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春：20年痴迷彝族史及南丝路研究
邓海春
2021年5月，邓海春调离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到凉山州博物馆工作。临行之前，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的第三次改展刚刚完成，从2002年6月进入这里，整整19年的时光已经过去。回头遥望，那个青葱的身影仍然朝气蓬勃；穿越时空，在文博领域有一番作为的想法仍清晰可触。
细心的参观者注意到，新的展览结构和逻辑显得更加清楚。主持改展任务的邓海春思路明确，“就是要让观众看清楚历史脉络”。他说：“鉴于以往展示中文物跟内容对应不了的问题，这一次补充了很多细节，主要还是把最新的研究成果用起来，是思路在变。”
“我的成长和学术知识的积累，都是在这儿完成的。”尽管调整后工作仍然在文博，邓海春的话语间，仍隐隐流露出不舍的情愫。
学术研究属于慢工细活。今年50岁的邓海春想得明白：“未来十年是人生最黄金的时光，能做好一件大事就没有辜负热爱。”
邓海春主编的《南方丝绸之路上的民族与文化》，是南丝路研究一项重要的学术成果。
1 多学科办法研究“彝族史”
梳理自己的学术研究，邓海春把它归纳为两个方向：一个是民族史，一个是南丝路。
民族史，大的分类可分“世界民族史”“中国民族史”，目的是研究这些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分别处于各个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变化。“中国民族史”则是中国各民族历史的总称。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56个民族共同缔造了祖国的历史和文化。邓海春的学术视野，主要集中在彝族史。他的研究方法是，“专注地方史、口述史，从考古学来弥补。”他发现，“用历史学的传统方法来研究民族学，有很大的局限性；当中既有学科的局限，最大的问题还在于现有资料的缺失，根本谈不上什么积累，资料少得可怜。”他举例说明，“比如说‘乌蛮’是不是彝族的先祖的疑问，方国瑜先生早期讨论白族的形成时，明确提到‘乌蛮’‘白蛮’的记载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涵义，不能混为一谈。如果我们还在沿用以前的一些方法看待彝族历史，是梳理不出来的。”
由学术带来的困惑，考验着学者的学术钻研和治学态度，而学术总是在不断的发展中演进。邓海春犹记得，有一段时间他经常到凉山州博物馆去找刘弘交流，用他的话说“一吹就是一下午，很受启发也很受他的影响”。当时刘弘担任凉山州博物馆馆长，这位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高材生，堪称凉山州文博事业的“开拓者”，主持过西昌经久大洋堆遗址、安宁河流域战国至西汉大石墓等多项考古发掘，《川西南大石墓与邛都七部》《西南夷大墓的比较研究》等著述在业界颇有影响。
“历史学是依据，考古学是方法，民族学是路径，三个方面要综合起来搞。”邓海春读过大量的考古成果学术报告，发现“考古也有它的局限，有时候考古成果和你要的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得到十分的材料，只能说七分的话；当中有关联，但也有脱节”。直到接触人类学的专家，对人类学产生兴趣，思维才豁然开朗。他向庄孔韶、彭文斌、潘蛟等学者请教，阅读人类学经典著作。“拓宽了视野，用来提升学术认识。”邓海春坦言。
邓海春（前）在学术研讨会上。
2 南方丝绸之路上的探寻
邓海春的另一个学术研究方向，是南方丝绸之路。
南方丝绸之路是古代从成都出发，经过云南，跨越缅甸通往印度、中亚和西亚直至欧洲的一条陆上商道。这条古商道原本是一条民间的通商道路，始见于汉代的《史记》。汉武帝时曾派人至滇探访这条通往身毒、大夏的道路，终因种种原因而未能如愿。迄至东汉乃得以打通这条道路，使之成为一条官道，并一直延续到了现代。
关于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虽然发轫时间较早，但直到改革开放之风兴起，学术研究才逐渐恢复正常。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逐步形成以成、渝两地为中心以及联系川滇两省文博考古学界的三个研究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团队。四川大学由童恩正教授牵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综合考察”课题。以后，四川师范大学段渝教授担纲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南方丝绸之路与欧亚古代文明”首席专家，南方丝绸之路作为中国与世界文明联系的纽带，愈加清晰。
