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脉》：泥巴捏就的魂与骨
彝族青年作家吕翼
当土地在渐逝的岁月里失去她的风华时，当土地不能像当年一样凝聚人心的时候，当年轻的一代不再将土地当成荣耀、相反当成是一种负担的时候时，我们的心灵再一次受到伤害，再一次无比的疼痛。 ——吕翼
主持人：汪舒 作家：吕翼
2007年至2008年，吕翼到全国第一个彝族自治县——玉溪市峨山县甸中镇挂职当镇长助理。《土脉》是根据作家两年的见闻和感受潜心创作的长篇小说处女作，是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的作品篇目，首发在大型文学期刊《大家》2009年第4期，后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作品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0年土地改革为背景，从生产队劳作写到当下的“新农村建设”， 以彝族老龙头、龙坝、龙田三代人为核心书写了云南省峨岭县红泥村人坎坷复杂的命运以及与土地的不同情感。
主持人：你之前是以中短篇小说见长，较有影响的是《割不断的苦藤》《雨水里的行程》、《雪崩》、《方向盘》等，不管是主题的开掘、写作的技巧上，还是所涉及的领域，它的每一篇之间都各不相同。是什么促使你写就《土脉》这部小说？
作家：于我而言，写作好像是山道上的行走，曲折蜿蜒，起伏跌宕。之前的每一篇小说，都是行走路上的五味杂陈。《割不断的苦藤》写底层官员的堕落与无奈，《雨水里的行程》写人性的沦落与道德的丧失，《雪崩》写美好的事物在金钱面前的玉碎，《方向盘》写大学生回乡的苦闷与自救……这些作品风格各异，人物各不相同。我自知创新之于艺术的重要，没有创新就等于死亡。但是认识与做到，中间的差距很遥远，即使付出了一生，也不见得能够达到。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13亿人有9亿是农民或者准农民。虽然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这个时代的主流。但是恰恰相反，他们是一个地位最低、受关照最少、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弱势群体。中国根本的问题是农民问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土地，拥入城市成为“农民工”，由此而产生了问题更多更复杂。我们在为广大农民生活条件和思想观念有较大改变由衷欣慰的同时，也为他们蜗牛爬行的生活禁不住黯然神伤甚至唏嘘流泪。
艾自由曾给我进行过分析和总结，他认为，这部长篇小说最成功之处，是通过塑造N种农民典型形象，从而形象化地指明了农民的N种出路：出路一是，视土地为传家宝的老一代农民；出路二是无可奈何的“廉价农民工”；出路三是“鲤鱼跳农门”的出人头地者；出路四是背叛土地的“农民暴发户”；出路五是以青春和身体为本钱的农村漂泊女；出路六是，有一技之长返乡创业的新一代农民。我觉得他分析这个，基本概括了我的想法。
主持人：《土脉》的源泉原来是在这里，峨山是给你悲欢离合的地方吗？
作家：峨山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全国第一个彝族自治县，那里和昭通不同，没有受到较大历史变革和政治运动的摧残。那里民风纯朴，彝风浓郁。人们大多都讲彝话，写彝文，穿彝族服装，婚丧嫁娶都严格按照彝家风俗进行。在前后几次到峨山的过程中，我深深地感受到，峨山作为云南省的一个较为发达的农村，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方面都做了许多工作，而且是走在全省以至于全国的前列的。领导干部积极向上，吃苦耐劳，广大群众基层百姓安居乐业，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但是，发展中的峨山也曾经历过很多变革的疼痛，在新时期经受了和经受着时代大潮的冲击。那就是，在若干年前农民对土地有着难以割舍的爱，土地是他们的命根子，土地是他们相依为命的最为重要的依托。他们为它而努力，为它而歌而哭，而笑而泪，付出了几代人的心血和汗滴。当他们失去土地后，是多么的痛苦，当他们得到土地后，他们却又是多么的幸福。但是，当土地在渐逝的岁月里失去她的风华时，当土地不能像当年一样凝聚人心的时候，当年轻的一代不再将土地当成荣耀、相反当成是一种负担的时候时，我们的心灵再一次受到伤害，再一次无比的疼痛。
主持人：看来你对土地真有一种难于割舍的感情。对于写作，只有深入进去，只在某一领域不断往深处开掘，才会流出清泉。你在《土脉》中是如何来表达这一主题的？
