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信任和民族刻板印象在农民工流动中的作用——基于在京彝族建筑业农民工的个案研究
【摘要】在京彝族建筑农民工的流动展示了与普通农民工不一样的特点，以彝族包工头为中心，对于在其手下工作的彝族农民工，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信任关系在其流动中起到了巨大的支持作用；对于大分包商，建筑公司，劳务公司，其关系的建立和维持是依赖于无形和有形两种资本的投资实现的。 彝族建筑工人与汉族社会信任的建立还受到了民族刻板印象的影响，双方了解越少，刻板印象越强，信任的建立就越困难。 研究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人们重新认识影响社会信任建立和维持的机制，还能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依据，为少数民族所遇到的不同问题提出适当的解决方案，从而促进不同民族的交流，构建和谐社会。
【关键词】关系资本；社会信任；民族刻板印象
【基金项目】2013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多民族杂居地区民族宽容研究》课题，项目编号（13YJA850004）。
农民工是指具有农村户口身份却在城镇务工的劳动者，是中国传统户籍制度下的一种特殊身份标识，是中国工业化进程加快和传统户籍制度严重冲突所产生的客观结果。[1]在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所有职业中，建筑业是他们首选的职业之一。建筑业农民工的组织流动有其独特之处，而作为农民工中的一部分，在京彝族建筑工人所面临的问题及流动的特征与一般农民工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因为他们除了具有“农民身份”之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即“少数民族身份”。这种民族身份所形成的民族刻板印象影响了彝族包工头及其工人与周围汉族社会信任的建立。
目前学界研究农民工流动特点时强调血缘、地缘、亲缘的重要作用，那么这些强关系资本是如何发挥作用的，社会信任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在研究社会关系时“，信任”机制的研究也必须得到相应的重视。研究关系中的信任机制，不仅仅要关注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信任是如何建立的，还要关注由血缘地缘关系发展出的其他关系以及建立在业缘基础上的信任是如何成为可能的，而这是研究将要分析讨论的问题之一。以往对农民工的研究中，少有对其进行分民族比较研究或者说对少数民族进行专门研究。许多汉族与少数民族接触较少，对他们并不了解，仅有的认识可能也是来自于媒体中的不全面报道，由此也产生了一些刻板印象，导致了许多本可以避免的误解和纠纷，而社会信任在他们与少数民族农民工之间的建立就相对较困难。因此，在京彝族建筑农民工在流动过程中，社会信任是如何产生并对流动产生怎样的影响，这将是这篇文章将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
一、理论回顾
社会学关于农民工的流动研究，社会资本理论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作为社会资本中的一部分，关系资本在解释农民工的社会流动和地位获得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外学者比如格兰诺维特把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间由于交流和接触而产生的纽带关系分为强和弱，强关系维系着群体、组织内部的关系，弱关系在群体、组织之间建立了纽带联系。[2] 强关系和弱关系这一对概念不仅在国外备受学界的关注，在中国学界更是如此。国外强调弱关系在求职中的重要作用，而在中国，强关系则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农民工从农村流动到城市，依靠的关系资本主要还是以血缘和地缘为首的强关系资本。李培林指出“在中国乡土社会中特别重视以家庭为纽带的亲缘和地缘关系。这种对亲缘地缘关系的重视，对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方式有着很大的影响。”[3]正是依靠这种地缘和血缘的初级关系，流动民工在此基础上复制出了其他关系，如朋友、同事、同学等。通过初级关系和由此延伸出的其他关系的叠加效应，部分农民工实现了自身的流动和地位的获得。血缘和地缘关系之所以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实际上是因为在差序格局的乡土社会中那些重要的资源是按照血缘地缘关系进行配置的；因此，作为差序格局基础的血缘地缘关系仍然是当代中国农民的主导性人际关系模式。
