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彝文古籍文献藏书分布及现状调研
彝族人民有着悠久的历史文明文化，古籍与文献典籍数不胜数，诗歌文学与叙事史诗，名目繁多，彝族古人用五言诗体的形式记载了各个时期的历史文化及民间故事，他们利用文学艺术的手法来教化后人，彝族典籍诗文积淀了千百年来彝族人生产生活方面的诗歌创作实践经验。彝族的古代诗文是彝族古代社会生活的一种反映，换言之，也就是彝族诗学本体论的一大哲学基石。在彝族的许多古籍记载中都不难看出布摩给我们留下了不少的古代彝族文艺精品，如《彝族古代文艺理论》、《彝族诗文论》、《彝族诗律论》、《谈诗说文》、《论彝诗体裁史话》《彝史溯源》、《古代彝族叙事史诗》、《彝诗九体论》等等。
一、对彝族传统诗体学的研究在彝族文学史上具有极其重要地位。《彝族古籍诗文论》手抄本的发现，使我们知道了彝族文学的开山鼻祖举奢哲，他不仅是个思想家、文学家，而且还是个受人拥戴的大经师、史学家，与他同时期的彝族女诗人、诗歌理论家阿买妮，也是彝族诗歌理论的奠基人。他们关于诗歌创作的方法，首先认为诗要有“旨”，“无旨不成诗”；再就是“必须有诗骨”，“旨”指的是生活原型，“骨”指的是情感主线。并严格要求诗韵须“押韵又协声”。并从题材与体裁上列举了诸如叙事诗、祭祀诗、爱情诗、天文诗、斋场诗、三段诗等。他们为我们留下了这稀世文学理论极品，使我们对彝族理论的研究成为有源之水。
此外，彝族的民歌和叙事诗都是彝族劳动人民口头创作、口头流传、并在流传中经过集体修改和加工的具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诗体。古老形态的民歌故事产生是古人生产劳动过程之中的一大结晶。随着社会的发展，内容和种类日益丰富、增多。我国历代彝族劳动人民创作的民歌，有表现古代彝族劳动生活的劳动歌和劳动故事，有揭露古代彝族社会黑暗的进政歌，有描写苦难遭遇的古代彝族生活歌，有追求婚姻自由的古代彝族爱情诗歌故事。其形象生动，形式活泼，语言新鲜，节奏强烈，具有鲜明的现实性、战斗性和浓厚的古代彝族生活气息。表达了古代彝族劳动人民的反抗意志和向往美好生活的愿望。优秀的古代彝族民歌故事的发展。也有部分作品因受到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而带有不健康的成份。解放以后社会主义新民歌和故事在内容和形式都有了新的发展，对鼓舞人们建设社会主义和发展社会主义新诗歌故事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1、彝族诗歌文学，在彝族传统古籍文献里，大多都是由彝族的布摩所写而成。因彝族的这些大小布摩，对彝地世俗生活都有着广泛的了解，他们不仅是写诗论文还是彝族经文的传颂者，也是知识渊博、著书立说的圣贤者。他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彝族经典诗作。如：大布摩举奢哲除名篇《诗文论》外，流传至今《降妖捉怪》、《侯塞与武锁》、《素恒哲勺》等。大布摩阿买妮不仅是彝族古代与举奢哲齐名和同一时代的大布摩、大诗人，而且是彝族文学史上的一位具有很高成就的著名女诗人。阿买妮传世的作品除《彝语诗律论》而外，还有《人间怎样传知识》、《猿猴做斋记》、《奴主起源》、《独脚野人》、《横眼人和竖眼人》等。另有大布摩漏侯布哲的《谈诗说文》，实乍苦木的《彝诗九体论》、布独布举的《纸笔与写作》、布塔厄筹的《论诗的写法》等等。
2、彝文古籍文献叙事诗歌数以千卷，这些诗歌从内容上可以分为大众化书籍和布摩书籍两大类，例如《玛木特依》是属于第一类里的关于哲学、伦理道理学方面的巨著经典。在四川和云南贵州的部份彝区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另一部为《之子宜乍》不仅是一部布摩宗教经典文学，也是一部优美的神话叙事史诗，是彝族经典文学的主体层面——布摩经诗的重要代表作之一，它有着较强的文学艺术性，是一部难得的彝族文学叙事史诗。其次就是史诗《阿莫尼惹》通过一位彝族少女在被迫出嫁前夕，以满腔忿怨诉说了奴隶制社会妇女地位的低下和买卖婚姻的罪恶，描绘了父母包办婚姻制度给彝族妇女所带来的毕生的痛苦和悲哀。是一部千百年来流传在滇川黔各地彝族群众中的民间故事史诗，特别是在彝族青年妇女中流传较广。以上彝族的这类叙事诗歌是古体诗的一种写法。相当于汉族的乐府诗。
