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昌市彝文语言景观调查研究
【摘要】本文以语言景观研究法为基础，调查西昌市老城区和商业区彝文语言景观使用现状及不同群体对此现象的认识。研究发现：两地双语和多语标牌占多数，彝文使用率较高；总体看，彝文并非标牌中的优势语言，不同区域、类型的标牌中彝文所处地位不同；老城区对彝文语言景观的认可度高于商业区，彝文更具优势。官方标牌和私人标牌使用彝文的初衷不同，前者多出于民族平等、旅游经济考虑，后者多是语言政策要求。当地彝文语言景观的象征功能大于信息功能，政府语言规划与民众认知并不一致。[注释1]
【关键词】西昌市；彝文语言景观；象征功能；民众认知
一、引言
语言景观在近十几年成为社会语言学领域的研究热点。Landry & Bourhis（1997）最先提出“语言景观”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出现在公共路牌、广告牌、街名、地名、商铺招牌以及政府楼宇的公共标牌之上的语言共同构成某个属地、地区或城市群的语言景观。”语言景观研究关注公共空间和场所中的语言使用问题，不仅考察现实环境中语言使用的特点和规律，更重要的是探究语言选择背后所蕴含的深层次的政策取向、权势、身份等问题（尚国文、赵守辉，2014）。目前，国内学者大都将目光聚焦在东部大城市及港澳地区的语言景观设置上（李贻，2011；田飞洋、张维佳，2014；彭国跃，2015；张媛媛、张斌华，2016），仅有个别学者关注民族地区中小城市的语言景观现状（徐红罡、任燕，2015；沈群英，2015）。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宪法赋予了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基本权利。调查民族地区语言景观中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现状，不仅有利于维护当地民族同胞的正当权益，也可为政府语言规划及评估提供实证数据，对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态和民族关系意义重大。西昌位于四川省西南部安宁河平原，是我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凉山彝族自治州州府。全市面积2651平方公里，辖37个乡镇、6个街道办事处。根据凉山州统计局资料（2010）显示，西昌境内有汉、彝、回、藏等28个民族，其中汉族529825人，占总人口的74.37%；彝族160303人，占总人口的22.50%。与十年前相比，汉族人口比重下降5.74%，彝族人口比重上升6.02%。[注释2]彝文是彝族古老的自源文字。解放前，学习和使用彝文是毕摩（彝族宗教祭师）的特权。解放后，党和政府对传统彝文进行整理修订，形成规范彝文。1980年8月1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彝文规范方案》，彝文在凉山地区得到推广使用，其重点领域，一是全州各县市的彝语文教育教学；二是社会用字，特别是政府和事业单位门牌、公章的彝文使用。近些年，随着西昌彝族人口比重的不断攀升及旅游经济的蓬勃发展，全面推广彝文语言景观成为当地政府的重要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开展了此次调研，不仅通过影像方式记录了市区彝文语言景观现状，还通过访谈、问卷、观察等途径获取了景观设立者使用态度和阅读者认知方面的一手资料，使研究者对语言标牌设立动机、使用效果的解读不再停留于猜想层面，弥补了以往研究中的不足。
二、调查设计
