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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中的“文化城镇化”:以滇中彝区富良棚乡为例

作者:李金发 发布时间:2020-09-06 原出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

摘要】过去 20 多年中滇中彝区富良棚乡城镇化发展的两阶段显示:前一阶段属于典型的“物的城镇化”,后一阶段为“文化城镇化”。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城镇化不宜照搬东部沿海地区或内地发达地区的城镇化经验。少数民族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必须走人文生态可持续发展之路,高举文化大旗,走“文化城镇化”之路。少数民族地区的当地世居民族及其文化须参与城镇化过程,并发挥主导性作用和体现主体性精神。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 文化城镇化; 集镇; 富良棚乡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红河流域彝族传统生态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研究”(13XMZ061) 阶段性成果、红河学院博士科研启动项目“滇南彝族传统生态文化研究”阶段性成果。

峨山富良棚乡的彝族同胞

(峨山富良棚乡的彝族同胞,来自云岭先锋)


一、问题的提出

城市化(又称城镇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人口集聚、财富集聚、技术集聚和服务集聚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生活方式转变、生产方式转变、组织形式转变和传统方式转变的过程。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的出台,作为一项国家战略,全国大力实施新型城镇化建设,少数民族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如何搞、怎么搞,成为了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

帕森斯从功能主义出发认为,社会结构是“总体社会系统”,包含四个子系统: 经济系统、政体系统、社会系统、文化系统。社会结构就是社会互动的制度化模式,结构由“行动者在一情景中彼此的互动而组成”[1]( P.5-6)。在少数民族地区,千百年来各民族不断地适应特殊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从而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文化系统,依靠文化系统突破自然、地理的阻隔和限制,结成文化网络和整合社会,进而形成社会文化共同体。传统文化已经成为少数民族社会的一个重要“结构”,因此,少数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如何协调“传统”与“现代”、“外来”与“本土”、“城镇”与“寨子”?就成为了一个值得探讨的学术问题和现实问题。

李培林认为,中国社会转型中除了市场和政府两只“手”,还存在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文化,他认为: 由于社会文化这一特殊“手”的存在,对社会资源配置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导致了中国特殊的“国情”。社会转型是一种整体型发展,也是一种特殊的结构性变动,有必要把数量分析引入对结构变动的考察[2]( P.3)。在少数民族地区,这只影响社会转型、资源配置的看不见的“手”,应该是本地的“手”还是外来之“手”? 这是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

少数民族村寨多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而城镇却是现代“社会”,共同体是古老的,社会是新的。新型城镇化,不仅是新建筑群、生产要素的集聚,也是不同人群及其文化的集聚,因此,在从传统社会的机械团结到现代社会的有机团结转变的过程中如何防止社会失范,多元文化如何共生、共存、共赢,也成为了一个需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

二、峨山彝族自治县富良棚乡简介

彝族在西南地区分布广泛,历史上,彝族的传统生计方式是山地农耕、畜牧、捕猎为一体的综合方式,选择居住地极为讲究: 村寨在半山腰依山势而建,气候冬暖夏凉,后山要有草甸、林能放牧、打猎,寨头有供祖先安息的坟场和祭祀用的神林,山谷间需有小溪流水,寨下方有水田旱地可耕种。这些思想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但是,在当前的现代化、城镇化建设中,过去的“优势”也可以成为现在的“劣势”,广大彝区存在地处偏僻、气候寒冷、生态脆弱、资源有限、交通不便、基础设施落后、人口分布不均、寨子多集镇少、市场发育程度低、工商业落后、文化保守、安土重迁等问题,因此,高山彝区的城镇化如何建设成为了一个问题和难题。

富良棚是一个典型的彝区农业乡(镇),也是云南许多彝族聚居区的一个缩影,它位于峨山县西北部,距县城70公里,这里属于哀牢山山脉的东北角,是一个典型的彝族山区乡。富良棚乡国土面积250平方公里,境内平均海拔1700米,最高海拔2400米。全乡辖7个行政村委会,共有51个自然村。2011年,全乡共有3000户,11000人,彝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8.49%,汉族占1.28%。富良棚乡的51个村寨之间平均相距20公里,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41人,人均拥有承包地面积约1.4亩。该乡的主要经济作物是烤烟,是著名烟草企业红塔集团的原料来源基地之一。2013年乡财政收入为 980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约 3500元。值得指出的是,该乡的城镇化主要是乡政府所在地集镇的城镇化。富良棚集镇上的非农常住人口以乡政府工作人员及其家属为主。