作家：我出生在乡下，长在乡下，是乡下的阳光、蓝天、野草和绿叶陪伴我度过了童年。当然我也有过短暂的离开（其实也不叫离开，无非是城市里的水泥路将我与泥巴隔开了一点）。现在看到土地，看到野草和庄稼，我精神世界就会发疯，之后就会有更多的宁静。小说中的几个主人公，他们最初的感觉是，离开土地是一种幸福。可很多年后，他们还是又回到这块土地。那一种肉体和精神上的还乡，让他们再一次以更为现实的目光回望审视这块土地。这样一种“离不开”与生俱来，这样一种“离不开”情更深，意更切，这样“离不开”使他们不得不继续以一种饱满的热情来努力、抗争，来建设他们美好的家园，寻找一种更为理想的精神上的出路和突破。
主持人：这本厚厚的书写出来后，就在相当的范围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你是如何考虑主题和人物关系的？
作家：在主题上有较强的隐喻，将土地用水喻为大地深处的血脉；将读好书、学好知识喻为人类生生不息的脉动；将大家团结一致，凝聚成一股力量来建设自己的家园喻为大地不竭的生命之源，力图探寻社会主义新时期农民和农村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的精神世界。
我的作品一直以来都与土地、农村、农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土地对于农民就是一个雷打不动的圆心，无论社会如何发展，时局如何变幻，农村与农民都在围绕着土地转圈子，即便有时候弧度划得大一点，农民也不可能脱离这个圆心。
《土脉》以土地为中心点，这是作品的“眼”。这个中心点就像一个辐射源，一层层向外把辐射波发散出去，围绕它的是龙坝一家三代人在土地上发生的故事，其间的纠葛、期盼、失落、冲突、困苦、悲欢是斩不断，理还乱。这样的结构是线型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物的命运起起落落，对土地的感情也随之变化。故事一开头就是一幅电影一样的画面，把当下农村生活的场景真切鲜活地呈现出来。接着用大量的篇幅逆时光而上，交代了老龙头、龙坝、龙田与土地的关系，这其间有人物命运的起落，事业奋斗的历程，所有这一切看似杂乱无章，却总与土地有着不可割裂的联系。最后几个章节又回到当下，与文章开篇叙述衔接，力图做到了浑然一体，整篇故事终点又回到起点，形成了一个密不透风的圆。
《土脉》的人物众多，本书涉及的人物有十多个，有领导，有工作人员，有老师，更多的是农民，其中写土地，写矿山，写学校，写政府机关，写爱情，但更多的是写农村、写种植、写饲养、写烤烟等，同时，也力图将彝家风情在文字里凸现出来，力图将农村这样一个卑微而又庞大的系统写得更丰满一些。人物一出场就很复杂，谜样的开头：美丽结实的艾妮与佝偻虚弱的龙坝形成强烈反差；农村姑娘木叶跑到县城租房与县政府上班的龙田住在一起；副县长梁杰单找那个叫刘来宝的老板投资建水池；龙坝全家人对那块叫沁水湾的土地有深厚的感情……我相信这一切对读者来说有着神秘的吸引力。
主持人：长篇小说就是写人物的命运，你最喜欢的人物是谁？你是怎么来表达他的？他的悲欢离合你是如何处理的？
作家：这部书里面的老龙头，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其实刻画老龙头用的笔墨并不多。这样的人，在乡下并不少见。他是个驼背，佝偻身子，“话很少，孤僻得很，往那一蹲，像块老树疙瘩，像一头牛，不声不响。”但老龙头却是精明的，他会找草药治病、养牛的功夫无人能及，重要的是他善于在心里盘算事情，老练沉稳，“常常在不声不响中，就可以把一个足以让人意外的事情做完”。可他的命运却是那一个时代贫困山村农民最真实普遍的写照，老龙头视土地为命根子，为土地流尽了汗水吃尽苦头，却没有在土地上得到幸福，甚至连一顿饱饭也没吃过、一件好衣也没有穿过，更为私挖那块叫沁水湾的土地受过罪。
有着几千年农耕历史的中国是最典型的农业社会，中国传统农民对土地有着深深眷恋之情。中国传统农民的恋土情感主要表现为他们对土地占有的强烈欲望。生做耕、死做葬的土地对他们而言，不仅是谋生的依靠，而且是他们全部人生的希望所在。老龙头的思想也就是那个年代农民的思想，我在《土脉》中写过：“峨岭人太爱自己的土地了，峨岭人还把土地看成是自己的命根，看作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看成是祖先灵魂栖息的圣洁之地。他们生在这样的土地里，活在这样的土地里，以后老了，死了，埋的还是这块土地。”通过对老龙头成功细致的描写，把中国农民从骨子里对土地的热爱表现出来，可以说是淋漓尽致。为了分到地，老龙头竟然以自己病危骗回在矿上工作的龙坝，为了得到沁水湾那块地，竟然在全村老少面前以死相要挟。老龙头这一辈人根深蒂固地认为，有了土地，一家人就不会挨饿，这是那一代人最为简单也最为朴素的道理，对于经历过没有土地，经历过饥饿的那一代人来说，这就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中国农民对土地的这种感情，台湾学者吴贤聪认为：“农民对于土地的爱恋，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一为农民视农业为生活之一部分，无形中对土地产生一种亲密感，把它看成传家宝，不肯也不能轻易离手。二为各种产业中，只有土地是最安全可靠的，既不怕自然灾害，又不担心盗贼抢劫。第三个原因是，所有农业中，只有土地是有形而看得到，土地无形中变成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这就容易理解老龙头那一代人为什么会对土地有着强烈的占有欲望，因为这爱是沁入骨子里的。
