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内外：从文化冲突到文化融合——以峨山县塔甸彝汉两个村为例
摘要：塔甸彝村和街子汉村位于滇中峨山彝族自治县西北部山区。由于历史上的资源占有、政治隶属以及经济共同体的发展等原因,两村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立场,一直以来发生着一系列彝汉矛盾。当地链接两村彝汉民族的街子及其开新街仪式活动,充当着彝汉族群边界的角色,划定和界分着彝汉两个民族的身份和文化认同。近年来随着经济一体化发展,国家和谐社会建设以及公民社会养成的推进,彝汉族群边界逐渐出现弱化和跨越现象,两村彝汉民族关系呈现出和谐的局面。
关键词：族群边界；文化冲突；文化融合
一．彝汉两村概况
（一）塔甸彝村
塔甸，属彝语汉译地名，彝语为“th"33de21”。“塔”意为“松树”，“甸”为“平地、坝子”，即“长满松树的坝子”。清朝，一公里外迁来了汉族聚居成隔塔甸村而望的街子村后，塔甸就被称为“th"33de33kh"33mo21”，意为“大寨、母寨”，汉语为“塔甸大寨”。塔甸村现在是塔甸镇塔甸村委会行政村，海拔1771米，离县城52公里，距镇政府约1公里，坐东朝西，呈条状聚落。村西南有高耸的“老虎山”，村里有两塘龙潭泉水（一塘已干涸弃用），村南是碧水依依的小草海。塔甸至化念公路呈南北走向横穿村子。二十世纪90年代中期前，村内街心路一律用大青石板铺就，从一组所在大龙潭位置由北向南一直延伸到五组。塔甸村背靠五座青山，山上郁郁葱葱，属村风水林和祭祀咪嘎哈林[1]。五座山之间恰好形成四条箐，总称“五山四箐”。一组LCL老人说：
这里以前号称“三百六十户”，大着呢！国民党时先作镇，然后是区，区以后是乡。作镇的时候叫“龙泉镇”，镇公所就在街子村。镇长嘛是塔甸村里人。当时的“龙泉镇”，只管街子村和塔甸大寨。[2]
塔甸村“三百六十户”是民国时的规模，事实上在元宪宗六年（1256年）设嶍峨千户时，塔甸就已被设为四个百户所之一了。村里以施、普、方、鲁、李姓先居，其他黄、王、文、张、段等小姓最后扩居，这些小姓根据其口述资料均说祖籍江西，村南约1公里外有其称为“江西坟”的公共墓地。都属明清屯田制度下，从南京、江西等地入滇而来的汉民。因人数较少，长期与当地彝族通婚，逐渐接受彝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进行民族识别时，主动划为彝族，现均认同彝族。有意思的是，鲁、李等被认为塔甸“土著”的家族，也说是从南京应天府来的。根据墓志铭，鲁氏家族迁来塔甸村比较早，其始祖鲁弥迫墓碑记载
按鲁氏原系江南籍也，其鼻祖住城内□巷。自唐末宋初，贩磁货为生，理落籍于滇南东门外菜园之村。因□年□□□□□于临安，又迁于河西住鲁家营，现今族中尚有入营门进贤书者。后又迁于嶍邑小甸中，分住于塔甸[3]。
墓碑上关于祖籍之“江南籍”有语焉不详之嫌，而建水、通海、嶍峨等地的迁徙路线则与峨山彝族《指路经》所指路线较对应。可能出于某些历史原因，附和了后来大多数入滇江南籍兵丁说法。鲁氏家族现尚存宗谱[4]一本，彝语称为“phu33”，是“祖先”的意思。以父子连名制续修，前半部用彝文书写，后半部则用汉字书写，且已改用汉姓。该宗谱从彝族洪水泛滥神话开始写起，接着叙述彝族祖先阿普笃慕洪水避难以及六祖分支等历史，其祖先辗转从昆明、红河建水、玉溪通海等迁来。该“鲁氏宗谱”记叙：
……/阿普笃慕尼[5]/新妻生下子成为一个支/二妻生下子/分成一部落/独眼变直眼/直眼变横眼/生下横眼代/慕阿克耶莫/成为一个支/分成一部落/颇玛阿俞巴/成为一个支/分成一部落/得杯勾勒莫/成为一个支/分成一部落/卢巴罗勾莫/成为一个支/分成一部落/到这一代后/大地四方角/到处人生活/是这样发展/是这样流传/慕克克的孙/绿松林地来/祖是这一支/诺耶乃阿吉/扎租支繁增/撒玛妮的孙/革卓妮的孙/是他俩的孙/起源“谷窝地”[6]/半路到“后列”[7]/鲁占云后裔/落脚塔甸地/……