城市绝非简单的物质现象,绝非简单的人工建筑物。城市已同其居民们的各种重要活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它是自然的产物,而尤其是人类属性的产物。[3](P.1)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15年来,富良棚乡的城镇化发展经历了两个区别明显的阶段: 外地人主导的阶段和当地人主导的阶段。值得指出的是,该乡的城镇化主要是乡政府所在地集镇的城镇化。

三、外地人主导的城镇化时期(1990-2004)

解放后至上个世纪90年代初,整个富良棚乡集镇就是乡政府门前孤零零的一条街,街上集中了乡政府、供销社、乡医院、邮电所、农机站、粮管所、电影院、武装部、派出所、乡中学、兽医站等计划经济时代典型的机构和部门。集镇上最豪华的建筑就是四层的乡政府大楼和四层的百货大楼,集镇上的常住居民人口不足500人,主要是政府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富良棚集镇每五天赶集一次,整个乡51个寨子的彝民只是赶集日才来集镇上赶集。此时的富良棚集镇,只具简单的城镇雏形,仅有行政职能和简单经济交易职能。

1990年起,富良棚集镇一下子开始热闹了起来,原因是集镇上陆陆续续来了大量的外地人,这些外地人主要是来自四川、重庆的汉族农民工,这些农民工掌握着较为高超的手工技艺,他们会建盖房子、修水渠、做家具、弹棉花、做点心、制作五金、补轮胎、修表、修皮鞋、修自行车、榨香油、收垃圾、阉禽畜等。据集镇上的退休老人回忆:1995-1998年居住在富良棚集镇上的川渝籍的汉族民工人数最高时曾达400多人,通常维持在200 人左右。这些民工拖家带口,以集镇为据点,从事各种土木工程和商业活动。初期,当地的彝族村民认为这些汉族民工: 是没有“家”的“流浪汉”,因为彝人认为不能远离祖先居住地; 他们很“下贱”,因为他们从事又脏又苦的重、累活计。

不久,富良棚集镇上冒出了各种汉族农民工开设的餐饮店、小卖铺和小手工商店(或摊位),集镇一下子充满了城镇化的活力。这些汉族农民工几乎承揽了集镇上的一切土木工程,富良棚集镇的占地面积、道路硬化、现代文体娱乐设施、漂亮建筑物等像摊大饼般得到了扩张。从1995-2000年,富良棚集镇扩宽和延长了道路,集镇一直向北延伸2公里至街子村,道路建成了水泥路面,兴建了农贸市场、养老院、电影院、篮球场、休闲山庄、木材加工厂、加油站等,以及无数的临街铺面。同时,富良棚集镇的商业网络覆盖面得到了扩大,赶集日来赶集的人不仅有本乡彝族村民,还有许多楚雄州双柏县大麦地乡、安龙堡乡的彝民,以及本县的临近乡镇,集镇商业呈现繁荣局面。但是,这一时期的集镇城镇化有几个主要特点:

1.城镇化过程中以外来的汉族农民(特别是川渝籍民工)为主导,当地彝民被边缘化现象明显,被动参与城镇化,没有体现出当地人的主体性和主动性。

2.集镇的建设重点主要集中在房屋建筑和基础设施建设上,如扩大集镇的占地面积、兴建商业性建筑、修街道等,这是典型的“物的城镇化”、“土地城镇化”。

3.城镇化与文化多样性保护出现对立。集镇不能吸纳、整合村寨彝族文化,城镇化过程中缺乏彝族文化元素参与,集镇和周边彝族村落的文化互动少,形成赶集日集镇热闹,非赶集日村寨热闹的局面。

4.由于缺乏当地彝民和当地文化的深度参与,乡政府所在地的集镇仅具有行政、商业两大职能,缺乏文化职能。每一个彝族村寨就是一个文化中心,乡镇内的文化中心多点分散分布,不利于集镇文化建设。

在2000年-2004年间,随着中国沿海地区和云南各大中城市城市化步伐的加速,形成了一股拉力,富良棚集镇上的川渝籍汉族民工慢慢散去,到了更为赚钱的地方打工。到2005年,富良棚集镇上的川渝籍汉族人所剩无几了。据说,2005年集镇上的川籍汉族人聚会,想凑够两桌人都难。随着川人的流走,标志着以外地人为主要推动力形成的“物的城镇化”阶段已经到了尽头。

四、当地彝民及彝族文化参与的城镇化阶段(2004年至今)

