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彝学百年研究综述
关键词：贵州；彝学；研究历史
基金资助：国家民委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彝学研究中心资助项目“贵州彝学学术史研究”；项目编号：YXJDY1715。
一、引言
彝族是个古老的民族，同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其他民族一样，经历诞育、分化、交融的过程，彝族先民创造的历史文化是中华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时代的发展，彝族历史文化在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得到不断繁荣和发展，其所蕴藏的优秀文化内涵和精神特质，深深植根于彝族人民内心，“凡益之道，与时偕行”，包含着深沉的精神追求和最根本的精神基因。文字与典籍密不可分，彝族是具有自己成熟文字体系的民族。从全国的分布看，贵州的彝族古籍文献藏量最多，尤以贵州黔西北为中心，从而为贵州彝学研究提供了丰富扎实的原始资料。彝学研究“从学科意义上而言，彝学研究不是一个自主独立的学科，是利用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来对彝族进行综合性的研究。”[1]彝学研究内容非常广泛，涉及到彝族的族源、历史文化、语言文字、宗教、风俗、天文地理、文学艺术等。“彝学在不断发展后，成为民族学、中国文学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最后发展成为有人才培养专业、专门研究对象、任务的一门人文社会科学。”[2]贵州作为彝学研究核心区之一，彝族先民世代生活在这里，建立过很多地方政权，有卢夷国、夜郎国、罗甸国、罗殿国等古代方国。这里有体制由定格到完善后连续不断沿袭了1474年的水西政权。彝学专家王明贵先生在《论水西政权在彝族历史上的地位》一文中认为：“水西政权几乎与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相始终。”凸显了贵州彝学研究依托的深厚文化底蕴和鲜明的地域特色，反映了贵州彝学研究历史的个性特征和始终走在全国前列的研究水平。
明代编纂的《华夷译语》等工具书，就把古彝文收入其中。《华阳国志》、《大定府志》等地方志中对古代彝族的生产生活、语言文字、风俗礼仪等有了记述。这些对当时的彝族历史、政治、军事、社会、生活等的简略记录和描述，还不能完全与今天的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中对彝族的研究相提并论，属于线性概括和描述，研究尤为薄弱。学界大多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是彝学研究的肇始。如《近百年来彝族史研究综述》（白兴发）、《彝学研究：成就、形势与创新发展》（白兴发）、《略伦彝学的形成与发展》（朱崇先）、《论彝学的概念、学科归属及其他》（王明贵）、《现代彝学的建立与学术转型——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彝族调查材料为中心》（李列）等均对中国彝学的概念、取得的成就以及彝学研究现状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学界对彝学研究历史的分期一般分为三个时期，第一阶段，即20世纪初是彝学的开创期（1911年至1949年）；第二阶段，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进行深入调查后明确了彝学研究所面对的历史和现实问题；第三阶段，改革开放后，彝学研究进入崭新阶段后全面铺开，这时期的彝学研究成果显著丰厚。
二、国内贵州彝学研究
（一）19世纪下半叶至新中国成立
早期贵州彝学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是安健和余若瑔（余达父）。1911年，贵州省辛亥革命先驱安健，在《地学杂志》发表了《贵州土司现状》一文，1928年9月，他又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上发表《贵州民族概略》[3]，率先向国人介绍了当时贵州的民族概况，包括彝族状况。与安健同一时代的余若瑔，留下了研究彝族的历史变迁考释《且兰考》一书（上下两卷），这也是他对彝学研究的重要贡献之一。20世纪30年代，由我国著名地质学家、学者丁文江先生主编，罗文笔先生翻译整理的《爨文丛刻》，共收录《千岁衢碑记》、《说文<宇宙源流>》、《帝王世纪<人类历史>》、《献酒经》、《解冤经（上卷）》、《解冤经（下卷）》、《天路指明》、《权神经》、《夷人做道场用经》、《玄通大书》、《武定罗婺夷占吉凶书》等11部彝文古籍，并初创了一套较为科学的“四行对译”法，后经改良一直沿用至今，这是新中国成立前唯一正式公开出版的彝族古籍文献整理成果，拉开了彝族古籍文献研究的序幕。自此，彝族古籍文献的搜集、整理、翻译、研究成为贵州彝学研究的一条学术史脉。