本次调查取材集中在西昌老城区和商业区，具体包括老城区的南街、北街、府街、仓街、石塔街，商业区的月城广场、步行街、名店街、西门坡街、大巷口下街。老城区以四牌楼为中心，北至建平门、南至大通门、东至安定门、西至石塔街。区域内保留了建昌古城格局，有当地较为热闹的黄家巷菜市场，早晚集市可看到身著民族服饰、背着筐篓买卖的彝族同胞，街道两旁多小型商铺，是西昌主要居民生活区之一。商业区以彝海结盟纪念碑为中心，2000年后陆续修建了月城广场、步行街、名店街等核心商业场所。区域内汇集了众多连锁店、品牌专卖店及大型商场，是西昌时尚购物的首选地。上述两大区域内语言景观数量丰富，人流密集，可展现西昌市区概况，便于我们开展调研。
调研采用影像记录、深入访谈、问卷调查、随行观察4种方法。2016年7月7日至12日，我们对上述区域可视范围内的语言标牌进行了拍照整理。根据Landry & Bourhis对“语言景观”的定义，拍照范围包括商铺招牌、广告牌、大型海报、路牌、街道指示牌、建筑门牌、公交站牌、公告警示牌、宣传栏等，共搜集照片627张。根据Backhaus（2006）“每一个语言实体无论其大小，在统计时都应算作一个标牌”的观点，最终分析出有效标牌943块，用以统计彝文语言景观的使用范围及比例。7月14日至25日，我们对当地29人开展了深入访谈，其中政府工作人员2人（Z1、Z2），商铺业主18人（S1-S7为老城区业主，S8-S18为商业区业主），当地彝族居民9人（J1-J9）；随后根据访谈结果，对商铺业主进行了有针对性的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138份。7月27日（农历六月廿四）火把节前后，我们对3个外地旅游团（每团20人左右）的游客进行了随行观察，记录其在不同类型的彝文语言景观前的行为反应，并随机选取11人（Y1-Y11）进行了深入访谈。此外，我们还从凉山州语委和文化部门搜集到了部分相关资料，以辅助研究。
三、调查结果
（一）西昌彝文语言景观的客观特征
1.西昌语言景观概况及彝文使用率
本次调查共搜集有效标牌943块，其中位于商业区的17块标牌只有商标或图案，无文字，包含商铺招牌9块，广告牌6块，大型海报2块。根据Lai（2013）的研究方法，我们依照标牌上出现的语言数量，将搜集到的标牌分为三类：单语标牌、双语标牌、多语标牌，并统计出了含有彝文的标牌数量，以全面了解西昌语言景观概况及彝文使用率，见表1。
表1、西昌语言景观概况及彝文使用率
根据表1统计，两地双语标牌约占总数的一半，为49.4%；其次是多语标牌，为31.1%；最后是单语标牌，为17.7%。其中，双语和多语标牌共计759块，占比为80.5%，远高于单语标牌，由此可见西昌语言景观的多语性质。分区域来看，老城区双语标牌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二，为65%，单语和多语标牌数量相当，分别为18.2%和16.8%；商业区多语标牌数量最多，为43%，双语标牌其次，为36.4%，单语标牌最少，为17.3%。彝文作为自治州通用文字之一，在标牌中的使用率较高，老城区为74.1%，商业区为67.3%，平均使用率达到了70.4%。
2.不同标牌设立者的语言选择倾向
语言选择是语言景观研究的重点，根据Ben-Rafael等人（2004）的研究框架，我们将搜集到的语言景观分为官方标牌和私人标牌两大类，以便清晰地展示不同标牌设立者的语言选择差异，见表2。官方标牌由政府机构设立，力图传达国家语言政策及官方意识形态，如政府部门及官方组织门牌、街道指示牌、路牌等；私人标牌由个人或企业设立，力图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或某种身份、文化认同，如商铺招牌、广告牌、海报等。
表2、官方标牌与私人标牌的语言选择差异
从表2看，官方标牌语言选择比较统一，主要是“中彝”、“中彝英”及中文单语三种形式，两地彝文使用率分别达到了88.4%和92.3%。政府部门、官方组织、事业单位门牌一般采用“中彝”组合形式，彝文字体大小与中文相当或略小，但不小于中文的2/3（见图1），这类标牌显示出官方对汉语、彝语地位的认可。路牌、街道指示牌、公交站牌等公共设施标识一般采用“中彝英”组合形式，中文字体最大且居中，彝文与英文相当或略小，均不及中文的1/4（见图2）。公告警示牌、宣传栏等临时性信息牌则采用中文单语。后两类标牌显示出官方对汉语传递信息时效性的认可。
