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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聚居区彝族学生德育发展问题研究—— 以四川省攀枝花市Y 中学为样本

作者:​任虹燕 发布时间:2020-03-09 原出处:《中国民族教育》2018.N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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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民族聚居区,少数民族学生和汉族学生聚集在一个学校上学,在适应并学习主流文化的过程中,学校教育的导向是道德教育国家化,少数民族学生的习俗、语言与汉族学生不同,从而成为他们德育认知和德育行为的障碍。


彝族学生德育发展的障碍


攀枝花市Y中学位于Y镇,周边乡镇的学生也慕名来这里就读。当地是典型的多民族聚居区,彝族占多数,且多生活在较为偏僻的高山区域,保留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当地在行政区划上原属于凉山彝族自治州,后来划归攀枝花市,民族教育也由此成了一个复杂的问题。


Y中学按照一般学校建制,彝族学生占全校学生总数的50%以上。虽然少数民族学生占比大,但是学校的课程设置、教学要求与其他普通学校别无二致。


在调研中,教师集中反映,由于彝族学生汉语水平低下,严重影响整体班级的教学进度,同时也给德育管理带来麻烦与隐患,语言问题成为彝族学生德育正常发展的障碍。


学生也反映,融入学校的生活、提升自身道德水平的最大阻力是汉语听说能力差。由于无法正常接收来自教师的信息,无法正常和说汉语的同学交往,他们很难打心底里严格遵守校园行为规范,言行举止还保留着彝族原有的生活习惯。


在学校德育化过程中,除了语言障碍问题,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彝族社区隔代教育问题以及彝族习俗问题。由此引发的德育冲突让教师感觉非常棘手,部分教师希望在校园内设置一个警务室,因为学校的道德约束是有限度的,需要强有力的法治约束。


总体上看,彝族学生在多民族聚居区混班制学校,道德发展面临着语言、习俗、家庭三大障碍。而道德教育的途径,一是要通过语言教化,二是要通过习惯养成,三是要依托良好的家教。


彝族学生德育障碍分析


学生个体的问题。一是语言障碍。Y中学没有设置专门针对彝族学生的汉语学习课程,也没有双语教学,在课堂上教师授课使用的都是汉语,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彝族学生的学习负担。上述情况带来的副产品是,彝族学生的元认知和经验与越来越规范、标准、严格以及汉语化的教育教学程式对接和相融的可能性越来越少。教师在课堂上讲的,他们都不懂,直接导致学习成绩越来越差,学习兴趣越来越淡,进而被打入学困生的行列,甚至被归为“坏”学生的范畴。


Y中学的一份X年级的语文成绩单显示,彝族学生的语文成绩普遍很差,这不是个案,在Y中学的每一个班级都是这样。尤其是那些语言天赋不好的学生,久久不能正常地使用汉语,直接影响到学习其他课程。语言的障碍直接限制了学生的交际圈,由于不能和其他民族的学生进行交流,他们的交际只限于彝族学生之间,强化了彝族学生小团体的向心力,弱化了班级的凝聚力,给班级管理带来了诸多不便。 这里是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海量的数据,鲜明的彝族文化特色,是向世界展示彝族文化的窗口,感谢您访问彝族 人 网站。


二是习俗障碍。入学之前,彝族学生一直生长在纯彝族社区,遵循着彝族群体特有的思维习惯和生活习惯。入学之后,新的校园环境带给彝族学生许多挑战,需要他们调整自己,适应学校的规则,而学生的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又与他们原来的习惯、依托的环境和习俗文化存在冲突。如何在新的环境中,让每一个彝族学生都建立自己的坐标,而不是以彝族群体为坐标,是学校德育遇到的重大困难。恰恰我们在实践中看到的是,彝族学生的个体往往被彝族群体淹没,而学校教育也常常以群为单位来对彝族学生进行识别。


置身于全新的学校环境,用已有的彝族社区生活经验去解释、认知并适应校园,对彝族学生来说困难重重。因此,他们干什么都习惯于“搭伙”,道德养成的习惯在校园中呈现的是“集体的道德”——只遵守彝族小集体的规则,而缺乏个体的道德标准,一旦需要进行独立道德判断时,就会寻求小团体的保护。


三是隔代教育。笔者在调研中发现,Y中学彝族学生的家长大多在外地打工。学生一年只能见到父母一两次,有的甚至几年才能见到父母一次。多数学生被寄养在爷爷奶奶或者外祖父外祖母家,还有的学生被寄养在其他亲戚家。由于受到的通常是隔代教育,而且是少数民族老人的隔代教育,孩子们传承的常常是几十年前的观念,基本与时代脱节,行为习惯上还保持了原始彝族风貌。这样的幼儿教育及家庭教育直接影响和延缓了学生正常德育认知。 彝族人-网是创建最早,影响力和规模最大的彝族文化网站。网站的目标,是构建彝族文化核心数据库。


学校教育的问题。一是缺少柔性的学制。以往实行过的留级制度虽然有缺陷,但为少数民族的学生健康成长设定了一个缓冲期。现在学生的入学严格按照年龄执行,也不允许留级,彝族学生一旦落后,很有可能步步落后。


