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发能丨论自杞国都城必罗笼在今泸西县金马镇爵册村

泸西县金马镇爵册村（图源：泸西政协）

史料说明

本文恪守“论从史出、无征不信”的文史考据原则，为厘清史料边界、保证学术严谨性，特作说明如下：

一、文中所有宋元典籍、官修正史、明清方志引文，均据原书原文实录，属权威传世原始史料，为本文立论根本依据。

二、文中古驿程复原、地缘格局分析、聚落等级研判、部族礼制推演、四假说辨析等内容，为作者综合史料、地理实况、田野调查得出的学术推演与逻辑论证，非古籍直接原文记载。

三、文中火葬墓群、石构遗迹、地表器物遗存等资料，均源自泸西县文旅局官方文物普查存档材料，属地面踏查记录，尚无正式考古发掘报告定性，亦未出土“必罗笼”铭文实证，相关遗存仅作旁证支撑。

四、西南边疆古族政权史料稀缺、记载简略为学界共识，本文结论为多重证据链互证后的倾向性研判，不作绝对定论，留待今后考古与彝学研究进一步补正、商榷。

五、全文立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史观，摒弃中原皇城标准套用西南少数部族都城的刻板认知，实事求是还原宋代滇东乌蛮政权的聚落形态与建都特征。

引言

两宋之际，宋金对峙、中原板荡，北方传统战马产区尽数沦陷，南宋王朝丧失军马供给核心来源，国防军备陷入致命短板。为维系国家存续、支撑抗金抗蒙国防体系，南宋将战马采购战略重心全面转移至西南边疆，广西邕州横山寨由此成为南宋全国重要的广马交易枢纽。据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通道外夷》记载，横山寨隶属邕州，治地在今天广西田东县，是南宋官府直接管控的官方博易场，并非自杞国领地。自杞国地处横山寨西北方向的滇东区域，充当大理国与南宋之间的中间商，将西南出产的马匹驱赶到横山寨，和南宋官府开展交易¹。

自杞国依托滇黔桂交界的核心区位优势，把控西南广马跨境贸易主干道，通过规范部族管理、构建商贸体系、统筹战马繁育中转、维护边境通道畅通，迅速崛起为西南颇具实力的民族政权。南宋吴儆《邕州化外诸国土俗记》载：“谍者又云，自杞地广大，可敌广西一路，胜兵十余万，大国也。”该篇收录于吴儆《竹洲集》卷十²。淳熙四年吴儆出知邕州主持买马，在宋境邕州汇集边民、马商见闻，并派遣谍者探查域外情报，形成这份一手调查报告。自杞国对内整合乌蛮三十七部、发展农耕畜牧、繁荣跨境商贸；对外臣服南宋、纳贡通商、固守边疆、屏蔽南国，是南宋西南边疆最重要的屏障政权，深刻影响了两宋西南疆域格局与民族融合进程。

受元代灭国后史料裁汰、汉文史籍对边疆民族政权记载简略、彝族先民以口传史与毕摩经书传承历史、无官方成文国史等多重因素影响，自杞国的都城地望长期模糊不清。明清云南府县志仅有碎片化转述，未精准定位必罗笼具体坐标；近现代学界虽锁定泸西县域范围，但四种假说长期争议不休，严重制约了西南边疆民族史、宋代经贸史、滇东南地方文脉的深度研究。其中最为核心、历来学界阐释不清的政权生成时序、部族聚合逻辑、古今地名演变三大问题，亟需系统正本清源。

通过系统梳理现有史料、官方考古普查资料、彝语语言学研究、宋元古道地理实测、边疆政治制度演变规律可明确：旧城、雨龙、城子古村三说，均存在年代错位、遗存空白、地缘失衡、功能缺失、制度不符的硬伤，仅为后世附会、点位推测或明清遗存误读；唯有爵册村，实现文献记载、里程勘校、地名语义、考古遗存、地缘格局、军政功能、礼制传统、学界定论闭环匹配，具备较高的可信度，符合自杞国大国都城的研判标准。

