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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爨乌蛮三十七部考略

作者:佚名 发布时间:2021-05-06 原出处:新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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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杞国(1100~1260年),是南宋时期滇东、黔西南地区的一个以“乌蛮”为主体的少数民族政权。1100年,自杞建立,至1260年为蒙古所灭,鼎盛时其疆域北至曲靖,南达红河,西抵昆明,东到广西红水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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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诏中兴二年国史画》局部

自杞国是由彝族先民东爨乌蛮阿庐部落中的弥勒、师宗二部建立的。

明天启《滇志》载:“爨蛮之名,相沿已久,其种类甚多,有号卢鹿蛮者,今讹为罗罗,凡黑水(红河)之内,依山谷险阻皆是”。居于泸西地区的阿庐部,系卢鹿蛮之裔,为唐时乌蛮七大部落之一。《方舆汇编·广西府(泸西)山川考》云:“阿卢山,在城西三里,广四十里,南接弥勒,北跨师宗,旧为阿卢部”。阿庐部之后为弥鹿部。《元史·地理志》卷六十一载:“广西路,东爨乌蛮弥鹿部所居,唐为羁縻州,隶黔州都督府,后师宗、弥勒二部浸盛,蒙氏、段氏莫能治”。《广西府志》载:“唐为东爨乌蛮弥鹿部所居,大和间(827-835)南诏蒙氏并其地,宋时析为师宗、弥勒二部,大理段氏莫能制”。《泸西县政务志》载:“东爨各部落分别散居林谷,内部长期保持着自己的氏族组织,部落与部落之间并不互相并吞,往往是部落发展壮大后,分裂出另一部落,散居到邻近的地方去”。《广西府志·师宗州》载:“宋时,爨蛮居岩浪,其后有师宗居匿弄甸,号师宗部”。《元史·地理志》载:“昔些莫徒蛮之裔弥勒得郭甸(竹园)、巴甸(弥阳镇)部笼而居之,故名其部曰弥勒”。师宗、泸西、弥勒这一流水,便用前辈部落首领弥鹿的名字命名,称为“弥鹿川”。

弥勒、师宗们是何时代人?宋人王溥《五代会要》卷三十《南诏蛮》条在天龙二年(公元927年)西川奏闻之后,有200余字的一段十分金贵的补叙,文中提到督爽大长和国(此时南诏国已亡,郑买嗣夺蒙氏位建立了大长和国)宰相布燮上唐皇帝舅奏疏一封,其后列督爽陀酋、忍爽王宝、督爽弥勒等所著转韵诗十联,有类击筑词,诗中颇有思本朝姻亲之意,语亦不逊。弥勒的封号与宰相并列,可见,五代时的弥勒已是个风华正茂、踌躇满志、文韬武略皆备,敢于向大唐公主求婚,做中原皇帝乘龙快婿的大英雄了。

十年后(公元937年),“通海节度史段思平借兵于东方乌蛮三十七部,众十万,会于石城(曲靖),以董迦罗为军师,所向皆克,遂攻进大理”(古蔚《南诏野史》)。在这次推翻大义宁国的战争中,阿庐部落中的弥勒部、师宗部、吉输部均已参加,并成为三十七蛮部中强健的一员,从而为自杞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于是,云南史学界权威尤中教授在《中国西南民族史·自杞国》中说:“自杞国是些莫徒蛮之裔弥勒部建立的。”

乌蛮三十七部与自杞国势力的崛起

后晋天福元年(公元937年)十二月,通海节度使段思平,联络白族贵族董伽罗等,在东爨三十七部的支持下,起兵一举攻克羊苴咩城(今下关),推翻“大义宁国”,建立“大理国”。《南诏野史》载:段思平“借兵于东方黑爨、松爨三十七蛮部。”三十七部除落恐、溪处、思陀、铁容(在今红河县)等少部分为和蛮等民族外,其余均是滇东、滇东北、滇中、滇南及黔西的乌蛮。由于大理政权“其成功实赖东方诸蛮”,故于建国之初“皆颁赐宝贝,大行封赏”,减免徭役。如封乌蛮贵族阿而为罗婺部长,封“乌蛮”、“些摩徒”部于河阳郡,这些被封的乌蛮贵族都是“世官世禄,管土管民”的大、小封建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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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曲靖的三十七部会盟碑

在加封东方诸蛮的同时,大理政权统治者还封董伽罗为布燮(宰相),赐予成纪(今永胜)为其世袭领地,封高方为“岳侯”,赐巨桥(今昆阳)为其世袭领地。这些白蛮、乌蛮的大小封建领主,常侵占邻近各族人民土地以扩张自己的领地和势力范围。如鄯阐领主高氏侵占了世为乌蛮所居的易门为其领地;“大理国高护军”侵占了彝族先民磨弥部所居的交水(今曲靖市境)为自己的私邑,驱逐了磨弥部首领蒙提;在武定和曲州地区,据《元史·地理志》载:“僰、卢诸种蛮所居,地多汉冢,或谓汉人曾居。蒙氏时,白蛮据其地。至段氏,以乌蛮阿而并吞诸蛮聚落三十余处,分兄弟子侄治之,皆隶罗婺部。”不唯罗婺部如此,“些摩徒部”也“析其子为三部”,即“强宗部”、“休制部”、 “步雄部”,而“步雄部”后又封其弟为“罗伽部”。