从以上叙谱可见，鲁氏家族是六祖中慕克克之后裔，即“布”支后裔。方氏家族是当地彝族土著，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鲁魁山彝族聂苏人据说是从黑腻、塔甸等地迁过去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鲁魁山聂苏方氏祭祀家族图腾时，塔甸方氏家族曾派代表参加。李氏作为村里除鲁氏外最大的家族，其始祖李者的墓志铭上清楚标明随沐英平滇而来，因其家谱在“破四旧”时被烧毁，无法考证其彝族身份，但可以肯定的是鲁施普方李五姓中，李氏是最后才迁来塔甸村的。
如果从塔甸村坝总鲁氏始祖鲁弥迫唐末宋初迁来塔甸算起，塔甸村已有近1000年的历史。塔甸全村现分5个村民小组，共有334户，1300人，其中男660人，女640人；彝族1142人，汉族152人，拉祜族10人，哈尼族6人，彝族人口约占全村总人口的88%。全村有耕地1611亩，其中田66亩，地1545亩。林地特产有野生干巴菌、鸡土从 、羊干菌等，以种烤烟、包谷、油菜等经济作物为主。村里建有水泥厂、建筑公司等集体、私人企业，镇办初级中学、中心小学、幼儿园各1所，有教职工264人，学生578人。全村通公路、通电、通电话、通自来水，配套可接收中央和地方40多台套数字电视信号。近年，经济条件好的少数家庭还安装了宽带网。化念-富良棚公路、塔甸-大西公路穿境而过，每天有一趟往返于村里和县城的中巴车，交通便利。塔甸镇中学（初中）、塔甸中心小学、村卫生所等行政事业单位设在村里，村委会下辖村落的中小学生都要到这里来上学，包括街子村汉族。村里建有年产28万吨的水泥厂、编织袋厂、空心砖厂等集体和私人企业，具有一定工业基础。还在村中建有塔甸镇农贸市场，是全镇商业交流中心。从目前建设和发展来看，塔甸村具备一般中小城镇基本设置，不论从人口、村落规模，还是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程度上看，在整个塔甸镇都居于核心地位。近十年来，村里近三分之一的人家盖起新式钢筋混泥土洋楼，事实上镇政府所在的街子村反而显得冷清。在塔甸镇包括附近大龙潭乡和岔河乡小村寨很多人心目中，塔甸俨然是一个“农村里的城市”。
（二）街子汉村
街子，现叫塔甸街，海拔1922米，隶属于塔甸村委会塔甸行政村，在村委会驻地塔甸大寨北1公里处，塔甸镇人民政府驻地。据镇里的资料，街子清代建村，也是彝语地名。彝语本叫“Vo21dW33li33dzO21”，意为“笋子街”。据说当地过去遍地是竹子丛，人们往往以出产的笋子进行交换，因此得名。笋子街，每隔五天赶一次街，每逢带有“一”、“六”的日子为赶街日,简单地也称为“一、六”街。听老人们讲过去是以农历来计的，后不知何时起改用公历。街子村是汉族村，村人大多数在清时，做小本买卖陆续迁来驻居最后形成了街子。“老人们都说，挑着担担来做生意，来这儿落脚的，都说当时‘挑着小担担，做点小叮当’”[8]。这些汉族先民们，当时也是出于种种原因挑着货担做点小本生意辗转迁徙而来。因历史上一直为集市贸易之地，而这些住居街子的汉民也以行商、货郎身份迁徙而来，直到今天他们都是当地最善于做买卖的。过去，街子村坐东朝西，呈街式聚落。街子就设在村里街心路上，由街子东寨门和西寨门护栏起来。新中国成立后，乡政府该设在塔甸街子。村里民宅多为土木结构瓦楼房，机关单位有钢混结构楼房。由于赶街规模越来越大，街子随即迁出村内，改设在村西北乡政府与村子之间新修主道上，街头从峨山县城至塔甸路口北面算起，一直往南延伸到村尾为止。虽迁出村内主街心道路，但还是在村子旁边赶街，比起从一公里以外来赶街塔甸村和其它村彝族，街子村汉民依然以东道主自居。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97年在塔甸镇镇政府新建现代农贸市场，撤销原来老街为止。
