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克阿优:普格县县名探源
摘要:关于“普格”是“普基”转音而得名的这个解释,看似非常合理,但仔细一推敲,似乎又不怎么妥当。众所周知,“普格”的汉语发音为“ꁌꇯ”(puge),但彝文书写上却是“ꁌꐘ”(puji)两字,而在日常生活中,“普格”用彝语发音的话,基本上被读作“ꁌꇡ”(pugai)。“普格”一词应该是因“普格寨”、 “普格场”、“普格讯”等官方置行政单位而得名,至于彝文上的“ꁌꐘ”(puji)只是一种彝文公文书写习惯上的用法而已。毕竟,清晚期,“日史普基”是“普格场”最繁华的地方,常有匪患,于是经常上呈的文公里经常提及“ꁌꐘ”(puji),不识彝文的人误以为“ꁌꐘ”(puji)就是“普格”的彝语名称,久而久之,就习以为常。
关键词:普格;阿都土司;嶲;越嶲郡;普格寨;普格场;普格乡
据《普格县志》记载,普格县隶属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位于凉山彝族自治州东部。普格,彝语意为山垭口下的草甸子,彝族群众称普基,普格即由普基转音而得名。
关于“普格”是“普基”转音而得名的这个解释,看似非常合理,但仔细一推敲,似乎又不怎么妥当。众所周知,“普格”的汉语发音为“ꁌꇯ”(puge),但彝文书写上却是“ꁌꐘ”(puji)两字,而在日常生活中,“普格”用彝语发音的话,基本上被读作“ꁌꇡ”(pugai)。这又是为何呢?
在百度上搜索“普格”,各种信息应有尽有,多如牛毛。经笔者梳理汇总得知,战国末至西汉,“普格”属邛都县(今西昌)。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111年)置越嶲郡,属益州,治所就设在今西昌市东南五里,辖15个县。此地距今普格县城只有70多公里,但只知“普格”归属于越嶲郡,而不知其名。
《新唐书·南诏列传》记载,公元756年,南诏与吐蕃联合出兵,攻入陷州(今凉山)。南诏王皮罗凤亲率一支兵马从姚州北上,攻下会同(今会理),在会同西置会川县。此役,大渡河以南一带尽归南诏所有,所以这场战争同样被写进《蛮书》。唐贞元十年,吐蕃兵败,南诏把大渡河河岸纳入自己的版图。
据《蛮书》卷一记载:“至会川,有蛮充刺史,称会川都督。”据查,会川都督府成为南诏在会川区域的军事和行政管理机构。后来,南诏攻入邛都,置越嶲郡,治所在邛都西南五里,应该是建在汉代的越嶲郡旧址上。当时,“普格”为阿都训,隶建昌府,属剑南道嶲州。也就是说,“阿都训”应该就是“普格”目前为止有迹可循的最早写入史册的地名。
在《后汉书·西南夷列传·注》中记载,“嶲”是西南夷的一个部落,部落名叫嶲或昆明。他们喜欢编织头发、跟随牲畜移徙生活,没有常住的地方,也没有部落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而《北史》上提及“嶲”人具有尚黑的文化习俗,所以当时被称为“乌蛮”,于是“乌蛮”也就成为了“嶲”人的别称。《北史·周法尚传》载曰:“嶲州乌蛮反,诏法尚便道讨击破之。”
据《西昌县志》记载,嶲州,梁武帝大同三年(公元537年)所置,治所在今西昌市。如果《北史》记载无误,那么,“普格”的土著民族有可能就是“嶲”或与“嶲”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另外,据《旧唐书》记载,唐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掠地至大渡河南岸,至此,南诏占大渡河以南嶲州全境,命名建昌府,移乌蛮实台登城(今泸沽镇)。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不难发现,此“乌蛮”与彼“乌蛮”是两个种族,只因在唐以前,今凉山境内的土著民族崇尚黑色文化而被误成为“乌蛮”,正确地说,“嶲”才是西昌和普格等地的土著。而“嶲”在南诏乌蛮迁入泸沽后,有可能逐渐被后来的乌蛮取而代之。
宋朝,“普格”仍隶建昌府,但此时,南诏逐渐衰亡,建昌府属于大理的建制,只是《宋史》也没有注明“普格”具体叫什么。
元世祖中统三年(1262年),建昌府自立,“普格”脱离大理的束缚。乌蛮部落兰支逐渐壮大,大首领建帝反元,阿都部酋长纳空积极响应。元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纳空战败,其子耶吻在“普格”授封土千户,相当于现在的正厅级干部。元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落兰部建都之女沙智降元皇子奥鲁赤,封万户,赐虎符。“普格”被升为军民总管府。
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罢府为路,落兰部阿都支可谓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为里州土知州,相当于现在的西昌市委书记,属建昌路,治所在昔郎甸。