但是在乡土社会中，建立在血缘、地缘和亲缘基础上的强关系资本在帮助乡民实现社会流动和地位获得上是如何成为可能的？在国外，布迪厄、科尔曼、帕特南等学者都认为社会资本与具有共同规范、价值和信任的关系网络密切相关，它有利于群体成员之间的协作。[4] 而信任则是衡量社会资本的重要方面。在这点上美籍日裔学者福山也认为：“在文明社会中信任对于人们共同工作、参加团体都是必要的。因此信任和团体人数都是衡量社会资本的标准。”[5] 信任与社会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信任既可以加强社会关系，也可以削弱社会关系；既可以是关系的结果，也可以是关系的源泉。因此研究关系，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到信任的产生以及在其中所发挥的角色，对信任的研究也是对关系本身的研究。在国内也有一部分学者开始关注中国社会中的信任现象，比如郑也夫、澎泗清、孙立平、林聚任等。但是对农民工社会流动中信任机制的研究仍是鲜见。
因此，此文主要研究在京彝族建筑农民工从迁出地流动到迁入地的过程中，关系资本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信任关系是如何产生和建立的，民族刻板印象又是如何影响信任关系的建立的。解决这些问题，理论上有助于重新认识关系资本，尤其是社会信任在农民工中特别是彝族建筑农民工流动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现实中则有利于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法规提供相应的政策依据，也有助于处理好城市社会中，不同民族的交流和融合，对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二、在京彝族建筑农民工个案的基本情况
研究采用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的方法，对北京市一个建筑工地的彝族包工头、其下属建筑工人以及周边工友等进行了观察和访谈，收集了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整理和分析。
（一）个案基本情况
访谈对象共有 20 位，包括彝族建筑业包工头及建筑农民工、汉族工友、劳务公司负责人、工地店铺老板、彝族代班等，考虑到文章的篇幅，下面只保留了与研究内容有关的访谈对象和访谈资料。
八位访谈对象中，个案一是访谈的重点对象。他刚来北京时换了几份工作后，在一位建筑公司工作的彝族老乡帮助下，最终进入了建筑行业。正是在个案一的组织和帮助下，四川凉山的彝族农民工实现了向北京建筑工地的流动。当时北京建筑行业缺少劳动力，认识到这个情况后，个案一回老家带来了一批老乡来北京。其实这里他的角色是处于建筑工人与包工头之间，一个代工的作用。他主要的工作就是回自己的老家召集那些想要出来打工的彝族人，把他们带给北京的包工头，包工头会根据他带来的人数给予一定比例的提成。然后这些彝族工人会被安排在工地上干各种活，而他则需要每天看管他们，教育他们，遇事要负责协调解决，他每天也会从工人的工资中抽取一定的费用。
（二）流动的特点
根据访谈资料，北京建筑施工队伍的劳动力组织结构可以绘制成图 1 的形式，从左到右一级一级实现了建筑任务的分包。劳务公司可以将建筑工作分包给好几个包工头，而个案一就是其中一位。结合图 1 示例，个案一起初只是一个代班，他借助自己在当地的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从亲戚和朋友那里召集了一批想要出外打工挣钱的彝族人，这些彝族农民工到北京在个案一身边工作一两年之后，对周围环境有了了解和适应，对工作的技巧也掌握较好，部分建筑工人会继续跟随，但有一部分人会选择另谋他职。这些选择离开的彝族农民工从事了个案一以前的工作即代班的角色。他们开始通过自己在家乡的各种关系来召集彝族农民工，然后带给在北京的包工头，从中他们可以提取相应的报酬。等再过几年，他们中的部分人会从代班转变为包工头，就如对当年个案一的职业变迁进行了复制和重演。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他所带领的彝族建筑工人实现了自身的流动和职业的变化。
