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通：古道雄关话古今
昭通，彩云之南的一方沃土，金沙江畔的一颗明珠。这里历史悠久，是早期云南文化的三大发祥地之一，自秦开“五尺道”，汉筑“南夷道”以来，这里就成为中原文化传入云南的重要通道，是我国陆上“南丝绸之路”的要冲，是“锁钥南滇、咽喉西蜀”的重要通道和滇、川、黔三省经济文化交汇的重地。
看了上述回顾，你会感到今天名为“昭通”的这片土地与“路”的联系是如此紧密。
古老的文明往往要从河流开始，犹如尼罗河之于埃及，两河之于巴比伦，印度河之于印度，黄河之于中国。文明一旦开始，随之而来的就是路。有的地方，文明史就与“路”如此相关。
但很少有地方象昭通这样与一条路有如此深切的联系。
这条路并不象其它历史痕迹一样“隐退”下去。相反，从几千年前开始，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高峰，每一次发祥都与“路”相伴。今天，每一个人站在盐津豆沙关隘上注视着千年古道，内昆铁路、昆水高速公路，你定会有此感叹。
一段时间的空白
1982年11月，一枚化石从这条线路上被从历史的积尘中发现出来。这一枚小小的化石是云南首次发现的早期智人（牙）化石。这一发现填补了云南省猿人到晚期智人之间的空白。
第一个有名有姓的昭通人
昭通第一个有名有姓的人名叫杜宇。西汉《蜀王本纪》载：“有一男子，名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女子名利，自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古蜀国“三星堆”遗址发掘，杜宇开始引起文史界广泛注意。
2007年12月，一个名为“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青铜文化之旅”的CCTV拍摄组来到昭通，他们此行是在找寻“三星堆青铜来源之谜”，因为在杜宇的家乡昭通一带有丰富的铜源。而云南滇池一带，是中国最早的稻作区之一，这也与望帝杜宇“教民务农”，被后代奉为农神相吻合。由此似乎可以推测，其实这条路在夏商时期就也存在，只是这时的滇川通道是一条古老的民族迁徙走廊。
五尺道
在今天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上，有一条细线从成都南下，经内江、宜宾、昭通，指向曲靖，把古代的成都平原和滇池地区连结起来。这条路开凿于秦代，名叫“五尺道”，古称“朱提”的昭通正处在这条道路的要冲。故事一部分就将大致沿着这条路线展开。
公元前316年，秦在成都设置蜀郡。其后，秦孝文王开始经营巴蜀以南地区，派蜀守李冰及其子开始修筑从成都循岷江而下达?道(今宜宾)的道路。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进一步略通云南，进一步将道路延伸至建宁（今曲靖），史称“五尺道”。其后，汉政权更加快了对道路的修筑，并将今川南、滇东北、及黔西北皆纳入犍为郡的范围。
地名成为白银的代称
昭通古名“朱提”，读作“殊时。” 西汉平帝元始年间，梓潼人文齐任犍为南部都尉，到了朱提。文齐带领昭通人民开始“穿龙池、溉稻田，为民兴利”。与发达的农业相映生辉的是发达的矿冶业。至少在西汉晚期，昭通就已经成为全国著名的银、铜产地。据《汉书》、《华阳国志》等文献记载，堂琅铜、朱提银，富甲天下。特别是朱提银产量高、成色好，与钱货的比值，比其他地方所产银高出50％。因此长久以来，“朱提”成为中国古代白银的代称。
一块碑成为“寰宇稀世之奇珍”
经济的发展，为文化的繁荣提供了基础，史载：朱提郡“其民好学”，“多人士，为宁州冠冕”。今天，除了考古发现的汉洗、汉印、汉画像刻石外，见证朱提文化辉煌的还有汉孟孝琚碑。该碑字体为汉隶，言辞雅驯，书法苍劲，浑朴古茂。孟碑出土，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了极大轰动，海内硕学名儒如罗振玉、梁启超、袁嘉谷人都对该碑的研究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孟碑的出土，为研究朱提文化、云南古代文化史以及两汉时期文风、书风的演替等多方面都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梁启超评价：“爨龙颜碑，文达谓为云南第一古石，自孟碑出土后，此又瞠乎后也”。孟孝琚碑由此而享“寰宇稀世之奇珍”的美誉。
袁滋摩崖录下边疆民族史
谈到昭通这条跌宕起伏的高原之路，我们不能不去到一个地方，那就是石门关。石门关位于盐津县西南21公里处。千年时光在“五尺道”下镌刻着马帮留下的深深蹄印。
公元793年，南诏蒙异牟寻归唐，唐朝决定封异牟寻为南诏，派御史中丞袁滋于贞元十年（794年），带着赐给南诏的“贞元册南诏”金印起程到云南。这年九月袁滋等一行来到石门关，当他看到山路陡峭，岩石壁立，甚为感慨，为记其行，就在崖壁上题名记事。
