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的疾病观念与传统疗法——对云南赫查莫村及其周边的个案研究
编者按：云南省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的彝族属于彝语南部方言区，南部方言区彝族主要自称为“纳苏”或“尼苏”，纳苏次方言和尼苏次方言语音词汇有90%相同，可自由通话。“纳”和“尼”为同一词，属于在不同次方言地区的音变。事实上，“尼”为古彝人的族称，近代词义为“黑色、博大、深厚”，这一点和四川凉山、贵州等地的彝族自称相同。
作者对云南哀牢山区赫查莫村及其周边彝族尼苏人的疾病观念和传统疗法做了人类学田野调查，认为尼苏人在传统上倾向于把疾病分为两类：一类是需要通过宗教仪式加以治疗的，另一类是需要通过服药加以治疗的。作者认为，在社区医疗事业不断发展和农村医疗保险制度逐渐完善的今天，尼苏人的疾病观念和传统治疗法仍发挥着较大的作用，彝族社区中的常见病和多发病多是靠传统方法治疗的。彝族人对于传统方法的认同不能被简单地归因于经济困难，它是与彝族的传统信仰和知识体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2008年8月至12月，笔者对云南省赫查莫村及其周边彝族尼苏人的传统疾病观念和治疗方法进行了比较详细的田野调查，发现在彝族高寒山区，传统的疾病观念和治疗法仍在发挥重要的作用。尼苏人有非常系统的与疾病有关的传统知识，当地社区中很多的常见病和多发病是靠着传统方法治疗的。尼苏人的这些传统知识除了口传之外，还系统地记录在彝文古籍中，很多的毕摩、“册尼莫”和民间医生都能用传统的方法治疗疾病。本文以赫查莫村及其周边彝族尼苏人为例，对当代社会中的彝族传统疾病观念和治疗法进行研究，目的是理解彝族传统医疗方式在当代社会中的作用，并分析其人类学意义。
赫查莫村是一个彝族村寨，位于云南省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老厂乡的高寒山区，彝语“赫查莫”的意思是“水塘旁边的村子”。该村距离乡政府所在地老厂街15公里(公路距离45公里)，无论坐车还是走路，到达乡政府都需要2个多小时。赫查莫自然村共有25户，130人，均为彝族尼苏人。赫查莫村周围还分布着罗苛、额左克、者嘎莫、则克、法莫茨、倮祖佐等自然村。赫查莫村的村民以马姓为主，此外还有普姓和罗姓。这里的疾病观念和择医行为在当地彝族社会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据介绍，当地彝族在传统上把疾病被分为两种：一种是需要通过宗教仪式进行治疗的疾病，另一种是需要通过服药进行治疗的疾病。笔者按照这样的思路，做了比较详细的参与式观察，并对长期从事彝族传统医药的毕摩、接生员和民间医生做了访谈。
一、宗教仪式的治疗功用
在彝族社区中，通过宗教仪式治疗疾病的案例非常多，笔者对则克村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患者进行了调查。在通常情况下，彝族人不愿将病情讲给外人听，也拒绝被询问，但由于笔者也是尼苏人，因此本案例中的患者还是同意被采访，也愿意让我观察整个过程。
(一) 病因和症状
在本案例中，患者是一个非常健壮的中年妇女，是家中的主要劳动力，看不出来有什么疾病。在询问她的病情和病因时，她这样说：