在包工头 之上是劳务公司，即 XX 公司；劳务公司之上还有建筑公司，建筑公司之上是开发商。开发商通过招标将项目承包给建筑公司后，建筑公司会把工作细分给各个分包商即包工头。在建筑公司和包工头之间有时候会有劳务公司作为中介，帮助建筑公司寻找合适的包工头，并且管理他们。包工头现在就属于 XX 公司管理，通过 XX 公司他承接了项目的部分工作。包工头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再承接其他工作，但是工地太多，他就需要有代班来帮他分担工作。包工头目前有三个工地有三个代班，帮他看管工地指导工作。如果工地出现什么问题，他就需要去处理，处理得不好，也会影响自己以后的工作。因为劳务公司或建筑公司的人会根据包工头处理事情的能力来评价他，如果处事不当，以后可能就不会把工作承包给他了。所以包工头的管理也比较严格，甚至会限制工人在工地没活的时候尽量不要外出，以防遇到警察的盘问时没有人帮忙。
三、社会信任在流动中的建立—以个案一为中心的信任关系的建立
对农民工社会流动的研究，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强关系在解释他们流动的特征上有很强的说服力，对于少数民族彝族建筑农民工也依然如此。在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中，由于社会结构的核心—家族在传统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血缘地缘关系便成为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个案一在成为包工头之前做了几年的代班，每年都会从老家带几十个彝族人给在北京的包工头工作。起初他是先从自己的周边寻找合适的对象，比如自己的表弟（个案三），堂兄堂弟，还有家附近的邻居。“表兄表弟”这些都是与自己非常亲近的血缘群体，彼此之间也是非常熟悉了解。而“老乡”则是依据地缘关系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个案一最初依靠地缘和血缘找到了一部分出去打工的农民工。之后，又通过滚雪球的方式，从这些老乡，朋友，亲戚身边又认识了其他的彝族农民工。
在传统的中国乡土社会以“土”为生，较少流动，人们之间所熟悉的是基于生产、生活的最大边界即血缘和地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并以此产生信任的纽带。韦伯曾经将信任关系分为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特殊信任是指信任关系的确立以特殊的亲情为基础，比如血缘关系，亲属关系，地域关系等等；普遍信任则是指以契约和法律准则为基础和保证而确立的信任关系。[4]
而在中国，尤其是乡土社会中，特殊信任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中国人的信任不是建立在信仰共同体的基础之上的，而是建立在血缘共同体的基础之上，即建立在家族，亲戚关系之上的，是一种难以普遍化的特殊信任；因此对于那些自身与这种血缘关系之外的其他人，中国人是普遍的不信任。”[4]个案一的身份以及与其工人之间的血缘地缘关系，使他们有理由敢独自一人跟着个案一来到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听从个案一的安排，在他手下打工赚钱“，我相信你不会失信于我，会回报于我，我也不会失信于你，注定要对你的行为做出反应和回报。”（个案五）正是这种思想使个案一的亲戚、老乡、朋友愿意和个案一来到北京这个现代城市。
以图 2 为例，以包工头为中心，从包工头向下，他通过血缘地缘关系找到了愿意和自己一起出去打工的亲戚（个案三）、朋友（个案四）和老乡，他们之间的关系依赖于一条以信任为基础的血缘地缘关系纽带的支撑作用。但是那些工人与包工头并不认识，他们为什么愿意信任他呢？卢曼把信任看作是一种冒险，一种风险投资。[6]的确如此，在这里，包工头的亲戚、朋友和老乡发挥了重要的中间人作用。工人与包工头的亲戚、朋友和老乡关系很熟，他们之间是有着血缘和地缘上的关系，而包工头的亲戚、朋友和老乡与包工头也是有着血缘或地缘上的关系，他们对上与包工头是熟人，对下与彝族农民工是熟人。正如表 1 所示，包工头个案一与个案三是表兄弟关系，个案四是个案二的邻居也是个案一的朋友，同时他与个案五是老乡关系。
