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析“夜郎自大”的心理特征
摘要:“夜郎自大”的成语家喻户晓,但却一直被视为妄自尊大的代名词,似乎已盖棺定论。然而,通过彝汉文献资料对比,深入研究,我们就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夜郎。夜郎是我国西南地区由少数民族先民建立的第一个国家,地广千里,幅员辽阔,体制完善,国富兵强,经济繁荣,商贾云集,是“西南丝绸之路”上重要的贸易地和中转站。因此,“夜郎自大”不是盲目的狂妄自大,而是确确实实具有“自大”的客观条件。“夜郎自大”虽然或多或少真有“自大”的成分,理应摈弃,但也有合理的内核,它体现了夜郎民族的自立自强和自尊自信的心理特征,是夜郎民族族群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直接体现,同时也反映了夜郎民族的强烈的国家认同,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一、彝文古籍中的夜郎国
夜郎是我国西南地区由少数民族先民建立的第一个国家,“夜郎”之名第一次出现,是在战国时期楚襄王[1](公元前298年一前262年)派“将军庄蹻溯沅水,出且兰,以伐夜郎王”,“且兰既克,夜郎又降。”[1]p335之后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称“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2]p724公元前135年,汉武帝派遣唐蒙出使夜郎,“乃拜蒙为郎中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蜀符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蒙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2]p724随后将夜郎之地划入犍为郡。西汉成帝和平年间,夜郎王兴同胁迫周边22邑反叛汉王朝,被汉使陈立施计所杀,夜郎也随之被灭。之后夜郎国神秘消失,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千古之谜。
关于夜郎国的历史,汉史中只有零零星星的记载,而在彝文古籍中,却有非常详实的资料记录。《彝族源流》、《夜郎史传》和《益那悲歌》等十多部书都或片段或系统地介绍了夜郎。夜郎兴起于夏朝时期,是彝族古代先民前武部系与六祖分封以后的武、乍两系融合形成的部族名称,属于彝族后武部系,终于西汉成帝和平年间,历时2000余年。根据彝文文献的记录,“夜郎”为人名,出自彝族武僰支系的僰雅蒙一支的父子连名谱,即为僰雅蒙三世孙液哪朵(夜郎朵),其取名同水的崇拜有关。“夜郎”是从酋长名演化为地域名、部落名,最后到古王国的名称。“夜郎朵开始建国,兴起君长制,号称夜郎勾纪”,“僰雅蒙第十四世孙鄂鲁默一代,君长、臣宰、毕摩三位一体,组织完整的统治机构。先与弭靡、武濮所二部联姻,后与彝族‘六祖’的武、乍二支结合,从此更加强大,扩占四方土地,建都可乐。”[5]p51夜郎历经武米、洛举、撒骂和金竹4个时期,其最高统治集团由君、臣、师和匠组成,有一整套严密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制度。
夜郎国的疆域大致包括今天贵州、云南、四川和广西四省区接壤的大片之地,以贵州西部为中心向四方辐射。但在夜郎建国后约300年的历史进程中,时有消长。这与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有夜郎国,东接交趾,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的记载基本相吻合。
关于夜郎境内的民族,根据《彝族源流》、《夜郎史传》、《益那悲歌》等彝书记载,结合《云南通志·夜郎考》记载,夜郎国统治民族为彝族,属民主要以夷、濮、苗、越等族系为主,今天这些族系遗裔依然居住在这块广阔的疆域。
贵州赫章可乐“古夜郎”考古遗址
二、“夜郎自大”始末
虽然夜郎民族兴起于夏朝时期,但夜郎到了战国年间才立国,是西南夷诸部落中最强大的国家。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开篇就说:“西南夷君长以十数,夜郎最大。”[2]p724《汉书》也说:“南夷君长以十数,夜郎最大。”[4]p110为了让“夜郎最大”的理由充分,《汉书》在结尾处又明确补充道:“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宠焉”。[4]p110
