七个市、县，首府西昌市。明代，凉山实行卫所制，除雷波县属马湖府外，凉山各地属四川行都指挥使司下的六个卫，后建昌前卫废除后，实为五个卫：建昌（今西昌）卫军民指挥使司、宁番（今冕宁）卫军民指挥使司，越嶲（今越西）卫军民指挥使司，盐井（今盐源）卫军民使司、会川（今会理）卫军民指挥使司。八所，即守御礼州后千户所，守御礼州中中千户所，守御打冲河中前千户所，守御德昌千户所，守御冕山桥后千户所，镇西后千户所，打冲河守御中左千户所，守御迷易千户所（现划归渡口市）。五长官司，即昌州长官司，威龙长官司，普济长官司，邛部长官司，马刺长官司（今盐边县，已划归渡口市）。

《明史•四川土司传》记载：洪武二十五年，建昌卫指挥月鲁贴木儿叛乱，明朝廷镇压了叛乱后，“置建昌、苏州二军民指挥使司及会川军民千户所，调京卫及陕西兵一万五千人往戍之。”凉山地区实际设卫为六个，卫军人数当在三万三千六百人，加上家室，在凉山地区军屯戍守之人是一个很庞大的数字。《明会典》卷十八记载：每军种田百亩至二十亩不等，若以每军二十亩计算，凉山地区军屯种田数当为六十七万二千亩田地以上。明军屯种抢占好田好地，当地少数民族在强大的军事政治压力下被迫迁徙到高山，在分散、贫瘠的土地上生存。

明代在凉山推行的土司制度是元代土官制度的继续和完善，归顺者原官授之，叛逆者殊之。明代凉山地区设置的土司如下：

利利土司安氏。据《明史•四川土司传》记述：“（洪武）二十五年。致仕指挥使安配贡马，诏赐配及其把事五十三人币纱有差。”说明当时安氏下属有“把事”五十三人。这些即是明清时期的马站火头。利利土司安氏是凉山最大的土司，彝语称之为“利利兹莫”。其统治范围为北至大渡河，南及金沙江，东抵乌蒙，西纥盐井，广袤千里。隶昌州、普济、威龙三州长官，所属四十八马站。统治时间从元代开始，历经明、清直到解放后的民主改革。

邛部宣抚司，岭氏。洪武二十五年为邛部长官司，明时下辖土目不详。

沙笃宣抚司，安氏。明初是四十八马站火头，到了明朝后期被封为凉山最大的土目，相当于千户侯以上的御封官吏。所辖土目到了清初有那多，抛乌，咱烈山，撒凹沟，结觉等五个。

阿都土司，又称都家土司（阿为彝姓，都为汉姓）。明初为四十八马站火头之一。属安氏土司所辖的土长。明末清初才兴旺崛起。

其他还有马湖府土知府安氏，雷波长官司杨氏（即阿卓土司），蛮夷长官司文氏，泥溪长官司王氏，平夷长官司王氏，夷都长官司夷氏，沐川长官司悦氏等七个土司。

这些土司大都是彝族先民，也有的是帮助明军“开边”有功受封为土司的外地人，这些人最后也融入了当地少数民族中。

明代在凉山地区统治达二百七十六年，推行卫所制和土司制，但并未给凉山地区带来进步。明代凉山推行的土司制没有像水西、罗婺地区一样在生产关系上进行改革，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首先，明代在凉山地区推行的还是縻糜政策，在政治上没有触及凉山地区长期存在的奴隶制度。凉山彝族先民的等级制、家支制并未受到破坏。凉山地区的土司制度从一开始就没有在黑彝等级里扎下根，未能改变黑彝等级制的固有基础。

彝族的家支（或称氏族）的奴隶制是以血缘为基础（即分骨头），阶级与血缘关系交织在一起，因此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是世袭的。在凉山黑彝不会下降为曲诺；曲诺不能赎身、释放，更不可能变为黑彝。他们的地位是世代相传的，这种生产关系不改变，社会生产力就无法获得解放，这样就使凉山奴隶制得以长期保存下来。

彝族先民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宋代，大理国后期，滇池地区、洱海地区经济得到极大发展，土地买卖出现，开始从封建领主经济专向封建地主经济。元代土官制的推行进一步稳定了滇池地区、洱海地区的封建地主经济，且形成了汉多夷少的局面。

明代，凉山地区卫所制和军屯的推行，没有像水西和罗婺地区一样扶持当地的少数民族，使先进的生产方式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凉山地区军屯的推行强占了当地少数民族的土地，把当地少数民族驱往高山峻岭，继续其刀耕火种的农业生产，令其经济进一步恶化。凉山彝族先民经济仍然停留在畜牧为主、耕猎为辅的落后状况。