这些事情是不能讲给外人听的，因为连我们自己都说不清楚。我家今年运气实在不好，不知道是什么鬼害的。前段时间，邻村一户姓普的人家，他家女儿的身子重了(即指怀孕——笔者注)，说是我儿子的。我儿子天天在热地方(即指哀牢山下的禄汁江边——笔者注)放牛，很少回来，怎么可能嘛?两家人为此吵了起来。之后，在今年农历八月二十九日，我在劳动中走路不小心扭了一下脚，就疼起来，虽然吃了很多的草药，但两个多月过去了还没有好。我活到40多岁，从未像今年这样病过，心里时常发慌。人们说，我可能是魂掉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后来，我家的牛又死了，我觉得更不对头，所以决定请“册尼莫”查看，看看到底是什么鬼在害我们家。我一定要弄个明白。
患者的病情和家中各种不吉利的现象使她坚信，她的病是无法通过草药治疗的。在当地人看来，这些症状需要通过宗教仪式来治疗。
(二) 诊断
患者决定去看“册尼莫”。在一个阴雨绵绵的晚上，病人带着3炷香、1碗米、6元钱以及少量的糖果和烟，到了“册尼莫”家。“册尼莫”刚刚吃过饭，看到有人来，不需来人说话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在简短的寒暄之后，她打来了一碗水，含上一口喷向四周，表示洁净；然后用另一个碗装上米，把钱、烟、糖等放在米上。她在准备点香时，就开始哈欠连天，这是神灵即将附身的标志。
香一点燃，“册尼莫”就拿着羊皮鼓敲起来，一边敲一面念经，分别涉及天上、地下、高山、大箐、河边、树旁，没有一处遗漏。最后坐到桌子前，不断敲击羊皮鼓，看上去神灵已经附身了。据说，附在她身上的神灵一般都是已经死去的毕摩灵魂，这样的灵魂并不多，一般只有一至两个，最多不过三至四个，这些神灵彝语总称为“尼”。昏迷之中，她开始询问病人叫什么名字，哪里的人，什么时候出生，属相是什么，今天来看什么等。得到了所有这些信息之后，她念叨道：某某师父，把书翻出来，这里有病人，来自某某村。她现在有嘴不想吃，恐惧又发抖，家里很不顺，今天找你来帮忙。
随后，那些已经死去的毕摩的灵魂，即“尼”，就会借“册尼莫”之口，把病因告诉病人，并告知要举行的仪式名称以及举行的时间、地点和方法。在诊断过程中，“册尼莫”说的话被认为就是“尼”说的话，“尼”完全控制了“册尼莫”的身体和灵魂。紧接着，“册尼莫”开始发话了，她说：你们家是受了坏神“伯呻阿麻尼切”所害，必须请毕摩在属鼠日或属马日举行赶鬼和叫魂仪式，病才能好。
当病人问怎样举行这种仪式时，“册尼莫”只是说，毕摩知道举行仪式的方法。大约一个小时后，三炷香快烧完了，“册尼莫”说要送神灵回去，问还有没有问题。病人看到时间有限，就说问完了。“册尼莫”开始念经送“尼”。香烧完后，“册尼莫”清醒过来，但她已记不清“尼”附在她身上时所说的话，清醒后第一句话就问：“神灵是怎么讲的?”病人说要举行送“踏莫”、呗“伯呻阿麻尼切”和叫魂的仪式。她说：“那就按照神的意思办吧。你们去请毕摩，他们知道怎样做。”在感谢了“册尼莫”之后，病人回到自己家里，等待属鼠或者属马的日子。
(三) 邀请毕摩
几天之后，天气晴朗起来，鼠日到了。那天，病人的丈夫很早就到一位姓马的毕摩家里，对马毕摩说：“阿叔，我想请你帮我家做个仪式。我们去看‘册尼莫’了，她说要举行送‘踏莫，、呗‘伯呻阿麻尼切’和叫魂的仪式。这回不做是不行了，因为已经病了很长时间了，连活计都干不动。今天是鼠日，是最好的日子，我们想请你帮忙。”