图1
图2
私人标牌与官方标牌明显不同，从表2看，私人标牌不仅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官方标牌，在语言组合形式上也比官方标牌多出三大类。从语言选择看，商业区私人标牌更显多元化，“中彝英”标牌占比最大，中文不是必选，出现了英文单语和“英彝”标牌；老城区“中彝”标牌占比最大，中文则是必选，不存在英文单语和“英彝”标牌。从彝文使用率看，私人标牌明显低于官方标牌，商业区低于老城区，在商业区，彝文使用率（64.5%）甚至低于英文（66.2%）。在“其他”组合中，老城区为“中文+维吾尔文”和“中文+藏文”，商业区则是“中文+日文”和“中文+韩文”，以及部分只有品牌图案或商标的无字标牌。可见，除中文外，老城区更倾向民族文字，商业区则倾向外语文字。
3.双语或多语标牌上的优势语言
Scollon，R & Scollon，S.W.（2003）研究发现，在双语或多语标牌中，总有一种语言处于主导或优势地位，优势语言可较为真实地反映出设立者的个人喜好和需求，人们可以根据标牌上文字占用空间大小、所处位置及色调明亮度来确定每块标牌上的优势语言。上文已分析了不同类型官方标牌中彝文地位的差异，下面我们将分析私人标牌中的优势语言状况。相比广告、海报等临时性信息牌，商铺招牌的使用更加广泛稳定，在数量上也占绝对优势。因此，我们将商铺招牌作为私人标牌代表，统计了双语或多语招牌上的优势语言，见表3。
表3、双语或多语招牌上的优势语言
由表3可知，老城区与商业区私人标牌上的优势语言并不一致。老城区有92.8%的双语或多语招牌以中文为优势语言，其次是彝文，无英文优势招牌；而商业区，中文并非优势语言，英文（53.8%）超过中文（43.3%）成为优势语言，彝文排在最后。从不同组合类型的双语或多语招牌来看，“中彝”招牌绝大多数以中文为优势语言，老城区、商业区分别占到总数的91.5%和97.5%；“英彝”招牌只出现在商业区，以英文为优势语言，占92.3%。“中英”和“中彝英”招牌上的优势语言随出现区域不同而改变，在老城区中文占据着绝对优势；而在商业区英文则占据着绝对优势。彝文在两地均非优势语言，但老城区彝文优势招牌占比（7.2%）明显高于商业区（2.9%）。结合表2看，无论是老城区、商业区，还是官方标牌、私人标牌，均未出现彝文单语标牌，这也是彝文弱势的表现。
两地招牌中优势语言的差异与两地商铺类型和顾客群体有关。老城区多小型杂货铺，服务于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讲究“接地气”，中文理所当然成为优势语言，由于北临典型的彝族聚居乡（四合乡），区域内常有彝族同胞买卖，彝文具有一定活力。商业区多高端连锁店，服务于本地白领的时尚追求，讲究“国际范”，英文作为时尚潮流和国际化的标志而成为优势语言、中文作辅助语言不难理解。这在下文对商铺业主的访谈中多有体现。
（二）不同群体对彝文语言景观的认识
我们通过深入访谈、问卷调查、随行观察等方式了解政府、商铺业主对彝文语言景观的使用态度和居民、游客对彝文语言景观的阅读认知，这将涉及到一些主观层面。
1.政府
我们通过解读2009年修订的《凉山彝族自治州彝族语言文字工作条例》[注释3]（以下简称《条例》）和深入访谈来了解官方使用态度。纵观《条例》，各民族语言文字平等、服务彝族群众、传承发展彝文是贯穿全文的主线，而总则中又意在强调“自治”、“平等”的政治原则。语委和文化局是推广彝文语言景观的重要执行部门，我们对相关负责人开展了访谈。Z1（语委）认为“用彝文是党和政府赋予我们的一项政治权利，是服务群众的要求……彝文也是打造‘人文凉山’的切入点，游客下车就看到彝文，有一种异域感”。Z2（文化局）表示“起初是政府部门用，保障民族平等、方便群众办事……大概06年，四川旅游发展大会在西昌举办，我们认识到文化资源要向文化资本转变才行……上顺城街就是为旅游打造的仿古街，沿街统一使用双文木制招牌”。可见，除了《条例》涉及内容外，发展旅游经济也是促使政府推广彝文语言景观的重要因素。据了解，政府彝文监管重点是景区、主干道、商业区等地，由于部门彝汉翻译人才不足，监管重在看标牌有无彝文，较少顾及翻译质量。