上述彝文古籍史诗文学只是中国彝文古籍文献中的一部分，还有许多其它方面的彝文古籍在此就不一一详述了，中国彝文古籍文献虽是内容丰富，但已经是到了濒临消失的境地，再不认真整理保护，再过十年、二十年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二、根据上述情况贵州省彝学研究会及相关彝学科研部门于2012年8月22日召开会议决定，推举八位彝文古籍专家组成考察团，由原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彝学会会长禄文斌，原毕节地区人大工委主任、毕节市彝学会会长禄绍康率队，于2012年9月19日开始先后分别赴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等地彝区考察彝文古籍的收藏现状。本次历时40多天的彝区彝文古籍文献考察，收获很大，比较准确地了解到了全国彝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彝族古籍文献的现状。总体来讲有喜有忧，喜忧参半。在经济发展方面，喜大于忧；在彝族古籍文化的保护传承方面，忧大于喜。调研结果为：
1、多数地方开展了彝族古籍的抢救整理工作，收效颇丰。各个彝族地区，普遍对彝族古籍的抢救、保护、传承都比较重视，都对彝族古籍抢救工作有危机感，不同程度地采取了一些措施，自治地方的工作力度更大一些，收集整理出版了大量的古籍。楚雄彝族自治州出资1450万收集整理了106部布摩经书；凉山州语委已收集彝文古籍414种5652卷，并翻译整理出版了《彝族驱鬼经》、《勒俄特依》等30多部；宁蒗县调查摸清全县拥有经书4万多册，收集了百册，整理出了70多册布摩古籍经书；巍山县从《彝族布摩经典译注·祭祀经·巍山南涧彝族口碑文献》中收录了23种口传布摩诗文，全书60万字；楚雄市收集整理了口传布摩经书一部，并编入了楚雄州布摩经典译注第二十卷；石林、美姑、宁蒗、峨山、罗平、寻甸、双柏等县收集整理了大量的布摩经文（古籍）；特别是南涧、巍山、宁蒗、景东等地，在布摩没有书和文的情况下，直接找布摩来口述记录下来整理成书；双柏县收集整理了120部查姆文献待出版。
2、布摩文化的传承有新的举措。各地对布摩文化的保护传承都引起了高度重视，不同程度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绩。美姑县于1996年9月就率先成立了“彝族布摩文化研究中心，并多次成功地举办了有国内外专家学者参加的布摩文化研讨会。举办了布摩培训班，为布摩学员发证书，规范了布摩的行为和程序。相继西昌市、宁蒗彝族自治县、楚雄市等多个市、县也成立了布摩协会，收集整理布摩经文，举办布摩培训，培养布摩接班人，为布摩活动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活动环境。盐源县特别将年轻的布摩报为传承人并聘为学者使用。宁蒗县举办布摩文化传习班，建立布摩信息库，组织布摩培训，颁发布摩证书，并投资500万元建立布摩文化传承基地，争取布摩生活待遇的落实。激活全县布摩投身社会主义“三个文明”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精神。培养布摩保护和传承布摩文化是彝族人民的需要，是中华民族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需要。漾濞、巍山、南涧、景东、镇沅一带，大约在南昭国以后由于文化征剿和文化同化的原因，布摩经文早就消失了，布摩文化传承全靠口传，一直延续到今天。特别让人吃惊的是彝族语言正处濒危状态，在布摩文化消失已久的南涧，彝学会用汉语同音字编纂2500本彝语教材，提供给当地民族中学开设彝汉双语课程，让人深受启迪，倍受鼓舞。
3、通过深入接触、交流、参观等，深深感到有许多彝族古籍记载的事实是准确的，证明了彝族文化曾在历史上的高度统一。彝族的支系若干，居住分散，尤其是六祖分支后，各自为政，长期没有交往。由于长时期缺乏往来，便形成了东部方言、南部方言、西部方言、北部各方言等区域方言，虽然语言各有差异，但习俗、信仰、崇拜等等是一致的，特别是几个原始性的信仰和习俗非常一致，体现在：一是历史上彝族不论支系，不论居住环境，不论经济条件，都是实行父子联名制，没有姓氏。二是崇拜，彝族都是祖宗崇拜；三是图腾，彝族都是龙虎图腾。四是年节，各地彝族都是过十月初一过年（俗称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的火把节。