1937年由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私立南开大学南迁至湖南设“长沙临时大学”，于1938年又西迁至昆明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西南联大的师生们身处国难之际，抱着学术救国的理想，在艰难的条件下投身到西南地区，尤其被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深深地吸引。其中罗常培、李方桂、高华年、袁家骅、傅懋勣、聞宥、吴泽霖、马学良等，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为彝学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深入到云南、四川、贵州等地的彝区，对彝族的社会历史、语言文字等进行调查研究，在调查的基础上，对彝语语音、语义、语法、词汇等进行比较研究，留下珍贵的调查资料，形成了一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如《倮文作斋经译著》（马学良，1946）、《撒尼彝语研究》（马学良，1951）、《彝语语法研究》（高华年，1958）、《阿细民歌及其语言》（袁家骅，1953）等，这些成果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公开出版和发表。历任大夏大学（1937年由上海西迁贵阳）和西南联大教授的吴泽霖，与时任大夏大学教授的陈国钧等，在抗战期间对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发表一系列论作。汇集成研究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文化的论文集《贵州苗夷社会研究》（吴泽霖，陈国钧等著），于1942年作为大夏大学“苗夷研究丛刊”之一种由贵阳文通书局印行，2004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此书“涵盖贵州少数民族地理分布、社会经济、文化教育、风俗习惯、语言等。本文收集的论文绝大部分是作者亲自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作民族学田野调查的成果，因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4]另外，中山大学教授杨成志《罗罗文的起源及其内容一般》（1930）、《罗罗族巫师及其经典》（1931）、《西南民族的研究》（1932）、《中国西南民族中的罗罗族》（1933）等，是中国早期的民族学田野考察成果。
（二）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夕
1.社会调查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非常重视有关少数民族研究工作，发出了“要把全国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调查清楚”的指示。开始进行民族识别和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开展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党中央还专门派遣了民族访问团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就曾于上世纪50年代，先后两次到贵州进行民族识别和民族研究工作，他发现彝族地区蕴藏丰富的彝文古籍及其价值，促使了彝族古籍文献的重要性成为广泛共识。这一时期，在国家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民族文化调查。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之《黔西北苗族彝族社会历史综合调查》（贵州省编辑组，1986），“这是1959年由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和贵州民族研究所为苗族社会历史资料而共同调查的。调查地点都是苗族、彝族和其他民族杂居地区。”[5]此书共收录了《黔西县石板、金坡两乡苗族、彝族社会历史综合调查》、《威宁县龙街等地解放前苗族、彝族社会历史综合调查》、《威宁县法地区东关寨和别色园子解放前苗族、彝族社会经济综合调查》等三项调查内容，后经整理于1986年正式出版。调查地是贵州省黔西北地区苗族、彝族相对集中的居住地，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艺术等，对研究苗族、彝族等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2.