由于患者家属来得突然，毕摩先做了一番礼节性的推辞。他说：“今天有点忙，过几天不行吗?”病人的丈夫回答：“不行我们什么都准备好了，这次是下了大决心的。”这时，毕摩答应：“那样的话，我们就赶快走吧，时间不早了。今天要做完三个仪式的话，时间还有点紧。”毕摩带上彝文书籍和法器，就跟着患者家属出发了。40分钟后，毕摩来到患者家。
患者家大概知道马毕摩要来，已经准备了很丰盛的午饭。毕摩说已经吃过饭了，不能再吃了。后经主人一再邀请，他才勉强坐到桌子旁。主人倒了半碗酒，要他慢慢地喝。半小时之后，毕摩把那碗酒喝完了，这时已接近中午12点，人们开始准备仪式中所需要的材料。毕摩负责剪纸人，患者家的人负责砍松枝，削木棍，准备香、米、酒、肉等。
(四) 治疗过程
一切都准备好之后，毕摩说：我们今天需要举行三个仪式，一个是送“踏莫”，一个是呗“伯呻阿麻尼切”坏神，还有一个是叫魂。
第一个仪式是送“踏莫”，就是送凶死的野鬼，即“尼”。那些凶死的“尼”常躲在家里害人，只有把它们送走，病人才能好转。送“踏莫”时要用松枝做成一匹“马”，为的是让那些“尼”骑此“马”离开。“踏莫”用松枝尖做成，松枝有4叉，代表“马”有4只脚，松尖代表“马尾巴”，“马头”上插一个纸人，代表那些“尼”。“马”的旁边要建个“马厩”，用木棍围起来。仪式中要准备几片竹笋叶、1升米、2炷香、1碗饭、1碗酒、1块肉、1支松枝、1把小簸箕及少量的盐和糖。
仪式在患者家的大门旁边举行，毕摩把“踏莫”放在簸箕边上，再放入几片竹笋叶、1升米糠、1碗熟饭、2炷香、1支松枝以及少量食盐、腊肉、钱等，让男主人端着簸箕，再示意病人跪在门前，自己念起经来。毕摩一面念经，一面把簸箕端到病人的头上，左晃右晃。然后，把竹笋叶拿出来，倒些酒在上面，又放回簸箕内。念完经时，男主人就端着簸箕走出大门，病人也慢慢站起来。男主人端着簸箕一直不停地向村外的岔路走去，路上不能跟任何人讲话。当然，遇到此情况，别人也不会跟他讲话的。走到岔路口后，用火把那些祭品和材料烧掉，“踏莫”就这样被送出村外，仪式就此结束。
第二个仪式是呗“伯呻阿麻尼切”，该仪式比较复杂。据认为，“伯呻阿麻尼切”这个坏神附在一棵栎树上，如果它从树上下来就会害人，毕摩的任务就是把它送回树上去，不让它下来害人。举行这一仪式要做这样一些准备：剪12个纸人，代表坏神；用马桑树枝和尖刀草叶做一把“梯子”(“洒莫迪真嗒”)，以便让“尼”顺着梯子回到树上去；做一把松刀(“踏突”)以砍断“尼”的退路，松木要削得很薄，木刀用尖刀草拴起来；还要准备1支笛子、1只鸡、1升米、1升谷子以及香、酒。盐、钱等。由于要在野外杀鸡和做饭，仪式中还要用锅、碗、瓢、盆、水、刀等，这些东西也应准备齐全。
这时，患者留在家中，毕摩、患者丈夫和笔者悄悄往山上出发，毕摩边走边说：“我们不能跟路上碰到的任何人讲话，也不能大喊大叫，仪式只能悄悄地进行。”要祭祀的栎树离村子不太远，就在村后的树林里。沿着村后的山路走了20多分钟，我们来到一棵小树下，毕摩指着那棵树说：“就是这一棵了，是它在害人，我们今天就是要呗这一棵树。”他示意病人的丈夫去找锅庄石和一些干柴生火，自己则开始插树枝、摆设祭品和烧香。祭品摆设在临时性的神台上。
一切就绪之后，仪式开始了，毕摩抱着鸡向山神、小树、灶神磕头，表示此鸡是献给山神的，请山神接受。之后，他抓了一把米撒在地上，让鸡啄吃。如果鸡一看到米就啄吃了，就被认为山神接受了此鸡，仪式可以进行；如果鸡不吃食，则表示山神不接受此鸡，仪式就不能进行。毕摩还要把鸡背上的毛翻起来，把米撒在鸡身上，然后用冷水浇上去。如果鸡一抖身，把米都抖掉了，就表示仪式可以进行；如果鸡不抖身，则表示山神不接受此鸡。