在农村社会中，一般是熟人介绍的关系，有中间人做义务性的担保，基本上没有理由不相信他们。个案二说“我的那个邻居认识包工头（个案一），还在他手下工作好几年，所以我还是很相信他（个案一）的。”那些通过血缘地缘关系认识包工头的彝族农民工会向那些已经跟随包工头出去的彝族人打听他们工作的情况以及包工头的为人如何。“因为想出去打工，多赚些钱，所以向我的老乡、邻居和一些朋友打听了一下，从中知道包工头这个人，从他们口中也得知他这个人还是不错的，对工人都很好，也不拖欠工资，所以就找到他并且和他一起去北京了。”个案五说道。
因此包工头同与其有血缘地缘关系的亲戚、朋友和老乡之间存在着天然的信任关系，又与由血缘地缘关系发展出了其他关系群体—彝族农民工建立了彼此之间的信任关系。有时这些彝族建筑工人会处于阶段性的失业，但他们相信包工头会努力为他们找到工作的机会。这种信任关系是相互的，不能背叛的，由此即使是那些已经不在包工头手下工作的彝族农民工，只要他工地上缺人，一通电话后立马会来许多的彝族建筑工人，这种相互的支持和对彼此的信任对包工头和彝族建筑业农民工都是难能可贵，非常重要的社会资本。
正如上文所言，信任是相互的，以包工头为中心，与下建立了信任关系，使得包工头下面的人愿意跟随他一起来到北京，愿意在他手下工作，这是整个农民工流动中的一半。另外一半以包工头为中心（见图 2），他也需要建立与大分包商，建筑公司以及劳务公司之间的信任关系，否则他可能会成为一个没有工作可做的包工头。包工头与其工人关系更多的是一种建立在血缘、地缘、亲缘基础上的先赋关系，而在北京所认识的人多是建立在业缘趣缘基础上的自致关系。当没有了建立在血缘地缘亲缘基础上的关系资本的支持，也没有了族源上的关系，他是如何建立并扩大自己的关系网，又如何能够与他们建立信任关系，保证自己能够承包到工程，从而每年都可以从老家带几十人过来打工挣钱，以此完成彝族建筑农民工从迁出地到迁入地的整个过程。
在这里两种资本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是有形的资本，即包工头会通过在北京的熟人帮忙介绍一些建筑公司的老板，承包商，与他们一起吃饭，必要时还会送礼送钱。个案一说到：“与那些建筑公司老板，还有劳务公司的负责人经常吃饭，出去玩，这是必需的，要不别人怎么理解你，怎么会把工作分给你做呢。”彭庆恩在其对包工头的研究中曾经指出“包工头的关系资本再生产是通过四种媒介进行的；它们是：礼物、红包、回扣、提成；正如资本家以货币为媒介进行资本的再生产一样，包工头用上述四种媒介，推动着关系资本的再生产。”[7]所以这种无形的资本在关系的建立中起到了一定的助力作用。
其次包工头个人的品行也是其关系建立的重要条件，即无形的资本，包括包工头是否诚信，是否有责任心，工作管理的如何，工作完成的质量和时间，等等。承包商或者说建筑公司、劳务公司更愿意将工作分包给那些工作努力，认真负责的包工头，而不会让那些工作效率低，做事马虎的包工头得到承包的机会。包工头需要表现自己，为此他强调了自己对工人的严厉，对工作的负责。他每天都会往返于各个正在施工的工地，指导工人如何施工。面对工地上出现的工伤事故，他也是积极地进行调节协商，不会让事态严重。对工人的管理也是很严格的，为了避免他们在外面犯错误或者遇到困难难以解决，他要求工人在工地没有工活可做的情况下也不要离开工地太远，这样他就可以对其工人进行一定的管理和控制，从而将问题的出现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中。这种严格的管理和控制也是其为了保证工作能够顺利进行的原因。通过自己努力建立起的关系资本和上级对其的信任，于是包工头成为他们工作合作对象的首选。“他做事挺好的，认真负责，而且也就很讲信用，人品好，不像有些包工头说明天完成工作，但大后天才完成，做事还马虎，这样的人不能把工地承包给他来做啊！”劳务公司老板（个案八）说。这种建立在业缘基础上的信任关系要比建立在血缘地缘基础上的信任关系更困难，因为人们倾向于信任自己熟悉的人，而不信任那些自己不熟悉的人。可一旦信任关系建立了，这种信任关系就会发挥其巨大的作用，给信任双方带来经济上的利益和情感上的支持。
四、民族刻板印象对社会信任的影响
在不同群体之间建立彼此的信任感，其所需的时间、建立后关系的维持都存在差异。包工头对下需要建立基于血缘地缘上的信任关系，对上则要建立与基于业缘认识的建筑公司、劳务公司、分包商等之间的信任关系。而考虑到自己的民族身份，这个彝族包工头还要处理因为彝族身份所带来的种种不便。