街子汉村现下设一个村民小组，共有158户568人，其中男294人，女274人。汉族405人，彝族161人，哈尼族2人。这些彝族和哈尼族，基本上都是由塔甸等彝村陆续外嫁进去的。耕地面积746亩，均为山地。主产玉米、小麦、烤烟。2006年粮食总产8.99万公斤，经济收入225.34万元。距村西北300米处，有旧石器时期古人类居住遗址“老龙洞”。村旁驻有塔甸镇党政机关和金融、供销社、邮电、卫生院、敬老院等行政事业单位。通电、通电话、通自来水，有40多台电视网络节目。化念—富良棚公路和岔河—塔甸公路会于此，是亚尼、富良棚、大龙潭、化念等乡镇与县城之间必经的交通枢纽，交通十分便利。
二．族群边界：街子及其“开新街”
塔甸街是“一、六”街，每隔五日一街，即逢每月一、六、十一、十六、二十一、二十六、三十一赶街。作为塔甸镇商贸交易中心，塔甸街子辐射到塔甸镇内大大小小十几个村落。塔甸、亚尼、富良棚、大龙潭等乡镇均有“开新街”节俗。即在每年春节后第一个街日，举行隆重的开街仪式，各村民间文艺队耍龙、跳花鼓、打歌巡街表演，以祈求来年农作丰收、商贸顺利、人畜平安。过去塔甸开新街在每年的正月初六，改用公历后，在春节后逢一、六的第一个街天举行“开新街”活动。届时，塔甸梁子十村八寨的人们，都会不约而同盛装前来参加开新街活动，以村为单位进行耍龙、跳花鼓、唱花灯、打歌等文艺表演。由于地缘优势，街子村和塔甸村受开新街影响最大参与面最广，是开新街的主体。
人们现已说不清开新街习俗是如何起源的了。据富良棚乡62岁的王志诚老人说，200多年前的富良棚这个地方荒无人烟，但是马帮和商人往来于昆明-泰国的必经之地。过往的商人都会在这里歇息，喝口水，休息一下再走。于是很多商人在这里搭起了草棚，卖茶卖水，供来往的商人休息。因后来商贸的发展，人们就把赶街当成了一种习惯。为了祈求生意兴隆、平安吉祥、驱鬼除魔，让一年来的商贸顺利，100多年前人们在春节后一天举行开街仪式，耍龙、跳花鼓舞。由于逢五、逢十是当地赶街的日子，人们多年前就把正月初五当作开新街的日子。[9]很显然，开新街源于人们对商贸物资交流的诉求，是当地商贸化的民俗产物。开新街文艺表演活动，则带有明显的庙会社火踩街的痕迹。过去，塔甸村人耍龙、踩高跷、跳花鼓等灯会，每年上新街表演之前都要到龙潭出水口、塔甸大庙（破四旧时期被毁，原址早已改为塔甸中学）拜佛敬神，祈求神佛保佑平安。
街市是一个地方商贸往来、文化接触最频繁的核心地带，也是当地社会生活中人与人、族群与族群互动交往最直接最密切的时空场所。塔甸街一直是街子村和塔甸村彝汉之间，民族文化交流、社会交往最频繁的核心场域。而每年的开新街活动，特别是彝汉两村民间文艺表演队沿街巡演的民俗活动，则是双方各自向对方进行各自民族文化的张扬和外显，以此进行着各自内部的社会整合和民族认同，同时也传承了各自的传统文化。所以，当地每年的开新街活动，一直就是塔甸与街子彝汉两村之间既明显又隐约的一条族群边界。在这一条族群边界的两头，分别系着塔甸彝村和街子汉村两个不同的民族文化群体。他们之间，多年来由于自然资源占有、政治隶属关系、民族文化差异、人口比例大小等原因，既有冲突又有相互融合，一直以来形成一种“动态平衡”的总体发展态势。“族群边界的概念是有关族群关系的族群研究的焦点，边界是他们之间看不见的分界线，边界总是两方面的；那就是说，在一对关系中的族群双方彼此相对地区分他们的认同和特征。”