水西、罗婺地区土司和朝廷的关系是互相依存的，朝廷依靠土司实行管理，土司依靠朝廷发展壮大自己。水西、罗婺土司形成一方独大，使本地区得以安定和发展。凉山地区则不同，凉山土司互不统辖，独立存在。彝族先民中居支配地位的“黑骨头”对内用等级制、家支制进行管理，家支械斗不断；对外，土司之间互相争斗不停。这种动乱的环境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明王朝在凉山地区推行的卫所制和土司制是失败的，实际上阻碍了凉山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水西和罗婺社会政治经济划时代的进步，大大促进了彝族先民文化的发展，使水西和罗婺形成两个文化中心。而凉山社会政治经济的停滞，从客观上说，保存了彝族先民的传统文化，使凉山地区成为一个难得的彝族先民文化即彝族传统文化博物馆。

五、政教分离

唐宋时期，彝族先民以“部”和“姓”的形式存在于滇川黔广大土地上，“部”即部落，“姓”即氏族。氏族部落酋长称之为“兹”或“兹莫”，汉译为部长或君长，早期文献还有一个称呼：“鬼主”。

《新唐书•南蛮传下》记载四川凉山地区“勿邓南七十里有两林部落，有十低三姓、阿屯三姓、亏望三姓隶焉……两林地虽峡，而诸部推为长，号都大鬼主。”“其南有丰琶部落……两林地虽狭，而诸部堆为长，号都大鬼主。”《新五代史》卷七十四《四夷附录》第三说：“昆明在黔州西南三千里外，地产羊毛，其人椎髻、跣足、披毡，其首领披虎皮。天成二年尝一至，其首领号昆明大鬼主罗殿王。”

樊绰《云南志》记载东爨乌蛮：“大部落则有大鬼主，百家二百家小部落，亦有小鬼主。一切信使鬼巫，用相制服。”所谓鬼主，即部落政治领袖兼宗教首领。

元以前，滇川黔彝族先民地区的社会形态为奴隶制，部落首领政教合一被称为鬼主，小部落首领为小鬼主，大部落首领为大鬼主，数个部落推举的盟主为都大鬼主。

何为鬼主？《新唐书•南蛮传下》道：“夷人尚鬼，谓主祭者为鬼主。”鬼主即酋长用宗教来控制部落和氏族，《蛮书》卷一说：“一切信使鬼巫，用相服制。”部落酋长即部落巫师毕摩，管理部落的思想方法以毕摩为祭司的面目出现，用宗教“鬼巫”来管理和处理部落各种大小事务。

然而，洱海地区彝族先民却在此范围之外，南诏首领得到唐王朝“王”的封号，南诏实现了政教分离。南诏崇尚儒释道，彝族先民崇尚的毕摩教则沦为民间宗教，不能参与南诏政事和军事的决策。洱海地区的毕摩功能仅限于民间祭祀活动。用汉字书刻的《南诏德化碑》中对称霸云南的爨氏首领就称为：“螺山大鬼主爨彦昌(即姚州首领左威将军爨彦征)、南宁州(今曲靖)大鬼主爨崇道”。《新唐书•南蛮传》则称之为“两爨大鬼主”。

元代，中央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土官制，土官制的实行肯定了彝族先民部落氏族中鬼主即首领的作用，使部落氏族中首领“政”的作用得到官方的正式认可。首领另一职能“教”的作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部门均不予承认，毕摩的宗教职能逐渐从酋长政教合一的职能中分离出来。明代的土司制进一步完善了元的土官制，毕摩开始从政治职能中分离出来，毕摩成为了一种独立的职业。“兹、莫、毕”为彝族先民的权力结构，“兹”为首领，“莫”为谋士，“毕”为毕摩。毕排在第三位，逐步失去了直接参与政务、军事决策的权力。在“兹”和“摩”进行政务、军事决策时，毕摩出有可能被请去占卜、消灾、祈福或祭祀，但再无决策的权力。

从另一个角度看，毕摩从酋长兼职变为专职后，对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明代，滇川黔都流传着一些毕摩发明彝族文字的传说，这些传说的实质是滇川黔毕摩在致力于文字的改造和使用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叟人从古蜀国带来的文字，经过毕摩的改造成为了彝族的传统文字。毕摩用这种文字记录了大量的彝文典籍，使彝族先民的文化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明以前，毕摩经靠心记口传，变异较大；明代，毕摩用文字记录经文，经文逐渐规范。明以前，毕摩经中关于彝族的口传史同样靠口传保留和流传，变异较大；明代，毕摩用文字记录了口传史，口传史逐渐规范，笃慕及“六祖”的传说历史化，使笃慕成为滇、川、黔、桂彝族先民的共同始祖。