公元前122年,西汉元狩元年,汉武帝为寻找通往身毒(今印度)的通道,曾派遣使者到达今云南的滇国。“于是天子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印度)。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馀辈。岁馀,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2]p724滇王尝羌在会见汉使时,出于好奇心,贸然地问了一句:“汉孰与我大?”他的意思无非是说:我们没有到过中原,究竟汉朝有多大?同我的滇国相比,是谁大呢?这本来是一句平常间的探询话,人之常情,但对自以为居于“天下中央”的汉朝来说,就觉得非常可笑。后来汉使在归途中又经过夜郎,夜郎侯多同也怀着同样的心情问“汉孰与我大?”“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2]p724显然,“夜郎自大”的首创者是滇王,夜郎侯无非是附和而已。他们说的话就其本质来说也并非妄自尊大,只是出于好奇而己。滇国和夜郎都远离中原,群山相隔,道路不通,“不知汉广大”本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后世之人却以此喻指狂妄无知、自负自大,司马迁真实记录的“夜郎最大”变成了带有嘲讽意味的“夜郎自大”,让夜郎蒙受千古奇冤,实在是有失公允。
三、夜郎能够“自大”的客观历史条件
夜郎在汉以前早就客观存在,只是因“道路不通”没有进入中央王朝的视野,唐蒙通夜郎后才被外人熟知。司马迁说“夜郎最大”,也绝不是随意而得的结论,而是有一定的历史依据的。西南夷诸部族地处偏远的蛮荒之地,群山相阻,交通闭塞,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固然无法与地域广阔,土地平坦,有先进农业和手工业技术的汉朝相比,但夜郎早已发展到了“耕田,有邑聚”的农耕社会,建立了君、臣、师、匠的政权形态,养有十万精兵,经济发展,商贾云集,文化兴盛,尤其是青铜艺术甚为发达。司马迁对西南夷众多部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实地考察,得出了科学的结论,夜郎确实是西南夷中最大的邦国,实实在在有“自大”的资本,而不是盲目的狂妄自大。
首先,夜郎地广千里,幅员辽阔。《史记·西南夷列传》称:“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这表明夜郎确实是当时中国西南最大的国家。大约在战国时代,夜郎就已经发展成雄踞西南的奴隶制君长国。夜郎的疆域十分辽阔,辖数十个邦国以及周边无数个“小邑”。关于夜郎的疆域,有众多彝汉文献可以佐证。
《水经注》说:“夜郎县故夜郎候国,唐蒙开以为县……温水至西北流。”
《史记》曰:“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
《史记正义》记载:“今泸州南,大江南岸协州、曲州,本夜郎国。”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说:“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夜郎国,东接交趾,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
《汉书·地理志》关于夜郎的疆域则注有“豚水东至广郁,都尉治”,“足以行船”,直抵“番禹”(即今广东)。
《后汉书·南蛮传》说:“永初初年,九真徼外夜蛮夷,举土内属,开境千八百四十里。”
彝文《四书旁训》载:“大哉!夜郎为圣地,且同江边建。”
清朝诗人张澎在《续黔书》中指出:“若秦汉时之夜郎,则西距邓雀,东接交趾,地凡数千里。”
按照《云南通志》的记载:可以划出夜郎国的大致疆域是地跨今天的贵州西部、云南的东部、广西的西北部及四川的南部广大地区。
这么看来,夜郎的疆域虽然不能与汉朝相比,可在西南夷中“夜郎最大”也是改变不了的客观存在的事实,可算得上是地广千里,幅员辽阔的国家,“夜郎最大”绝不是妄言之说。
其次,夜郎体制完善,国富兵强。夜郎国名是以“武液哪”君长之名演化而来的,起初只是一个较强大的奴隶制君长国,自采默君长始,形成如同周天子与各诸侯之间的关系格局。各君长国以夜郎为首,形成奴隶制君长国联盟,但相对松散,亲仇无度,分合无常。所谓“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实际上就是指夜郎的盟长地位。夜郎的最高统治集团由君、臣、师和匠组成。师坐而论道,记史记言,君依道司令,臣匠听令而行。臣主要是管理行政和领兵征战;匠专事管理经济事务和领导各项技术性生产、建设。有一整套严密的经济、文化、政治和军事制度。这些制度集中的体现在密阿迭的《治国安邦论》和夜郎盟长制定的严酷的20条成文法律之上。[5]p180
