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应用人类学到行动人类学的新格局
摘要：中国人类学/民族学自学科恢复以来已有40年。随着开设人类学专业和课程的大学越来越多，特别是经济人类学、生态人类学、艺术人类学、影视人类学、分子人类学、城市人类学等人类学分支学科发展势头强劲，预示着人类学正在成为一门显学。
但从应用人类学这个角度看，始终停留在为决策提供参考这个层面，找不到与现实紧密结合的多重路径，与剧烈变革的社会现实和发展实践仍有很大距离，理论脱离实际的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难以推动政策开发和社会倡导，学科的应用价值和现实意义受到质疑。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二十年来，一批走出象牙塔的人类学和社会学学者，为了深度参与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用专业知识服务于改革开放的宏伟大业。积极争取政府支持，整合社会资源，创办公益机构，打造行动研究团队，设计论证公益项目，深入乡村和城市社区。在发展援助、扶贫济困、社会工作、乡村教育、禁毒防艾、灾后重建、环境保护、文化传承、社会治理和公民社会建设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社会实践和公益创新，积极探索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寻找可持续发展之路。从幕后走向前台，与新生的社会力量相结合，用行动影响和推动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为学科发展开拓出一片新天地。
关键词：应用人类学、行动人类学、行动研究、新格局。
(凉山彝人 王成湖摄)
一、人类学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
人类学是研究人及其创造的文化的科学，因此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在欧美，人类学包括体质人类学、社会文化人类学、考古学和语音学四个分支。在欧洲大陆和前苏联，把社会文化人类学称为民族学。在中国，人类学融合了欧美社会文化人类学和前苏联的民族学两个学术传统，把体质人类学、考古学和语言学都分出去了。
另外，人类学与社会学是两门理论相通的学科，只是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有一些区别。社会学则重研究主流社会，人类学则重研究边缘社会（少数民族）；社会学以定量研究为主，人类学以定性研究为主。但二者之间的界限不是很清晰。所以，一些著名学者既是社会学家又是人类学家。
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分为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两部分。理论研究是应用研究的基础，应用研究是理论研究的目的。理论联系实际，用理论指导实践，在实践中检验理论，形成新思想，是知识再生产的全过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社会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人类学既是一门通识教育的基础学科也是一门实用性非常强的社会科学，对于分析认识和处理人类社会在发展中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人类学的应用研究被称为应用人类学。这是一门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探讨如何解决现实问题的学问。
应用人类学在早期发展中，主要是在为西方殖民者服务。二战时期又为英美等国的反纳粹战争服务。二战以后，全面介入国际发展援助领域，为冷战、经济全球化和保护生物文化多样性服务。新中国成立以后，人类学在中国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后，人类学又以推动国家实现现代化为己任。
然而，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如何才能推动国家健康稳定发展？这并不是一个从思想认识到路径方法都很清晰的问题。需要对应用人类学在中国的实践及其成效进行反思和梳理。
二、应用人类学面临的发展困境
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人类学始终把现实关切放在突出位置，在国家社科基金和中央各部委的资助下，开展了大量与发展相关的应用研究课题。从表面上看，几乎所有人类学学者都做过应用研究，出版了大量调查研究报告、学术论文和专著。
但是，人类学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几乎都停留在“用田野调查材料和研究成果，为政府提供决策参考”这个层面，没有与发展主体和发展干预主体密切结合，深入到解决具体问题的操作层面；没有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用实践成果推动社会发展；找不到与现实紧密结合的多重路径，与剧烈变革的社会现实和发展实践仍有很大距离，理论脱离实际的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对政策开发和社会倡导的促进作用极其有限，不足以对国家发展、区域发展和族群发展的进程产生重大影响。没有能力推动有计划的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学科优势和潜力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人类学仍然是象牙塔里的一股清流，构建“迈向人民的人类学”还是一种理想和愿望。
1、应用人类学的局限性
目前，人类学的应用研究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1）开展专题调研。收集第一手资料，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和建议。如果这些意见和建议被束之高阁就无能为力了。