“些摩徒”即“徙莫祗蛮”,汉、晋时期未见史载。 “徙莫祗蛮”当是南北朝之后从叟、昆明族中分化出来,至唐初与乌蛮为同一族系的民族群体,至明代则被称为“罗罗撒摩都”。南诏兼并东部爨区之后,“徙莫祗蛮”仍居于今楚雄往东至澄江、玉溪一带。随着“徙莫祗蛮”人口增多,不断向邻近地区发展,至南诏末便形成罗伽部(今澄江县境内)、阳宗部(今呈贡东南至澄江县北部阳宗一带)、步雄部(今江川县境内)、休制部(今玉溪)、弥勒部(今弥勒县境内)。还有部分“徙莫祗蛮”散居石城(今曲靖)以南,步头(今建水县南部的红河岸边)以北的广大区域内。他们与爨区乌蛮各部接触较多,发展更为先进,已有阶级分化,也属于被南诏奴隶主征服之后留在原地的集体奴隶,故被列于东部乌蛮三十七部之中。就在大理国大小领主争权夺利,国势衰退,社会动荡之际,大理国所属的乌蛮三十七部相继割据称雄。三十七部中的“于矢部”统一了贵州南部地区,号称“罗殿国。”“些摩徒”各部势力继续发展状大,其统治区划已包括今昆明以南玉溪地区的大部分,并向东发展到今广西边境,建立了“自杞国”。

南宋时期,关于自杞国的记载,大多与“广马”相联系。所谓“广马”是指宋朝廷由广南西路所买之马。马产于大理,据《玉海》卷149《绍兴孳生马监》记载:前来横山寨卖马者,有自杞、罗殿、特磨等部落的商人,“今之马多出于罗殿、自杞诸蛮,而自彼乃以锦绵博于大理,世称广马,其实非也。”宋朝廷为抵御辽、夏、金及蒙古的侵扰,大量取马于陕、川、滇诸地,宋室南迁后,西马梗阻,不得不主要依靠广马即云南之马。建炎四年(1130年),宋廷命广西提举峒丁李域即邕州(治今广西南宁)置使买马,李域随即遣使入大理国求市,这年五月,李域上奏言江西道路不通,乞自广西入闽中送马赴行在(指临安,今杭州),旋而被罢提举官。绍兴元年(1131年)十一月,又复置提举官。三年春, “即邕州置司提举,市于罗殿、自杞、大理诸蛮”。此记载,大概是迄今所能见到的关于自杞历史的最早记录了。据当时任知静江府并广西经略安抚使的范成大在其著作《桂海虞衡志》中谈到广西周边民族状况时这样记述:“南江(右江)之外,稍有名称者,罗殿、自杞以国名,罗孔、特磨、白衣、九道以道名,此皆成聚落,地皆近南诏。”又,清代《续资治通鉴》卷114载:南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十一月,知广西路静江府(治今广西桂林)张栻的一则奏议云:“本路备边之郡九,而邕管为最重。邕之所管,辐员数千里,而左右两江为重。自邕之西北有牂牁、罗甸、自杞,西南有安南诸国,皆其所当备者。”张栻另撰有《静江府厅壁题名记》一文,其记广西路羁縻州之外则云:“其外则有小蕃罗殿、自杞、特磨、白衣之属环之,其外则交趾、大理等国属焉。”以上,多有提及自杞,且与罗殿并以“国名”,而罗殿早在唐代后期已有活动的记载,历五代至宋绵延未衰。

据周去非《岭外代答·经略司买马》载,早在北宋元丰(1078——1085年)间,广西帅司已在邕州置干办公事一员,专切提举左右江峒丁,“同措置买马”。史载自杞本不产马,全靠贩马起家。《宋史》卷198:“自杞诸蕃本自无马,盖转市之南诏。南诏,大理国也。乾道九年,大理人李观音得等二十二人至横山砦求市马,知邕州姚恪盛陈金帛夸示之。其人大喜,出一文书,称‘利贞二年十二月’,约来年以马来。所求《文选》、《五经》、《国语》、《三史》、《初学记》及医、释等书,烙厚遗遣之,而不敢上闻也。岭南自产小驷,匹直十余千,与淮、湖所出无异。大理连西戎,故多马,虽互市于广南,其实犹西马也。每择其良赴三衙,余以付江上诸军。”《岭外代答·宜州买马》云:“马产于大理国。大理国去宜州十五程尔,中有险阻,不得而通,故自杞、罗殿皆贩马于大理,而转卖于我者也。罗殿甚迩于邕,自杞实隔远焉。自杞人强悍,岁常以马假道而来,罗殿难之,故数至争,然自杞虽远于邕,而迩于宜,特隔南丹州而已。绍兴三十一年,自杞与罗殿有争,乃由南丹径驱马直抵宜州城下,宜人峻拒不去。”自杞、罗殿梗塞于宋朝与大理国之间,垄断了南宋的广马贸易。南宋朝廷于邕州置提举司买马,博易场地在邕州以西的横山寨(今广西田东境),自杞等“每冬以马叩边”。大理马输入内地的总额也越来越大,据《玉海》卷149《绍兴牧马监》记载:邕州置马司后,自是岁得千匹。绍兴十一年(1141年)达“二千四百五十匹”。又据李兴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8“广马条”记载,淳熙二年(1175年),竟达“六十纲”(每纲五十匹)。宋王朝用于博马之商品有黄金、锦、盐、缯及各种绫罗绸缎,于是“朝廷南方马政专在邕,边方珍异多聚邕矣。”