[1]在开新街民间文艺民俗活动中，两村彝汉民族采用各自独特的民间文艺表演形式，以此强有力地构建和维持着自身的文化符号，增强着各自的民族凝聚力。街子村汉族通过耍龙，塔甸村则采用耍龙、跳花鼓、打歌等富有彝族特色的表演，各自对村内每一个个体成员进行着整合和统摄，也以此进行着对对方文化的抗拒和抵制。他们互相竞争赛耍赛社，抢占文艺表演头名，甚至刻意抢尽表演的风头，不断加深成员对各自民族和村落的认同和归属。开新街，最后演化成为塔甸和街子彝汉两村之间，互相承认民族差异性的族群边界，清晰划分和规定着各自的属地和族性。更为重要的是，不能忽视塔甸和街子彝汉两村同时对街子固有集贸交流功能的社会需求，不论彝族汉族都要通过街市才能获得自己生产生活所需，这样街子作为族群边界又变得模糊和模棱，两个不同的族群甚至跨越了该族群边界，打破了其各自文化互相进行闭锁的限止和制约。
三．两村彝汉文化冲突
每年正月开新街活动民间巡演中，塔甸和街子两村文艺队之间的互相较量和竞争，是彝汉文化冲突的浓缩和集中，是在新街集市族群边界场域中的你来我往的互动角力，是彝汉文化冲突的核心象征。“维持族群间的联系不仅隐含了认同的标准和标志，而且隐含了允许文化差异存在的互动的架构。我想讨论的这种组织特征可能对所有族群相互关系而言都是普遍存在的，它是一套管理族群之间社会对抗的系统化的规则。”[2]事实上，塔甸和街子两村彝汉文化冲突系统化的对抗，存在、渗透在他们之间只要稍有接触的生产和生活当中。而自然资源的占有、政治隶属关系的划定、文化上的强弱、人口比例的对比等则是彝汉文化冲突和对抗的主要原因。
塔甸村彝族，在唐末宋初时期就迁来定居塔甸坝子，占尽了水源、山林、田产等自然资源。街子汉族村在清时才迁来塔甸聚居形成街子，此时塔甸附近水源、山地林木及田产已只剩下荒山和瘠地。“街子村和塔甸人一直有矛盾。以前嘛，他们看不起我们这些‘死猡倮’[10]，他们也没有什么山产，因为是后来进来的嘛。后来慢慢地通过做点小买卖，他们就盖起了房子。”[11] 解放后实行土地改革，街上汉人亦分得了自己的山林地产，但距村路途遥远偏僻，所以少数汉人有时到附近塔甸村所属山上放牧、砍柴，有时也偷伐林木等，常引起塔甸彝族的不满，常引起彝汉两个村子的纠纷和冲突。随着街子汉村人口增多，导致其村中龙潭供水紧张。他们就又到塔甸村后山三组地界箐子一眼山泉处搭渠取水，因此与塔甸三组有过几次不愉快的争端和摩擦。双方围绕着对山林等资源的争夺，为维护各自所属村所所属自然资源范畴秩序，一直以来有着矛盾和冲突。街子和塔甸两村长年的矛盾，其核心是标定和强化两个村落自然地域范围，因为地域范围事关各村山林风水资源、商贸利益。
解放前，塔甸街子就设在街子村内街心大道上，从村东头寨门一直延伸到西南和北向寨尾，呈人字形散开。解放后，邮电所、供销合作社、副食品供应站等国家部门等都设在大道两侧街边。后来因人口增长，村子逐渐扩建，迁到村外北向公路大道上。街头从峨山县城至塔甸、富良棚公路边车站起，经过磅房、煤矿工作站、粮管所、信用社、财政所、镇政府、卫生院、供销社、邮电所、农行以及沿路民房，一直向南延伸至其村尾，前后约六、七百米长。1997年，镇政府为了将政府、街子村与塔甸村、水泥厂等有机连接起来进行整体连片发展，在离塔甸村约半公里处兴建了一个占地十亩的农贸市场，共设120多个固定摊位和门面。市场上空配上塑料有机瓦，塔甸镇从此改变了过去日晒雨淋的赶街生活。同时以公司模式对市场内摊贩和经营户进行统一监督和管理，保证买卖公平。市场一建成，政府就将街子迁到了市场，长期受惠于老街的汉人觉得这让他们损失了“地盘”、商机和市场，对此忿忿不平。据农贸市场管理华兴公司某员工说：“刚开始的时候，街上人[12]闹过几次，不来农贸市场赶街，照样在老街摆摊做生意，但是最后被镇里压了下去”。街市的迁走，这对于买卖人出身的街子村汉人来说，如果退回到土改以前，几乎会要了他们的命。因为他们当时没有什么山产和土地，其最主要的生产方式就是生意经营。不论是卖一点杂货，还是一碗米线，他总能常年获利。而当新的市场建成投入使用，就面临丧失长期稳定的商机，轮到谁头上都不甘心。所以，当年的新农贸市场开街仪式，街子村龙灯会等民间文艺表演队拒绝下到农贸市场耍舞，耍到老街村尾就自顾折回头去，以示不满。直到十年后，在政府的干预下，2007年街子村汉族龙灯等民间文艺表演队才首次下来农贸市场耍舞。
