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彝族六祖分支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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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中国西南地区一个古老的民族，以大分散、小聚居的方式分布在今滇川黔桂一带，普遍以阿普笃慕（亦被称为杜宇、仲牟由等）为共同的祖先。西南地区关于阿普笃慕的神话传说很多，归结起来大同小异，普遍都说经一场洪水后，阿普笃慕来到洛尼山。至于洛尼山在何处，学者们纷纷给出不同的观点，这里不一一赘述。易谋远指出“尽管洛尼山在何处说法不一，但必属乌蒙山系统。”[①]而阿普笃慕的六个儿子慕雅苦、慕雅且、慕雅热、慕雅卧、慕克克、慕齐齐就是今天我们所谓的六祖。“由于内部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所产生的冲突和发展，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统一体的分解，‘六祖’后裔分别从洛宜山分迁外出，开拓新的地域。并和其他民族的征伐和融合过程中，建立和发展了奴隶制度，这就是彝族历史上的‘六祖分支’。”②六祖分支在彝族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
《彝族史稿》中记载：“到战国时，‘七国称王，杜宇称帝，’”③，阿普笃姆生活在战国时期，六祖分支应该发生在战国后期秦统一中原以前。“即武乍二长子，在南部楚吐发展……即糯恒二次子，在北部鲁补发展……即布默二幼子，在中部史益发展。这些地方，是六祖的住地。”④六祖分支，实则就是彝族先民的迁徙史。在中国历史上，羌人、匈奴自古就是迁徙的民族，他们的迁徙大部分由于其自身是游牧民族，必须受地理环境变化而逐水草而生。而彝族先民虽也有游牧特点，但其迁徙与游牧民族的迁徙不同，原因不尽相同，有其独特的一面。了解六祖分支的原因，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到彝族祖先如何在初步发展时期做出的历史抉择。本文将对六祖分支原因做简要说明。
一 内外纷争不断——战争因素
对于文明程度不高的部落联盟社会，战争往往成为部落迁徙的重要因素。《昭通彝族史探》中记载：“还称：在“彝族六祖”分支前，“地上人”武堵阿尤“头戴金盔，身穿铠甲，手持长矛”，杀死了来收租的“天上人”左阿且，从此，天地人之间段了亲路，不再彼此通婚了。”[②]这里所谓的“天上人”带有神话色彩，但应该是指较强势的外族部落。阿普笃慕刚到洛尼山，毕竟势单力薄，必定受当地土著部落或外来部落的欺侮。可知在六组分支之前，笃慕部落需要向外族部落缴纳租税。租税自古以来就是古代劳动人民被剥削的载体，是最承重的负担，更是造成老百姓生活低下的直接因素。随着六祖实力的扩大，对外抵御能力加强，其与外族部落之间的矛盾愈来愈深，一触即发。“左阿且”来收租成为六祖与外族部落之间战争的导火线。与外族部落之间的利益纷争自然成为六祖分支的重要因素。
另《西南彝志.糯的迁徙》中载：“在外族俄徐地，三百驮白盐，被外族人收了；放牧在山谷的马，也被外族人收了；土地也少，是洛举掌权，再不能住了，又急速转移。”②即使在分支的过程中，六祖各个部落也免不了与外族部落之间的战争。中华民族总是对自己世代居住的土地有深厚感情，不得已时才会背井离乡。同样，六祖分支与外族部落发生利益冲突，受到外族部落的欺压，被迫离开自己的故土，开始漫长的奔波历程。
另外，《彝族史要》中引彝籍载“合侯两家，因起争执而相敌，为争蒲合阿则绝业而相敌，为争地产而相敌，为争百姓而相敌，为争皇帝银碗而相敌，为争金质官印而相敌，为着母猪吃庄稼而争，为着母鸡饮水池而争，为着你卑我尊而相争，为着你强我弱而相争，善于搬弄是非的也来，长于挑拨离间的也到。合与侯两家，合也想变来吃侯，侯也想变来吃合。”③统治阶级内部权力相争是王朝政权中时常所见的，很多时候成为王朝衰落的致命因素。在六祖时期，所拥有的土地和属民是衡量各个部落强弱的标志。阿普笃慕将属民、土地分别封给六个儿子形成六个氏族部落。土地、属民、家产、统治权力等成为六个氏族部落内部争夺的内容。造成本是同一个部落联盟，内部的纠纷矛盾又不断，劳民伤财，阻碍社会进步。六祖部落之间是既有纷争又相互形成依赖的关系。内部战争使胜利的一方往往可以在所占领的地方立足下来，失败的一方要么融合进去寄人篱下屈尊为臣，要么远离故土迁到另外的地方去重建。这也是贯穿于六组分支乃至六祖后代子孙分支的过程中的。可见在权力纷争时，六祖没有在本地固执相争导致部落联盟衰落下去，而是毅然决然选择迁徙，开拓另一片天空，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二 阶级形成，文明发展——社会因素