在笔者观察的这个个案中，两项卜卦都说明仪式可以进行，于是毕摩开始念《献牲经》。经文念完，毕摩就把鸡杀了。患者丈夫负责烫鸡、煺毛、清洗内脏，然后将鸡放入锅中，煮到半熟时取出来，放在一个大碗内，在鸡汤里煮入米，把鸡端给毕摩。毕摩拿到鸡后，用筷子挟住翅膀，使之站在碗内，供在小树前面，烧起两炷香，开始念治“尼”的经文。一面念经，一面用“踏突”刀四处乱砍，表示在用刀砍“尼”，“尼”没有办法，只好退回到树上。大约半小时的功夫，经文念完了，毕摩确信“尼”已通过“梯子”回到树上，就把梯子拆了，捆到小树上，把鸡肉切小，放入锅中，其余祭品则被倒在树根下。这时，毕摩示意患者丈夫把仪式中用过的碗洗干净，准备吃饭。
我们用蒿枝杆做成筷子，捞出鸡肉，留下一只鸡腿和一些肉让毕摩带回家去，其余的则在山上吃。虽然在野外，但吃得仍然很香。吃饱之后，毕摩开始看卦，仪式的成功与否，将从鸡卦上显示出来。他在鸡骨的小孔里插入松毛，然后把两根骨头放在一起，慢慢地说：“人的这一卦是很好的，但神的那一卦不太好。总的来说，鸡卦还是可以的。”看完卦后，已是5点多了，我们收好用具，折断筷子，灭了火，推倒锅庄石，开始往回走。到了患者家旁边，毕摩示意所有的东西都不得带回家，要隔一夜并在外面清洗干净后才能拿回家中。
第三个仪式是叫魂，要准备1只鸡、1碗米、1斤酒，还有青松枝、香、盐、钱等。仪式也在野外举行，魂掉在哪里就到哪里举行，但不能在野外吃饭，一定要回家吃。我们回到家中，女主人开始用另一竹箩准备叫魂仪式所需的祭品和工具。出发前，毕摩抱着鸡，用竹箩提着病人的围巾，我提着一桶水，患者丈夫拿着其余所需工具，向他们吵架的地点，即那个被认为是掉了魂的地方出发。
到了目的地后，太阳就要落山了，患者丈夫找来干柴和锅庄石，毕摩在路边的平地上插上5支松枝、5炷香，在锅庄石旁边也烧上香，献上酒。生了火之后，毕摩抱着鸡，向山神磕头，并把米撒在地上，鸡看见米后就把米吃了。之后，又把米撤在鸡身上，再用冷水泼上去，鸡一抖身，米全部落在地上。两个占卜都说明山神接受此鸡，仪式可以进行。
这时，毕摩开始念《献牲经》，经文念完，患者丈夫把鸡杀了，煺了鸡毛，清理了内脏，把鸡清洗干净，煮到半熟，取出献在原处。毕摩开始为病人叫魂，他拿着围巾，从外地到本地，从山梁到平地，从河流到箐沟，凡是病人去过的地方，凡是病人灵魂可能掉落的地方，都叫到了。叫魂从远到近，最后叫到出事地点。这时，毕摩开始收拾东西，把米、鸡肉、蛋、香等放到竹箩内，把病人的围巾放在上面，一面叫一面往回走，路上不能跟人讲话，也不能停留，碰到岔路时，重点叫上几句，并丢下一根鸡毛，表示回家应走的方向。
回到家时，太阳已经落山了，患者跪在大门旁边迎接。毕摩站在门槛上，再次重复叫魂，家里的人不停地喊：“回来了，已经回来了。”毕摩一面叫魂一面卜卦，他把一节松枝破成两半，再合上，念完《叫魂词》后丢在地上。如果松枝一半翻(即指剖面朝上)一半扑(即指剖面朝下)，就表示患者的灵魂已经叫回来了；如果两半都翻起来或都扑在地上，则表示灵魂还没有叫回来，要重新念《叫魂词》和卜卦。毕摩卜卦两次都没有成功，第三次成功了，他说：“差点没有叫回来。占卜只能三次，如果第三次还不成功，就要重新选择吉日叫魂。”
通过占卜仪式确信灵魂被叫回来之后，还需要让灵魂附体。此时，病人仍然跪着，毕摩把围巾放在病人头上，用蓝线将她的右手拴起来，表示灵魂已回到主人身上。吃晚饭时，毕摩开始看鸡卦和蛋卦，两种卜卦都好才表示仪式成功，结果使人们松了一口气。
晚饭之后，毕摩带着1升米、一些鸡肉和20多元钱回家了。他的这些报酬将被供在毕摩神台上，向毕摩的保护神磕头之后才能享用。仪式之后，这个病人得到了一些安慰，表示不再像以前那样恐惧了。
(五) 毕摩真的能治病吗?