这个昔郎甸具体在哪里呢?《元史·西南夷志》上说:“里州,距建昌府400里,蛮夷语昔郎甸……”据《西昌县志》记载,昔郎甸,彝语叫“舍洛洛达”,有些文献记载,里州的治所在今布拖县特木里镇。显然,这是错误的。因为布拖境内没有叫昔郎甸的这个地名,更没有叫“舍洛洛达”的地方。而普格县西洛镇,从古至今,被称为“色洛拉达”,于是,普格县科协主席吉泽吉浩认为元史里提及的“舍洛洛达”应该就是色洛拉达。西洛镇洛乌乡洛乌乃坚就有一个古遗址,若吉泽吉浩的猜测是对的,那么有可能是地方官员在书写上的误笔所致,错把色洛拉达写成“舍洛拉达”。
明初袭元制,却把建昌府改为四川行都司,“普格”仍为里州,属建昌卫军民指挥使司。
所以从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起,“里州”这个地名才真正被写进史册,这就是“普格”的前身,属云南行省罗罗斯宣慰司建昌路。
公元1364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大明一统天下后,把元朝的“路”改为“府”,以税粮多寡为划分标准。粮廿万石以上为上府,廿万以下十万以上为中府,十万以下为下府。“普格”的军事地位日渐明显,所以置普格寨,属四川承宣布政使司、四川行都司建昌卫。也就是说从明代开始“普格”一词正式“亮相”历史舞台。故“普格”是“普基”转音而得名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
据《明史·地理志》记载,明代一共有2京、13布政使司、16都司、5行都司、2留守司、140府、193州、1138县。此外,还设置了介于省和府、县之间的行政单位:“道”。而“道”作为省与府、县之前的“桥梁”,又分为“分守道”和“分巡道”两种。而根据《明史·兵志二》记载,明有卫493,所359。
在军事上,卫所制是明代独创的一种边塞重镇防御体系。卫指挥使司简称“卫”,一般统领5000户所5600名将士,由都督统一指挥,下设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官。
根据明朝的兵制规定,卫所内需修建的堡寨堡寨及配置兵员。《明史》记载:“在五、七屯或四、五屯内,选择便利之地修筑一大堡,堡墙高七八尺或一二丈不等,堡城四面开八门以供军民出入;近屯辎重都集中于大堡之内。每大堡设堡长一人,屯堡一人;小堡只设屯长一人。大堡设有守备、操守、防守等官,小堡设防御掌堡官或总旗。”
若“屯”是明朝地方上最小的行政建制的话,那么“寨”就相当于现在的“村”,由此来看,明朝设置“普格寨”时,“普格”常驻人口应该不会超过3000人。
据《清史稿》(卷五百十三列传三百)记载,清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阿都部首领结固交出元朝颁发的土千户印归附朝廷,授封阿都正长官司,俗称“阿都土司”,彝语称“阿都兹莫”。康熙四十九年(公元1710年),阿都土司慕枝为招抚案内,授阿都宣抚司,颁给印信号纸。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阿都土司聚姑擒献凶首,复授阿都正长官司,其妻赊别授阿都副长官司,改建昌卫为宁远府,普格阿都正副长官司均属宁远府,同时,在“普格”设普格寨。从乾隆时期,外地汉民陆续迁入“普格”,嘉庆年间,置普格场,道光五年,设普格讯。光绪二十年(1897年)在普格寨设警佐一员,宣统元年(1909年)宁远府把府移驻普格寨。宣统二年(1911年),组建普格乡,属西昌县管辖。
值得一提的是到了清晚期,四川境内的“场”已经成为县以下实际上的行政层级。在各地知县在测绘里甲舆图呈送朝廷时,用“|”作为各“场”交界线,红“|”线系每场(团保)分局交界处,每甲以尖角旗为识。由此可见,在县与场之间,虽有里、路、乡等更大的区域划分单位,但都已经名存实亡,由此可以推断出“普格场”已经形成了独立的区域经济和财政意识,成为行政实体,下辖团保牌甲,上应厅州县衙,常驻人口应该超过万人。故而宣统二年在普格建乡也就不足为奇。
翻阅清史,晚清时的四川在行政过程中,“里、甲”实质上只有标识作用,县衙之下已经是“场”,各场之间已形成了历史认同和“疆域”界限。而西昌知县频繁前往普格“查场”,实则就是对普格场行政地位的一种认可。
阿都土司都显贵一人兼两职后,在“普格场”的基础上建立了“内八场”和“外七场”。三山两沟里,乡场多了,盗匪抢场夺乡自然便宜行事,甚至“赶场”也成为盗贼行事的代名词。可以说,由“普格场”为中心的日史土目一支在盗贼掳掠猖狂的时候,抵住了外来压力,体现出了基层行政单位的承载治安功能和内部动力,驻地“日史普基”逐渐威名远播,被世人所知。
甚至,民国元年(1912年),在普格设县佐一员。民国三年(1914年),把普格阿都土司辖区划为西昌县的分县。但是,关于“普基”的由来,笔者猜测,都定臣四岁继位,随后官娘娘(阿都莫阿来)与四太太(阿尔莫阿牛)争印,鱼水土司衙门被洗净一空,至此,阿都土司管辖内匪患无穷。阿都土司都定臣被李家钰杀害后,“普格场”依旧还是官方的一个行政单位名称,而“日史普基”只是一个日史土目的驻地。