解放前，当地开新街活动纯属民间自发，参加开新街活动的街子村和塔甸村人往往各自为阵。开街当天，两村都要扛枪上阵，一来显示自己的武力和威势，二来借此维持开街秩序，保护自己队伍不受干扰和侵害。下面是我和LCL老人关于过去扛枪赶新街的一段对话：
问：为什么要扛枪？
答：你必须维持秩序嘛。过去没有公安局、警察来维持秩序，不是现在这样的，那时全看各自势力的大小。开新街当天塔甸是全村人一齐上去的，冒失[13]了！
问：扛枪队伍的规模有多大？
答：最少来都有二三十支枪，都是由那些高大威武的小伙子们扛的。你不扛枪谁敢耍龙呀！汉人也扛枪，但是他们的还不到塔甸这边的一半。
问：扛枪的时候斗过吗？
答：那倒没有。
问：枪里有实弹吗？
答：有。他别着龙带（弹夹带）呢，不只是那支枪，象根木头一样。如果只是枪，万一真出事儿，不会有多少弹药嘛。[14]
街上汉人和塔甸彝人开新街纠纷最大的一次，莫过于关于塔甸人割街子村人龙头的事。这件事直到现在，塔甸村大多数中老年人都记得，也一直被很多塔甸人反复提及。关于割龙头事件，LCL老人自豪地讲到：
塔甸人有一次曾将街子村的龙头[15]都割了下来。那时候，离现在将近有八十年了吧，是LGR他大爹LFS他们去割的，因为街上人他们难瞧[16]嘛，就在那儿你一言我一语地互相挖苦，他就听不下去了嘛。开新街当天一早人还没有来齐，当时街子村人刚刚抬出龙灯来，他们就冲上去将龙头割下来扛着回来了嗦，这样能不相斗吗？!当时街上人见他们拿着钩镰刀，一时也不敢动，又不敢跟着追下来塔甸。你怎么能追下来呢，你就那么几个人下来，连塔甸人的辣子水（蘸水）[17]都不够！
以上L老人回忆起“割龙头”事件时，依然沉浸在当年那几个塔甸人的“英勇事迹”里，好像他自己亲自割下了街子汉村那个龙头似的。开新街耍龙，是当地农业祈丰活动中最重要艺术民俗仪式展演，这不论是对彝人还是汉人，都是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增产增丰的神圣仪式活动。当时的彝人竟把汉人的龙头当众割下来，这可关乎着街子全村人祈雨求丰的大事。同时，它也是一种极大的侮辱和攻击。反过来也可看出，那两个割龙头的彝人当时怀有多大的怨恨，以至于做出如此极端的行为来。这一切，又都由彝汉两村长期大大小小的矛盾和纠纷积累而致。
当地这条位移的、发展中的“街市”族群边界，发挥着其划定和区分族群性（ethnicity）的作用。围绕着这条族群边界，发生汉彝、彝汉文化冲突和交融，反映出两个村落各自所属时空秩序的不平等，这也是地方性时空下两个民族历史、文化、经济地位不均衡的一个集中象征。一旦双方步入每年的开新街仪式活动，也就是该边界生效最明显、运作最迅速的高潮时节，塔甸和街子两村之间“街子-塔甸”、“汉人-彝人”、“文明-野蛮”、“先进-落后”等若干二元对立观念马上就被强化。它是“后来”的汉人，面对“先来”的彝族占尽“天时地利人多”社会现实表达的一种不满情绪。每年的“开新街”活动，最终演化成双方藉以确定各自地域秩序的一断时间，清晰界定各自民族身份的一个空间。
四．两村彝汉文化融合