彝族古籍文献翻译整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地质学家丁文江先生在云南、贵州一带搜集了11种彝文古籍，整理成《爨文丛刻》于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代表了当时彝族古籍文献整理研究的最高水平。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迫切希望对丰富的彝文古籍进行普查和整理、翻译，专门的科研机构就应运而生。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力的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今为“毕节市彝文文献翻译研究中心”下同)，于1955年成立并组建了翻译整理人员。自此，贵州彝学研究开始了以彝文古籍翻译整理为主线，有组织的开展彝文古籍搜集、整理、翻译工作，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55年至1966年间，翻译了《西南彝志》、《六祖纪略》、《水西全传》、《水西制度》、《水西地理城池考》、《吴三桂入黔记》、《阿哲乌撒兵马记》、《天经地纬》、《精灵论》、《泸祖论》、《笃慕史记》、《洪水泛滥史》、《洪水前后轶事》、《德施氏史略》、《德布史略》、《水西安氏谱》、《母系史》、《安氏远祖考》、《猿猴做斋记》、《奴仆纪略》、《人类史详论》、《德布氏谱》、《天仙世纪》、《阿哲后裔迁移考》、《寻药找医》等25部，共52卷彝文古籍，译文80余万字。其中，《西南彝志》（原名《哎哺啥厄》共26卷），被誉为彝族的“百科全书”。该书从开天辟地写起，全面地记载了西南彝族长达数千年的历史。对彝族先民的物质、精神生活等各方面都有所描述，同时还对彝族各支系，以及当地其他各兄弟民族的历史均有相关记载。“由清浊二气发展变化产生哎哺，哎哺产生万物的观点，是彝族先民哲学的基本观，也是全书的核心理论”。[6]这一时期的贵州彝学研究以对彝族古籍文献的搜集、整理、翻译最为突出，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和研究成果。
（三）改革开放以来
1.社会历史调查研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贵州民族调查研究工作得到恢复并迅速发展，彝学成果不断涌现。相关机构纷纷把以前的研究成果和资料，汇编成册或公开出版。调查完稿于1959年的《黔西北苗族彝族社会历史综合调查》于1986年公开出版。贵州省有关民族机构汇编了多套（册）重要的民族调查研究材料，如：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汇编《民族研究参考资料》，此刊物从1980年开始汇编，至1983年共汇编印行了二十余集。包括社会历史调查报告，古籍文献摘抄，民间传说、故事、诗歌，专业研究人员和业余爱好者论著及有关民族资料等内容。贵州省志民族志编委会汇编的《民族志资料汇编》，其中第8集是彝族专集，涉及彝族的社会、文化习俗、古籍整理、文献译著、文学集锦、谱牒辑要、国外译著等内容，于1989年印行。由柏果成和余宏模编，贵州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铅印成册的贵州少数民族研究丛书之《贵州彝族研究论文选编》，于1985年印行。
1983年，在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和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的共同努力下，以“六山六水”作为主题的民族综合考察工作，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调查研究。这是对贵州少数民族最系统，规模最大的社会历史调查工作，调查成果共编印了24本文集，前10集为综合调查。其中，第1集为《月亮山地区民族调查》，第2集至第10集为《贵州民族调查》，后14集是包括民族传统精神文明、民族地区脱贫之路、民族与宗教问题、民族文化、民族妇女等为主题的专题调查。因调查成果体量大，为便于读者阅读和引用，按民族类别分为：苗、布、侗、土、彝、水、仡佬等8卷，还有2卷为《贵州六山六水民族调查资料选编》（民族理论与政策、民族经济卷）和《贵州六山六水民族调查资料选编》（民族语言卷）等10卷。其中《贵州六山六水民族调查资料选编（彝族卷）》共收入调查报告41篇，70余万字。均于2008年由贵州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六山六水”民族调查中的乌蒙山和北盘江、乌江“一山两水”彝族调查有百万余字成果，极大丰富了贵州彝族社会历史的田野调查资料，推动了贵州彝学调查与研究的进程。
2.彝族古籍文献翻译整理研究