对于农民工来说，他们处于城市的边缘，以不平等的身份进入城市，并且生活在城市居民异样的目光之中。一些城市人认为农民工素质低下，缺乏教养；而对于少数民族农民工，他们不仅要面临来自城市人对农民工的偏见，还要承受另外一种偏见即基于民族身份的消极刻板印象。刻板印象，是指人们对某个群体形成的概括而稳定的态度或看法；而民族刻板印象则是一种具体化的刻板印象；与其他的刻板印象相比，民族刻板印象在具有一般刻板印象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又具有其自身的特点：“依据民族成员的心理和行为特征形成的对民族群体概括而固定的看法”。[8]民族刻板印象其实就是对某一民族基本特质的主观的概括和总结。例如认为蒙古族人擅于骑射，维吾尔族人擅长歌舞等。毛燕曾指出“许多城市居民由于民族刻板印象的影响，而对少数民族缺乏理解，使得流动少数民族，尤其是体质特征明显的少数民族在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之外，在城市中觉得孤独和无依靠，很难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中。”[9]生活在这样的城市中，得不到城市人的理解和认同，他们只能和自己处境相同的其他农民工进行交流，并且更多的是与本族农民工进行交往。由此导致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在信任关系的建立上要更困难，少数民族农民工要想扩大他们的关系资本也要更困难些。
作为彝族包工头，个案一在建立自己的关系网络之外也遇到种种挫折，就如他所说“以前有老板想找包工头来帮他工作，本来电话交流的很顺利，但是知道我是彝族人，还没见面就给拒绝了，而那些对我人品很了解的老板才会很放心地把工作交给我”。所以访谈中他才那么强调信任的重要性。他觉得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一方面给自己带来好处，比如优惠政策，但是也因此受到了刻板印象，所以是两面的。“在外地如果是少数民族，别人都会多看你一眼。”但他对彝族人刚来北京时受到的偏见也持理性态度。“一方面就是彝族人文化程度低。来北京打工的基本上是小学毕业甚至没有毕业或没有读过书的中年男子，语言不通，又不会与别人相处，导致双方产生许多误会。另外一方面，彝族人中也有少数性格暴躁，喜欢喝酒闹事的人，但是不能以此以一概全，对所有彝族人都持有相同的态度。”这些观点表达了他一方面想要改变彝族自身的不足，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能够增加彼此之间的理解，减少以致消除双方的误解。个案二也表示“一个人喝酒闹事之后，汉族人就会认为彝族人都喜欢喝酒闹事，这就是一只死耗子坏了一锅粥。”
个案一本身是彝族人，与其下属的彝族建筑工人之间有着基于族源的纽带连接彼此，因此他们之间的信任关系建立的相对较容易。但是他与上面的建筑公司，劳务公司，其他分包商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就要困难重重。他也表示过在当初刚当包工头时，如果老板知道他是彝族人就不太愿意与其合作，因此他只有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向其证明自己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包工头。当他们建立起彼此之间的信任关系，交流变多之后，那些老板对他们彝族人也有了更多的了解，彼此之间的合作交流也进行的更顺利了。劳务公司的负责人（个案八）说：“以前不了解彝族，当然不愿意雇佣他们，找他们工作啦，他们喜欢喝酒闹事，不敢呢。但是通过与个案一的相处，发现他人还不错，挺值得信任的，所以（有工作）就找他了。”
彝族建筑工人不仅需要与上面的老板建立信任关系，也需要与周边的汉族人建立信任关系。建筑工地上的店铺老板（个案六）的话很明确的表现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和他们相处还可以。他们少数民族都很野，喝高了就会在晚上闹事。但是只是个别现象和汉族一些人一样。”她店铺隔壁就是彝族的宿舍，有时候没有工作就喝酒，晚上在宿舍闹事，经常吵到她休息，但是没办法，他们有活干的时候就不会喝酒闹事。“他们那些地方穷得很，孩子很多，家里那边都不识字，文化特浅。一个母亲要照顾很多孩子，也很不容易。他们一年也基本上只回去一次，路费贵，坐车就要很多钱。”“彝族人很勤快，吃苦耐劳，而且还能受委屈。吃饭什么的都不讲究。平时拿东西给他们吃也会说好，谢谢。”她平时也给彝族人赊账，觉得他们讲信用，而且觉得他们出门不容易，生活困难，而且给的也不是什么贵重东西。最后她还是强调了一点“觉得彝族人还好，没什么。”
个案六以前并不了解少数民族，更不要说是彝族了，所以对他们的文化习俗了解很少，仅有的认识也是来自于电视媒体，即少数民族能歌善舞，能喝会唱。当看到周围彝族建筑农民工喝酒闹事后就更加深了她的这种刻板印象。但是她又与周围这些彝族建筑工人在一起生活，这些工人每天都会到她的店铺买东西，与他们的交流也变多，对他们的了解也增加了。所以她认识到他们的行为即爱喝酒是其背后的生活环境，文化背景使然。认识多了，也更能发现他们性格中的优点以及一些不当行为背后的文化原因。她与彝族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建立的就更容易，更深刻一些。