本文严格恪守实事求是、论从史出、无征不信的史学准则，考古遗存、地名释义、里程推算、制度论证、史料引用均有据可查、有源可溯；文物材料取自文物行政部门田野调查、文物征集、基建考古出土，秉持审慎治学原则，不虚构、不杜撰、不夸大遗存与史料。精准勘校宋代驿程逻辑，通俗化解读古地理、古彝语概念，完整还原弥鹿部族分化、百年重聚、自杞国生成、王城沿袭、地名演变完整脉络，厘清千古史学误区，消除普通读者与基层文史研究者的理解壁垒；同时立足中华民族大一统与多元一体格局，阐释自杞国的历史定位，强化西南边疆民族政权的家国叙事属性。

第一章 核心史料溯源

1.1 完整厘清时序：弥鹿部族分化、百年重聚与自杞国的生成逻辑

元代《大元混一方舆胜览》广西路条目原文记载：“弥鹿部，城名必罗笼。”³弥鹿部为上古老牌东爨乌蛮部族，远在唐代之前便世代定居今泸西金马大坝，是滇东历史悠久、根基深厚、实力强劲的原生乌蛮本部。

据《元史·地理志》卷六十一广西路条载：“广西路，东爨乌蛮弥鹿等部所居。唐为羁縻州，隶黔州都督府。后师宗、弥勒二部浸盛，蒙氏、段氏莫能制。”⁴清乾隆《广西府志》亦载：“原为东爨乌蛮弥鹿部所居，大和间，南诏蒙氏并其地，宋时析为师宗、弥勒二部，大理段氏莫能制。”⁵

综合正史方志记载，可还原自杞国完整、真实、有史根的生成脉络：

第一，先有古老弥鹿本部。唐以前已然存在，世居泸西金马坝，世代经营王城必罗笼，为滇东核心强部。

第二，唐宋之际部族分化。弥鹿本部人口繁衍、疆域辽阔，部族势力不断扩张，内部分化出两支重要支系，即后世的师宗部、弥勒部。两支支系向外拓土分居，历经百年发展，各自形成独立势力，日渐强盛。

第三，百年之后同源重聚，生成自杞国。大理国中后期、南宋初年，弥鹿老本部再度鼎盛，威望与实力冠绝滇东。遂将百年前从本部分化出去的师宗、弥勒二部，以及周边大小乌蛮部落尽数收归本部帐下。同源各部重新聚合，以历史最悠久、根基最深厚的弥鹿部为宗主核心，组建跨滇、黔、桂的大型乌蛮部落联盟政权，此即自杞国。

至关重要的政权逻辑为：自杞国并非外来势力凭空建立，更非外来部族抢占弥鹿部地盘；而是弥鹿本部分化、百年再聚合的同源部族联盟。

第四，王城原地承袭，千年不迁。自杞国建立之后，并未另择新地、新建都城，直接沿用弥鹿部固有老王城必罗笼，作为整个自杞国联盟最高政治中枢。宗主本部旧都直接升格为邦联大国国都，是西南乌蛮部族政权较为典型的建都传统。

1.2 必罗笼、爵册古今地名千年演变完整溯源

必罗笼为古彝语音译汉字，为南诏、大理国时期官方定名，不能以汉文字面望文生义。

“笼”，滇东南乌蛮彝语高频专属后缀，专指部族最高王城、政治统治中心，普通村寨、堡寨无权使用。“必罗”，彝学权威释义为“黑虎”，是东爨乌蛮弥鹿部祖灵图腾、部族圣徽、保护神。必罗笼直译，即黑虎圣城、弥鹿部祖灵王城，是唐宋时期的官方地理名称⁶。

自杞国立国数百年间，全域三十七部首领定期汇聚必罗笼，在此召开最高盟会、裁决部族争端、任免大小鬼主、议定军事攻守、调度马市商贸、举办国家级祭祖大典。此地是整个西南乌蛮联盟军政议事、权力决策、礼制活动的核心场所。

历经数百年长期、高频的首领集会、军国议事、决断政令的历史积淀，古彝语逐步将这座千年王城称为“昨责”，即今汉译地名爵册。

依据《泸西县地名志》《中国地名词典》权威释义：“爵”，指部族首领、鬼主、军政首长；“册”，指集会、合议、记录大事、决断政事。爵册本意，即历代部族首领聚集、合议军国大事、任免官员、裁决军政的神圣中心⁷⁸。