由于历史原因，彝文古籍整理工作中断了整整十年时间。1977年，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得以恢复并被批准为常设机构，彝族古籍文献翻译整理工作重新步入正轨。根据国家民委“[79]341号文件”中专门针对彝文古籍整理作出的指示以及“[82]179号文件”中“少数民族古籍目前亟待抢救、搜集整理和研究”的倡导。彝文古籍整理工作得以继续，并且先后陆续翻译整理出版了《宇宙人文论》、《彝族源流》、《物始纪略》、《奴仆工匠记》、《洪水与笃米》、《指路丛书》、《古代医术》、《彝文金石图录》、《彝文典籍目录·贵州卷（一）》、《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贵州彝族卷（毕节地区）》等一系列成果。一批成果获得了中国民族图书奖和省级社科优秀成果奖等各级各类奖项。其中，《彝文典籍目录（贵州卷<一>）》，是为了落实国务院办公厅于1984年4月19日转发国家民委《关于抢救、整理少数民族古籍的请示》中“对已经集中保存的民族古籍要做好编目整理工作”的要求。由贵州省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搜集整理出版，是全国民族古籍重点科学研究项目，此书的编撰和出版是史无前例的。毕节地区彝文古籍工作者们在‘救书、救学科’的历史使命下，在搜集整理数千册彝文古籍和通读研究四千多册的基础上，完成了编译任务。[7]收录的1270册彝文古籍中包含哲学、政治、军事、经济、彝文字典、教育、天文、历法等内容。该书先后获得了贵州省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国家民委、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发的第三届中国民族优秀图书一等奖和国家图书提名奖等多项荣誉，是彝文古籍整理必备的大型工具书之一。《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彝族卷》编写出版，是国家民委“十五”期间确立的组织编纂《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重要工作之一，1997年由国家民委正式立项。2007年，《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正式列入《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由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主持进行编目登录，完成条目2900余条，并对其内容按全国统一标准进行科学分类，根据彝文文献自身的特点，将所登录的古籍条目分为丧祭习俗、祭祀祖宗、历史谱牒、天文历法、教育文献、其他等十四个类别。另外，收藏于贵州省内各有关国家收藏机构的《彝族源流》、《摩史诺沤苏》、《宇宙人文论》、《玄通大书》、《扯勒丧仪经》、《那史释名经》、《水西彝族解冤经》、《彝史辑录》、《物始纪略》、《婚姻史话》、《择期书》、《播勒对歌记》、《摩史叙史录》、《水西制度》等，先后被收录进《国家珍贵古籍保护名录》中，成为古籍中的“国宝”。
古籍研究方面的主要论著有《贵州彝文古籍整理翻译研究》（陈光明，李平凡），此书主要对明清以来的贵州彝文古籍的收藏整理等状况进行综述和学科分类；着重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贵州彝文古籍的整理、翻译、出版等做了梳理并就整理的科学化和规范化等问题进行阐释。还有《彝文古籍整理与历史文化研究》（王继超）、《黔西北彝族经籍研究》（王明贵）、《彝族古籍释名集》（王云权）、《黔西北濒危彝族钞本文献研究》（张学立）、《贵州少数民族古籍研究》（陈乐基）、《黔彝古籍举要》（陈世鹏）等，从不同角度对彝文古籍进行研究。论文研究成果主要有《贵州彝文典籍翻译工作的历史现状》（余宏模）、《<西南彝志>中朴素的自然观》（陈世军）、《<西南彝志>的宇宙观试探》（冯利）、《<西南彝志>关于马的科技与文明记述研究》（王明贵）、《从<西南彝志>看彝族先民哲学思想和文化观念》（王光荣）、《黔西北彝文古籍及其文献价值》（东潇等）、《贵州彝文文献<土鲁窦吉>中“哎哺”浅析》（杨雯等）、《从贵州彝族医学文献<启谷暑>看彝族“医药”文化特色》（朱国祥等）、《贵州彝文文献翻译史研究》（印金成）等。
3.语言文字研究
贵州彝语文字、词（辞）典等工具书编纂工作开始较早，1978年开始，由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早期编写的《彝文字典》（1978）、《彝汉常用词语》（1978）、《彝语千字文》（1982）和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编写的《贵州省彝文试用课本》（1983）等油印本印行使用，至今已经编纂正式出版了《彝文识字课本》（1984）、《简明彝汉字典（贵州本）》（1991）、《赫章彝族词典》（2002）、《贵州六盘水市彝族辞典》（2002）、《威宁彝族辞典》（2009）、《通用彝文字典》（2016）等重要的彝语文工具书。其中《简明彝汉字典（贵州本）》是第一本公开出版具开创性的彝汉工具书。《彝文识字课本》是贵州第一本公开出版兼工具书、课本性质于一体的彝文识字读本。还有的是滇川黔桂省（区）合作编纂的，如《中国彝族大百科全书》、《滇川黔桂彝文字典》、《滇川黔桂彝文字集》等，是滇川黔桂四省区彝族语言文字综合研究成果。