夜郎奴隶制君长国联盟,国富兵强,因而带有浓厚的军事性。《史记·西南夷列传》有载:“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2]p724夜郎能拥有精兵十余万,可见其国力之强盛。长年养十余万精兵,给养和武器装备都是一笔巨额开支。除精兵以外,应该还有常备军和维持常规治安秩序的警察之类。因此,没有相当的国力是难以支撑庞大的军费开支的。《史记》上还提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2]p724枸酱是当时蜀地著名特产,蜀人不顾禁令,走私高价贩卖到夜郎。由此可见夜郎人除了维持平常生活所需的钱外,还有大量节余的钱用来提高消费水平。“居其官者,皆富其十世。”一人做官,居然能保其十代子孙的富裕,虽有些过妄,但也说明当时夜郎的富足。
各君长国为了共同的利益,紧密团结在盟长国夜郎之下,共同奋战,战争非常频繁。彝书《射局伟》中共记述了257次战争,其中有数十次是夜郎战争,《娄撒射局伟》中亦有不少夜郎战争的记述。[5]p180能够发动这么多战争,固然有穷兵黩武的嫌疑,但能够支撑这么多的战争开支,从一个侧面看,也反映了国家的富裕。
第三,夜郎经济繁荣,商贾云集。夜郎社会经济是以牧业、农业和手工业紧密结合的经济形态。牧业占主导地位,手工业具有较高水平,丝绸纺织、冶炼和兵器制造占有突出地位。[5]p179-180夜郎的农业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在很多部落还处在“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的原始状态的情况下,夜郎已经发展到“耕田,有邑聚”的文明程度,这与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有着本质的区别。能够“耕田”,意味着人们已经由畜牧业过渡到以农业为主的社会;“有邑聚”,说明人口增加,形成村落,从某种程度而言,已经出现了城市化的雏形,这便是当时繁荣景象的实证。20世纪60年代,在威宁中水大河湾发现了碳化稻谷堆积物,长0.7米,宽0.4米有些,谷粒还相当完整。l995年在中水吴家大坪又发现两个大量碳化稻谷土坑,经碳14测定距今约有3000年历史。2002年,在中水鸡公山遗址还发掘了3000多个土坑,8 9%出土有碳化稻谷,有的散放在坑中,有的还未脱粒,有的是焚烧后的残留物。[6]大量事实告诉我们,在3000年以前,夜郎国就已经有了先进发达的稻作农业,进入了定居生活阶段和繁荣的社会。夜郎国在最高统治集团中,设有专门分管产业行业生产的君、臣和匠,不仅产业进行分工,行业也进行分工,生产者以部系族支为单位组织。[5]p180显然,夜郎的社会发展水平,在当时确实要比西南夷地区的其他部落要高得多。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自然带动了商业的繁荣。《史记·西南夷列传》有载:“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今印度),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也。”[2]p724“大夏”即古代的波斯帝国,四川的商品只有通过夜郎国转口印度,再由海上商船运抵西亚波斯等国。由此可见,夜郎与巴蜀、滇国、南越,印度等地均有贸易往来,其交易的商品主要有枸酱、蜀布、邛竹杖以及当地的土特产品,商品交易十分频繁,这反映出古代夜郎商业的兴盛。毋庸置疑,夜郎是“西南丝绸之路”上重要的贸易地和中转站。
第四、夜郎文化兴盛,思想发达。彝族先民是古夜郎的统治民族,也是夜郎地区活动最早分布最广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夜郎文化,其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古老文字的发明和使用。据彝文古籍中记载的父子连名谱牒推算,彝族文字大约已有一万年的历史,那么至少在原始社会晚期,彝文就已产生。彝族历史悠久,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虽然经过几次大规模的战争和基督教、以及“文革”的冲击,但时至今日,依然有四千余部彝文古籍散存在贵州的毕节和六盘水两个地区。这些书籍记录了彝族先民对宇宙万物和人类起源的认识,以及古代彝族的社会面貌,反映了彝族各部族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夜郎王国统治阶层中的“师”就是承担这一任务的官职,他们用文字记录下了夜郎国制度、经济、文化、法律、军事及其他方方面面的史料,反映了当时夜郎王国的文化已是高度发达。