由此形成一地双名的演变脉络：唐宋图腾王城名必罗笼，后世因议事功能定名爵册。二者时空重叠、地点重合、功能呼应、文脉一脉相承，是研究必罗笼地望珍贵的地名活化石。

1.3 宋元官修正史的唯一性权威锁定

界定必罗笼权属、年代、等级、区位的最高权威原始史料，为元代官方地理总志《大元混一方舆胜览》，其明文记载：“弥鹿部，城名必罗笼。”³

这是全国现存汉文史料中，直接标注弥鹿部王城名称、权属、建制等级的原始官修记录，具备较高的史学权威性。该史料明确三大核心史实：

第一，必罗笼专属东爨乌蛮弥鹿部，不属于师宗部、弥勒部、阿庐部等任何乌蛮支系，是弥鹿部专属核心王城；

第二，必罗笼是正规建制王城，并非普通村寨、边防堡寨、山间聚落，是区域性最高政治中心；

第三，弥鹿部为自杞国核心母部、联盟宗主部，其固有王城必罗笼，可视为自杞国全域统治中枢的重要候选。

《元史》卷六十一《地理志四》广西路条目进一步完善政权沿革脉络：“广西路，东爨乌蛮弥鹿等部所居，唐为羁縻州，隶黔州都督府，后师宗、弥勒二部浸盛，蒙氏、段氏莫能制。”⁴

史料清晰还原自杞国政权形成逻辑：南诏时期弥鹿部已稳固占据泸西核心坝区，为滇东较强的乌蛮部族；大理国中后期，弥鹿部分化出师宗、弥勒两大支系，三部联合滇黔桂乌蛮三十七部，组建部落联盟政权自杞国。按照上古部族联盟政治传统，宗主部固有核心王城，往往作为联盟最高政治中心，不会随意迁徙至支系领地、边缘山地或次级聚落，这是边疆部族政权较为普遍的政治规律⁹。

清乾隆《广西府志》载：“原为东爨乌蛮弥鹿部所居，大和间，南诏蒙氏并其地，宋时析为师宗、弥勒二部，大理段氏莫能制。”⁵

该记载划定必罗笼的活跃年代：南诏奠基、大理兴盛、两宋立国，大体对标自杞国12—13世纪的存续时段，时空坐标具备参考价值。

1.4 宋代驿程史料通俗化精准勘校

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通道外夷》，是记录广马贸易与西南边疆地理的第一手文献，其中驿程记载是解析必罗笼地望重要的地理参照依据，原文：“一程至自杞之境，名曰磨巨，又三程至自杞国。”¹

首先需要厘清宋代“程”的概念。中原内地官道驿站体系完备，一程大致为六十华里；但滇黔桂交界喀斯特山区山高谷深、江河阻隔，没有成型官修驿道。这里的“程”，是人马赶路的时间单位，即一日行程，并非固定不变的里数，不能直接套用中原内地里程标准。学界研究广马通道普遍认定，这条贩马干道上马帮、部族信使赶路，山地一日行程约80—90公里，受渡口等候、雨雪天气、翻越高山影响会存在一定浮动区间，该里程复原为本文结合滇东山地古道所作推演¹⁰。

史学界主流认定，磨巨对应今天贵州兴义一带，是自杞国东部边境门户。根据泸西县人民政府公开地理资料，兴义至泸西县城直线距离182公里，县城到金马镇爵册村公路距离12公里。现代高速公路大量采用隧道、桥梁实现截弯取直；宋代无隧道、大型跨江桥梁，古驿道路线为：兴义（磨巨）→南盘江渡口→罗平→师宗→泸西金马坝爵册，古道需要绕行河谷与山体垭口，相比现代公路还要多出一定绕行距离。据此复原，宋代这条古道从磨巨到爵册，全程约240—255公里。

史料记载“磨巨三程至自杞国”，三程按照每日80—90公里核算，理论区间为240—270公里。爵册的古道复原里程240—255公里，正好落在史料给出的合理区间之内。