二是教师缺乏多元理解。多民族混班设置虽然有利于多民族大团结,但是,学校课程的设置大多缺乏弹性,没有体现多民族区域的特殊性。在这样的区域,学校教育要照顾的特殊性在于:学生底子薄,语言学习是重要的关卡。而教师大部分是汉族教师,不懂彝族语言,更不懂得彝族的文化习俗,通常情况都是用汉语在交流。作为教育者,首先缺少对教育对象的理解,无法从学生的实际出发设计教育过程,通常只是按照国家标准执行。


三是现代教育理念匮乏。伴随国家现代治理方式的改变,民族教育的重心发生改变,德育的重要目的就是培养学生的国家认同。道德教育国家化和学校化成为了现代道德教育形态的重要特征。学校成为了重要的道德教育机构,致力于培养学生对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学校在德育实践过程中,理应从学生的元认知、生活习俗出发,建构国家的认同感。事实上,Y中学在教育实践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大的阻碍。因为语言障碍,师生交流不畅,生生交流困难,没有把彝族学生所在的自然环境、习俗、生活经验纳入到课程中。学校用汉族学生的生活经验作为教学的出发点来设置课程,忽视了从彝族本身的文化出发,导向社会追求的价值观念,从而脱离了彝族学生的生活经验。从某种意义上看,彝族学生是被“悬空”的。


四是行政建制导致尴尬处境。Y中学所在县域不是自治县,在民族课程的设置上缺少行政自主权。学校没有彝族文化的传承课程,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学生对本民族文化传承的权利。与纯粹的民族学校相比较,学校没有彝族语言课程,彝族学生也没有学习本民族语言的机会。


解决少数民族学生混班制德育的策略


解决语言障碍。推行双语教学,彻底解决语言问题。针对有语言障碍的学生,设置特色的选修课,利用课余时间补齐短板。增设语言学习的课外活动,比如汉语学习角。建立同伴学习机制,汉族学生一对一结对子学习,相互学习不同的语言,在交往交流中提升语言听说能力。通过生活化的语言学习,把汉语用到日常生活中,杜绝课上讲汉语,课后说彝语。


解决习俗障碍。在学校教师的眼里,彝族学生的行为习惯都是不能够接受的,在内心就是拒绝的,因为学生的举止与汉族学生不一样,吃饭围着圈、不洗脸、不洗衣服。事实上习俗与道德之间有很密切的联系。习俗和道德规范,都在一定的秩序范围内运行,在作用于社会的过程中,他们往往相互促进、相互支撑。道德和习俗也有一定的区域性,在一个地区或民族内是善的事,到另外一个地方可能是恶的。在某一特定环境是道德的,在另一环境里,该行为又是不道德的。在学校教育中,对于不同民族的习俗,相通相容,彼此转换,能变的是学校教育的方式,不能变的是已经成人的学生。


事实上,学生的习俗正是道德教育的切入点,当学生的自然、习俗与学校倡导的理想目标不相符合的时候,这正是学生和教师困顿的时候,民族性的东西在这个场景中暂时隐藏起来,表现出与群体的一致性,不显露得那么另类,这是道德教育的屈从。学校只能因势利导,不能敌视偏见。 彝族人-网诞生于北京,已经20年了。初心不改,在浮躁的网络时代,留一片净土,为彝族留下更多闪光的文化。


解决家庭教育问题。利用科技手段,定期组织学生与家长视频;建立家长群,通过远程电联,加强家庭与学校的合作;学校是学校所在地传播文明的集散地,要通过教育学生间接教育家长,教育家长同步教育学生。建立社区学校辅导,尤其是寒暑假期间,让彝族学生一样能够享受到更多的关心。


解决学校教育问题。Y中学只是一个个案,它展现的问题却是所有民族聚居区学校的共性问题。由于生源结构不同,民族聚居区学校处于尴尬位置,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学校需要从少数民族学生经验出发设置课程,建立一套保障语言学习无障碍的教育机制,建立一支熟悉少数民族文化的教师队伍,建立一个尊重理解包容的多元文化校园共同体。


在校本课程开发上,当前,彝族乡土有价值的德育没有进入校园课程,除了让彝族学生跳舞唱歌之外,缺乏利用彝族优秀文化的实践。建议学校从彝族学生的生活经验出发,将这些经验中有益的部分纳入德育教育活动之中,挖掘彝族传统德育文化的精髓,利用彝族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多元文化的角度对比,接纳不同文化,放弃陈旧观念,重视自我教育。


在教师队伍建设上,多民族聚居区的学校教育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对教师也有特殊的要求。教师要有正确的民族观念,要对自己学生的民族知识有所了解,以便更好地了解学生的心理。


在多民族聚居区的学校里,要做好德育工作,必须考虑到民族文化心理的差异性以及民族习俗的差异性,不是消除差异,而是在差异中吸取养分,教会学生学会包容,学会取长补短。民族的就是特色的。学校应该充分利用彝族的文化资源,把学校办出特色,在多元的校园文化中,让学生健康成长。


经过对Y中学的考察,笔者认为,在多民族聚居区学校,德育就是平等地学习各民族彼此的优秀文化,在交往中共同进步。教育工作者一定要摒弃大汉族主义的教育理念,减少民族心理的排斥力。德育是尊重教育对象的现有民俗文化、心理需求,从教育对象的认知实际出发,循循善诱;德育是遵循德育的客观规律,让所有学生在这里找到归宿感,增强校园文化的向心力,减少校园文化的排斥力,以文育人,打造多元文化校园共同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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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原载于《中国民族教育》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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