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发能丨金石存记 史待求证——浅谈城子古村碑刻与自杞国故都的研究空间

在泸西城子古村飞凤山上，云威寺的大门口，立有一块当代镌刻的碑石。此碑由本土文史专家、康熙《广西府志》(整理本)点校者刘群先生撰文，中共泸西县委、泸西县人民政府立石，距今已有八年多时光。石碑实实在在立在寺前，文字凿进石头，碑题赫然镌写：“自杞国故都永安古城修复碑记”，碑文之中亦明确写下：“史家考证，自杞国故都必罗笼抑或在兹”。

石碑和书本文章不一样。写文章、出专著，倘若发现观点不妥，后续尚可修改重印，不同看法也能够互相辩论。可石碑一旦勒石镌刻完成，便长久矗立于山野，历经数十乃至上百年而难以改动。后世不少研读地方史的学人，常会直接将碑上文字当作已经坐实的历史依据。许多到访城子古村的游人看过这方树立于云威寺门前的官方碑刻后，容易形成固有印象：自杞国的故都就在今天的城子古村，官方已经刻碑定论，这一历史问题便无需再研讨辨析。

这个问题，在我心中纠结许久。一边是政府主持立碑、本地资深学人执笔的公开记述；另一方面，遍阅旧代方志，却找不到一锤定音的原始记载，考古层面亦尚未发掘出过硬的实物佐证。那么，石碑既已树立在云威寺门前，关于自杞国古都位置的探讨，是否便应当就此止步？作为一名本土文史爱好者，继续梳理疑点、提出不同思考，会不会显得多此一举？

我反复翻阅旧志典籍，研读相关地方史料，梳理城子古村从古至今各个阶段的称谓，慢慢体悟到：地方上的文化定位宣传，并不能等同于严谨史学的最终定论。石碑虽已勒石成型，但对历史真相的探究，绝不能就此停下脚步。

要把这件事理说通透，首先应当厘清城子古村历代地名沿革，分清哪些是旧志确载的史实，哪些是后世研究推导出来的论断。

此地在明代修筑土司衙门之前，原本称作白勺寨。康熙《广西府志·古迹》原文记载：“永安废城，在府东南永宁乡飞凤山上，旧白勺寨地。明土知府昂贵所筑，衙署、垣墉尚存。昂贵既败，城遂废弃，土人呼为城子。”

这段方志记述十分明晰：明代昂氏土知府昂贵，就在旧时白勺寨的地基之上营建土司衙署。后世部分资料将这座土司治所称作永安府、永安城。待到昂贵事败，施行改土归流之后，这座土司城池就此荒废。清代修撰方志之时，依旧将这座废弃的土官城池记作“永安废城”。当地百姓见到山上留存的城墙屋舍残迹，口头上称之为“城子”，日久流传，便固定为如今的村名——城子古村。

谈及碑文之中出现的必罗笼，有必要对其文献来源与地望争议稍作梳理。必罗笼之名，最早见于元代《元混一方舆胜览》，书中记载“弥鹿部，城名必罗笼”，为乌蛮弥鹿部的城邑，后世学界推考其即为自杞国的都城。“笼”为乌蛮语言，语义为城、寨、邑，是滇东三十七部部族山城通用的地名后缀。宋元原始文献并未对“必罗”二字作出汉语释义，后世部分彝学研究将其释为“黑虎”，仅属于今人推演解读。《元史·地理志》仅载弥鹿部居地，未录必罗笼城名；南宋《岭外代答》记述自杞国往来里程，同样没有记下这一城号。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明清两代广西府官修方志，全书不见“必罗笼”这一地名，此名号是依靠元代全国性地理总志得以留存，到现当代本土史学研究当中，才被拿来比对泸西境内的古遗址。

元代史料只能够确定，必罗笼地处弥鹿部，也就是今天泸西县的县域范围，并没有标注精确对应的现今村落。近现代学界由此衍生出多种定点假说，主要有旧城镇旧城村、金马镇爵册村、中枢镇阿平村委会大雨龙（逸圃雨龙）、城子古村四处，各家皆有田野考察与逻辑推演作为支撑，却均缺乏决定性的出土文物佐证，至今没有形成统一结论。