五是全民敬信布摩，民间的祈福、测期、祭祀等都由布摩主持完成；布摩祭祀的程序完全相一致；经文（古文）百分之五六十相同，字形字意都一样；彝族的文字都是由布摩掌握和传承；人死后必须请布摩来念经送灵和指路，要对亡灵进行祈福并根据老祖人的迁移路线指回发原地；布摩文化是彝族人的象征。六是发源地，各地的彝族都是从云南的苍山、东川、昭通等地发源，与《彝族源流》和《西南彝志》等书籍的记载相一致。七是使用的涡旋图案相一致，彝族人的涡旋图案来源于击石取火的火链图案、绵（毛）公羊头（角）图案，云涡旋、风涡旋、水涡旋形成了彝族人的涡旋图案，这些图案都有其特殊意义并有其深刻的内涵。在凉山的多个地方使用的就是涡旋图案和火链及绵羊头、角，楚雄大厦的屋檐下全部都用羊头作图案装饰。其实，乌蒙服饰的涡云图案就是上述所表达的内容和意思之一。结论是涡旋型的公毛羊头（角）图案、火链图案、云涡旋、风涡旋、水涡旋等形成的图案就是真正彝族人的图案。八是古代官方使用的徽号相一致，鹤代表君，鹃代表臣，鹰代表师（布摩）。
4、彝族古籍的保护和传承，形势不容乐观，忧大于喜，特别是布摩文化的形势更为严峻，彝文文献古籍基本上已经到了无人问津的地步。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母语的消失速度快、消失面广。所到的34个县、市、区中，有近一半彝区的彝语已经消失，拥有数万彝族人口的县，全县的彝人都不会讲彝话，就是聚居区的年轻人也有相当一部份不懂彝话。原来我们说前三十年的彝人不会汉话，后三十年的彝人不会彝话，其实已经不是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概念了，而是前二十年和后二十年甚至是前十年和后十年的情况了。有几位讲汉语都有困难的领导干部对我们说，他们的下一代早就不会讲彝话了。由于语言的消失，难免要影响到对民族的感情，对习俗的保持产生影响。
（2）从事布摩职业的人数少得惊人，面临绝迹。号称布摩之乡的美姑，从1996年的万名布摩，减少到现在的不到2000名，甚至高水准的布摩不足20人。所走到的34个县、市、区中，有布摩的县、市仅占三分之二，就是有布摩的二十多个县、市中，又有一半多的县、市、区的布摩不到20人。就是有几十上百布摩的地方，布摩的年龄大多都是六十岁以上，四、五十岁的“年轻”布摩很少，三十岁左右的年轻布摩更是稀少，基本上没有。彝族群众很需要布摩，可找不到布摩是当今彝族地区的现实。
（3）能认识古彝文的人已经到了屈指可数的地步，彝文主要从布摩经文中体现，但现在布摩经文大量减少，大理一带的布摩早在南昭时期就没有了经文，几千年的古彝文面临消失。而且能认识古彝文的人也越来越少。掌握和传承彝族文字的人是布摩，可各地布摩人数大量减少，且有四分之一的彝区布摩没有经书，有些传承文化的布摩不懂彝文。经过国民教育出来的彝学专家们都处于40岁以上，古彝文的传承没有进入国学教育，完全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如果长期如此下去，不要三十年认识古彝文的人就没有了。那时，大量的古籍（包括耗资千万元巨资收集整理出来的古籍）就只能放在博物馆展览了。这样一来彝族人几千年的文字就像玛雅文和满文那样消失了。
（4）部分彝族领导对抢救彝族文化重视不够，缺乏紧迫感。在这次考察团队万里彝山行中，走了12个州、市，近40个县、市、区中，座谈了30多次，党政在职的彝族领导干部基本上没有参加过什么彝族文化的培训，在陪同吃饭的过程中听到的也都是他们所谓完成了什么一堆的经济数据，听不到就彝族文化抢救保护和传承的做法。即使就是彝族文化的保护传承工作也都是完成一些唱歌跳舞方面的内容。根本就不涉及布摩文化和彝族文字方面的内容。然而，虽然国家对抢救民族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有了明确政策，但彝族的实权人物为了所谓的避嫌，而只是限于一般的口头上讲讲，或者在一些表面上做一些形式。没有实质性的工作。就这次团队的考察，有的领导根本不热心，好的礼节性的来陪吃饭，个别地方的彝族领导还以各种借口不出面。有的领导干部只是局限于一些形式的、表面的东西，就是一些热热闹闹、轰轰烈烈的、显现政绩的东西，至于真正挖掘、抢救、保护、传承彝族文化的东西大都采取迴避的办法。当需要政策和资金支持的时候，就以时间很忙推掉或以经费紧张为由不予支持，特别是机构和人员上那就跟登天一样不可能。目前在抢救保护传承彝族文化特别是布摩文化方面，各地都处于一种比较尴尬的境地。