2.商铺业主
商铺业主是彝文语言景观的主要设立者，也是本地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成为我们访谈的重点。S2是老城区业主，“用彝文有我们这儿特色……有些不会汉字的看（彝文）”。S7表示“朋友帮搞（翻译）的，政府提倡，也有特色”。还有部分业主（彝族服饰、漆器、餐饮店）表示彝文能体现店铺经营特色，政策出台前已使用。S11是商业区业主，其招牌中彝文很小，他认为“顾客看商标就晓得（经营范围）……认彝文的少，小点成本低，能过检查就行”。S9表示“我们是国际品牌，本来没的彝文，听说有检查，就补在那个边边上”。S12、S18也是后补彝文。商业区业主多表示英文店名知名度更高、上档次，而认识彝文的人较少，没必要用。通过问卷，我们获取了138家业主在招牌中使用彝文的原因，见表4。
表4商铺业主在招牌中使用彝文的原因统计（限选3项内）
总体看，政策要求仍是当地业主使用彝文的首要原因，其次是彰显本地特色、方便彝族群众。分区域来看，老城区选择“彰显本地特色、方便彝族群众”的业主所占比例高于商业区，而选择“政府政策要求”的比例却低于商业区，可见老城区业主对彝文认同感较高；商业区业主则多以“上头（政府）让用”为由使用彝文，自愿性较弱。彝文在两地均非优势语言，但调查发现，老城区招牌中的彝文按面积占比计算普遍高于商业区，位置也更靠近中心（见图3，上为老城区、下为商业区）。尽管商业区是检查重点，但其彝文凸显度和使用率仍不及老城区，且品牌知名度越高彝文越被边缘化。此外，两地业主对彝文维护民族平等、传承民族文化的作用认识不足，多数业主也不认为使用彝文可以招揽游客。
图3
在接受问卷的138位业主中，有14位彝族、2位藏族、1位羌族、121位汉族，只有4位彝族懂彝文，其余均不懂，甚至不认识自家招牌中的彝文。103块招牌由广告商翻译，19块由亲友翻译，10块由语委翻译，4块由店主翻译，另有两块商业区招牌，业主坦诚是为应付检查胡乱拼凑而成。可见，广告制作商承担着绝大多数招牌的翻译任务，然而根据州语委提供的资料，截至2015年底，全州有3000多家广告制作商，但配有彝文翻译的不足百家。我们初步统计，在138块含有彝文的招牌中，7块存在彝文错别字，23块存在错译漏译，14块有待商榷，正确率仅为68.1%，私人标牌的彝文翻译质量不容乐观。
3.彝族居民
绝大多数彝族居民对推广彝文语言景观是非常支持的，但受汉文化影响，他们在生活工作中多使用中文，懂彝文、用彝文的较少。J2是退休工人，“彝文是我们的骄傲……年轻时上扫盲班学过，可惜后来不常用，都忘了”。J5是编辑，“彝文是地位的象征，大家用彝文就体现了你这个民族的地位，代表认可你的文化”。J3、J8也有类似观点。J7是彝语教师，他认为使用彝文景观“让年轻人有了学彝文的动力”。对于在西昌打工的J9，彝文让他“很有归属感、受尊重”。访谈中我们发现，虽然大家对彝文语言景观有很高的评价，但9人中只有3人能识读彝文。对于当地彝族居民而言，彝文语言景观带来的民族自豪感、认同感要比现实生活中带来的方便更重要。
4.外地游客
7月27日是当地火把节，我们跟随三个旅游团活动，观察游客对彝文景观的阅读反应。行程中游客偏爱与单一彝文装饰的景观留影，并倾向购买含彝文的纪念品和土特产，但很少关注招牌、路牌、门牌上的彝文。采访得知，不少游客质疑彝文的实用价值，Y4表示“刚到这很好奇，后来问导游、店员，都不认识，感觉（彝文）是唬弄人”。Y2、Y5也有类似看法。Y7发现“景点彝文又大又漂亮，吊牌（招牌）、路标就小得多，本地人也不懂”。调查发现，景区标牌中彝文不仅字体凸显，还存在单语景观，竖写标牌（见图1）一般是中文在左彝文在右，但景区却相反，按照人们从左向右的阅读习惯，彝文地位优先（见图4）。景区宣传提示类标牌也有彝文翻译，这在老城区和商业区均未看到。由于认识不到彝文的实用价值，游客很自然地将其等同于民族特色和审美欣赏的象征性符号，只注重从单一彝文景观获取审美体验，而很少关注景区外的彝文标牌。这也降低了商铺业主使用彝文的积极性。
图4