改土归流后，历经千年，昔日的部落酋长，后来的土司风光不再。夜郎王印因兴被杀，其印必然收缴。改土归流后，土司被流官取代，土司印一一被收缴。对于一些一时顾及不到僻远之地的彝族先民土目，他们仍然管理着政务，但也不能使用原有的印信。他们只能使用自制印信，这就是有别于政府印信的一些彝文印信产生的原因，例如1988年云南昭通怀远街发现的出土于昭阳区冷水滩的“妥鲁山里手辖印”即“统管堂狼印”七字彝文铜印、张希鲁先生收藏，出土于昭通昭阳区的六字彝文铜印“印章交以诺用”即“以诺印章”等。这类彝文印章都不是政府颁发，而是失去土司职务后仍然掌握着当地权力的彝族先民首领自己制作的。

改土归流使毕摩和政权彻底分离。毕摩彻底从长政治职能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宗教人士。毕摩一直受到人们的尊重，人们尊重毕摩，不仅因为彝族生活习俗离不开毕摩，更主要的是毕摩有知识。大部分毕摩懂医药、识地理、知历史，有常人不具备的学识。更难得的是毕摩保存和传播着彝族珍贵的传统文化，因此人们不愿称毕摩为巫师，而将毕摩尊称为彝族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

六彝族先民整体性的觉醒

彝族历史上并无统一的自称。西汉时期，西南民族司马迁概称为“西南夷”，“西南夷”所指包括氐羌系统族类、百越系统族类和百濮系统族类，彝族先民归类于氐羌系统族类。唐宋时期，云南少数民族概称为“爨”“蛮”：“东爨乌蛮，西爨白蛮”，彝族先民归类于“东爨乌蛮”。

“夷”“爨”“乌蛮”“彝”都不是民族主体的自称，彝族从氏族部落时代至今，没有一个氏族部落或支系以“夷”“爨”“乌蛮”“彝”为自称。“夷”、“爨”、“乌蛮”均是他称，且这种称呼是笼统含糊的，它还包含有一些其他民族的成分。

从元代开始，彝族有了另一个统一的名称：罗罗。“罗罗”是他称，也是自称。唐代彝族先民中有三个地方自称为“罗罗”，一个是东部乌蛮七部中的卢鹿蛮，卢鹿蛮分布于今滇东会泽县一带，“卢鹿”为罗罗的另一汉字记音。建昌罗罗斯宣慰司标志着彝族另一元的形成，建昌即今凉山西昌，沙蒂为酋长的部落自称“罗罗”。第三个是罗罗的发祥地、细奴逻的躬耕之地大理巍山，巍山彝族从古至今均自称为“腊鲁濮”，“腊鲁”即“罗罗”巍山彝族方言的汉字记音。“腊鲁濮”源自巍山母系制时代的母系氏族“罗罗摩”。另外两地罗罗均是从巍山母系制时代母系部落“罗罗摩”中分化演变而出的部落。“卢鹿”为南诏与乌蛮联姻、迁徙的结果；建昌罗罗则是南诏、大理迁徙乌蛮、白蛮于川西南的结果。

元代，李京《云南志略》将滇东、滇中、川、黔彝族先民称之为“罗罗”，这是它称，但也是彝族先民内部认同的一种反映。

彝族先民没有共同地域，也没有共同经济，虽有共同语言却因方言和分隔而不能交流，起到的认同作用也十分有限。真正起到认同作用的是“基于共同文化的共同心理素质”，在这种共同文化中将分散各地的彝族先民凝聚成“共同心理素质”的文化是彝族文字。