主持人：我看完你的小说，觉得其中更苦楚、一生中充满灰暗与无望的人物应该是龙坝，你是如何来理解他的？
作家：农村生活、农民认识并不是静态、凝固的，时间向前推移，农民对土地的认识和感情也随之变化。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到来，打破了集体主义和平均主义，农村走出了长期徘徊不前的困境。但很快，新的问题就来了，那就是农民只能解决温饱，致富却很难的。老龙头的儿子龙坝就是在这夹缝中挣扎的人物代表，对土地又爱又恨，这种感情很复杂。他年轻时候就铁了心要离开土地，他脱离土地，跳出农门的办法是当兵，到矿上当工人，但阴差阳错，由于老龙头对土地的固执，龙坝被迫放弃自己的理想，最后还是又回到了土地上，并被土地上丰收的粮食压断了腰，致富无门，只有虚无渺茫地进行过种烤烟等种种尝试，但最终却只落得瘫痪在床，整天缩在屋子阴暗的角落里默默流泪的下场。这个年代发生在中国农村土地上的变化是一场蜕变，这场蜕变是动态的、艰难的，甚至带着某些病态，对农民的影响非常大，我注意到了这个期间农民的变化及心理上承受的压力。这个期间，农民对土地的感情是爱恨交加的复杂感情。一方面，土地是农民生存的重要保障，农民离不开土地；另一方面，对土地的依赖，束缚了农民的发展空间，土地也就成了农民致富的绊脚石。在这个过程中，矛盾重重、不甘心又无可奈何是龙坝这一代人最显著的心理特征。
在关注龙坝这个人物的同时，刘来宝这个人物也值得研究，在村里人眼中，刘来宝不好好伺弄土地，可以说是一个彻底的“土地背叛者”，作为农民他是不及格的，但他却通过炒苞谷花、贩卖烟叶、承包工程、开矿等发迹了，这个人物让那些对土地执传统观念的农民大跌眼镜。
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中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对土地上的农民长期形成的恋土情结提出了最为严酷的考验。但土地始终不能把农民从血脉相连中彻底剥离。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既包括物质的获得，更是一种精神的依托，它根植在农民心中，成为农民实现人生理想最强烈的原动力。意识到了这一点，作品的主题就得到升华，文章通过艾妮、龙坝一家团聚回到村子，木叶与龙田回归，并且龙田在县政府工作中主动要求下农村工作，当新农村指导员，副县长梁杰领导一班子人马热火朝天建设新农村、刘来宝回家乡投资修路建水池等描绘，预示着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某种特色正徐徐展开，隐含着土地正是新农村新希望之所在，这是身体对土地的回归，更是心灵的回归，这才是正道。
评论家李敬泽认为，“我们今天面对的是高度差异化、高度复杂的乡土中国，文学史上的丰沛资源也可能制约我们看待今天农村生活的眼光，用已有的命名做框架，会影响文学的深度，作家应真正站在农民的内部，写出农民灵魂的真实性，表现时代真正的精神困境和希望。”
这一点，他说到了，但我们在写的时候，却很难。
回过头来说，不论是龙坝，还是刘来宝，他们都应该是幸福的，他们并非灰暗无望。在不断的抗争过程中，生活不断地让他们失望，但也不断地回馈了他们以希望。
主持人：“三农问题”的确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但同时也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请你再谈谈文学创作与中国农民的问题。
作家：随便写了几篇文章就大谈“三农”问题，这好像有点自以为是。但这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在这样的问题面前，再低调就是无聊。农村题材创作历来是文学创作中的老问题。好像有一位名作家说过，写好了农村，就是写好了中国。因为中国本身就是农民为主体的国家。农民、农村和农业的变化很大一部分代表了中国的变化。从中国文学史来看，农村题材的创作是与新文学同时诞生的。五四以来，差不多所有的重要作家都有农村题材的作品。并且，农村题材作品水平的高下，是每个时期文学创作的标志。