四、总结与讨论
（一）彝文语言景观的信息功能与象征功能
Landry&Bourhis认为语言景观具有两大功能：一是信息功能，二是象征功能。前者指语言景观所承载的字面内容，可传递设立者的思想和意图，属显性功能；后者指语言景观所映射的语言权势，可揭示族群社会身份和地位，属隐性功能。众所周知，语言景观的信息功能是其存在的前提，一种只有象征意义而无法传递实际内容的语言景观生存空间有限。因此，语言景观设置必须注重其信息功能的发挥，让民众充分认识到它的实用价值。
西昌彝文语言景观的信息功能有限，一方面，设立者和阅读者的彝文基础较弱，影响了信息功能的发挥。彝文发展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解放前彝文掌握在毕摩手中，民众使用不多。1957年中央民委颁布《凉山彝族拼音文字方案》，在彝区推广拼音文字，1960年又废止拼音方案，决定“直接使用汉语文”。七十年代民众开始自发使用传统彝文，1980年国务院才正式颁布《彝文规范方案》。八九十年代虽开展过彝文扫盲，但之后又有复盲（Z1）。近些年，因外出务工需要、双语教育弱化等原因，不少彝族青年放弃彝文转用中文，彝文学习缺乏动力。这不仅动摇了彝文使用与发展的群众基础，也削弱了彝文语言景观的信息功能。
另一方面，彝文标牌本身的设计也存在翻译和布局问题。私人标牌彝文正确率仅为68.1%，其中出现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生硬直译和滥用音译上。根据广告公司提供的信息：制作商往往是根据工作经验建立一个可满足日常需要的“彝文字库”，遇到含有常见字的国内或本地品牌就一字一义“对号入座”，而遇到英文或国际品牌时则用音近的彝文拼凑。这是私人标牌错误率高的主要原因。官方标牌也存在争议，例如厕所被译作“
”（mo²¹sɿ⁵⁵），为西南官话“茅子”的借音，而彝族同胞多习惯使用“
”（解手处）一词。翻译必须考虑大众习惯，以群众能够理解、接受为标准。大量不规范标牌的存在，不仅削弱了彝文语言景观的信息功能，有时还会误导读者。
除翻译精度外，语言景观的信息功能还会受标牌上字体大小、所处位置、色调明亮度等因素的影响。调查发现，当地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及景区标牌中彝文较为凸显，而其他实用性标牌（街道指示牌、路牌、公交站牌等）中彝文字体过小，且偏离中心，易被忽略，仅是象征性使用。以街道指示牌为例，我们可以将蒙自标牌与西昌作比较（见图5，上和中为西昌、下为蒙自[注释4]）。蒙自为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州府，其标牌中部为彝文，彝文字体大小在汉字的2/3左右，但由于位置居中，格外醒目。虽然彝文仍不是标牌上的优势语言，但与西昌相比，实用性明显增强。
（二）政府语言规划与民众认知
政府推广彝文语言景观的目的是多样的，但在具体实施中却有所侧重。从监管区域看，景区、主干道、商业区等代表西昌城市形象的区域排在前列。从监管内容看，有无彝文重于翻译质量。从官方标牌中彝文地位看，由高到低依次为：景区彝文，可大于汉字且存在单语景观＞政府机构及事业单位门牌彝文，大小在中文的2/3以上＞路牌、站牌等公共服务性标牌彝文，大小不及中文的1/4＞公告警示牌、宣传栏等临时性信息牌，（除景区外）无彝文。通过分析政府推广彝文语言景观的侧重点，我们不难发现，发展旅游经济、维护民族平等是当地政府在官方标牌中使用彝文的主要原因，这与访谈相吻合。商铺业主与政府认识并不一致。经济获益是居民文化认同的重要影响因素（肖潇、张捷、卢俊宇，2012），然而，由于当地旅游经济多局限在景区及周边，仅涵盖民族餐饮、服饰、漆器等特色行业，游客又较少关注招牌中的彝文，因此普通经营者并不能通过使用彝文“吸引外地游客”以提升盈利，经济因素在旅游产业外功效甚微。加之多数业主对彝文在“民族平等”、“文化传承”中的积极作用认识不足，仅是迫于政策使用彝文，因而推行过程中甚至“有人反对有人闹”（Z2）。