从2001年开始，中国许多人类学和社会学学者承担了一些艾滋病防治研究课题。由张海洋教授和我牵头组织完成了3个重点课题。“本土知识与弱势群体参与艾滋病防治的途径和模式项目” （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2001年重点课题）、“西部五省区各民族校外青少年高危行为与艾滋病易感性研究“（中国-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艾滋病合作项目2005年重点课题）和“少数民族地区艾滋病防治现状及对策研究”（ 2007年国务院艾滋病防治工作委员会支持项目）。先后动员了数十名相关学科的学者参与，提交了数十万字的调查研究报告，召开了一系列研讨会，并把这些研究成果汇总出版了《发展的代价：中国民族地区毒品和艾滋病问题调查研究文集》一书。这些应用研究成果虽然产生了一些影响，但并没有引起国家高度重视，没有及时采取积极有效的行动阻止艾滋病在边疆民族地区泛滥成灾。
（2）从事社会影响评估。被聘请参与评估重大建设项目实施以后可能或已经产生的社会影响和文化冲击。 但仅限于国际发展援助项目，国内投资的建设项目还没有邀请人类学家参与的惯例。这些评估报告几乎都是内部资料，不能公开发表。
这些应用研究的特点：
（1）主要依赖体制内资源，也有一些国际机构、国内外基金会和企业委托的应用研究课题。人类学家几乎都是被动参与，只能提供决策参考和学术咨询，不能参与决策，难以推动政策开发、制度安排和修改相关法律条文。
1999年至2000年，由费孝通先生提议，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实施“中国22个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现状与发展规划调研项目”。这是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迄今为止承担过的最大的应用研究项目，先后带动国家投入数十亿资金支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德昂族、独龙族和普米族3个民族的调查研究报告是我起草的，在报告中我特别强调了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但是，十年以后，当我再去考察时，这些民族的文化并没有得到全面系统的保护。
（2）这些应用研究不是一个系统性的工作，只是解决问题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不能影响社会文化变迁的全过程。只有观察和思考，没有参与计划和行动，不能阻止简单粗暴甚至有害的行为。
（3）从事应用研究课题的都是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者，他们并没有把解决实际问题当成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仍以发表调研成果为目的。即使想改变发展现状，也因为没有资源和权力，无从下手。
2、专业教育不适应人才培养的新趋势
随着学科发展，人类学专业培养的人才越来越多，就业面也越来越宽，到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国际机构工作已经成为主要的就业方向。但是，目前大学的专业教育仍然以培养人类学家为目标，教学仍以传授人类学理论和方法为主，以书写民族志为旨趣，对如何运用学科知识解决现实问题的教学极其薄弱，没有教会学生怎么处理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应用人类学和发展人类学的课程开发严重滞后，忽视了学科专业人才就业方向的多重性与实用性，让人类学专业的学生不清楚除了当教授还能干什么？怎么干？
3、难以保护研究对象的合法权益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在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急剧转型和文化剧烈变迁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亟待人文社会学科用新方法和新理论来加以分析和阐释。而对这些现实问题研究，涉及到政策导向、法律条文和权力分配以及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问题，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不断，必须保持理性和公正的判断。但是，人类学家在开展应用研究的过程中，始终想保持所谓客观中立的立场，在表达研究对象特别是被边缘化人群的合理诉求上，因为各种原因，总是在遮遮掩掩，讳莫如深。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是以牺牲自然生态、民族文化和社会公平为代价的，是一种非均衡的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说人类学家是最清醒的知识群体。但我们又做了什么？能做什么？单纯用调查研究的结论发出警示好像没有起多大作用。
陷入这种窘境的原因并不完全是外部的因素，也有学科内部的问题。近年来，有一本研究凉山艾滋病问题的人类学著作成为畅销书。让人费解的是，这本书并没有研究如何解决这个病毒对边缘化人群造成的极其严重的伤害，对这个族群应对毒品和艾滋病威胁所做出的种种努力置若罔闻。如果我们的调查研究只考虑自己的学术目的而不顾研究对象的苦难生死，人类学研究的意义何在？这样的研究取向，符合我们必须遵循的学术伦理吗？
延续族群的文化生命是每个民族最根本的诉求。保护文化多样性是人类学家的天职。当各地所推行的现代化模式正在把少数民族村寨从文化宝库变成文化沙漠的时候，当各民族面临的文化危机和文化断层日益严重的时候，当自主构建现代性的努力风起云涌的时候，正是人类学彰显学科价值和优势的契机。但是，因为各种原因，为规避风险，逃避现实，人类学家又纷纷回到象牙塔里面去了。
三、人类学发展的新趋势：行动人类学