从人类诞生开始，大自然就逐渐烙上人类的印记。人类生存必须依附于大自然，物质生活资料为人类与大自然的联结点。人为环境往往也能反映一定时期人类的文明程度。在原始社会，部落内部成员之间只能靠互相帮助，共同劳动并平均分配劳动产品，不存在剥削与被剥削，然而这在马克思所划分的社会形态中始终是处于最低级状态。纵观历史，社会总是在不停发展不停进步。随着私有财产形成，出现了贫富差距、剥削与被剥削，人类从原始氏族部落社会跳跃到了奴隶社会，人为环境也就趋于复杂，却也标志着野蛮时代的终结，文明时代悄然而至。人们懂得如何制造并使用较为先进的生产工具，用以开发大自然，为自己打造一个适于居住的环境。春秋初期，中原地区各地方形成不同程度的割据，小国林立，各地自立为王，已达到高度发达的奴隶社会。而早在西南地区，“天地间应有君，君就出现了……天地间应有布摩，有了六个布摩” [③]部落首领与负责祭祀的布摩已经形成。“武洛撮时彝族先民蜀人已跨进奴隶社会文明时代的门槛。”②可见，阿普笃慕之前，彝族先民已跨进奴隶社会，在他到达洛尼山后，必定建立起一套类似的未成型的奴隶制度对属民进行统治。在六祖分支的过程中，奴隶制度逐渐得到发展和完善，统治阶级与奴隶阶层逐渐形成。奴隶毫无人身自由，只有完全依附并听命于统治者，受统治者控制。奴隶的产生，为社会财富的开发创造了无穷的智力与人力。
在这背后，文明意味着社会取得极大进步，其中最明显的标志是物质文化较以往得到了极大丰富。与此同时，人类总是不满于现状，尤其是统治者，他们对追求更多物质财富的欲望日渐滋长。纵观历史，很多时候，正是“贪婪”的人类对物质财富的欲望促成整个社会不断的进步。圈地运动、三次工业革命，最初只为一己之私，只为少数人获得无穷无尽的财富，而正是这一己之利促使人类发明各种先进生产工具。科学技术也随之突飞猛进，创造出了更为丰富的社会物质财富。所以当文明开始起步，统治者们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成为关键。“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民群众的力量不容忽视。但往往在一个发展节骨眼上，英雄史观也显得颇为重要。历史造就英雄，英雄作为人民群众代表，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一定程度上在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阿普笃慕时期，文明打开了一扇窗，本来原只是为如何生存的彝族先民，对大自然的认识与开发利用的能力得到大大提升后，开始为如何取得更多物质财富并壮大自己势力做考虑。洛尼山在笃慕到达后得到了大力开发，但毕竟只是山谷一角，开发的潜力与土地资源有限，六祖部落急需对外开拓疆土。社会的进步总是蕴藏着无限的潜力。这也成为六祖分支的社会因素所在。
三 生产工具进步，生产力发展——经济因素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社会一切劳动关系的总和。劳动是一个广泛的概念，人的生存离不开劳动。每一历史时期有其特定的劳动对象、劳动方式。生产工具是衡量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近年来三星堆出土的文物受到彝学研究者的关注，因其青铜人像与彝族先民的形象颇为相似，表明古蜀国时期即在阿普笃慕时期已经是青铜业发达的时期。“《怒沤》中讲：彝家的地盘，金银铜铁多”[④]。可见当时财富增长。“据彝文文献记载, 在笃慕迁居到“洛宜山”时, 曾经垦置过肥沃的土地, 冶炼过青铜, 打制过铜器, 制造了铜制兵刃、箭簇”②。阿普笃慕到达洛尼山，奴隶制经济得到初步发展，到六祖分支前，已有一定的规模。而人类之间的交流沟通从来不曾断绝。即使部落之间，战或不战，商品交换活动都不曾受到影响。随着历史变迁，商品交换只会更加频繁，从而促进经济发展。阿普笃慕到达洛尼山，也意味着地域间人类的交流，其新的经济思想，必定也促进洛尼山地区的经济发展。而在古代社会，很多水草丰盈的地方都人烟稀少，随着六祖部落生产工具的进步，开辟适合人们居住的新天地也就成为可能。
在古代，土地就是一个家庭的财富。土地的贫瘠多寡决定了这个家庭的贫富。经济发展意味着土地利用率提高了，收成随之增加。但是当洛尼山地区的人口逐渐增长起来，物质资料渐渐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要时，有限的土地与无限扩大的人群之间就形成矛盾。这种人口与有限资源的矛盾潜藏于社会中，人们总是后知后觉，当积攒到一定时期，不满情绪日渐高涨时，容易出现反动局面，对政权的稳定构成威胁。矛盾的最终趋势是一方转向另一方，这就迫切要求统治者们另辟新地。因此，经济发展，促进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得到极大满足，却随着人口增长的压力，迫使六组必须考虑更长远的发展。