同时需要审慎辨析：旧城与爵册同属金马坝核心区域，两点相距仅约10公里。复原宋代古道，自磨巨抵达旧城，全程约250—265公里，与爵册路线里程差距仅约10公里左右，山地马帮一日行程本就存在十余公里弹性，单靠《岭外代答》驿程记载，难以在旧城、爵册两个点位之间形成明确的排他区分。因此本文认定旧城不具备必罗笼条件，主要依据其缺少连片宋代高等级火葬墓群、无对应王城彝语地名语义、河谷地形承载力有限、不适合承办三十七部大型盟会祭祀等多重证据；驿程勘校仅作为辅助旁证，不单独作为否定旧城假说的核心论据¹⁰。

雨龙、城子古村点位依然可以通过里程与方位作辅助判断：雨龙古道里程约230公里，略低于三程下限，方位亦不匹配主干驿道走向；城子古村方位偏东南，偏离东西向主干驿道，古道里程明显超出三程上限。四地之中，爵册与《岭外代答》驿程记载契合度相对更高¹⁰。

吴儆《邕州化外诸国土俗记》进一步补充都城功能：自杞国都为群酋集会、总领诸部、处置马市贸易与军政外交的统治中枢，并非普通堡寨、边防据点²。

1.5 彝语地名语义铁证：必罗笼与爵册的唯一性绝对匹配

地名语言学是边疆民族史考证重要的原生证据，优于后世汉文史料与民间传说，是珍贵的历史活化石。

1. 必罗笼语义拆解

“笼”，滇东南古彝语专属词根，仅指代王城、政治中枢、部族都城，普通村寨、堡寨、聚落无权使用，是乌蛮三十七部都城专属标识；“必罗”，彝语释义为黑虎，黑虎为东爨乌蛮弥鹿部祖灵图腾、部族徽记，是自杞国立国核心信仰。必罗笼，即黑虎王城、弥鹿部祖灵之都、联盟政治中枢⁶。

2. 爵册古地名语义

爵册，是今天泸西县金马镇的大村落，本地彝语古称昨责（作责）。依据《泸西县地名志》《中国地名词典》记载：“爵，指部族头人；册，为商议、集会”，字面含义是部落首领聚集商议军国大事的场所。与此同时，“昨责”发音和彝族大型祭祖仪式“作斋”语音接近，说明此地同时承担部族重大祭祀功能。一个地方，既是首领议事中心，又是大型祭祖圣地，契合联盟都城军政、祭祀合一的功能特征⁷⁸。

必罗笼为图腾王城、政治中枢，爵册为议政中心、礼制圣地，二者功能、属性、等级、礼制高度契合，指向同一座复合型民族都城，是泸西全域具备王城级地名语义线索的重要点位，其余三地暂未发现对应的彝语王城语义内核⁶。

1.6 学界权威研判：爵册说具备较高研究价值

当代西南民族史、彝学研究权威学者尤中、白兴发、高洪春等，对自杞国地望假说开展系统性比对研判，形成倾向性研判意见：旧城、雨龙、城子古村三说，多存在史料错位、遗存缺失、逻辑牵强的问题，证据链尚不充分；相较之下，爵册说史料基础、遗存线索、地缘适配度更高，是值得持续深入研讨的必罗笼地望方向⁹¹¹¹²。

近现代部分碎片化方志记载的其余点位说法，多为未经系统考古、地理、语言学核验的阶段性推测，有待进一步辨析考证。

第二章 地缘军政格局

自杞国是疆域跨三省、拥兵十余万、依托国际贸易立国的区域性边疆大国，其都城选址需要兼顾立国承载力、商贸掌控力、军政辐射力、攻防安全性四大标准，从泸西全域地理条件来看，爵册适配度较高¹⁰。

2.1 立国级人口与物资承载力

金马爵册坝子是泸西县域面积较大、地势平整、土层肥沃、水源充沛、开发时间较早的唐宋原生核心平坝，总面积超百平方公里，是滇东古代农耕、畜牧、聚居核心区。爵册为单独一个大自然村，是滇东坝区体量巨大的聚居村落，亦为金马镇镇治所在地。云南省、红河州没有公开发布全部自然村人口顺位排行榜，无法精确确定其在全州、全省的位次；但上万人口的单一大自然村，在滇东南乡村聚落当中已经属于规模极高的层级，印证金马坝本身具备支撑大型聚居中心的地理潜力¹⁰。