几天之后，我去问这位毕摩：“这个病人的病就算治好了吗?”他没有做正面回答，而是讲了另外一个故事：
大概是1988年的时候，则克村姓普的人家有个女儿，当时很小，还没有长出牙齿。这个婴儿的脚、手、脖子都在抽搐，也伸不直，小嘴咬得紧紧的，两眼朝上翻。她的妈妈急得已有半个多月没有奶水了。孩子的奶奶哭得很伤。认为孙女活不成了。后来经过“册尼莫”诊断，认为是“伯呻阿麻尼切”所害，要我去呗这个“尼”，说只有这样，孩子才会好。
我去到他们家后，叠了12个纸人，烧上两炷香，用一升瘪谷献在小簸箕内。刚把“踏莫”送出去，孩子妈妈的奶水就流出来了，我赶紧用两个小碗接着，接到差不多盖过碗底多一点时，把两碗并在一起，用一把小勺把孩子的嘴撬开，把乳汁喂进去，孩子立即活过来了，眼睛也会眨了。之后，我们还到山上整治了那棵树。
那时，我们很怕政策，因为我们的这种活动是政策所禁止的。有一次我在山上念经时，正好看见一个挖沟的人扛着锄头走来，吓得我连忙躲进树林里，等他走远后，才出来继续念经。
其实，我也怕治不好病人，因为我又看不见“尼”，即使去整治了那棵树，那也仅仅是一棵树，谁知道有没有“尼”在上面呢?但“册尼莫”说了，就是那棵树使孩子抽搐，使她妈妈的奶汁流不出来，我就去举行了这个仪式。后来，孩子妈妈的奶水真的流出来了。现在，那个小孩已长大成人。
但是，我也有治不好病的时候。比如今年冬天，我在山上挖一棵老树桩，刚挖了十多分钟，腰部就突然疼痛起来，并且越来越重，我停下来，连忙回家休息。起初，我并没有在意，认为过几天就会好的，但一个多月过去了，腰部的疼痛越来越重，我才开始意识到这棵树桩可能是被雷打过的，有坏神附在上面。我认定自己的腰痛是一个叫“伯莫楚尼莫”的坏神所为，于是就举行了呗“楚”神的仪式，但仪式之后我的病没有好转，因为我记不清是哪天去挖的那棵老树桩，记不清日子，就无法整治坏神。后来，有人告诉我，我得的病叫腰椎间盘突出症，可能还有骨质增生，但我坚信是受了那棵老树桩之害，因为之前我从未疼过。
毕摩说完上面的话，又补充说道：“我治好的病不计其数，但治不好的病也有很多。这与医院是一样的——他们也有治不好病的时候。”
二、传统草医与草药治病
彝族草医与中医极为相似，土法治疗在当地很普遍。现在，笔者赫查莫村的普医生为例，对此做一个简要的介绍。普先生是赫查莫村较为出名的民间医生，他不是毕摩，也不举行仪式，而是靠父亲传下来的草药方给村民治病。他说：
我的父亲有兄弟俩人，父亲是弟弟，是一个民间医生，懂得很多草药，我的草药知识都是他教的，他又是从祖上传下来的。1948年农历八月，我出生于么房茨村，名字是大爹给我取的。我10岁开始上学，但读到三年级就辍学了，因为家里很穷，爹又非常爱喝酒，挣得的工分还不够他喝酒的。由于吃不饱，我们整天到河里抓红尾巴鱼，无心去上学。退学后，我在生产队里劳动，从早到晚地干，每天可得到2个工分。到16岁时，则克村一个姓普的人被火枪打伤了，爹身体不好，叫我照他说的，去挖一服药回来，给普叔叔包扎。我按他说的去做了，结果就医好了，但我们没有要普家的钱，因为我们也是姓普的人家，两家老普的图腾一致，是一家人，不能收钱。
后来，爹开始教我挖草药治病，哥哥也跟着他一起学，但哥哥也嗜好喝酒，经常沉醉于酒中，无心看病，就把爹教他的东西给忘了，我们之间很少谈药的事，手艺是各自的。20多岁时，我在医药方面已有点名气，成为生产队合作医疗的医生。
我医好的病人数也数不清，从赫查莫村到勐炳村，从哈苛底村到保和村，都有我医好的人。这些人当中，有的是在新平、玉溪、昆明的大医院里医不好，回来后才来找我的，我把他们医好了。比如，保和村公所的李志华得了膀胱上的病，叫‘莱呻诺’，到玉溪、昆明都没有医好，吃了我的药后才治好。我们村子的马学发被斧子砍了，流血不止，我用祖传药包扎，换几次药就好了。还有则克村的罗开明，得了阑尾炎，我给他服了3副药后，病就好了。
10年前，我们村子的施惠英得了痢疾，并伴有发热，当时，哈苛底村的赤脚医生曹文旺、勐炳村的赤脚医生罗开兴和我聚在一起，讨论她的疾病与治疗问题。他们对我说：“医这个病人是要相当注意的，大家都是来救命的，没有一点技术的话不能随便下药。”我说：“如果要让我医的话，就先吃我的药，但吃我的药时，不能吃西药，也不能吃你们的药。”后来他们同意了，我让她服了三味药，即双高藤、仙鹤草、大黄藤，过了一段时间她的病就好了。