明代屯种使西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彝族先民获得划时代进步。明代，彝文开始大量用于书籍的写作，滇川黔桂毕摩都用彝文来书写毕摩经。毕摩经中一个重要内容是为亡灵指路，把亡灵引向祖先发祥之地——祖地。在彝文没有广泛用来书写经书前，这个内容是靠口传保留和流传的。明代，滇川黔桂毕摩都用彝文来记述这一段祖先史——彝族口传史。彝文是一种超方言的音缀文字，各地彝文音、形、意是基本一致的，不同地区，不同支系的彝族毕摩可以用彝文大概看懂对方书写的意思。传说史的主要内容即笃慕和六祖史，大量彝文典籍均用毕摩经、系谱形式记述六祖迁徙分布于滇东、滇中、滇西、川、黔。口传史变异极大，各地毕摩记述不一，有前六祖后六祖之说，有七祖之说，有十祖之说等等。清代贵州毕节“摩史”收集了前人留下的大量毕摩著述，整理为彝文巨著《西南彝志》。《西南彝志》的流传反过来又修正了民间的口传史，使始祖笃慕和六祖成为彝族的根基历史。《西南彝志》5~6卷记载：笃慕的六个儿子即六祖，“武祖慕雅考，乍祖莫雅切，糯祖慕雅热，恒祖慕雅卧，布祖慕雅克，默祖慕雅齐。”武乍二长子，往楚吐以南(滇南)；糯恒二次子，拓洛愽以北(四川)；布慕二幼子，居实液中部(金沙江两岸滇东北、黔西北)。通过笃慕的六个儿子即六祖的迁徙分布，把分布于滇川黔桂不同地区的彝族先民用血缘凝结成一个命运共同体。这清楚地表明明代开始，彝族先民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滇东、滇中、川西南、黔西北彝族先民是一个民族。

清乾隆时期檀萃在《滇海虞衡志》卷十三《蛮志》列了十四种彝族先民的不同支系：白罗罗、黑罗罗、撒弥罗罗、妙罗罗、阿者罗罗、干罗罗、鲁屋罗罗、撒完罗罗、海罗罗、阿蝎罗罗、葛罗罗、罗婺、摩察、罗面。这十四种彝族先民的分布即为滇川黔桂彝族的分布。滇西彝族一直为人们不认可，认为他们和彝族不同，不是彝族。五十年代，刘尧汉先生用扎实的民族学材料证明南诏王族为彝族先民罗罗人。而檀萃早在清代即认为滇西彝族是彝族的一部分。“摩察”最初是大理地区巍山彝族先民。《云南通志》引清《职贡图》：“摩察，本黑罗罗之苗裔，而种类各别，今武定、大理、蒙化三府皆有之，居处与黑罗罗同。”“摩察”为巍山旧称“蒙舍”的方言汉字记音，后演化为部分罗罗人的民族自称。檀萃第一次用“罗罗”概称滇川黔桂彝族先民不同支系，包括滇西彝族先民。

其实，罗罗自元代后也成为许多地方彝族先民的自称。凉山彝族诺苏支系是自我认同感最强的彝族支系，诺苏支系用族内婚来保证自己的血缘纯正。就连诺苏支系历史上自称罗罗的也不少。刘尧汉先生说：“在凉山彝族系谱的历代祖名中……罗罗是古侯、曲湼两兄弟的曾祖。这两兄弟分衍出的历代祖先中，也还有罗罗为名的。例如，曲湼黑彝比祖氏族中的‘倮罗支(亚氏族)’(民国《西昌县志•夷族志》)，它以罗罗(倮罗)即本氏族的共祖名作为氏族名称。”川滇彝族先民中以“罗罗”为人名、地名的不少。“熟悉凉山彝族典故的老州长瓦渣木基同志说，他们凉山彝族在三代以前曾自称‘罗罗’。罗罗既然曾经是凉山彝族的自称。”［12］“罗罗”这一彝族先民的自称本来是一个美好的称呼，正当罗罗这一称呼很有可能成为彝族的族称时，发生了变化。清代彝族先民多次起义，特别滇西哀牢山彝族李文学起义反清后，罗罗受到清政府的残酷镇压，统治者直接将彝族先民称之为“砍头罗罗”“野人罗罗”“蛮子罗罗”“死罗罗”“鬼罗罗”等，“罗罗”这一称呼演变成一个污蔑性的称呼。罗罗的故乡巍山彝族罗罗人也不敢以“罗罗”为自称，而改为用地名巍山旧称“蒙舍诏”的“蒙舍”——“摩察”等为自称。

注释

［1］刘尧汉《明代彝族女杰奢香》序，余宏模《明代彝族女杰奢香》，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1页。

［2］胡庆钧《明清彝族社会史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8～11页。

［3］余宏模《明代彝族女杰奢香》，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30页。

［4］王明贵、王继超《水西简史》，贵州民族出版社2011年，76～77页。

［5］王明贵、王继超《水西简史》，贵州民族出版社2011年，73～74页。

［6］王明贵、王继超《水西简史》，贵州民族出版社2011年，87、91页。

［7］刘尧汉《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一个典型实例》，刘尧汉《彝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80年，29~30页。

［8］余宏模《明代彝族女杰奢香》，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64页。

［9］张纯德《彝学研究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年，31页。

［10］何耀华《凤氏武定本未笺证》，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9页。

［11］何耀华《武定凤氏本末笺证》，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