自杞国在南宋初年方异军突起,其势力在南宋的活动及其势力的膨胀,无不与广马贸易相联系。自杞以贩马致富,可以说是以贸易立国,以战马经济立国。就在这短短的百余年中,通过战马贸易,自杞势力已超出罗殿之上,一跃而起成为西南地区仅次于大理国的最重要的少数民族政权。范成大自乾道九年(1173年)三月赴广西任,至淳熙二年(1175年)正月离任赴四川,在其任前后,正是自杞势力发展至极之时。正如范成大所说:“自杞本小蛮,尤凶狡嗜利,其卖马于横山,少拂意,即拔刃向人,亦尝有所杀伤。邕管亦杀数蛮以相当,事乃已。”由于自杞国贩马而致强,不止与罗殿相争,并敢称强于横山,甚至在淳熙四年(1177年),自杞一酋领名必程者 “持其国书”到邕州与宋地方官员交涉,同时提出“请以乾贞”为年号,这实际上是要求南宋政府承认其独立地位。

在淳熙三年的一次冲突中,宋与自杞双方均有所杀伤。权知邕州吴儆与自杞酋领兵庭相见时对自杞严厉斥责并威胁云:“汝国本一小聚落,只因朝廷许汝岁来市马,今三十余年,每年所得银锦二十余万,汝国以此致富。若忘朝廷厚恩,辄敢妄有需求,定当申奏朝廷,绝汝来年卖马之路。”在分折了广西边地的形势后吴儆上奏朝廷说:“邕州化外诸国,如大理,如罗殿,如西南蕃,皆远小僻陋,各有安于无事。安南主少国危,悻臣用事,兄弟交兵,连年不解。惟是自杞一族,近年以来,国势强盛,独雄于诸蛮。……异时为边患者,必此蛮也。”吴儆奏中还指出:“蕃每岁横山所市马二千余匹,自杞马多至一千五百余匹,以是国益富,拓地数千里,服属化外诸蛮至羁縻州境上。……岁有数千人至横山市马。以吾抚之之过,日益骄横。”

从吴儆奏中可以看出,自杞势力的膨胀与南宋广马贸易有着密切的关系。自杞国通过开辟战马古道,以贩马致富,发展战马经济,使其不断强大起来,进而独雄于诸蛮。

自杞国地域及族属

关于自杞国的地域,从南宋邕州官员所著文章可知一二。吴敬《邕州化外诸国土俗记》言:“自杞东与阿者罗殿为邻,西至海,占(善)城为邻”,又言自杞国“南与化外州山僚,北与大理,东与西南夷为邻,西至海,亦与占城为邻。”《土俗记》又言大理、自杞“两国各有盐足自给,其酋各自称王”,而自杞国卖马益富,且“拓地数千里,雄于诸蛮。近岁稍稍侵夺大理盐池及臣属化外诸蛮獠至羁縻州洞境上。……自杞国广大,可敌广西一路,胜兵十余万,大国也。”这些材料,吴儆称是他于淳熙四年春“以邕州别驾被旨出塞市马,目所亲见。及分遣谍者,图其道里远近,山川险易,甚信。”其中,“大理盐池”何指?唐樊绰《云南志·云南管内物产》记其食盐产地之最东者为安宁城(今安宁),元初马可波罗游至押赤城(今昆明),其所撰《游记》言:“其地有盐井。”自杞国地本近善阐,又“稍稍侵夺大理盐池”,则其势力西边已达滇池一带。自杞势力东进,“臣属化外诸蛮獠至羁縻州洞境上”,则其东域已不限今黔西南兴义、安龙,今广西西部隆林、西林等地当已在其囊中。自杞势力东进西突,横亘于南宋、大理之间,俨然已为一泱泱大国了。其地包括今云南罗平、师宗至滇池附近,南达文山、马关,贵州西南的兴义、安龙,广西隆林、西林的广阔区域,其大“可敌广西一路”当非虚语。“胜兵十余万”,可与秦汉时西南夷中“最大”的夜郎国相比了,后者如唐蒙对汉武帝所说,正是“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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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杞国乌蛮女神像和红陶