昆明文学院的冉隆中曾在文学报上撰文认为：当今作家在新农村建设中是大有可为的。作家可以起到传播先进文化的作用。作家的优势正在于文化方面，在新农村建设中应该有传播先进文化的使命和责任。作家还应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尽可能地参与到复杂的现实生活中去，并保持清醒和兴奋，使自己处于零距离的观察和记录生活的状态。也就是说，作家应该贴近农民，贴近农村，贴近生活深处，才可能创作真正的乡土文学。
主持人：就你的作品而言，大多都是苦涩而沉重的，你是如何处理时代的光明与生活的沉重？如何看待作品的内核与作品的生命力？
作家：在我的视野里，文学是良知，是试金石，它可以检验一个人的品质，让写作者和读者的心灵得予光照和彰显。写作者的态度从中自然就沁透出来，读者可以从中感受到人世间的真与善、假与恶。文学是火炬，它可以点燃一个死寂的时代，可以复苏一个人的灵魂，可以点燃一个民族的理想，传承一个民族的时代精神。在个人内心写作的山谷里，没有谁会寂寞一生，没有谁会与大地绝缘，与人绝缘，与这个在时代大潮中闪耀着新气象、新光芒的社会绝缘，守着一潭死水绝不可能写作出精品佳作。没有谁不接受着大地的雨露、空气和明媚的阳光，没有谁会拒绝森林、溪水、花草和动物。在个人与世界、在小我与大我的互相撞击、互相融合、互相激荡之中，文学本身特有的元素便会将一些可耻的东西筛掉，从而升华了文学可贵的东西。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与担当，是一个写作者存活最为重要的条件。当下的文学创作十分繁荣，当前的很多作家，他们的创作实力，他们的创作热情，他们的创作高度，仿佛是一座座高峰，群峰屹立，青春勃发，尉为壮观。与他们的交融，自己更充满激情，原来自己并不孤独，来自于四面八方的青春之火，将文学光芒燃得更亮。
这些年来，在文学的路上，我走得很慢。我的一篇篇作品出来后，我不认为好，只是感觉到实在与沉重。在稻谷与玉米成熟的醇香中，在林林总总的白杨树丛中，我感觉到了迷醉、宽慰与放松。以我的经验来看，文学作品，首先是要有核，一个精神世界里坚硬的东西。文学需要这种精神，而写作者尤其。不要让自己的创作生命在金钱和欲望面前死掉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写作中蕴含着不朽的精神，而这种精神的核，就是与时俱进，与时代同步，反映人民的心声。这种精神，其实就是一种倒下了会爬起、分开了会愈合、腐朽了还有生命的东西。一个人要能够挺起胸膛站立，就得有脊梁，一座山要立得住，就得要有基础，一部作品要经风历雨，经得起岁月的检验，就得有这样一种精神。
我以为，文学的功能不是茶而是酒，它不只是润喉，把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的血液冲淡，那种温情状态下的文字，很快就会让人们像倒隔夜的茶一样把它丢弃。直正的文学作品，好的文学作品，会让人心跳，让人震撼，让人酩酊大醉。这样看来。文学应该不是保健和护肤，而是苦口的良药；不是装饰摆设而是刀剑斧锤。它强调的是批判和解剖，重量和光芒。以至于会是一颗钉，落进一个人的心口，便让人疼痛一生。
在文学的大地上，要让文学之谷饱满沉甸，要让文学之树长青，就需要作家与时俱进，将自己置身于当前轰轰烈烈的大时代背景之下，把小我化成大我，让目光无限。万万不可盲目自大、高高在上，需要的是脚踏实地、与老百姓水乳交融；不能脱离实际、闭门造车，需要的是深入生活，写以致用；不能坐井观天，一叶障目，需要的是胸怀天下，关心民瘼。因此更应该正确看待社会进程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面对复杂的社会矛盾，作为一个写作者，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旧社会的光明是阴暗笼罩局部的光明，新社会的阴暗是光明笼罩局部的阴暗。盲目放大阴暗，对光明视而不见，都不是正确的写作观。
作家名片：吕翼，1971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昭通市昭阳区文联主席。在《中国作家》、《北京文学》《大家》、《民族文学》、《青年文学》、《青年作家》、《边疆文学》、《滇池》、《佛山文艺》、《骏马》、《创作》等刊物发表作品多篇（部）。有作品入选《小说月报》、《作品与争鸣》等。出版有小说集《灵魂游荡村庄》、《割不断的苦藤》、《别惊飞了鸟》和长篇小说《土脉》，散文集《雨滴乌蒙》。获过《边疆文学》奖、云南省政府文学奖、云南日报文学奖、云南省优秀文学期刊编辑奖等多项。中国作协重点题材作品签约作家，云南省作协新农村建设文学创作签约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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