从阅读者角度看，由于彝族同胞将彝文与民族身份、地位相联系，彝文景观大大激发了他们的民族自豪感与认同感，增强了年轻人学习彝文的动力，由此带来的文化、教育功能超出了其本身的信息功能。游客对彝文的关注集中在景区单语景观及特色产品上，不少游客已开始质疑彝文的实际价值，并将彝文看作招揽游客的幌子。追求事物的原真性是旅游活动的天性（徐嵩龄，2008），随着国内旅游由“踩点式”向“深体验”的转变，游客会更加注重民族文化的原真性，仅在语言景观中使用彝文而缺乏现实的语言环境及深入了解彝文的渠道，精英游客并不买账。语言景观不提供设立者与阅读者面对面的交流，也不提供反馈信息，因而容易导致两者在认识上出现偏差。（Spolsky，2009）及时了解设立者的使用态度和阅读者的认知反应对于政府评估语言规划效果、适时调整策略有重要帮助，应引起足够重视。
（三）关于推广彝文语言景观的几点建议
建立健全彝文翻译渠道，培养引进汉彝互译人才。访谈中，一些商铺业主提出了不少建议，其中一些很有启发性。“广告公司哪请得起翻译，不如政府搞网上翻译，QQ、微信也可以，再多搞几种字体，自己选。”（S11）“我小娃在西昌学院念书，我这个（招牌）就是他翻译的。”（S5）通过建立网络翻译平台、开发多种彝文字体，不仅能提高翻译效率和准确度，还能避免同一字体的呆板和单调。西昌学院作为凉山地区高等学府，每年招收大量具备彝文基础的学生，政府可以通过合作、引进等方式储备翻译人才、提升翻译质量。
分区域、分行业，逐步推广、规范彝文语言景观。调查发现，不同区域、不同行业受自身利益和认识的影响，对设立彝文语言景观的态度有所不同。老城区与居民生活起居相关的行业高于商业区新兴的娱乐时尚行业，因而彝文在老城区更具优势。所以，私人彝文标牌的推广可先在彝族人口较多、贴近民众生活的区域试行，在民众认同后逐步扩展至其他区域。
夯实民众彝文基础，唤醒民众文字意识。西昌彝文语言景观多是当地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官方行为，依靠政策得以推行，其象征功能远大于信息功能，生存空间有限。信息功能是语言景观存在的前提，而传递信息则需要使用预期读者能够读懂的语言文字。从调查看，类似“认彝文的少”、“本地人也不懂”的状况，不仅削弱了商铺业主使用彝文的积极性，也让外地游客错误地将彝文与旅游商业符号等同。因此，彝文语言景观的推广须建立在民众坚实的彝文基础之上。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强制推行只会出现更多类似商业区胡乱拼凑彝文的现象，不仅影响彝文的准确性、规范性，也阻碍彝文传承。彝文是彝族的象征与标志，代表着一种民族精神。访谈中，我们深切感受到彝族同胞对彝文的认同感与自豪感，然而仅凭这些还不足以将民族的瑰宝传承下去。彝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份子，应该不断提高学习、使用、传播彝文的意识，同样，汉族同胞也应明白，彝文不仅是彝族文化的瑰宝，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热爱彝文、传承彝文是每一个中国人应该具有的文化情怀和文化责任。
注释
[注释1]本次调研得到凉山州语委主任贾瓦盘加、州史志办调研员李伍呷、西昌学院彝语言文化学院教授沙马打各的大力协助，参与此次调研的还有北京语言大学硕士张晓花及中央民族大学硕士阿木子达、李媛、马占林，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注释2]见凉山新闻网
[注释3]见凉山州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官网
[注释4]蒙自标牌图片由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叶康杰博士提供。
参考文献
[1]李贻.语言景观研究法：对广州北京路的历时性调查[J].海外英语，2011，（13）.
[2]彭国跃.上海南京路上语言景观的百年变迁——历史社会语言学个案研究[J].中国社会语言学，2015，（1）.