“族群边界不一定是领土的边界，但社会边界除外，它们不会把群体彼此完全地隔离开来。相反，存在一种信息、影响、交换的持续流动，有时甚至人们可以跨越它们。”[3]族群边界的跨越，随着政治联盟的缔结、地域的共同连接、市场交换的需要，以及单一族缘、血缘禁忌的打破等得以实现。这确是一种“持续流动”，不是一朝一夕就可完成。但是，即使族群边界被跨越了，并不能说族群边界从此就消失了，相反它极有可能随着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得到不断的加强。
政治隶属的划分，是国家政治力量的一种强制渗透，它拥有至高的政治治理权威性。唐末宋初彝人最早迁来定居塔甸形成村落。早在元宪宗六年（1256年）设嶍峨千户时，塔甸就已被设为四个百户所之一。在民国时期，塔甸村又被设为龙泉镇（乡）治所在（乡公所就设在原塔甸大庙内），同时下辖塔甸和街子村。新中国成立后，塔甸村内设立塔甸大队委员会，依然管辖街子村。现在，塔甸村民委员会和党支部，也都设在塔甸村，统领塔甸村、街子村等附近七个村。民国时期的乡保长都由塔甸村彝族担任。现在的村民委员会主任，也从来没有街子村汉人担任过。因为在人口数量上，塔甸村以近四倍于街子汉村的悬殊比例，往往在每届选举投票中具有压倒性优势。虽然镇政府设在街子村，但由于塔甸村水泥厂等经济实体，中心幼儿园、小学和中学的区位设置、村公所卫生院等均设在塔甸村。事实上，塔甸村一直是整个镇的社会经济文化中心。所以，塔甸村彝人虽是政治上的少数民族，但在当地却是事实上的多数民族，在当地彝汉民族关系中，享有支配和统领的地位。而街子村的汉人，虽是政治上的主体民族，但在当地却成了事实上的“民族少数”，处于被支配和从属的地位。但是，由于国家的政治隶属划定具有难以抗拒的力量，虽当地彝汉民族群体事实上存在强弱格局，但作为一个共同的政治单位，他们必须同时被统合为一个整体，以利于国家的政治治理。而在这个政治共同单位内部，虽存在着内部话语权力分配的不公和主次之分，但它毕竟要求必须给予双方各自的声音表述。只不过这种表述及其活动，可能最终演化成一次次的资源分配和权力博弈，双方在背后其实都尽可能地代表着各自的民族、村落的立场和利益。
在塔甸村内部及其与街子村落之间，一直存在着“彝化”和“汉化”两种文化涵化现象。据当地墓志铭和彝文谱牒显示，拥有近千年历史的塔甸村内施、普、方、鲁等家族作为彝族土著居民，最早迁居塔甸坝子并传承、构建了彝族文化传统。明、清时，强大的李氏家族及其王、段、孙、黄、文等汉族小姓家户的迁入给村落带来了汉文化元素，但由于人数较少，最后被“彝化”变成了彝族。但从明、清以来的墓葬、墓志铭、塔甸大庙等历史古迹来看，塔甸村汉文化影响也较明显。村里彝族文化逐渐借鉴和融纳汉文化，主要始于明朝的改土归流对彝族文化的冲击。彝族传统火葬改为土葬，丧葬礼仪既有彝族毕摩念诵《指路经》等彝族传统仪式习俗，也带上了汉族儒文化“司书唱礼”等习俗。村里彝汉间也产生过一些纠纷[18]，但总体上彝汉文化互融在塔甸村内部一直比较自然顺利。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民族识别后，塔甸村统合成了一个“彝族”村落共同体。自此，不论彝、汉，对于大多数家庭和个人来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居于共同地域空间的“塔甸人”的身份认同。当一街之隔的街子汉族村与塔甸村发生冲突时，村里以“彝族”的共同族籍身份为口号进行整合和统领，维护着村里的整体利益。