语言文字研究主要论著有：丁椿寿的《彝语通论》、《彝文论》两本著作，这是研究彝族语言和文字的姊妹篇。“《彝语通论》除获得国内外语言学界同行的较高评价外并被作为填补我省民族语言研究一项空白的科研成果载入1986年《贵州年鉴》。”[8]王明贵的《韪书编年史》，从先秦时期疑似古彝文的刻画符号开始，对各个朝代和时期的彝文书法进行了系统梳理，对书中所展现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书法作品进行了分析鉴赏。还有丁椿寿著《黔滇川彝语言比较研究》，张和平主编论文集《彝语文集》，王子国著《彝文字释》，王正贤、张和平著《贵州彝族语言文字》，车明旭主编《彝汉双语语汇·盘县次方言》《盘县彝语地名考释》，柳远超著《盘县次方言彝语》等彝族语言文字研究成果。论文成果主要有《贵州古彝文与汉古文字比较研究》（金瑞）、《贵州彝文与古文字象形文字的渊源》（文朝敏等）、《贵州古彝文书法研究》（姜枫等）等。“编纂彝文各类辞书，不仅保存了珍贵的语言文字，同时在珍视祖先优良传统，弘扬民族文化方面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9]对彝语文学习、教学、科研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4.古彝文信息化研究
进入信息化时代，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化工作备受关注，国家教育部、民委、语委、工信部等相关部委大力推进，贵州省有关高校和研究机构积极开展工作。由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原毕节学院）彝学研究院承担的“古彝文整理及计算机输入软件”项目，获得教育部、国家语委立项，经过多年的研发，结题时建立了5千多个常用字的古彝文字库。这些彝文字是至今仍在彝文古籍以及滇川黔桂广大彝族同胞中使用的活的彝文字，有其广泛使用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经过后续的补充和完善，目前，已将古彝文扩充到了1万多字，就字库里的古彝文对《西南彝志》、《彝族源流》、《物始纪略》、《宇宙人文论》等彝文古籍录入检验，已基本涵盖了彝文古籍中的所有彝文。这套彝文输入法软件以“贵州传统彝文输入法”命名，已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版权局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此输入法软件，结合了科学有效的彝文编码方案，能实现贵州地区传统彝文的输入功能，对彝族文化特别是彝文古籍的信息化以及文化传播，对彝文的规范化、信息化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实用价值和深远影响。彝文信息化研究论著成果主要有：吴勰等的《贵州彝文计算机编码输入方法设计与实现》、《贵州古彝文编码字符集构建》、《贵州彝文信息技术研究概述》等研究成果。目前，贵州省民委、贵州民族大学、贵州大学等政府机构和高校科研院（所）也十分重视彝文信息化工作，其研究取得一定的成绩。
5.文学艺术研究
彝族文学中的史学、诗学占比较重，可以说大多彝族古籍文献都是用诗歌写成的。贵州彝族文学研究成果丰硕，极具代表性的人物有：王子尧、王继超、王明贵、何积全等。由康健、王子尧等编著的《彝族古代文论》，是从彝文古籍中翻译、整理出来的文艺论著。整书包含十二篇文艺论著，内容主要涉及文艺的起源、社会功能、创作过程、内容和形式等一系列文艺理论问题。“历史学家可以从中看到民族的历史；哲学家可以从中看到民族哲学；社会学家可以从中看到民族地区的社会生活；作家艺术家可以从中看到人民的艺术才华。”[10]王子尧翻译，康建、王冶新，何积全整理相继出版的《彝族诗文论》、《论彝诗体例》、《论彝族诗歌》三部著作，比较完整地反映了彝族古代独特的诗学理论。王继超等搜集、翻译整理出版的彝族咪谷丛书《曲谷走谷选》、《曲谷精选》、《阿买垦》、《益那悲歌》等，都是比较优秀的彝文文学作品。王明贵在彝族文学方面，尤其对彝族三段诗研究颇深。有《彝族三段诗研究·理论篇》、《彝族三段诗研究·诗选篇》、《彝语诗歌格律研究》、《彝族传统诗歌研究》（合著）、《彝族传统经籍文学研究》（合著）、《黔西北文学史》（上卷）、《贵州世居少数民族文学史·彝族卷》等论著，“在彝族文学、彝族历史、彝族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是相当丰硕的，为贵州彝学、中国彝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1]其他还有何积全的《彝族叙事诗》、《彝族古代文论研究》，母进炎等主编的《黔西北文学史》，肖远平著《彝族“支嘎阿鲁”史诗研究》等文学研究成果。论文成果主要有：王明贵等的《论贵州彝族历史文化对文学发展特征及其规律的影响》、《贵州彝族文学的分期、分类及文本存在状况》、《论现当代贵州彝族文学翻译》、《生态批评视域下的贵州彝族民间文学研究》（应靖）等。