人口承载方面，可容纳数万本部军民、王族贵族、各部驻使、商贸流民长期聚居，适配大国都城人口规模；粮草承载方面，千年良田沃土，唐宋时期即为滇东核心产粮区，可常年囤积军粮、供给全域部族、支撑军政运转；战马承载方面，坝区开阔平坦、缓山环绕、草场连片，是天然优良马场，适配自杞国战马繁育、驯养、中转、交易的立国核心产业¹⁰。

其余三地适配度偏低：旧城河谷狭长、平地稀缺，承载力有限，虽属金马坝边缘，但地形狭窄，难以承办三十七部盟会大典；雨龙为山前小型盆地，仅能支撑普通村落聚居；城子古村为半山梯台地形，土地破碎，无连片草场耕地，适合小规模驻军避难，难以支撑大国立国所需的承载能力¹⁰。

2.2 三省商贸核心枢纽

自杞国的立国命脉是依托邕州—鄯阐府主干跨境马市贸易通道，都城需要坐镇主干道核心，居中调度贸易、征收商税、管控商旅、统筹全域经贸¹³。

爵册地处唐宋滇东十字主干古道核心，掌控四向全域通道：东线经师宗、罗平至兴义，对标《岭外代答》三程驿道；西线经石林、宜良至昆明，联通西南主干道；南线经泸西中枢、弥勒至开远，连通滇南商贸网络；北线出师宗北部，镇抚黔西北乌蛮各部。爵册具备管控三省跨境贸易的地缘优势，契合自杞国经济立国的核心需求¹⁰。

其余三地大多处于古道末梢、支线盲区：城子古村偏东南深山、交通闭塞，脱离主干商道；旧城偏西北，居于主干线侧旁，不居绝对中心；雨龙居于次级小路节点，全域商贸管控能力不足。贸易立国的大国，一般不会将都城设于贸易盲区、交通末梢，此为地缘政治研判的重要依据¹⁰。

2.3 攻防兼备的军政安全格局

西南边疆民族政权都城，常遵循平坝立国、环山据守、进退自如、通商守土的选址原则。爵册坝区开阔，适合和平时期发展生产、繁荣商贸、集会理政；外围低山丘陵环形环绕，形成天然国防屏障，战时可依托外围山地层层布防、屯兵御敌、退守固守，适配自杞国常年通商、偶有战事、镇抚边疆的立国状态¹⁰。

其余三地均存在明显短板：城子古村山地防御属性突出，但立国发展腹地不足，更偏向战时堡寨；旧城河谷狭长，缺少战略纵深，易遭到合围；雨龙缺少天然防御屏障，国防安全条件较差¹⁰。

2.4 疆域几何中心的全域辐射优势

自杞国鼎盛疆域东抵黔西南、南达桂西北、西接昆明、北临滇黔边界。爵册处于整个国家疆域的几何腹地附近，居中可辐射、管控、驰援全境各部，适配部落联盟大国的全域治理需求。其余三地偏向国土边缘地带，管控辐射能力偏弱，和部族联盟建都逻辑契合度低¹⁰。

第三章 田野考古实证

本章所列全部遗存、器物、分布范围，均来源于泸西县文化和旅游局文物普查档案、历次基建工程考古调查、国有文物机构征集登记标本。全文秉持实事求是原则，所有考古材料以官方田野实测遗存为依据，审慎解读，不作虚夸推演¹⁴。

3.1 三十平方公里连片乌蛮火葬墓群

南诏—大理国时期，东爨乌蛮实行全民火葬、贵族聚葬、王城连片大葬的固定习俗：普通村落仅有零星墓葬，小型部落据点仅有小片墓群，国家级联盟都城，往往形成跨山头、连片化、大面积的王族与民众复合墓群¹⁴。

经官方普查核实：爵册周边小红山、羊毛石坎、龙花山、连珠山、烧人山全域山地，留存连片唐宋火葬墓群，覆盖面积达三十余平方公里，是泸西境内规模较大、分布较密、延续时间较长的宋代乌蛮遗存带¹⁴。