四 开拓疆土的人们——人力因素
六祖分支前，彝族先民有了较为先进的生产工具，有了较为先进的经济、文化基础，自然为六组分支乃至往后更多的分支，形成以家支为联系的彝族人民，提供了强大的经济文化背景及动力。在社会历史大背景的影响下，这些经济、文化、社会等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六组分支在彝族发展史上来说，是偶然中带着必然。而其中不能忽视的是人的因素。归根结底，人是实践的主体。阿普笃慕本身就是迁徙到洛尼山创立的国家，自然其视野比较开阔，有着远见的目光，明白开创更多新的天地对子孙后代有着源远流长的意义。阿普笃慕这种精神自然影响到六祖勇于向外开拓。六个氏族部落的迁徙过程是异常艰辛的。在这艰辛的过程中，需要的是统治者明智的决策和坚定的毅力，需要祭祀集团布摩们的占卜协助，当然也少不了勇于开拓的奴隶。少不了每一个人的力量。一个强有力的统治阶层加上不怕艰难有开拓精神的勇敢属民们，六祖部落最终在西南地区立足并长远发展起来。也正是在六组分支过程中，展现出了彝族先民勇于开拓的进取精神，到现在都一直影响着彝族人民。
六祖分支作为中国少数民族迁徙的一部分对推动社会历史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也促进了民族间的沟通交流，加速中华民族融和，为形成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六祖分支在今天看来似乎就定格在历史的一瞬间，貌似简单，其实不然，这其中包涵了众多因素，它并非完全被动迁徙，也有主观积极开拓新天地的一面。也并不意味着部落之间彼此就脱离了关系，而是在各自的迁徙过程中互相联姻，共同传承和发展着祭祖、毕摩文化等古老习俗，共同发扬着祖先勤劳勇敢的精神，最终在西南地区形成拥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六祖分支规模之大，涉及范围之广，广义的讲还包括了六祖后代继续分支，最终形成以家支为血缘联系的体系为止。它是彝族发展史上的一个启程，一个关键，一个进步，是彝族奴隶社会形成与发展的关键阶段。社会、经济、历史等范畴内错综复杂的因素共同促成六祖分支的出现，同时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探究六祖分支的原因看到六祖部落是背负着民族发展的重任而迁徙，也是今天彝族有强大凝聚力的原因。
参考书目
①易谋远：《彝族史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307页。
②《中国彝族通史纲要》陇贤君执笔，《中国彝族通史》编委会 编，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29页。
③方国瑜：《彝族史稿》，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第43页。
④《西南彝志》第五——六卷，贵州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85-86页。
①《昭通彝族史探》编著：陈本明（主笔）、傅永祥，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42页。
②《西南彝志》第五——六卷，贵州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209页。
③易谋远：《彝族史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336页。
①《西南彝志》第五——六卷，贵州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60-61页。
②易谋远：《彝族史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④]《昭通彝族史探》编著：陈本明（主笔）、傅永祥，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42页。
②引自罗希吾戈：《彝族“六祖分支” 雏议》
（本文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学系2010级研究生，彝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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