艺术研究成果主要有陈长友、王继超主编《黔西北彝族美术：那史·彝文古籍插图》、《彝族美术·黔西北民间工艺美术辑》，杨洪文编著《贵州彝族传统美术文化》，安文新编《贵州彝族回族白族歌谣选》，陆刚主编《撮泰吉调查研究文集》，李红友主编《撮泰吉根源》等（“撮泰吉”是流传于威宁县板底乡曙光村的彝族古戏，是一种独特的艺术表演形式）。论文主要有胡家勋的《贵州彝族名额的“色块”及其成因》、《古彝文文献中的乐舞史料钩沉》、《贵州彝族传统情歌（曲谷）的音乐特色》（陈然、雷睿）、《贵州彝族音乐文化的现代性传播与重构》（蔡晓静）等彝族音乐研究成果。还有的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作为内部资料印行的非常宝贵、重要的文艺资料，如贵州省群众艺术馆编《贵州彝族民歌选》，赫章县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编《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贵州毕节地区赫章县卷（彝族）》，贵州省民委编印的系列资料《民间文学资料》等都收录了很多彝族古歌、叙事诗等优秀的彝族文艺研究成果，是研究彝族历史文化，文学艺术的重要参考资料。
6.课题研究
随着贵州彝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高级别彝学研究课题不断得以立项。由原毕节学院张学立院长担任首席专家的“黔西北濒危彝族钞本文献整理和研究”，获得2012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先后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的有：王正贤主持“纸书彝文文献研究”（2004），柳远超主持“贵州彝族丧葬文化调查研究”（2004）和“贵州彝族神话调查整理研究”（2011），何积全主持“彝族古代文论研究”（2006），王子尧主持“彝族古代文艺理论”（2006）和“彝文古籍夜郎文化史料辑译”（2011），王继超主持“彝族诗歌格律研究”（2010）和“中国古代彝文谱牒整理与研究”（2014），王明贵主持“彝族传统经籍文学研究”（2012）“珍本彝文史籍《西南彝志》全26卷整理今译与研究”（2016），周凌玉主持“贵州彝族余氏土司作家群研究”（2012），柳爱江主持“贵州彝族仪式文学调查研究”（2012），蔡富莲主持“云贵川百部《彝族毕摩经典译注》研究”（2014），张德华主持“西南彝族毕摩口传经整理与研究”（2017），吴勰主持“语言接触视角下的贵州彝族语言使用现状及其演变”（2019）等。还有国家教育部、文化部、民政部等各部委，省、市（厅）、县等各级各类彝学研究课题和项目的立项。已由较为单一的调查、整理、翻译突破到对彝族历史文化、古籍文献、彝文信息化、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等方面进行多学科、多角度、多视野的纵深、系统研究，进而从中探索彝族文化所蕴含的深层次文化内涵和现实意义，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7.科研机构、学术研究会等平台研究
改革开放后，各类研究机构、专业学会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自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于1980年7月被批准为国家常设机构以来，彝文古籍的搜集、翻译整理工作成绩斐然。省内其他市、县（区）纷纷成立彝文翻译组或古籍办公室，积极投入到彝文古籍整理工作中。如六盘水市水城、六枝、盘县以及仁怀市，毕节市大方、纳雍、威宁、赫章等县，均成立彝学整理研究机构，对彝文古籍进行搜集、翻译整理并取得丰硕成果，如《夜郎同亭》（六枝）、《玄通大书》、《启谷署》（仁怀）、《水西历史经纬》、《水西十三仓库》、《彝文地理》、《指路经》（大方）、《支嘎阿鲁》、《阿诺楚》（威宁）、《彝族创世志》、《指路丛书》、《洪水史》、《夜郎史传》、《夜郎史籍译稿》（赫章）等彝文古籍翻译整理成果。还搜集整理了数十块彝文碑刻、摩崖等宝贵实物，有水城县搜集的立于清乾隆年间水西旁支后裔安氏祖坟《安氏墓碑》，大方搜集的汉代《济火记功碑》和明代《明成化钟》、《水西大渡河桥碑》、《新修千岁衢碑》、《中箐乡天宝村温老二墓碑》等，都是研究黔西北地区彝族古代、近代社会历史的宝贵实物资料。贵州民族学院（现贵州民族大学）于1985年恢复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招生，毕节师范学校、毕节学院（现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的民汉双语专业招生（彝汉方向），贵州毕节彝文双语职业学校等为贵州彝学研究培养大批人才；贵州省彝学研究会以及省内各市、县（区）彝学研究会的成立；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学报“彝学专栏”设立；各市、县（区）彝学会内部刊物等，都开展了彝学研究相关工作，可谓硕果累累。