因此，解决汉族与彝族之间的信任困难，关键在于增加彼此之间在文化上的认识和了解。不仅是北京当地人对彝族的了解，也要增加来京的外地汉族对彝族的认识。就如个案二所述：“希望改变的是自己的家乡，能够发展旅游业，一方面可以带动当地的经济，一方面那些游客可以来这里了解彝族的文化，风俗习惯，这样才会更好相处。而且旅游业发展，当地就会发展商业，建立工厂，这样他们就不用出来了，就可以在家那边工作，家里有什么事情都可以照应。”发展旅游业，一方面增加家乡的收入，另一方面扩大外来游客与当地彝族之间的了解，增加双方的共性，消除汉族与彝族之间的误解，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结语
在彝族农民工流动过程中，以差序格局为基础的血缘地缘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包工头为中心，对于那些在其手下工作的彝族农民工，是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信任关系在流动中起到了巨大的支持作用；对于那些大分包商，建筑公司，劳务公司以及由此建立的业缘关系，其关系的建立和维持是依赖于个人的人品，诚信和工作表现等无形资本以及物质等有形资本的投资实现的。当考虑到他们的民族身份时，民族刻板印象对其信任关系的建立产生了影响。在京彝族建筑工人与当地或外地的汉族在建立社会信任感时受到了民族刻板印象的影响，格外困难，但一旦建立起来就会持续发挥作用。解决因民族刻板印象而产生的信任危机，需要破除双方对彼此的误解，克服对彝族所持有的消极刻板印象，增加对彼此文化的了解，友好的相处，使信任常在。
北京是一个集多民族、多元文化为一体的现代城市。生活在北京的 56 个民族不可避免地会进行相互的交流交往。在这过程中也难免会产生一些矛盾隔阂。在京彝族建筑农民工也只是这其中的一部分，他们所遇到的问题只是冰山一角，也是包括其他维吾尔族，藏族会遇到的问题。因此研究在京彝族农民工的流动特点，社会信任关系的建立，一定程度上为其他少数民族农民工的研究提供了借鉴，也为政府制定相应的政策提供依据，为构建和谐多民族社会贡献了力量。
注释：
下文若没有特殊说明，包工头指的就是个案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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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司睿.农民工流动的社会关系网络研究[J].社科纵横，2005（5）.
[3] 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J].社会学研究，19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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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弗朗西斯·福山.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M]//刘榜离，等.中国社会出版社，2002.
[6] 卢曼.信任[M]// 翟铁鹏，李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7] 彭庆恩.关系资本和地位获得—以北京市建筑行业农民包工头的个案为例[J].社会学研究，1996.
[8] 贾磊.民族刻板印象研究[D].西南大学，2010.
[9] 毛燕.彝族进城务工人员城市融入研究—以成都市为例[J].人民论坛，2012.
（作者：张燕（1991—），女，安徽人，中央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社会学。）
（原载：《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文字来源：彝学微信公众号）
古老的彝族，还能有多少东西能在时代大潮中存留下来，也许不会有明确的答案，但我们可以尽力去为她留存一些有价值的文化，这就是彝 族 人 网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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