地名方面，村内千年古地名烧人山，和乌蛮火葬习俗能够相互印证，代代相传、从未更名；器物年代方面，历年农田改造、基建施工当中现场出土南诏晚期至大理国早中期火葬罐残片、陶质祭器、铜饰残件，出土层位年代与自杞国12—13世纪鼎盛阶段大体重合；图腾线索方面，墓群地表采集到带虎纹装饰陶片残件，与必罗笼“黑虎王城”乌蛮图腾信仰可以形成线索互证。应当说明，该类仅为残陶片，无完整器物出土，仅可作为线索，不能单独作为定论依据¹⁴。

旧城全域无连片、大面积宋代火葬墓群，仅零星散墓，距离王城礼制规格尚有差距。雨龙、城子古村全域，同样没有发现同等规模连片宋代火葬墓群遗存，仅有零星后世残件或明清墓葬，缺少都城级核心考古物证¹⁴。

3.2 路溪白松坡高等级宋代石构礼制建筑

距爵册核心聚落3公里的路溪白松坡，地方田野调查见紫红色砂石构筑拱券石室遗迹，地表散落部分石构件与陶片，民间文史资料记录此地曾出土陶俑、陶罐类遗物。目前该遗址仅开展过地面踏查，尚未组织正式考古发掘，未形成官方正式考古定性报告，其年代、建筑功能仅为学界推测，是否为王城配套礼制设施，有待今后专业考古工作予以验证¹⁴。其余候选地点，未见同期同类石构遗存线索。

3.3 坝区地表采集与基建出土商贸、手工业、军备遗物记录

依据金马镇历次文物普查、基建现场调查记录，爵册坝区及周边，在建设、土地整理工程现场，采集、出土过宋代钱币残件、冶铁炼渣、陶窑残壁、铜箭镞、马具构件残件。以上标本均为现场出土或地表采集，部分进入国有馆藏登记，反映此地存在手工业、商贸、军马相关活动¹⁴。

客观说明：出土均以残件为主，少见完整器物；这些遗物可以证明该区域宋代社会经济活跃度较高，但不能单独直接证明此处就是都城，必须结合全部证据链综合解读。其余三处候选地点，没有成体系的宋代商贸、手工业、军备遗物出土记录¹⁴。

3.4 千年连续聚居的聚落实证

爵册村为长期聚居的核心古村落，从唐宋至今持续有人居住，文化层层层叠压，契合必罗笼长期稳定建都的聚落特征。而其余三地或年代断层、或功能单一、或后世重建，缺少王城长期聚居的厚重底蕴¹⁰。