街子村汉文化变迁最明显的体现，就是近三十年来汉彝之间通婚带来的一系列“彝化”现象。这种汉彝跨越族缘、血缘的开亲，在过去老一辈人身上是不可能发生的，也是难以想象的。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汉人子弟，纷纷娶进塔甸村及附近彝村的彝族媳妇。同时，也有少数汉族媳妇嫁进塔甸彝人家庭，成为彝族的汉人媳妇。WQH是街子村七十年代出生的汉人，现任村民小组副组长，他娶的就是富良棚的彝族媳妇。他说：“以前嘛都是本街讨本街的。现在嘛基本上90%都是彝族。我媳妇是彝族嘛，我家这几个孩子全部都报了彝族。以前我爹我妈都是汉族嘛，不准报彝族。我们以前街子村还喊‘塔尼颇’，现在‘塔尼颇的没有说的了’，都是彝人了。我不讨媳妇以前一句彝话都不会听，讨了媳妇后就会听了噻。不学不行了嘛，后来慢慢学会。现在我们街子村会听彝话的有8、90%左右。除了几个老老的不会听以外，像我们一样的一般都会。”[19]由于女性具有民族文化传承上的优势和主导地位，加上国家民族政策的影响，彝汉、汉彝通婚家庭的孩子不仅民族成分上被报为了彝族，同时他们自己和孩子们也学会、传习了彝语母语及其所承载的彝族文化传统。由于汉彝汉彝之间的通婚，带来了通婚家庭及其背后所代表的汉彝民族文化的进一步交融。这在双方传统礼俗文化上表现的尤为明显。
比起其它的人生礼仪，各地民族民间丧礼，在传承上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保守性。尽管如此，彝汉两村民间丧礼呈现出文化交融的态势。作为彝族民间丧礼最重要的祭祀仪式舞蹈，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在街子村传统汉式丧礼上就陆续出现了彝族花鼓舞的身影。街子村花灯迷、常任汉式民间丧礼“司书唱礼”[20]的WJY说：“现在我们街上人死办白事，也请花鼓。白马[21]也请呢。这几年嘛，样样都兴的了，只要是彝族地方兴的，这些地方都兴的了”。[22]彝族传统丧礼花鼓舞和毕摩诵经，是彝族典型祖灵信仰的神圣仪式舞蹈和仪式文学，这对于具有共同迁徙历史记忆的每一个彝人来说，它们不仅表层地表达了孝的观念，而且深层地链接了祖灵与后代，使后人祭献与先人赐福双向流转，也是彝族承续自我历史，传承民族精神的神圣仪式，具有深厚的文化意义。汉族虽也有自己的祖先崇拜，但他们不与彝族享有共同的迁徙历史，固然也就没有彝族人死亡魂要归祖界的传统信仰。但最近十多年来，由于两村间汉彝、彝汉通婚，不论是塔甸彝村还是街子汉村，其民间丧礼仪式都不约而同地带上了对方的习俗。前者更多的是政治力量干扰的结果，后者则主要是通婚带来的产物。
近年来塔甸和街子两村在开新街民间文艺表演时，过去那种紧张、冲突的关系也基本消失了。下面是我和兼任塔甸村委会治保委员的花鼓舞艺人LSD的对话：
问：这两年开新街时街子村和塔甸人有冲突吗？
答：不冲突了。自从我当了治保主任后，每年开新街镇上和我们就会提前开会，强调这是一个治安问题。开会的时候就交代这样闹没有必要。交代各组的领导不准打架。开街当天我嘛就在带队噻。
问：那现在两村和谐相处，政府做了不少工作吧？
答：是啊，特别就是我们这一层噻。当然啦，花鼓也是起了作用的。我们塔甸的一些姑娘嫁上去起了带动作用。她们把自己的男人看住了，不让他们“疯”了。[23]
这是最近三年来，每年新街当天，镇里组织派出所民警、村委会治保委员等有关人员参与维持秩序外，各组组长也被要求管好本组文艺表演队。同时还请县里交警、消防等部门参与，基本上保证在每一个岔路口、狭窄地段都有一组民警执勤。按传统由街子村居头名耍龙，紧接着是塔甸村五个组的舞龙、花鼓舞队等。为实现当代国家和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诉求，地方政府强力介入当地开新街巡街文艺表演彝汉关系调解，这样促使塔甸和街子彝汉民族，不断地跨越着街市这个族群边界。结果，其界定彝汉民族文化的效能被极大地弱化。