[3]尚国文，赵守辉.语言景观研究的视角、理论与方法[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4，（2）.
[4]沈群英.四川甘孜藏区可视性语言景观调查与分析[J].中国民族博览，2015，（9）.
[5]田飞洋，张维佳.全球化社会语言学：语言景观研究的新理论——以北京市学院路双语公示语为例[J].语言文字应用，2014，（2）.
[6]徐红罡，任燕.旅游对纳西东巴文语言景观的影响[J].旅游学刊，2015，（1）.
[7]徐嵩龄.遗产原真性·旅游者价值观偏好·遗产旅游原真性[J].旅游学刊，2008，（4）.
[8]肖潇，张捷，卢俊宇.居民对遵义红色旅游商业街中书法景观的认同度研究[J].地理科学进展，2012，（8）.
[9]张媛媛，张斌华.语言景观中的澳门多语状况[J].语言文字应用，2016，（1）.
[10] Backhaus，Peter. Signs of Multilingualism in Tokyo：A Linguistic Landscape Approach[M]. Clevedon：Multilingual Matters，2006：52-66.
[11] Ben-Rafael，E.，Shohamy，E.，Amara，M. H.，et al. Linguistic landscape as symbolic construction of the public space：The case of Israel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lingualism，2004，（3）.
[12] Lai，Mee Ling.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of Hong Kong after the change of Sovereignty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lingualism，2013，（10）.
[13] Landry，R. & R. Y. Bourhis. Linguistic landscape and ethnolinguistic vitality：An empirical study [J].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1997，（16）.
[14]Scollon，R & Scollon，S. W. Discourses in Place：Language in the Material World[M].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3：116-128.
[15]Spolsky，Bernard. Prolegomena to a sociolinguistic theory of public signage [A]. Ahohamy，E.，Gorter，D. Linguistic Landscape: Expanding the Scenery [C]. New York & London：Routledge，2009：25-39.
聂鹏
木乃热哈
（作者：聂鹏，汉族，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木乃热哈，彝族，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副教授）
（文字来源：彝学公众号，主编：巫达）
古老的彝族，还能有多少东西能在时代大潮中存留下来，也许不会有明确的答案，但我们可以尽力去为她留存一些有价值的文化，这就是彝 族 人 网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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