城镇化不断产生建筑群,形成新社区。社区要由文化来凝聚,新社区需要培育历史和文化认同感,营造良好的生态文明和人居环境,新社区需要“社区营造”。社区营造,包含五个方面的核心理念: 社区自主、由下而上、参与主体多元化、创造归属地认同、永续发展。[4](P.32)社区营造需要当地人具有家园意识和主人翁思想,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如果仅仅偏重于社区硬件建设及物质资源补助,政府主导组织,当地人只作被动参与的配角,那么社区将缺乏核心价值及文化动力,使得“社区发展”成为一个空洞、表面的假象[5](P.1-4)。

2004年后,在富良棚城镇化的第二阶段,当地人深度参与和主导,当地彝族文化成为了勾连集镇与村寨、凝聚和重构集镇社会文化的“粘合剂”,富良棚城镇化建设开始从“物的城镇化”向“文化城镇化”发展,城镇与村寨深度互动,文化与经济互补,就近城镇化和就地城镇化结合,城镇化过程得到稳步发展。从外在规模上来说,集镇附近有三个寨子日益和集镇连为一体。在城镇的内涵建设上,主要以当地人为主体和主导,当地彝族文化融入集镇文化中,集镇文化和村寨文化得到深度互动,激发出了当地人建设家园的主人翁意识,发挥出了当地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面对现代化、城镇化、市场化,当地人积极调适,主动适应。主要表现如下几个方面:

(一)当地人成为城镇化的主体

自从2000年后,随着富良棚集镇上的外地人逐渐离开,一些土地、房屋、商铺逐渐被当地有能力或最新致富的一批人接手,这些当地人( 多为彝族) 在已初具商业基础的集镇上开店做生意。集镇上的彝族老板们开始增多,他们了解当地人需要什么,其营销行为针对性强,形式多样,利用彝族庞大的家族或姻亲网络展开商业活动。同时,集镇和彝族村寨在经济、文化方面得到了联系和整合。

1.集镇上说彝语的小老板开始增多。从事土木工程、开米线店、饭店、旅馆、五金店、理发店、烧烤摊、医药店、修车店、农药店的当地人很多,据2014 年初的统计,有300多人,他们中90%来自乡镇内各彝族村寨,多数属于半商半农型。

2.大量彝族中老年人参与到集镇商业活动中: 各村寨都有大量中老年人,开始学会和适应在集镇上寻找生计,他们平时上山采摘野果、野生菌、野菜、中药材等原料,赶集日拿到集镇上出售贩卖。

3.以集镇为中心建立起了当地的商业和交通网络。有些村寨农民自购面包车,开辟赶集乘车路线,在赶集日拉客挣钱。富良棚集镇所辐射的周边80多个寨子,有200多辆面包车从事至集镇的载客生意,集镇至各村寨的交通得到了改善,往来更加密切。

4.当地人到集镇买房、租房做生意或居住的人数增多。从2005年始,来自各彝族村寨的农民们陆续在集镇上买房或自建房,2014年初租房做生意的有 100余户、买房或建房做生意的有150余户。在川渝汉族民工主导的第一阶段,集镇建筑群呈大而空、人员稀少的局面; 而当地彝人主导的第二阶段,呈小而密,人员众多的景象。

(二)村落文化空间转移到集镇

彝族村寨聚落是由血缘和地缘构筑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村落内的建屋盖房、婚丧嫁娶、祭龙、祭祖、火把节等民俗活动是村落的公共事务,往往是全家族、全村出动,过程中伴随着宗教仪式、杀牲祭献、念经祈福、聚餐、歌舞表演等活动,场面壮观,非常热闹。2006年后,富良棚集镇上出现了许多当地彝人开的饭馆,这些饭馆与之前川渝籍汉族民工开的饭馆有所不同,川渝籍汉族民工开的饭馆基本只有就餐功能,而当地彝人开的饭馆,除了就餐,还免费提供一些本土化、个性化的服务,如等候亲友、转达口信、寄存东西、帮忙购物或联系商家、烤火聊天、喝茶、抽水烟筒、踏歌等,这些饭馆已经具备了公共空间的一些特征,为村寨公共空间向集镇转移提供了条件。2006年后,多数村寨的婚丧嫁娶、建屋盖房、过生聚会等仪式生活开始转向集镇,由集镇上的各类饭馆承担。各村寨文化空间向集镇集聚,为富良棚集镇的持续繁荣带来了保障。