城子古村明代为白勺寨，即方志所载明代“永安废城”。检阅古代方志，宋元时期的必罗笼与明代的永安废城，从未被直接划上等号，将二者联系在一起，是当代彝学研究提出的一派观点。碑文中用“抑或在兹”，措辞留有余地，是一种推测之语，并非确凿不移的史论。

碑题镌刻为“自杞国故都永安古城修复碑记”。明清原版方志记作“永安废城”，碑文将其改写为“永安古城”，属于后世整合衍生的称谓。所谓“自杞国故都永安古城”这一整套说法，不见于古代方志原文，是当代结合研究推论形成的文化定名。

厘清地名的来龙去脉，我们再区分两件事：地方文化宣传定位，与史学考据，二者承载的功用本不相同。

县委、县政府树立此碑于云威寺门前，首要目的在于保护城子古村这份珍贵的文化遗存，梳理本土文脉，打造地域文化名片，向大众讲好泸西的过往历史，服务古村保护与文旅发展。刘群先生深耕方志典籍，将当代学界的一派倾向性研究观点吸纳进碑文，对于传播自杞国文化、提升城子古村知名度，确确实实发挥了重要作用。

城子古村为明代昂氏土知府修筑的土司城池，这一段历史，能够与方志记载相互印证，是确凿可信的史实。可向上溯源至宋代自杞国时期，疑问便随之显现。

康熙、乾隆《广西府志》以及民国泸西县志稿，只记载唐代弥鹿部乌蛮在此栖息繁衍，记述明代土司城池的兴废始末，通篇没有片言只语，将自杞国故都和城子古村相关联。有关自杞国的早期文字记载，主要见于南宋《岭外代答》、《元史·地理志》。这些古籍只记述了自杞国大致的疆域范围，并未写明它的都城对应现今哪一处村寨。

时至今日，史学界对于自杞国都城所在地，依旧存在多种不同见解。除城子古村之外，旧城、爵册、逸圃雨龙，均有研究者提出过各自的推断。目前学界仅达成一点共识：自杞国的核心统治区域，大致处于今日泸西境内。至于确切的都城地点，既没有古方志白纸黑字的锁定，亦缺少出土文物作为实证。多种观点并存，仍然处在学术探讨阶段，并未形成统一的史学定论。

碑文采纳了学界尚处于研讨阶段的一派假说，镌刻于飞凤山云威寺门前的碑石之上。“抑或在兹”四字本已留有推测的分寸，可普通大众观览碑碣，往往容易忽略“抑或”二字，直接将碑记内容视作已成定谳的史实。岁月流转，后世治史之人，或未必知晓这仅是二十一世纪所采信的一派学术见解。长此以往，旧城、爵册、逸圃雨龙等其余候选遗址便容易遭到忽视，自杞国古都的考证空间或将被大幅压缩。

这里需要客观申明：我并不否认城子古村具备成为自杞国重要遗址的可能性，也绝不否定立碑这件事本身的价值。飞凤山之上的城子古村地势开阔，遗存丰厚，从地理格局来看，完全具备古代部族中心邑落的条件，作为国都候选遗址，理应得到充分重视。政府树碑于云威寺门口，褒扬古迹，传承乡土文脉，本是造福一方的善举。

但文化宣传叙事，终究不能等同于历史求真。地方宣传可以采纳某一派学术观点向外普及，却不意味着就此关上学术研究的大门。碑文可以选用倾向性观点进行传播，治史却应当恪守无证不立、存疑待考的底线。即便某一说法广为流传、得到官方采用，我们依旧可以继续比对方志，开展田野走访，静候考古发掘带来新的线索。

倘若后世只因云威寺门前这一通碑记，忽略了“抑或”所带的存疑意味，便排斥多元视角、忽略其他候选遗址、回避史料抵牾，则反而是对乡土历史的不负责任。

治史之道，宜宽不宜隘，宜存疑不宜武断。碑石记录的，只是一个时代的文化认知，它不能封堵后世求真求索的道路。勒石不等于史论终结，官宣不等于考古定谳。

自杞国留给滇东南，还有许许多多的历史谜题。在没有出土确凿文物、没有寻得古代文献直接佐证之前，自杞国古都究竟在何处这一课题，便值得一代又一代文史爱好者继续辨析求索。不因碑已立而缄口，不因已成通识而放弃追问，这便是乡土文史研究者应当坚守的史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