袁滋摩崖不仅是边疆民族史的珍贵实物，由于袁滋是当时书法名家，其手迹世传极少，今存边陲，弥足珍贵。
彝族文化的重要发祥地
国内多数民族学者研究认为，昭通是彝族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其理由至少有二。
一是西壁绘“霍家部曲”中有武士十三人，身披装饰有形若树枝小圆卷花纹图案的披毡，科头、有发，发梳理成锥形竖立，如今天可见到彝族男性头上的“英雄结”。
1963年在昭出土了一座东汉两晋时期的壁画墓。虽然墓中文物早已被盗，但室内四壁题材丰富的壁画却保存完好。有留着“天菩萨”髻，披披毡，赤足的人物形象，与今天大、小凉山彝族的服饰一样。此墓发现对于研究东晋时期云南与中原的关系，汉彝融合，彝汉部落，以及服饰、建筑、风俗等，提供了形象生动的实物依据。
二是彝人有送亡灵回祖地的习俗。通过研究各地彝人的指路经，学者们发现各地彝人送灵都送到今天云南昭通。
“搬不完的昭通，填不满的叙府”
清改土归流后，政府招募开垦，兴修水利、开发矿业，同时兴教育，定学额、建书院，一时间昭通文化兴盛、商贸繁荣、盛极一世，时人称“搬不完的昭通，填不满的叙府（现四川宜宾）”。
“扎西会议”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没有过红军这样的长征。
长征这条飘扬在960万平方公里大地上的红飘带，在云南只短暂地掠过滇北的崇山峻岭，但其中几次生死攸关的会议让一个小城永久载入了史册，这个小城就是威信县城扎西。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并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增补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月19日，红军离开遵义，准备在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国民党为阻止红军北渡长江，集中了36个团的兵力沿江布防，又以12个旅以上的兵力继续追击，再次形成包围的态势。
1935年2月3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改变计划，令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改向川、滇、黔三省结合部扎西地域集结。中央红军2月4日起分六路进入威信县，至14日分两路全部离境，前后计11天。这11天中，红军先后在威信县水田寨、庄子上、扎西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实现了博古交权，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共同主持中央工作，最终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由此扎西成为举世瞩目的革命圣地。
文射星斗 武耀河岳
昭通，是一片孕育了无数英才的热土。原云南省主席龙云、卢汉，原中共湖北省及满洲省省委书记刘平楷，抗日名将罗炳辉，辛亥革命陆军总长张开儒，解放军中将曾泽生，“国学大师”姜亮夫，天文学家陈一得等一大批仁人志士、英才俊杰都出生于昭通。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一个新的词汇出现――“昭通作家群现象”。
原来，在这一时期，昭通作家在数十种全国性报刊杂志上发表作品数百万字，并有多篇作品被《新华文摘》、《中国中篇小说精选》、《中篇小说选刊》、《名作欣赏》、《作品与争鸣》等全国著名选刊多次转载，出版了100多本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报告文学、文学评论个人作品专集，一些作品荣获了鲁迅文学奖、中国戏剧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当代文学奖、金盾文学奖、路遥青年文学奖、云南省政府文学奖等多种奖项，一些作品被改编为电影或电视剧。
2002年，《人民日报》以《“我对脚下的土地爱得深沉”――昭通文学现象及作家群研讨会侧记》为题、《掺望》以《文坛崛起昭通作家群》为题纷纷予以宣传报道，很快“昭通作家群”和“昭通文学现象”两个词就走出云南风靡中国文坛，并在不同场合被各界人士津津有味地谈论。“昭通作家群”已成为昭通市着力打造的“文化昭通”的新亮点，成为云南省文学艺术繁荣发展的一张名片，成为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繁荣的一种模式。2004年11月，前往昭通参加昭通作家研讨会的著名作家贾平凹喟叹昭通“文射星斗，武耀河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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