(三)彝族文化丰富了集镇文化生活

川渝籍汉族民工较多的那些年,富良棚集镇上文化娱乐形式单调,内容简单,当时集镇上的主要文娱形式就是政府工作人员的篮球赛和川渝籍汉族民工的打麻将,篮球赛对村寨普通彝民而言,太高高在上,而打麻将,又是陌生的外来形式,因此,这两种集镇的“主流文化”中普通彝族村民难以参与,形成了集镇没有村寨热闹的现象。大约从2004年开始,当地彝族村寨的传统节庆、仪式、歌舞逐渐进入和融入集镇,集镇上的商业活动中经常伴随着彝族服饰展演、歌舞表演、毕摩诵经等彝族文化内容,彝族文化成为集镇文化名片。2011 年峨山县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族民间文化艺术(彝族花鼓舞)之乡”,本土文化资源形成资本,集镇上的店家在商业广告、请帖、名片上都喜欢印上“彝族花鼓舞之乡富良棚”字样。城市社区的一个重要功能需求就是文化价值的象征。文化价值等情感象征功能是城市或社区的基本功能之一,忽视这一点,任何城市或城市规划都是失败的。[6](P.1-4)大量彝族文化元素走进富良棚集镇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

(四)集镇是当地彝民向上流动融入主流的第一个跳板

民族地区的集镇犹如“落脚城市”。落脚城市,不只是供人居住、工作、睡觉、吃饭、购物,而是具有社会最重要的过渡功能的地点,其目的是把这些村民乃至整座村庄带进都市的世界,带进社会与经济生活的核心,让他们得以接受教育和适应文化,融入主流社会,享有可长久的繁荣生活。[7](P.7)集镇成为当地人向上流动、融入主流社会的第一个跳板,集镇彝民不断地向上流动,村寨彝民也不断地进入集镇。2004-2014年间,在富良棚集镇从事商业活动的第一代彝民中的多数已经发生转变: 从山寨农民变成集镇商民,进而变成城市市民。据初步统计,已有近百人在县城买房或定居,三十余人在本市市区买房。数字虽小,但意义重大,因为彝人的家族文化决定了个体的成功会带动家族乃至村落的变化。同时,集镇的繁荣发展不断地为县城、城市的发展注入人员、资金、物质和文化等发展要素。

结语

与沿海、内地汉族发达地区相比,富良棚乡政府所在地集镇的城镇化发展根本不值一提。但是,富良棚乡集镇的发展是西南广大彝区的一个典型缩影,因此又具有考察和分析意义。从富良棚的例子来看,第一阶段是典型的“物的城镇化”,第二阶段是典型的“文化城镇化”。富良棚集镇的城镇化仍然处在初级城镇化阶段,但是“文化城镇化”的趋势较为明显,文化城镇化对于当地人而言,是快乐的城镇化。富良棚集镇的城镇化,走出了一条以当地人为主体,以当地文化为支撑,村寨与集镇深度互动,工商业与农业、经济与文化互补,就地、就近城镇化的发展之路。用文化来填充城镇,用文化来推动城镇,用文化来丰富城镇,用文化来凝聚乡村与城镇,用城镇来联结乡村,用城镇来传承文化,这是“文化城镇化”的重要实践。富良棚集镇的案例说明: 在少数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的重点应该是连接广大村寨的小城镇( 或集镇) ; 文化城镇化是当地人“人的城镇化”的重要实践; 少数民族地区的城镇化要走社会人文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文化城镇化是城镇“社区营造”的重要内容,“文化城镇化”需要鼓励当地人及其文化参与营造城镇新型文化,整合国家与地方、主流与边缘、传统与现代、城镇与村寨,实现由粗放型城镇化向内涵型城镇化转向,实现由“物的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向“文化城镇化”转变,将城镇化建设与文化整体保护平衡推进,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

 参考文献

[1]Parsons,T.Social System[M].New York: Free Press,1951.

[2]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 中国社会结构转型[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3][美]R.E.帕克,E.N.伯吉斯,R.D.麦肯齐.城市社会学[M].宋俊岭等译.北京: 华夏出版社,1987.

[4]赵环,叶士华.社区参与: 我国台湾地区社区建设经验分析[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 2) .

[5]社论: 社区发展与社区营造之植基土地与关照人民的省思[J].(台湾)社区发展季刊,2004( 9) .

[6]蔡禾.城市社会学: 理论与视野[M].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

[7][加]道格•桑德斯.落脚城市[M].陈信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作者系红河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

(原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原刊责任编辑:孙国英)

(文字来源:彝学微信公众号,主编:巫达;推文编辑:邱运胜)

(本文从公开互联网平台转载,并经彝族人网重新编排,旨在公益宣传彝族文化。版权归属原作者和媒体所有,如涉及版权事宜请与我们联系进行删改。)

编辑:阿着地 发布: 阿着地 标签: 民族地区 城镇化 彝区 富良棚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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