近年来，塔甸和街子彝汉两村冲突逐渐缓和平息，除了受政治上的强制介入外，也有经济一体化、现代民族国家统辖下公民社会构建的推动。塔甸村彝族过去耻于摆摊做买卖，而街子汉人则自古是买卖人出身。新型农贸市场的建成使用后，进一步提高了塔甸村彝人的市场化程度，逐渐地也有彝人开始从事物资贸易。1987年建成投产的塔甸水泥厂矗立在塔甸村旁，曾被国家农业部认定为“国家中型一档乡镇企业”，一度成为玉溪市乡镇企业一面旗帜。水泥厂的兴建和投产，使塔甸村经济发展得到了极大提高。曾任水泥厂生产副厂长的LXS说：“在1996年以前，水泥厂比较红火。当时提供了近750多个用工岗位，他们中95％都是塔甸村和临近村落的彝族，本村（塔甸村）的占了256个左右。那时候，光五队一年从厂里带回去的工资收入就有近60万元左右。”[4]加上近年县里大力进行民族文化建设，事实上就是以彝族文化建设为核心，这样高扬彝族传统文化，极大地提高了彝族的文化自信心。于外于内，塔甸和街子两村彝汉两族，都步入了现代法理社会。彝汉族群及其内部的每一个个体成员，事实上已成为民族国家体系下的现代公民。现代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街市边界，在进行民族文化识别的同时，却也向彝汉两个群体提供了他们之间无法阻断的市场链接，使他们一起构成为一个地域经济共同体。
结语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塔甸彝村和街子汉村由于土地、水源、林产等资源占有的不平等，当地彝汉社会文化格局强弱的逆向转换，以街市及其开新街仪式活动为族群边界，在其内外爆发着大小大小的纠纷和冲突。历年的开新街巡街表演，成为两村彝汉民族自我身份识别和强化文化认同的边界线，位于两端的彝汉民族关系处于紧张和对抗之中。由于明清的“改土归流”，加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国家土改，两村的生产生活资源被重新进行了分配。当代国家政治力量的强制介入，不论彝汉同时受全球经济一体化、民族国家体系下和谐社会建设、公民社会养成的影响，处于街市族群边界两头的彝族和汉族，民族关系开始出现松动并趋于缓和，彝汉双方为满足各自对全球一体化的经济诉求，出现了跨越族群边界的情况，彝汉文化之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互化和交融。两村彝汉民族关系自此达到历史上最为和谐的时期。
挪威人类学家巴斯在他的《族群与边界》(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一书中指出，作为文化孕育单位的族群，其边界在于自身文化特质的延续和维持。尽管人们有可能己经跨越了族群边界，但其原有的族群边界仍然存在。族群划分以族群认同为基础，族群认同又以其共同的历史记忆和语言、宗教信仰及习俗文化等因素为基础；族群边界的扩延与缩小，取决于族群文化张力大小所导致的族群关系的变动。换句话说，族群、社会与文化实际上构成的是一种动态发展的互动关系。[5]族群边界的扩延和缩小，不仅受到族群文化张力大小所限，同时受到族群外政治经济大背景的影响。在族群内外因素的综合影响下，族群张力也发生着变动和转换，因此导致族群关系的变动。塔甸彝村和街子汉村之间，为维护各自的文化身份和经济利益，导致作为族群边界的街市，出现一定程度的扩张和缩小，从历时的角度观之具有起伏和波动的运动态势。
古老的彝族，还能有多少东西能在时代大潮中存留下来，也许不会有明确的答案，但我们可以尽力去为她留存一些有价值的文化，这就是彝 族 人 网的价值所在。原载：《毕节学院学报：综合版》2011年第9期 特此向图文原作者致以敬意和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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