以上,当是自杞国极盛时期的地域范围。其地,《云南各族古代史略》认为自杞国“东至师宗、弥勒,西至江川,北达阳宗”;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史》认为:“根据周去非《岭外代答》所划出的行程路线是知,自杞国在特磨道(广南之北),自杞国的南境紧以特磨道为邻,则自杞国的南境即于今广南县西北部的邱北、弥勒、泸西县一带。可见,自杞国的范围,包括今贵州兴义县和云南省的罗平、师宗、泸西、路南、邱北等县在内。”

广西至云南的交通路程,宋元时期多有记载。可信且记载较详的如《岭外代答·通道外夷》:“中国通道南蛮,必由邕州横山寨。自横山一程至古天县,一程至归乐州,一程至唐兴州,一程至睢殿州,一程至七源州,一程至泗城州,一程至古那洞,一种至安龙州,一程至凤村山獠渡口,一程至上展,一程至博文岭,一程至罗扶州,一程至自杞之境,名曰磨巨,又三程至自杞国,自杞四城至古城郡,三程至大理之境,名善阐府,六程至大理国也。”此道所经地名,今多难确考,但也大致可辨。横山寨在今广西田东县境内;古天县约在田阳东部一带;归乐州在百色附近;唐兴州在百色西北一带;睢殿州在田林东南一带;七源州在百色与凌云之间;泗城州即今凌云县;古那洞、安龙州应在今凌云西北至贵州省册亨县东南的南盘江东南岸地带;凤村山獠渡口所指此段南盘江;上展、博文岭、罗扶应在今册亨、安龙县境内;磨巨即今兴义县,已属“自杞之境”。由磨巨三程到达自杞国的中心地带,即今云南的罗平、师宗一带,由此四程至石城郡,即到达今云南曲靖。今贵州兴义和云南的师宗、罗平是当时自杞国的北部一片。如此,则横山寨至“自杞之境”共13程,又10程至“大理之境”。自杞东西之境有10程之路,比善阐府(今昆明)至大理国都(今大理)还远4程。宋王象之《舆地经胜》卷106说:“自杞国,又一程至大理国。”宋《静江府图志》亦云:自杞“又一程,至大理界。”《岭外代答·通道外夷》所载说明,从自杞 地入大理之境乃其善阐府,自杞国距善阐之近是很清楚的。

需要说明的是,自杞国这样一个以贩马立国的少数民族政权,常以部落结盟的方式扩大其势力范围,具有很大的流动性,其疆域不会是长期稳定不变的。这个区域,在西汉时属牂牁郡西部地区,三国时诸葛亮把大郡划为小郡,则为建宁等郡辖地,魏晋南北朝时期为爨氏统治区域。自杞国的势力范围,既与各部结盟时的经济利益、政治势力有关,又与历史渊源相连。同称三十七部乌蛮之一的几个部落,原属朱提等郡所辖,故仍留在大理国控制范围内,而不属自杞国。

前述自杞国是南宋时期以乌蛮为主体建立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乌蛮即罗罗,也就是今天彝族的先民。关于自杞国人,吴儆《论邕州化外诸国状》称:“其人皆长大勇悍,善骑射,好战斗。”范成大对“至邕管卖马者”的体质特征、生活习性作了详细描述:“其人多深目、长身、黑面、白牙,以锦缠椎髻,短褐、徒跣、戴笠、荷毡珥,刷牙,金环约臂,背长刀,腰弩箭箙,腋下佩皮箧,胸至腰骈束麻索,以便乘马。……性好洁,数人共饭一拌,中植一匕,置杯水其傍。少长共匕而食,探匕于水,钞饭一哺许,传之拌,令圆净,始加之匕上,跃以入口,盖不欲污匕妨他人。”这与元代李京《云南志略》所记乌蛮罗罗“椎髻、佩刀、披毡、跣足”等特征相类。明代田汝成《炎缴纪闻》卷4称自杞等“皆罗罗之种”,所记罗罗习俗与范成大的描述更为接近:“其人深目、长身、黑面、白齿、椎结、跣蹻,戴笠而行。腰束苇索,左肩拖羊皮一方,佩长刀箭箙,富者以金钏约臂。”所记共饭一盘、用匕抄饭、抟之而食的习俗亦同。并且,这些特征、习俗,在近世彝族中不同程度仍有保留。

由此推之,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记先秦时期“巂”、“昆明”等部落族群,以及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所载“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皆曲头木耳,环铁裹结”,甚或郦道元《水经注·温水》所说遍居味县(今曲靖)一带的“木耳夷”,均当与椎髻、珥饰、金环约臂的自杞民族相联系,是宋代自杞国民族的先民。汉晋时期的“昆”、“叟”民族降至唐宋,一直处在十分活跃的发展阶段,种类繁复,支系众多。在今滇东、滇南地区,《文献通考》记唐初有“徒莫祗蛮”内附,《元史·地理志》载昔有“些莫徒蛮”居住,明清志书则称作“撒摩都”,均乃一词之异写,是为汉晋时期昆(明)、叟民族的一支传人。