贵州省彝学研究会成立以来，以彝学专家、学者为主体，广大彝学研究爱好者踊跃加入，并创办《贵州彝学》（内刊）将成果不断汇集成册，尤其是禄文斌、余克、陈英、禄绍康、王继超等老一辈彝学专家对贵州彝学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1993年开始，学会连续公开出版了多集《贵州彝学》以及《跨世纪的彝学探索》、《彝学弘论》等彝学研究论文集。本世纪初开始，省内各县市彝学研究会也有论文集汇集成册或出版，如《贵州彝学通讯》、《毕节市彝学通讯》、《赫章彝学》、《纳雍彝学文集》等内部刊物也收录了很多彝学研究论著。贵州彝学研究已搭建起多层面研究平台，为贵州彝学研究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8.其他研究
贵州彝学研究领域非常广泛，内容丰富，成果丰硕。除本文所述古籍、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等方面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以外，还有哲学思想、历史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的研究论著，这里不再一一例举。
另外，还有一些由滇川黔桂几省（区）合作完成的彝学研究成果，如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彝语简志》（陈士林，边仕明，李秀清编著），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彝族简史》（《彝族简史》编写组），“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中国彝族通史》（中国彝族通史编纂委员会编纂；王天玺，张鑫昌主编）；滇川黔桂四省（区）彝文古籍协作会以及其他彝学专题学术会成果论文集收录的彝学研究成果，如《彝族文化研究文集》、《西南民族研究彝族专集》、《彝族古代文论研究》、《毕摩文化论》、《彝文文献研究》、《贵州彝学研究》、《彝族古文献与传统医药开发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滇川黔桂四省（区）毗邻县第二届彝学研讨会论文集》、《毕摩文化论文集》、《水西文化研讨会论文集》、《藏羌彝走廊彝族文化产业博览会文化高峰论坛论文集》、《支格阿鲁史诗传承利用研究》等彝学研究论著收录了很多贵州彝学研究成果。
近年来，《贵州彝学》、《跨世纪的彝学探索》（贵州彝学研究会）；贵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丛书·彝学”专题中的《早期传教士彝族考察报告》、《彝族的社会和文化》、《二十世纪汉学者彝学研究文选》、《余宏模彝学研究文选》、《当代彝族学者彝学研究文选》、《外国学者彝学研究文集》，丁诗建等编著的《明清彝文书法汇集》、《彝文书法字帖》以及《彝学研究》（张学立）、《陈英彝学研究文集》（陈英）、《贵州彝族制度文化研究》（王明贵）、《象征人类学视野下彝族丧礼文化研究》（余舒）、《水西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安荣祥）、《贵州西部彝族礼俗研究》（李兴秀）、《毕节彝族发展历史研究》（陈燕英）等彝学研究论著；中央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大学、贵州民族大学、贵州大学、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等高校学报以及《民族研究》、《贵州民族研究》、《贵州社会科学》等重要的民族学、社会学类期刊杂志，共收录了数百篇贵州彝学研究成果，多视角、全方位呈现了贵州彝学、中国彝学乃至国际彝学的研究概况。
三、国外贵州彝学研究
国外彝学研究始于19世纪下半叶，西方学者、传教士、探险者们纷纷踏入我国西南广大彝区，在探险和传教的过程中，对彝族的语言文字也大感兴趣，随后即深入到我国西南地区彝族人民的社会生活，对彝族语言文字、社会生活进行调查。法国保禄·维亚尔、亨利·科尔迪埃著有《倮倮语研究论集》、《若干彝部族词汇》、《法倮词典》、《法语彝语（阿西）方言词汇》、《倮倮——历史、宗教、习俗、语言和文字》等。1902年，日本民族学者鸟居龙藏在对我国辽东半岛以及台湾等地区进行调查后，来到湖南、贵州、云南等地进行为期数月的实地调查研究，主要对苗族和彝族等少数民族进行研究，并于1906年和1907年发表了《苗族调查报告》、《彝族的体质》。关于鸟居龙藏在贵州地区对彝族的调查情况有一些详细的记录：“1902年11月5日，他特地考察了关岭县红岩山上的古文字，专门写了《红岩山上的古代文字和彝族的关系》一节。”[12]“这期间，鸟居除考察自称明代移民后裔的‘里民子’（现称“穿青人”）外，还在郎岱厅城初次与“罗倮”（今彝族，原文为“玀猡”）邂逅”。[13]“鸟居在1926年发表的旅行日记——《从人类学上看中国西南》，如实地记录了世居我国西南的侗族、苗族、布依族、彝族、傈僳族、藏族等少数民族和明代进入贵州的汉族的生活文化实态。”