（5）彝族文化的保护、传承，没有纳入政府工作的范畴。从本次考察中了解到的情况看出，对彝族文化特别是对布摩文化的抢救、保护和传承工作都是各地彝学会在做，政府的态度不很枳极。体现在党委和政府对彝族布摩文化有戒备心，还是把布摩文化视为封建迷信，把彝族自已的先师——布摩视为是巫师，所以对布摩文化不敢大胆地、理直气壮地去抢救它、保护它、传承它和宣传它。对这一古老而又神圣的文化保护、传承一般不敢过多提及，如果有人提到，当权者们只是一般的应付和敷衍。考察团队历时40多天跑遍大西南的整个彝区，没有一个县的党政有一个完整的抢救保护计划方案。
三、全国彝文古籍文献的分布现状及收藏情况。此次考察调研团队的数据表明，贵州彝文古籍文献收藏居全国首位，藏书约有近万卷（册）以上。彝文文字在历史上曾一度被普遍使用，因而语言发育完善，文献门类齐全。值得一提的是，因彝族分布的关系复杂，六祖分支的德布系和德施系所传承的彝文文献形式和风格内容都可代表中国的四省一区，贵州德布系的古乌撒地的文献与云南古芒布地（云南镇雄、彝良等地)、古侯系的古乌蒙部地区的彝文文献基本相同，其文献形式和风格内容与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县、曲靖市属的大部分东部方言彝族居住地的彝文献相同，德施系的阿哲部（水西）地的文献与属六祖分支的古侯系的古扯勒部地所传承的彝文献也基本相同。四川凉山古彝文文献又与贵州云南基本相似，它和云南红河与楚雄又比较相近，总的说来，彝族文字在古时候是统一的，在进行整理研究彝文古籍乃至保住这种全民族所共有的文化遗产工作时，任何人都绝对是不可忽视的。其次是贵州毕节和六盘水市范围内， 1966年以前，民间的收藏统计至少是在8万册以上，据各地彝文献翻译研究部门掌握的材料数据，仅以分布在贵州省威宁县原观风海、牛棚两区的一支彝族禄姓布摩所掌握的为例，一代人中，八家都各有一位布摩，号称“八先生”，每家的藏书都不下300册，八家八位布摩的藏书就达2400册之多，这些藏书的三分之二毁于1966～1976年之间，除强行收缴烧毁的外，其中迤那一家的四百余册彝文书还被当时的贵州威宁迤那公社用来揩拭拖拉机而毁掉。禄姓布摩家这个例子，仅是彝文古籍文献的蕴藏在损毁与流失的冰山一角，这种情况，在当年是带有普遍性的。
彝文古籍文献形成如此庞大的蕴藏量，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与彝族在滇、川、黔、桂这一地区的开发与创造历史是分不开的，单说贵州地区的情况，从东汉初以来到清初，存在着水西、乌撒、播勒、罗殿、于矢、自杞等若干个彝族地方政权，势力范围涵盖了今天的贵阳市部分地区、黔西南州的若干地方、安顺市的大部分地区、毕节的八县、六盘水市一带的大部分地区，这些地方政权不间断地沿袭，长的如水西部的政权，虽然先后都有过多种名称，但却连续存在了1474年的史实；又如乌撒部彝族地方政权的势力范围在今威宁、赫章与云南宣威淌塘等一带地方，也是存在了1200余年（参见《大定府志·旧事志·水西安氏本末》、《大定府志·旧事志·乌撒安氏本末》、《西南彝志》、《彝族源流》等），播勒、于矢等部也都连续存在了千年以上。另外是布摩的重大贡献，他们既是传统的文化人，负有传播彝族传统文化与教化育人的职责，又是祭祖等传统祭祀活动的主持人，他们是彝族地方政权体制中的三大主要成员之一，多数都是有着贵族的身份，布摩与史官身份的“摩史”一起，参与着编写历史和开展彝族地方政权的重大活动，其中包括带有原始宗教性质的各类祭祀活动。布摩职业为专门的家族世袭，彝文文献《迎布摩经》载：“（阿芋）陡家用德歹布摩，笃（磨弥）家用直娄布摩，乌蒙家用阿娄布摩，又用阿娄阿阁布摩，芒布家用依妥布摩，又用依妥洛安布摩，……阿哲以亥索氏为布摩，……都是世袭布摩。”如水西阿哲氏以亥索氏为布摩，据多家《彝族宗谱》记载，阿哲氏在前期用同宗的亥索氏作世袭布摩，亥索氏的两支分别传了20代、27代。后期据《大定府志》所录的“白皆土目安国泰所译《夷书》九则载：“其先，蛮夷君长突穆为大巫，渣喇为次巫，慕德为小巫。”突穆、渣喇、慕德等都是古水西部地与乌撒部地的著名布摩世袭家族。这也就决定了彝文古籍文献由专门的家族布摩为核心的文献收藏为属性的基本定论。有着贵族身份的世袭布摩，在彝族地方政权存在的时期，有自己的一份领地，这份领地即是给予他作布摩职业的付酬，由于土地的世袭传承使用，有的世袭布摩的后代到后来还成了当地的土目。