南宋末,两广总兵李曾伯曾记“广西江道”时说:“柳之下一江由自杞诸蛮而出,所谓都泥江者,至象州境合柳江而出……”都泥江即红水河,其所出之正源乃南盘江。南盘江流域在宋代为脱离了大理国段氏控制的“些摩徒蛮”所居。《元史·地理志》“广西路”说:其地“师宗、弥勒二部渐盛,蒙氏、段氏莫能制”。《元史·地理志》“广西路弥勒州”进一步说:“昔些莫徒,蛮之裔弥勒得郭甸、巴甸、部笼而居之,故名其部曰弥勒。”明正德《云南志》卷七也说:“宋时,些莫徒之裔弥勒得郭甸、巴甸、部笼而居之,改其部曰弥勒。”时间及地域均合,是自杞为些莫徒之裔,又多一证。

近世昆明郊区仍有部分彝族自称“撒摩都”,汉族称之为“子间”或“子君”,这应是“自杞”一词的同音异写。

自杞国国王与都城

关于自杞国国王,据现有资料而言,所知情况不多。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记自杞国国王材料是:“今其国王阿巳,生三岁而立,其臣阿谢柄国,善抚其众,诸蛮比多附之,至有精骑万计。阿巳年十七,阿谢乃归国政,阿巳犹举国以听之。”而吴儆《邕州化外诸国土俗记》一文所记国王情况则多有不同,内容更为详致:“自杞今王名阿谢,年十八,知书能华言,以淳熙三年(1176年)立,国事听于叔父阿巳。先是,阿谢父死当立,生甫岁余,阿巳摄国事。……阿巳已摄事十七年,抚其国有恩信,兵强马益蕃。”而之后在吴儆向朝廷报告的奏状中也说:“今王名阿谢,年二十。……阿巳已摄国事十八年。”所记阿巳、阿谢的身份与范成大所记材料正好相反。

上述两个材料孰更为可信?范成大官居广西静江虽近两年,但与自杞国人没有任何交道,其《桂海虞衡志》成书于淳熙二年(1175年),即他离开广西的那一年,关于自杞国的资料当属转手而来。而任职邕州的吴儆则根据亲身经历,留下了《论邕州化外诸国状》、《邕州化外诸国土俗记》两篇文章,这是迄今所能见到的有关自杞国的直接材料。如此看来,吴儆亲自与自杞国人交涉,“目所亲见”,所记史事当更可信。从吴儆所记材料,我们可知自杞国国王是阿谢,阿巳是摄政王。阿谢在一岁多时丧父,三岁被立为王,其叔父阿巳摄政国事,阿谢十八岁亲政,国事仍听于叔父阿巳。

由于资料缺失,自杞国统治者更多情况无从查考。直到南宋开庆元年(1259年),才有自杞国亡国前最后一个国主郍(那)句的记录。时任广西经略使兼转运使的南宋边防大将李曾伯在其《可斋杂稿》中记录了自杞国人对蒙古军队的顽强抵抗,并在开庆元年七月三日给朝廷的奏状中称“据谢济横山来报……及缴到自杞国王郍句并岑邈等公状,此则不过欲坚来春市马之约”。再一则为七月二十一日的奏状称据报告说:“初四日得自杞蛮主传来报,敌兵拟在今月初九日缚牌渡都泥大江。”都泥江即南盘江,该奏还称“若一渡都泥江,即是路城州,未免迫近横山之境。”从李曾伯的奏状中可知,郍(那)句当为自杞的亡国之主,也是除阿谢之外为我们所知的另一位自杞国主。此时国虽已破,流动性本来就很大的自杞统治者仍然有一定的实力,且念念不忘市马这项立国大政,并率国人英勇地投入抗蒙战争之中。根据后来的记载,蒙古军队果然于当年七月渡过都泥江,八月攻下横山。南宋军队节节败退,蒙古军队则步步向前,而此后自杞国之名也随之消失。

自杞国既为南宋大理国时期之一番国,必有其都城,但由于资料的阙如,就如同古滇国、古夜郎国、罗殿国一样,实失于考。只能依据自杞国方位、后人传说及其遗存物诸端,试加以说明之。尤中先生在《南宋时期西南边疆的民族政权》中依据对南蛮通道里程的分析,认为“……一程至自杞之境名曰磨巨(兴义),三程至自杞国……”。此处,磨巨为自杞国东部边境,三程至自杞国指自杞国都城。按里程推之,自杞国都城当在今泸西县境内。