面对人类学应用研究陷入的困境，学界并没有无动于衷，也在积极应对。二十年来，一批走出象牙塔的人类学和社会学学者，为了深度参与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用专业知识服务于改革开放的宏伟大业。积极争取政府支持，整合社会资源，创办公益机构，打造行动研究团队，设计论证公益项目，深入乡村和城市社区。在发展援助、扶贫济困、社会工作、乡村教育、禁毒防艾、灾后重建、环境保护、文化传承、社会治理和公民社会建设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社会实践和公益创新，积极探索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寻找可持续发展之路，为学科发展开拓出一片新天地。
据我所知，朱建刚、周如南在广东，向荣、陆德泉在云南，毛刚强、李丽在贵州，杨静在北京郊区和青海，郭虹在四川地震灾区，孙庆忠在河南，我们的团队在四川大凉山，都开展了许多具有开创性和探索性的工作。我把这些工作称为“行动人类学”。
所谓行动人类学就是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在调查分析现实问题的基础上，在实践操作层面，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解决社会发展中面临的问题，有计划的推动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以实现人类学的理想和目标。
“行动研究是一种系统化的探究方法，它可以让人们针对日常生活中面临的问题寻找有效的解决方法。与实验性定量研究寻求小数据或变量相关的一般性解释不同，行动研究寻求的是如何进入社会情境复杂的动态中。行动研究运用持续不断的循环探究，为特定情境或本土化情境中面临的问题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也为学校、商业、社区机构和组织工作的有效性和效率提供了手段。这样做是在寻求建立一种知识体系，以促进专业群体的实务工作，提高参与者的福祉”（欧内斯特·斯特林格著《行动研究：协助型问题解决方案》，2017年第四版）。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讲，行动人类学的介入，为相关领域的创新实践注入了新的活力。不仅为发展干预主体开展基线调查、需求评估和项目论证提供了专业服务，也把为发展主体（弱势群体）提供的支持，从单纯物资援助转向增权赋能以激发内在活力，从自上而下的行政干预转向自下而上的自我救赎，从依赖外部援助转向增强自身的社会资本，尝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讲，经过长时段和多领域的不断探索，行动人类学从多方面实现了突破：
一是从认识上对学科进行重新定位。人类学不仅是通识教育的基础学科，也是引导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的实用科学。人类学不仅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基础，也是被边缘化人群捍卫自己尊严和权力的利器。人类学不仅是认知的工具也是解决社会文化问题的行动指南。人类学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为政治服务的。
二是人类学不能被动参与社会发展，人类学的理想只有付诸行动才有可能实现。行动人类学不仅是一种参与式的研究，还是一种可主导的有计划的行动。以推动者、统筹者、协调人、机构理事、项目顾问等多重身份切换，以保持对行动的影响力。
三是必须具备整合资源的能力，实现资金来源的多元化。行动人类学开展的项目虽然也有政府购买服务的资金，但主要还是争取社会资源，包括基金会、企业和个人捐款，摆脱了对体制内资源的依靠。
四是必须形成一种多方参与的协作研究模式，以获得地方政府、社区精英和目标人群等利益相关方的支持、参与和配合。
五是一种连续循环模式，可以不断纠错并调整策略和办法。阶段性工作完成以后，可以回顾（再次观察）、评估（检验效果）、反思（重新分析）并且重新采取行动，直至问题得到解决。
六是有助于消化所学专业知识，并积累新经验和新方法，对学科知识在相关领域和行业的应用价值和现实意义有全新的认识，可以丰富学科教育的内容，增强学生对专业的信心。
七是找到了人类学知识在其它领域广泛应用的方法，打破了专业壁垒和行业限制，拓展了人类学专业人才的发展方向和就业前景。
八是找到了人类学与社会发展紧密连接的新路径和新方法，使构建“迈向人民的人类学”不再是理想和愿望，而是可以实现的目标。
梁漱溟先生讲“学问是解决问题的，而且真的学问是解决自己的问题”，这个自己的问题是指中国的问题。行动人类学在中国的实践已有二十余年，与教育领域已经开展了八十多年的行动研究相比，仍处在多领域小范围自我探索的阶段。但已经显现出学科谋求自我更新的价值，对于缩小理论和实践的差距意义重大。
古老的彝族，还能有多少东西能在时代大潮中存留下来，也许不会有明确的答案，但我们可以尽力去为她留存一些有价值的文化，这就是彝 族 人 网的价值所在。作者简介：侯远高，1965年1月生，男，彝族、四川省美姑县人。原中央民族大学西部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全球基金中国国家协调委员会委员、全球艾滋病联盟中方代表、亚洲药物滥用研究会监事、《腾讯·大家》专栏作家，2006年美国国务院国际计划特邀访问学者。现任21世纪教育研究院特聘专家，西昌学院客座教授，凉山州玛薇社工发展中心执行理事。
主要从事应用人类学与行动研究。讲授《应用人类学》、《中国民族志》、《西南民族历史与文化》、《NGO与少数民族发展》等课程。主编《西部开发与少数民族权益保护》、《发展的代价：西部民族地区毒品伤害与艾滋病问题调研文集》、《中国民族地区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研究》等著作。参与并主持完成十余项应用研究课题，主持完成二十余项国内外发展援助项目，主持拍摄多部纪录片和专题片，主编乡村培训教材十余种，发表论著一百多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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