[14]这个时期国外对贵州彝学的研究，虽然大多只是学者和传教士们对彝民族的体质、语言、文字和风俗文化等作调查和记录，但他们的记录有利于我们了解百年前西南少数民族同胞的生活状态和社会风貌，也为后来国内外学者对当时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宝贵的史料依据。20世纪30年代，受到战争影响，国外学者在这一时期对贵州彝族的考察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1985年由日本的坪井洋文博士率队在贵州彝族地区进行人类学调查，形成了《彝族的社会与文化》，原名《華南畑作村落の社会と文化：贵州省西北地区の少数民族を訪ねて》（《华南旱地耕作村落的社会和文化——访问贵州省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代表了国际学术界当时的彝学研究水平。1995年，美国华盛顿大学人类学教授斯蒂芬·郝瑞先生发起召开第一届国际彝学研讨会，他还主编了《中国西南彝族观》（Perspectives on the Yi of Southwest China）等著作，对彝学国际研究及其彝学研究的国际性对话平台搭建作出了重要贡献，彝学国际会议的举办对彝学进入国际视野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21世纪以来，贵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丛书·彝学部分”之《早期传教士彝族考察报告》（高尔迪埃.维亚尔，2011）收录了他们早期对西南彝区的二十余篇调研笔记。《国外彝学研究历史及现状之我见——浅析彝学研究的本土化、多元化与国际化》（王成平）、《彝文翻译史概要》（王昌富）、《法国彝学研究述评》（郭丽娜）、《国际学术视野中的当代彝学——21世纪以来的海外彝学学术史研究》（张德华）等彝学研究论文，均论述了国外彝学研究的成果和状况。
四、新时代贵州彝学研究思考
百年彝学研究，百年学术理路，百年时间隧道。贵州彝学研究历经百年，既在坚定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至高利益中得到发展，又在祖国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社会主义道路认同的过程中得到繁荣，取得了宽领域、多视角、多维度的研究成果，在彝文古籍翻译整理研究、彝族文学、历史文化、彝语文工具书研究等方面尤为突出，为繁荣和弘扬民族文化，为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了积极贡献。立足新时代，放眼新未来，彝学学科体系建设，彝学研究开放与合作、彝学协同与创新、彝学研究平台搭建、彝学基础性研究、古彝文信息化、彝文古籍文献保护传承、人才队伍建设、成果转化体制机制创新、彝学智库建设、彝学学术理论与方法、多学科融合、社会调查持续性等等问题仍需更加重视，使其在彝族历史、语言文字、哲学宗教、天文历法、文化教育、文学艺术、信息科学、翻译整理等诸多领域更加聚焦、更深层次、更富成效。彝族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瑰宝。卷帙浩繁的彝族古籍文献所蕴含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等作为优秀传统文化部分，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样，在民族层面、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贵州彝学研究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立足中国大地，拥有世界视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基因，加强对彝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加大正面宣传力度，通过学校教育、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影视作品、文学作品等多种方式，努力实现彝学研究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为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作出更大的贡献。
古老的彝族，还能有多少东西能在时代大潮中存留下来，也许不会有明确的答案，但我们可以尽力去为她留存一些有价值的文化，这就是彝 族 人 网的价值所在。原载：《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学报》2020年6期；文字来源：参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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