泸西,古称弥鹿部,明朝立为广西府。据清乾隆《广西府志》载:“原为东爨乌蛮弥鹿部所居,大和间(公元827—835年),南诏蒙氏并其地,宋时析为师宗、弥勒二部,大理段氏莫能制。”《云南地方沿革史》记载“弥鹿部,城名必罗笼,在今泸西,南诏以来,世为弥鹿部所居。”《元史·地理志》:“弥鹿部(今泸西县),唐初为羁縻州,东爨乌蛮弥鹿等部所居。”《元混—方舆胜览》:“弥鹿部,城名必罗笼。”《云南辞典》载:“云南历政区建置表中:必罗笼(泸西城)。”大理国时期的泸西城是旧城,元代置广西路才迁建于现在的城址。旧城镇的百姓中还代代相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旧城曾是一座古城,不知哪年哪月被一场大火烧毁了,古城后来东移30公里,迁到了现在的泸西城。古城搬迁时,用的砖是由人工排长队传递过去的,旧城遗址只有破砖瓦和埋在地下的房基石。

“必罗笼”即弥鹿城,弥鹿城位处今泸西县旧城镇南300米处,处于群山环抱、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势。据说当地村民在挖菜地水沟和进行农田建设、河道整治及水利施工中,曾挖出一些埋于地下的红砂石屋基用料石块。弥鹿城有古砖瓦和古屋石礅可见,城主体为土司头人私家住所,有大鬼主祭祀鬼神、供奉祖宗的庙堂宗祠,是部落首领和长老议事的中心。杨永明在《滇池晨报》2000年12月22日发表的《自杞古王国与滇东古长城》一文却明确认为,自杞国的都城在泸西金马爵册。爵册古称“部落村”,有2600多户,一万多人口,为云南罕见的自然大村。爵册彝语称“昨责”,其意一是部落首领集会议事的中心,一是部落举行盛大祭典的地方。在爵册周围几十平方公里的山坡上常常能挖到许多火葬罐,还有“烧人山”。在距烧人山三公里的路溪白松坡曾发现一拱型地下石室,经过县文物部门发掘发现,这是一个城门洞式的拱型建筑物,系紫红砂石筑成,内有土陶虎俑一个,土陶罐一只。专家推断这是一座建于南诏、大理时期的火葬古墓,而这个时期均与古自杞国有关。

自杞国经济与军事

自杞国时期,正是中国历史上北方民族同中原汉族政权战争最为频繁的历史时期。从北宋立国的公元960年到南宋灭亡的1279年,三百多年间宋王朝先后经历了夏、辽、金和蒙古的南侵。由于宋朝廷南迁,失去了北方的战马来源,因此不得不寻找新的战马来源,而当时云南出产战马。《云南志·物产》载:云南马“尾高,尤善驰骤,日行数百里”;“马出越赕川(腾冲)东面一带,岗西向,地势渐下,乍起伏如畦畛者,有泉地美草,宜马。”因此,宋王朝把目光投向了云南,并在广西的邕州、宜州、横山寨等地摆开马市,以求获得大批云南战马而支撑半壁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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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杞国三军图

大理国想到宜州、横山寨与南宋市马,但北有罗殿国、自杞国,南有特磨道阻隔,不得而通,故自杞、罗殿皆贩马于大理,而转卖于南宋。自杞西部接善阐(昆明),东边出境即是邕州属地,不必经过其他番国、异道,能保证年年有战马到邕州横山寨出售。但自杞国人不满足于邕州横山寨为市,还直接到宜州城下求售战马。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自杞与罗殿有争,乃由南丹径驱马直抵宜州城下,宜人峻拒不去。宜州官员最后不得不答应自杞的卖马要求,“为之量买三纲”,与之约“后不许此来”。自杞、罗殿二国梗塞于宋朝与大理国之间,垄断了南宋的广马贸易,而两国又彼此争锋并常发生纠纷。

自杞国独占横山寨市马数量的四分之三,100多年间每年都将价值二十余万两白银的数千匹战马输往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记述了当时的卖马盛况:“每冬以马叩边,买马司先遣招马官卖绵缯赐之。马将入境,西提举出境招之,同巡检率甲士往境上护之。东提举乃与蛮首坐于庭上,群蛮与吾六校博易等量于庭下。朝廷岁拔本路上供钱、经制钱、盐钞钱及廉州、石康盐、成都府锦付经略司为市马之费。经略司以诸色钱买银及回易他州金锦彩帛尽往博易,以马之高下,视银之重轻,盐、锦、彩缯以银定价,岁额一千五百匹,分为三十纲,赴行在所。1158年又令马纲分往江上诸军,后乞添纲令元额之外,凡添买三十一纲,盖买三千五百匹矣。此外又择其权奇以入内厩,不下十纲。马政之要,大略见此。”丰厚的利润使自杞国人把贩马作为主要的经济支柱,通过战马贸易,使自杞国迅速致富,独雄于诸蛮。自杞国人对南宋不但送去了战马,还送去了云南奇货。周去非《岭外代答》载:“蛮马之来,他货亦至,蛮之所携麝香、胡羊、长鸣鸡、披毡、云南刀及诸药物。吾商所携锦缯、豹皮、文书及诸奇巧之物。于是译者平价交易。”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亦载:“长鸣鸡,自南诏诸蛮来,形矮而大,鸣声圆长,一鸣半刻,终日啼号不绝,蛮甚贵之,一鸡值银一两。”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记自杞“有精骑万计”,吴儆《邕州化外土俗记》亦言“胜兵十余万”。自杞国由乌蛮部落发展而来,乌蛮部落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组织,部落之民平时为民,战时为军,原始的军事民主主义色彩比较浓厚。正如樊绰《云南志》所载:“部落之民,桑田之余便习战斗,每岁十一、二月,农收既毕,兵曹长行文书境内诸城邑村落,各依四军集人实验,剑甲胄腰刀悉须犀利,一事阙即有罪,其法一如临政。每出军征役,每蛮皆携粮米一斗五升,各携鱼脯,此外无供军粮者,蛮军忧粮易尽,心切于战。用军之次,前面伤刀剑者许将息,傥背伤刀剑辄后退者,即刃其后”。《新唐书·南蛮传》亦说:“尚战死,恶病亡”。正是这种严格的奖惩制度和尚武精神,充分保证了部队战斗力,为自杞国拥有一支强悍的武装力量奠定了基础。