第四章 系统性全盘辨析

4.1 旧城村假说辨析

旧城与爵册同属金马坝核心区域，两点相距仅约10公里，宋代驿程尺度完全重叠，无法依靠里程排他排除。旧城假说难以成立，核心硬伤集中在考古、礼制、地名、功能四个方面。

其一，考古礼制线索不足。旧城无连片三十平方公里宋代王族火葬墓群，缺少王城级别的丧葬遗存线索¹⁴。

其二，彝语王城地名线索缺失。旧城无“笼”级王城古彝地名，缺少“首领集会议政”对应的地名文脉⁶。

其三，空间功能受限。旧城河谷狭窄，缺少超大开阔平坝，难以承办乌蛮三十七部千人盟会、国家级祭祖大典¹⁰。

其四，聚落等级线索偏弱。旧城缺少千年持续高等级王城文化叠压线索，无成体系宋代商贸、马政、手工业遗存¹⁴。

其五，史料定位契合度有限。旧城现存线索多指向元代之后基层治所，和宋代自杞国鼎盛王城的建制匹配度不高¹⁰。

综合研判：旧城为泸西古代次级重要聚落、河谷据点、后世小型治所，但暂不具备自杞国联盟大国都城的礼制等级、考古规模与军政功能¹⁰。

4.2 雨龙村假说辨析

其一，史料驿程契合度不足。整体驿程里程略低，方位偏离主干古道¹⁰。

其二，考古遗存线索空白。无大规模宋代乌蛮墓葬群，无高等级礼制遗存¹⁴。

其三，地缘空间局促。雨龙为小型山前盆地，地理空间有限，承载力弱，难以支撑国都规模¹⁰。

其四，政权功能缺失。不具备召集诸部盟会、主持大型祭祖、统筹三省马市的中枢能力¹⁰。

综合研判：雨龙说法属于早期地理点位推测，缺少完整证据链支撑，尚不足以确立国都定位¹⁰。

4.3 城子古村假说辨析

城子古村是明代广西府昂贵土司核心驻地、明清军事堡寨，拥有很高的文物与文旅价值，但和宋代自杞国都城的各项条件契合度较低。

其一，时代错位。现存建筑主体属于明代以后遗存，田野调查没有发现对应的宋代文化层与成套宋代器物；以明清遗存去对应宋代都城，存在时代错置的问题¹⁴。

其二，政权属性冲突。整体属于山地防御堡寨形态，适合战时据守，并不适合大规模农耕、商贸活动，与自杞国依托马市贸易立国的社会经济模式不相匹配¹⁰。

其三，交通条件受限。地处山地，偏离宋代东西向主干马帮驿道¹⁰。

其四，承载能力不足。半山台地缺少大片连片耕地与草场，难以供给联盟都城规模的人口、粮草、战马¹⁰。

其五，地名语义线索缺失。无彝语王城、盟会祭祖的古地名遗存⁶。

其六，考古遗存线索空白。没有发现连片宋代乌蛮火葬墓、宋代高等级建筑、成体系宋代商贸手工业遗物¹⁴。

其七，礼制功能受限。缺少开阔平地，难以举办三十七部集体盟会、国家级祭祖大典¹⁰。

客观看待：城子古村在宋代或许存在乌蛮小型村寨，也有可能作为一处军事据点，但尚不具备联盟政治中枢的条件¹⁰。

第五章 纠正认知误区

长期以来，部分研究者以中原明清砖石皇城标准苛求自杞国都城，认为“无高大城墙、无宏大宫殿、无闭合城郭即非都城”，这是脱离边疆民族史的根本性认知误区⁹。

第一，西南乌蛮政权不照搬中原筑城范式。南诏、大理、自杞、罗殿等彝族先民政权，大多不会修筑闭合砖石城墙，都城为大散居、小聚居、多点联动的复合型聚落体系，由核心议政祭祀区、商贸市集区、军民聚居区、外围墓葬礼制区、边防防御区共同组成，无封闭城郭⁹。

第二，彝语“笼”本义为王城统治区域，并非专指带有围墙的城池，不能套用中原城郭概念解读边疆民族都城⁶。

第三，爵册遗存形态契合西南顶级部族都城范式：坝区理政通商、山地礼制墓葬、全域连片聚居，功能分区完整、等级清晰，对标南诏大理时期高等级部族聚落特征⁹。

第四，千年叠压造成地表遗存消失。爵册长期持续聚居，后世建房、农耕、基建不断扰动宋代地表遗存，土木结构古建自然消亡是南方古聚落普遍现象，地下遗存、地名文脉、古道格局，才是考证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¹⁰。

第六章 政治制度与民族礼俗

自杞国为乌蛮三十七部部落联盟制边疆政权，最高权力依托部族盟会、祖灵祭祖、共商国是维系，国都需要具备两大硬性条件¹⁰。

一是超大开阔平地，可容纳三十七部大小鬼主、数千部族代表集会盟会、决策军政外交、分配马市利益¹⁰。

二是国家级祭祖圣地，可举办彝族最高规格“作斋”大典，凝聚各部族血脉认同、巩固联盟政权⁷。

爵册坝区开阔坦荡、空间充足，地名自带“盟会祭祖”的礼制内涵线索，契合联盟政权中枢的研判方向。其余三地空间狭小、缺少礼制文脉、盟会承载条件不足，难以承担自杞国国家级军政礼制功能⁷¹⁰。

从边疆政治制度史视角研判：整个泸西县域，相较其余候选点位，爵册更符合自杞国联盟都城的制度与礼俗条件¹⁰。

第七章 学术严谨性留存

本文坚持实事求是，在现有证据互证的基础上，客观梳理现存学术短板，预留严谨研讨空间，避免绝对化定论。

其一，至今尚未出土带有“必罗笼”字样铭文文物，这也是夜郎、罗殿、自杞国一类西南古国研究普遍遇到的困境；多重史料—地理—考古互证可以推导地望方向，但不等于直接文字自证⁹。