文化的发达,必然带来了思想意识的升华和艺术创造的精湛。彝族先民在长期的实践中,创造了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他们认为宇宙是由清浊二气产生的,清气上升为天,浊气下降为地,然后天地万物和人类才产生。在对待客观物质世界方面,他们认为世间万事万物都是不断变化和运动的。彝族先民的天文学知识也相当丰富,他们用竹竿侧日影,创造了科学的十月太阳历,并且广泛运用于生产生活当中。他们观天象,将星斗拟人化,用人名物名命星名,或者用星名命人名物名,都自成体系,是彝族文化的集大成。彝族先民的艺术创造思维也相当丰富。从出土的文物看,不管是雕刻技术,还是制陶工艺,都达到了相当先进的水平,反映夜郎古国文化及艺术水平。
夜郎国继承了先民的智慧,文化兴盛,思想发达,才能在西南的深山丛林中独立存在几千年。虽然国亡,但文化却能延续至今。
四、“夜郎自大”反映出的夜郎民族心理特征
司马迁在叙述了整个西南夷状况后,汉书又地强调“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4]p110尽管西南夷部落以百计,但只有夜郎和滇封王受印,这是与前面所说夜郎的强大分不开的。滇国只是一个“小邑”,是因为最爱宠才封为王。而夜郎则不然,它不仅拥有广阔的土地、强大的军事力量,繁荣的社会经济,而且掌控通往南越(今广东)的牂牁江,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夜郎的十万精兵也是西南夷中首屈一指的。就连汉朝攻打南越时,唐蒙也建议从夜郎发兵,“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认为这才是“制胜一奇”。[6]因此,所谓的“夜郎自大”不但不是狂妄无知、自负自大,而是夜郎真实实力的体现,反映出夜郎特有的民族气质。
(一)“夜郎自大”反映了夜郎民族自立自强、自尊自信的心理特征
古代中国是以华夏中原为正宗的,这种观念深深地影响着人们思想,认为除了中原的汉族,其他都是四方蛮夷,都是落后不开化的。尤其是政治家、思想家等等,总是视周边少数民族为异类,历史学家也难逃束缚,故司马迁在作《史记》时,也是站在中原正统观的立场去对待周边少数民族,用中原人的眼光和视野去看待周边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用中原文化和文明的标尺对周边的少数民族及其社会、历史、文化、习俗而加以记述。因此,难免会有所偏颇。站在汉朝的角度说“夜郎自大”,而站在夜郎的角度,为何不能说“汉朝自大”呢?所处的位置不同,看待事情也自然也就有所差异。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无论大小,无论先进落后,均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对本民族的社会历史充满自信,为自己民族的灿烂文化感到自豪,因为这些都是本民族先民智慧的结晶,是本民族自立自强的产物。夜郎地处西南,土地没有中原的平旷,水陆交通也没有中原的方便,但夜郎农业发达,畜牧业兴旺,商业兴盛,文化繁荣,生产工具先进,尤其是青铜文化高度发达,这些皆可以从考古和文献中得到证实,皆能表明夜郎是西南夷中最强大的国家。因此,就夜郎文化的独立发展而言,“夜郎自大”反映的是夜郎民族自立自强、自尊自信的心理特征。
(二)“夜郎自大”反映了夜郎民族的族群凝聚力和向心力
如前所述,夜郎早已“耕田,有邑聚”,这说明他们有了一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他们在生产劳动中协同劳作,共同抵御自然灾害;在对外战斗中,他们崇拜英雄主义,谁作战不勇,谁临阵逃脱,谁打了败仗,都是要受到民众的唾弃和严格的责罚,这说明夜郎民族的族群意识强烈。如夜郎法规的第十七条:“兵将作战必须勇猛,不怕死,溃者逃者斩首”;第十八条:“厚葬、厚祭英雄。箭自胸前穿者为英雄,自后背入者为逃兵。监阵脱逃者射死”;第十九条:“将帅之责为领兵、打仗、严军纪。打胜仗者论功行赏,打败仗者将帅处死”就可见一般。[5]p191《华阳国志》和《后汉书》在这方面都有详实记载:西汉王朝为了开发牂牁,杀了竹王后,濮僚民族十分不服,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齐心协力集体出动,造成震惊汉朝的“夷濮阻城”重大历史事件,向西汉王朝显示了以死示威。“夷濮阻城”事件不仅仅只是凭借天时地利,重要的是人和,表明参加人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充分显示了夜郎民族强大的族群向心力和凝聚力。【6】正因为这种强大的族群向心力和凝聚力,才能在强大的中原王朝边上能够独立自主的存在了几百上千年,才会创造了自身独特的文化,才会问出“汉孰与我大?”的豪言壮语,才会使古夜郎国走上了中华文明的前台。