自杞国的军队是为保土卫国和抵抗外来侵略而建立的。在其存在的百余年间,各种争战及反抗一直没有停止过。公元1109年,三十七部起义反抗善阐领主强占各部落的土地;1147年,三十七部再度起义,攻入善阐府,杀死领主高明清;在与南宋王朝的直接战马交易中,沿途需有强悍的兵士护送,并建造了无数的哨卡、战垒。由于战马贸易能带来丰厚的利润,必然会受到罗殿等国的阻挠,闯关、开路难免一阵厮杀,曾因假道罗殿而“罗殿难之,故数至争。”通过无数次的纠纷争锋,自杞已处于胜势,其势力膨胀已稍在罗殿之上。即便南宋邕州属地的地方官员也对自杞国的卖马要求莫可奈何,以致南宁市场、横山寨博易场“傍引左右江兵丁会合弹压,买马官亲带甲士以临之,然后与之为市,其形势固如此。”

随着蒙古军队的大兵压境,自杞国军民进行了顽强的英勇抵抗。自蒙古军进攻善阐(押赤城)开始,到蒙古军渡南盘江进攻南宋之间,自杞国坚持抗战长达五年之久。在都城必罗笼被蒙古兵焚毁后,自杞国将士退到山区开展游击战,坚壁清野,使十万蒙古军队陷于饥饿和病魔的困境中,损兵大部。同时,继续为南宋军队提供军事情报,筹集战马,支持抗战。

自杞国的覆亡及其在宋蒙战争中的作用

1253年秋,元世祖忽必烈和大将兀良合台率领十万蒙古铁骑,从宁夏六盘山出发,行程两千余里,过大渡河,跨革囊渡过金沙江。丽江主阿良不战而降,大理相高禾战死于九禾,国王段兴智被擒,降蒙后献上云南地图及征服各地的策略,还组织大理军充当前锋,向乌蛮三十七部进攻。《元史·兀良合台传》载:“攻合剌章城,属之,合剌章盖乌蛮也;攻乌蛮所部押赤城(昆明),选骁勇以炮摧其北门,纵火攻之”。自杞国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昆泽(宜良)州军民依山阻谷凭险要抗击蒙古军队,蒙军数日不得进,后“卷面向内,四面进击,兀良合台陷阵鏖战,又攻纤寨,拔之”。“攻乾得哥城(澄江),环城立炮”,澄江军民不屈不挠与敌“搏战城上”。1255年,蒙古军队在阿术带领下接连攻取乌普笼(石城)、落温、落蒙三城,又进攻赤秃哥山寨(盘县、普安一带)。1257年,阿僰国(建水一带)四万蛮兵坚持抵抗不投降,直至城破。阿术随后进攻滇东的阿鲁(阿庐)山寨,攻下阿鲁城(必罗笼),自杞国都城被焚烧而沦陷。但自杞国国王及其部属人员没有投降,也未被擒,他们仍然游居于兴义、罗平、师宗、泸西、丘北的南盘江一带继续抗战。直到1259年,兀良合台渡都泥江(南盘江)进攻南宋广西前线,国王郍(那)句还派人给南宋边关守将送去重要的军事情报。