其二，路溪白松坡石构遗址尚未开展正式考古发掘，现有结论来自地面调查，遗址性质、年代细节有待今后考古发掘进一步确认¹⁴。

其三，古彝文毕摩经书系统性整理、释读尚不充分，现有口传谱系、民俗材料只能作为辅助旁证⁶。

以上均属于佐证材料精细化层面的不足，尚未出现可以推翻核心研判的致命漏洞；现有整套证据链已经达到西南地方民族史研究通行的学术标准。研究全程以官方田野调查、基建出土标本为基础，杜绝虚构、杜撰、夸大遗存¹⁴。

第八章 宏大历史价值

探讨必罗笼地望，具备重大史学价值、文化价值、边疆价值。

第一，补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边疆史拼图。正本清源，还原自杞国作为西南边疆政权，拱卫南宋、开发边疆、推动民族交融、畅通商贸的历史功绩，纠正重中原、轻边疆的史学偏见⁹。

第二，厘清两代文脉边界，规范地方史学研究。严格区分宋代自杞国乌蛮王城文化与明代广西府土司文化，避免时代与遗存互相混淆，建立科学规范的泸西地方文史研究体系¹⁰。

第三，夯实彝族先民立国历史地位。证实彝族先民在两宋时期构建成熟边疆联盟政权，参与边疆治理，丰富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内涵⁹。

第四，赋能边疆文化保护与文脉传承。明确爵册唐宋都城遗址的文物研究价值，为宋代火葬墓、礼制遗存、古道遗址的保护、活化、研究提供学术支撑，守护边疆珍贵民族文化遗产¹⁴。

第五，丰富两宋西南国防战略格局研究。阐释自杞国以边疆一隅屏障南国、保障南宋军需、稳定西南疆域的作用，完善中国古代国防史、边疆治理史研究体系²。

结语

综合宋元官修正史锁定、宋代驿程里程复原勘校、彝语地名语义线索、官方田野考古遗存、全域地缘军政适配、边疆政治制度与民族礼俗契合、学界倾向性研判、其余三说系统性辨析八大互证链条，可以得出如下研判：

弥鹿部为唐以前已然存续的东爨乌蛮强部，世居今泸西金马坝，固有王城名必罗笼。唐宋之间，弥鹿本部人口繁盛、部族分化，衍生出师宗、弥勒两大支系，百年间各自发展壮大。至大理国中后期、南宋初年，弥鹿本部再度兴盛，将分化出去的同源支系及周边众多乌蛮小部落重新聚合，组建边疆联盟政权——自杞国。自杞国立国之后，承袭弥鹿部王城必罗笼作为全域政治中枢具备较高合理性³⁴⁵。

历经两宋数百年作为部族盟会、军政决策、官员任免、军事号令、祭祖大典、马市统筹的权力中心的历史积淀，古彝语“昨责”逐步演化为今名“爵册”，指向首领聚会议政的神圣中心⁷。必罗笼与爵册，文脉同源、功能呼应。

宋代“三程”驿道终点大体锁定泸西金马坝全域，坝区内旧城、爵册长线里程重合，无法依靠里程排他区分；旧城说的短板，核心在于王城级考古遗存、彝语王城语义、大国礼制功能等线索不足，而非单纯里程偏差。雨龙、城子古村因里程、方位、地缘等因素契合度偏低，可以予以排除¹⁰。

据此研判：宋代弥鹿部王城、自杞国联盟都城必罗笼，大概率即今云南省红河州泸西县金马镇爵册村。旧城、雨龙、城子古村三种假说，存在时空错位、遗存线索不足、地缘悖论、功能缺失、制度适配度低等短板，证据链尚不完备。

自杞国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彝族先民建立的边疆地方政权，扎根西南、臣服中央、开发疆土、融合各族、屏障家国，是中国多元一体历史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罗笼地望的考证梳理，让这段记载简略的边疆民族史得以正本清源，为西南边疆史、民族融合史、宋代经贸国防史、滇东南地方文脉传承，提供一套可供研讨的学术论证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