邓海春参加了2006年开始的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他和几位同事到大渡河南的甘洛县深沟至海棠镇西、清水塘、蓼坪段实地徒步考察。他感慨：“实地行走再看资料，完全是两回事。每天写田野笔记，大概写了3万多字。”后来根据笔记，写出《驿站考》等几篇论文，其中的《唐清溪关道城驿考》，收录在由他主编的《南方丝绸之路上的民族与文化》中，这本专著2016年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在段渝教授看来，凉山州在南方丝绸之路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他积极评价，凉山州博物馆和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长期以来关注南丝路研究，是南丝路考古、历史、民族和文化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邓海春描述，“研究南丝路，就是研究凉山地方史，它和我研究的彝族史其实一脉相承。”
“研究彝族史，族源肯定绕不开，但又长时间一直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邓海春开始对分子人类学发生浓厚兴趣。他介绍自己的观点，根据基因图谱分析和凉山彝族民间史料记载，早期彝族先民来自于横断山脉，彝族典籍称之谓“邛之卤”或“水头”的地方，而根据彝文典籍《勒尔特依》的记载，后期彝族先民来自于云南东北部、贵州西北部交界的昭通、威宁地区，彝语称“孜孜蒲武”的地方。彝族早期先民共有六个部落——武、乍、糯、恒、布、默，史称“六祖分支”。迁徙进入凉山的有“糯、恒”两部，也就是凉山俗称的“古侯、曲涅”两部落。这两大部落也成为现今凉山彝族的最早祖先。但彝族早期先民进入凉山也分成不同历史时期，根据史料记载，大概可以归纳为三次高潮，分别为两汉、唐宋、明清时期。这一点前人研究论述极少，但这是研究彝族族源的前提和必要认识。
3 耐得寂寞不辜负时光
临近小学毕业时，在上海读书的邓海春随工作调动的父母来到大山中的凉山州金阳县。他第一次接触到了彝族，“他们披着查尔瓦，坐在街上的小卖部门口，围成一圈，亲切地聊天喝散装白酒。”在金阳县两年后，他到西昌一中继续读书，1989年高中毕业考上西南民族学院历史系。他至今记得当年选择的专业：第一是法律，第二是行政管理，第三是历史。大学期间因为成绩好，年年得奖学金，先是三等，期末得了二等，每月30元，“足可以在成都洗面桥街吃一顿像样的大餐”。
当初只想到学法律“更提劲”，没有想到历史的浩瀚让他深感“学海无涯”。天天抱着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的人类学著作《古代社会》啃，好在图书馆很晚都不关灯。1992年本科毕业时他报考写出过《凉山彝家》的中央民族学院著名民族学家林耀华的研究生，结果外语考砸了，总成绩排名第7名，而当年全国只录取6人。
2002年6月，他已经在四川电器股份公司工作了10年。当时正值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人员新老交替，专业人才稀缺。州长在他的请调报告上批示“专业对口，博物馆需要”。位于西昌市邛海泸山中部的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号称“世界唯一反映奴隶社会形态的专题博物馆”，被誉为“专题博物馆的典范”，于1985年8月4日建成开放。
起初，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和凉山州博物馆还是一个单位，1991年分设，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人手捉襟见肘。1992年，正在上大三的邓海春曾经到此实习，“印象最深的是抄写大纲抄了一个月”，还有就是“博物馆冷秋秋的，一张门票2元钱，游客稀少。”
做学问，搞研究，在外人看来是一件寂寞而清苦的工作，邓海春却乐此不疲。“只要钻研进去了，做学术其实有很多乐趣，特别是每当解决一个疑点，会高兴几天。”以后任职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副馆长，“反而做管理有许多烦恼，总觉得时间不够。”他长期养成的习惯是，再忙都要坚持读书，“开卷有益嘛，否则思路打不开。”
对于读书，邓海春的体会是，如果专业研究思路打不开，一定是思维方式出现了问题，所以读书一定要杂，从学术交叉中去获得思维灵感；二要特别注意资料积累，学术上不去就说明积累不够，材料缺乏足够的积累其实也会限制思维打开。如今到凉山州博物馆工作，视野更广阔了。“凉山州博物馆是综合性博物馆，又是民族地区的博物馆，因而不能只注意彝学；多民族在凉山融合发展的历史基础是有的，这是凉山历史发展的主脉络，所以藏彝走廊是一个很大的学术课题。”
甘守山中的一份寂静，对专业的执著是他持之以恒的追求。
（文/何万敏 图/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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