从1254年至1259年,自杞国进行了五年的殊死抵抗。这从有关史料也得到印证,如南宋两广总兵来自特磨道(广南)上报的前线战报《贴黄》说:“臣今日得广西经略司申特磨道农士贵报,八月间,敌攻华沙寨,被蛮兵杀死万余骑。思、明州黄炳等报,九月间敌攻某阿国,退战敌人,杀死万余。”另,《可斋杂稿·帅广条陈五事奏》称:“去年一项(报告)敌人约七八万人,至今屯驻大理国,耕田种麦,未见出没之意。(今日)所有兀良(合台)兵马毙死之余,尚有三四万,屯阿毘、鄯善、楚威、阿僰、阿麻地头,夹带蛮人猎食等事。”这在《兀良合台传》中也记载这样的事实:“时兀良合台亦病,将旋师。阿术战马五十匹,夜为秃剌蛮所掠,入告兀良合台曰:‘吾马尽为盗所掠去,将何以行?’即分军搜访,知有三寨藏马山巅。阿术亲率将士攀崖而上,破其诸寨,生擒贼酋,尽得前后所盗马千七百匹……”蒙古军队在自杞国境内几年中也可谓处境艰辛,如南宋奏状中说,因为 “饥荒”到处讨粮,“天毙以瘴”,并“造方仓一百七十八座”、“修路阔一丈有余”。自杞国军队始终殊死抵抗,与国土共存亡。李曾伯《帅广条陈五事奏》称:“数年来屡下诸邑,选差体探,邕州常遣周超往罗殿,唐良臣、潘住往自杞,……始知自杞有破三城。”《元史·地理志》“广西路”:“元宪宗七年(1257年),二部内附”。蒙古军攻下城池,往往焚毁城堡,屠戮平民,正如《兀良合台传》所说 “川谷为之一空”。

自杞国位处大理国与南宋之间,是南宋与蒙古军队在西南地区争夺的战略要地。南宋屡遣官员前往邕州以西的罗殿、自杞等地刺探军情。李曾伯于淳佑十年(1250年)所呈《帅广条陈五事奏》言:“边防所急,间谍为先……数年以来,屡下邕、宜诸郡,选差体探。邕州尝定周超往罗殿,唐良臣、潘住往自杞。”在淳佑五年(1245年)因遣属官谢图南出边,得于招马官所报,始知大理告急,有破三城,敌三节度之报。蒙古军于宋淳佑四年(1244年)首次进攻大理国,不久被挫败。此事正史缺载,后来边将方大琮写于1254年《与广西蔡帅范》信中曾言:“七八年前,有敌窥大理之说。”他在信中还建议“自杞诸种好相仇斗,若有术以使之,用蛮攻敌,可使彼送死。要之,提备严密,威声远畅,彼不敢动,上策也。”

蒙古军队在征服云南各部之后,即着手向南宋进攻,东线指向广西,自杞国首当其冲。担任南宋两广前线统帅的李曾伯在宝佑六年(1258年)八月的一篇奏状中报告说:蒙古军因为“饥荒”,“欲出交趾、自杞等处讨粮。”继后又在《桂阃文武宾校战守题名记》中谈到这年秋天的军情:“是秋,寇犯州邑境,赖我师遏之不致深入。”蒙古军队既已犯南宋之“州邑境”,则当已越过了在宋辖州邑之西的自杞之境了。这在李曾伯开庆元年(1259年)六月所呈《奏边事及催调军马》中得到印证,是奏《题黄》说:“蒙古军于冬盘泊横山,窥邕州,犯武缘(今广西武鸣县)”。该奏又称:“敌人自正月退回,驻扎大理、自杞两处。”据此可以判定,蒙古军队于宝佑六年(1258年)秋占领了自杞国的主要领域。至于蒙古军暂时退兵的原因,李曾伯也言“天毙以瘴,兵扼于险,使之不得志以遁”。蒙古军暂时退回以后,并以此为基地,继续向前攻击。《奏边事及催调军马》据间探人田进自路城(今广西田林县潞城乡)的报告说:“敌寇兴兵打罗殿了,要分一项出莫大王路。”又据从利州(今广西田林县利周乡)的报告说:“其敌人在自杞管下莫贾墟造方仓一百七十八座,及敌人攻打罗殿国,其国已拜降,及在自杞一带修路,阔一丈有余。”自杞国在蒙古军队向南宋进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于此可见。

附:自杞国历代君主

自杞 :(37年) 1100~1136年

阿唯 :(23年) 1136~1158年

阿巳(摄政) :(4年) 1158~1161年

阿谢 乾贞(30年) 1176~1205年

阿摩 :(36年) 1205~1240年

郍句 :(21年) 1240~1260年

附:三十七部所在地

因远部:居元江

休腊部:居河西

嶍峨部:居嶍峨县

屈中部:居阿迷州

溪处甸部、伴溪落恐部:为临安府两长官司

铁容甸部:亏容长官司

官桂思陀部:临安府思陀甸长官司

王弄部、强现三部:居开化府

师宗部:今师宗县地

弥勒部:今弥勒县地

吉输部、裦恶部:今弥勒县境

维摩部:今泸西县地

罗雄部:今罗平县

纳垢部:今马龙县地

落温部:今陆良县境

磨弥部:今沾益县地

仁德部(今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境

夜苴部:今罗平县境

强宗部:今澄江县

步雄部:今江川县地

罗伽部:今江川县境

休制部:新兴州

落蒙部:今路南县境

弥沙部:今路南县地

邑市部:今路南县境

阳城堡部:今晋宁县

罗部:今罗次县境

于矢部:贵州南部

罗婺部:武定、禄劝境

华竹部:今元谋县境

洪农碌券部:禄劝县境

掌鸠法块部:禄劝县境

白鹿部:楚雄府

谋统部:鹤庆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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