从地理位置和现存的文献资料上分析,“普格寨”、 “普格场”、“普格讯”等最先应该建在今红军树村一带,民间俗称“日史丁子”。经查,今普格县城所在地这块山涧沟谷里,因蚊虫横行,无人居住,自然成为了土匪藏身之所。所以,笔者猜测,日史土目为了地方治安上的考虑,清雍正年间在此建立了“日史普基”,但只是一个关卡而已,因为当时的“日史”就是清宁远府48马头之一,所以包括清史在内的所有史记中查不到“日史普基”这个地名。
另外,有一些专家用 “尼卫尔寸黑,木古阿支日”的民间谚语作文章,把“日史”家列为“尼卫”,突出“日史普基”的历史作用,来否定“日史普基”的地名是近代产物的客观事实。
1950年3月25日,普格解放,设治局属西昌署辖,1952年普格由西昌专区划归凉山彝族自治区,同年正式成立普格县人民政府。1960年初与布拖县合并,县政府驻地布拖。1962年底分县,重建普格县,县政府驻地普格场(今普基镇)。据阿什老轨回忆说:“当时,布拖大礼堂挂的条幅上写着‘普格县人民大礼堂’。”
综上所述,日史普基中的“普基”彝语古意上,指“山垭口下的草甸子”,而“普格”绝非是从“日史普基”转音而来,毕竟“阿都训”的存在,跟明朝建立“普格寨”时,与“日史”家被命为48马头之一,还隔着一个朝代,此两件事不能相提并论。而普格寨中的“普格”被民间不懂汉文的人读着“pugai”,以讹传讹,那是情有可原的事情。
有人信誓旦旦地搬出《史记》来说事,但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只记载:“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虽小,最宠焉……西南后揃,剽分二方,卒为七郡。”从始至终,没提到“普格”,更没有提到“日史普基”。故此,“普格”一词应该是因“普格寨”、 “普格场”、“普格讯”等官方置行政单位而得名,至于彝文上的“ꁌꐘ”(puji)只是一种彝文公文书写习惯上的用法而已。毕竟,清晚期,“日史普基”是“普格场”最繁华的地方,常有匪患,于是经常上呈的公文里经常提及“ꁌꐘ”(puji),不识彝文的人误以为“ꁌꐘ”(puji)就是“普格”的彝语名称,久而久之,就习以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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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赵尔巽主编《清史稿》,北洋政府编修,1927年版。
2. 《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概况——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
3. 唐代樊绰编著《蛮书》。
4. 且萨乌牛:《彝族古代文明史》,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
5. 汉代司马迁撰《史记》(简体字本版),中华书局,2005年3月版。
6. 《普格县志》,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9月版。
7.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60年版。
8. 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9. (南朝·宋)范晔撰,(唐)李照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
10. 《太平广记》,中华书局,1961年版。
11. 易谋元:《彝族史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作者简介:吉克阿优: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彝族打工诗人,1985年生于四川普格县,政协普格县第十四届委员会委员,工人诗人纪录片《我的诗篇》六个主人翁之一。凉山州作协理事,凉山州评论家协会会员,普格县作协副会长,普格县彝学会会员。获得“浙江省农民读书征文比赛”一等奖及“非常梦想——四川省第四届届川渝首届农民原创文艺作品大赛”诗歌一等奖等五十多个文学奖项。作品散见《诗选刊》《工人日报》《凉山文学》《中国青年报》《中国新闻周刊》《嘉兴日报》《工人日报:文化周刊》《解放日报》《北京青年报》《新华每日电讯》《新华日报》《文汇报》《新京报》《北京日报》等百家报刊以及被《四川卫视》《凤凰卫视》《旅游卫视》《云南卫视》《平湖电视台》等多家媒体报道过,参加过2015年《鲁豫有约》《冷暖人生》《与梦想同行》等电视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