彝族的土目阶层一直残存到新中国成立前，因土目阶层也招纳布摩，并分给其相应的一块土地作劳动付酬，为继承土地的使用权，下一代人要靠世袭的布摩职业来保证，所以不但要学习彝文还要大量地抄录、收集、整理、传承彝文古籍也就是为保住职业世袭必不可少的方针措施。正因为如此，到了新中国建立后，属土目阶层招纳的布摩世家，成分上多被划为地主或富农，他们所收藏和传承的彝文文献古籍，更是当时收缴或烧毁的对象之一，在这里面，不仅有着数量上减少的因素，还有着大量精品文献古籍失传的可能性增多。尽管如此，目前贵州省的彝文古籍蕴藏量还是相当丰富，据不完全统计，在贵州省毕节市的七县一区，就有16000余册（部），其中七星关区有1800余册、大方县2200余册、威宁县1100余册、赫章县3000余册、黔西县1150余册、织金县180余册、纳雍1300、金沙800余册、百里杜鹃区300余册。在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盘县、六枝、钟山四县区共有8000余册（部），彝文古籍在民间散藏数量也不少。其次是在中国革命博物馆、清华大学、国家图书馆、北京民族文化宫也都有收藏，而且数量还不少，但没有人去考证过到底是一些什么内容的书籍。收藏的彝文古籍在贵州省博物馆有60册、西南民族大学600册、贵州省民研所80册、贵州民族文化化宫39册、毕节地区档案馆200余册、奢香博物馆200余册、毕节地区彝文文献翻译研究中心4000余册、威宁县民宗局古籍办等多家单位都有收藏，其中中国革命博物馆36册、清华大学73册、国家图书馆800册、北京民族文化宫1300册、贵州省民研所168册、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86册、贵州民族大学彝文文献研究所180册、贵州民族大学西南夜郎文化研究院1680卷，在贵州省还有16个收藏单位藏有彝文古籍8000余册：除了省博物馆、省民族研究所、贵州民族大学彝文文献研究所、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毕节地区彝文文献翻译研究中心、仁怀县民委彝文翻译组6个收藏单位外，其余11个收藏单位均为地、县民委。具体分布为：贵阳市收藏有3100余册；毕节地区4700余册；六盘水地区4200余册。但据彝族地区的实地调查获知，目前存世彝文典籍总数超过已经收藏总数的近十倍，尚有十万件急待收藏，即使已经收藏的彝文典籍由于分属不同的单位和部门，各单位提供的保管经费和后续收购经费均严重不足，各收藏单位都缺乏现代化的保管设施，使用时无法互通有无，从而使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无法发挥其应有的效益。据此，集中划拨大笔经费，建立统一的现代化保管机构和协调使用研究机构，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了，否则流传于民间的十数万册彝文典籍就会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眼皮底下化为乌有，已收藏的典籍也会因保管不善而严重毁损，即使得到妥善保管，也会因为各单位之间缺乏有效的交流和沟通而成为死资料。
参考文献：
①《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贵州彝族卷）贵州省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贵州民族出版社,2010年出版.
②《贵州少数民族古籍研究》.贵州民族出版社.2001年8月出版。
③《中国彝史文献通考》，四川民族出版社2000年出版，王子尧主编。
④领导鹅鹅鹅因月休因因因时 时进进主要参考文献:《天文历算经》、《万物占卜经》、《彝族诗文论》、《彝诗说文》、《彝史溯源》、《论历史和诗的写法》、《华阳国志·南中志》、《云南志》、《云南通志》、《贵州通志》、《天下君国利病书》、《元混一方与胜览》、《西南彝志》、《彝族源流》、《夜郎史传》、《娄喽笃哲句书》。
作者简介： 王子尧，彝族，贵州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贵州省彝学会副会长，贵州省民族语言文字学会副会长。
本文原载于《赫章彝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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