(三)“夜郎自大”反映了夜郎民族强烈的国家认同
从众多的文献古籍记载中,我们知道夜郎早已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国家。因为判断一个民族是否建立“实质性的国家政权”,首先看它是否有一整套国家机器,其次看它是否有一整套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夜郎在立国之前就已经由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具有政权职能性质的国家雏形已经出现。到了武夜郎时代,建立起了君、臣、师、匠的政权形式,已然是一个完善的奴隶制国家。夜郎国在疆域,政治体制,法律制度,军事管理,天文历法,精神文化,社会经济等领域都堪称完善。应该说人民是从中受益的,因而才会有强烈的国家认同。夜郎在当时作为西南夷最大的部落方国,也许或多或少有一点同汉朝“比大”的意思。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西汉建元六年(前133年),唐蒙以使者身份“将千人,食重万余人”,向夜郎进发,会见夜郎侯多同,“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吏”,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并设置犍为郡,以此作为汉王朝向南深入开拓郡县制的前沿阵地,这标志着夜郎侯已经服从中央王朝的统治,应该早已对汉王朝有所了解,不可能在11年后又反过来与汉朝比大。所谓的“夜郎自大”其实是后世文人强加在夜郎头上的耻辱。从侧面来看,夜郎王即使真问汉使“汉孰与我大?”也是站在自己国家的角度来知己知彼,表明了夜郎民族强烈的国家认同和国家自豪感。就是站在今天国家大一统的角度来说,这种强烈的国家认同和国家自豪感也是值得提倡的。
今天,抛开“夜郎自大”的贬义不说,仅夜郎古国对中国西南民族历史的贡献,乃至对中华历史的贡献也是不容置疑的。从夜郎故地上的少数民族多元文化来论,就足以让世界惊叹。夜郎故地的青铜艺术、陶器艺术、歌舞艺术、音乐艺术、民俗风情艺术至今保存完整,尤其是冷兵器艺术是夜郎人自主独创有别于其他艺术的巅峰,折射出了古夜郎曾经的辉煌。夜郎民族在特殊自然环境和地理区位下,以自己独特的民族性格和思想意识缔造了自己国家,开发了西南边疆的广大领土,为后来中原王朝开疆辟土扩大版图,实现国家的大一统作出了不朽的贡献。[6]
综上所述,“夜郎自大”不是盲目狂妄自大,而是具有实实在在的精神内涵,无论从汉史角度,还是从彝文古籍角度,辅以考古发掘,我们都能看到一个强大的奴隶制君长国家。两千多年了,加在夜郎头上的屈辱历史也应该得到客观公正的对待。实际上,无论从夜郎民族的立场上看,还是从整个国家的大一统的观念上看,“夜郎自大”都不是盲目的狂妄自大,而是一个民族自立自强和自尊自信的心理意识,同时传达出一种强烈的族群向心力和凝聚力,以及国家认同感。我们相信,有朝一日,夜郎会揭开面纱,把一个真实的面目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参考文献:
[1]刘琳.华阳国志校注[M].巴蜀书社出版. 1984.07,(《史记·西南夷列传》中作楚威王,此处引用《华阳国志》原文,故不作修改。)
[2]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M].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01
[3]王子尧、刘金才译.夜郎史传[M].四川民族出版社.1998.10
[4]班固著、张永雷、刘丛译注.汉书[M].中华书局 2009.10
[5]王正贤.从彝文文献记载探索古夜郎.夜郎研究——99夜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1999
[6]王兴余、李琳玉.辨析“夜郎最大”到“夜郎自大”之流变.读者报·民生新闻周[EB/OL]
本文来源于《行艺行》 作者:王昭节 王高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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