父亲还教会了我其他很多传统疗法，如感冒发热时在脚和手上放血。我将患者的手指或者脚趾用细线拴起来，用小细针轻轻地扎，再用手挤压，血液就会顺着手指或者脚趾流出来，用蒿枝叶擦干净后，再将拴在手指上的线取开，病人的感冒发热症状就会减轻。刮痧和拔罐虽然能够治疗很多疾病，但我一般都不用，我靠的主要是草药治疗。
彝族人很重视传统草药的治疗，很多的疑难杂症都是通过草药治好的。人们相信，彝族草药在骨科方面有很大的疗效。但是，普医生的经验和知识并不系统，他靠着几副祖传草药治疗，诊断时问清疾病症状之后去找相应的草药，这是经验医学的特点。相比较，那些既是毕摩，又是民间医生的人所懂得的知识要更为系统一些。
三、传统的婴儿接生方式
婴儿的出生在彝族社会中是一件大事，婴儿的接生也是家庭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尼苏人在婴儿接生过程中常常要举行一些宗教仪式，也常常采用一些草药。但是，接生有很多的禁忌，也很难碰到。于是，笔者对一位年近80岁的老接生员做了访谈。
赫查莫村冬天的阳光显得很柔和，也很温暖。几只鸭子在水坝里游戏，远处传来牛铃声，彝族乡村显得很安静。我来到这位接生员的家里，她正忙着做家务。了解了我的来意，她感到非常惊奇，因为从来没有人问过她当接生员的事情。她把我让到火塘边，开始讲述她作为接生员的人生经历：
我就出生在这个村子里，因为当时没有接生员，所以是爹妈自己捡(接生)的。我出生后第三天，爹就在家里的“伙扎”(彝族的供祖神台)下面给我取了名。父母只生了我一个孩子，视我为掌上明珠，这也是日后父母为我招上门女婿的原因。
1952年，大队领导要我到老厂公社卫生所(即现在的卫生院)学习，我与生产队里一个叫玉福巴的人一起到公社里学习，他学的是会计，我学的是接生。三个月后，我们同时回到村里，他当上了生产队的会计，我当上了大队的接生员。从那时起，我做了30多年的接生工作。赫查莫一带1952至1985年问出生的婴儿，基本上都是我接生的，整整有两代人，差一点就接生第三代了。
接生员有点像那些毕摩，都是为别人服务的，但比毕摩辛苦多了。作为接生员，别人什么时候来喊，我就得什么时候去，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刮风还是下雨，过年还是过别的节，都没有可选择的，哪怕自己生病了，也要支撑着去，因为来喊我的人中，有的是含着眼泪来的，事关两个人的生命，我当然毫不犹疑地去了。到了产妇家里，有的还要等上几天的时间，有的则非常顺利，什么情况都有。当然，大多数情况还是顺产的，遇到此种情况，大家都很高兴。但如果遇到难产或者死胎时，我和家属就会很肾张。
有一次，额左克村有一个孕妇难产，她家的人来喊我。当时，我们家正忙着杀年猪，中午饭都做好了，但也顾不上吃饭，立即随人上路。到了额左克村，孕妇的妈妈见到我，认为我救不了她的女儿。当然，她不相信我是有原因的。她近期老梦见自己在用锄头挖石头，她家的母鸡在白天像公鸡一样叫，这些不吉利的预兆都使她断定女儿活不成了。我从家里带了一味药，到她家里时，先把药给她女儿吃了，然后让她盖上被子。她母亲含着泪对我说：“阿姐，这一次之后，我再也见不到女儿了。”我安慰她说：“我一定要让你见到你的女儿，而且要让你的女儿送你上山(即送葬)。”“不会吧”，她激动地说。“是的”，我又一次肯定地回答。后来，孩子降生了，她女儿虽然暂时昏了过去，但并没有什么危险。我把消息告诉她时，她几乎不敢相信。我还帮她们给孩子洗了澡，一切办妥后才走。回到家里时，天都已经黑了，来我家杀年猪的客人也都走了，只有家里人还焦急地等待着我。他们除了担心我外，还担心孩子的情况。
还有一个是我家的亲戚，姓普，和我女婿家是同一家支，临产时老也生不出来。我去看后，觉得一切都很正常，怎么会生不下来呢?后来，我帮他们家泼了一碗水饭，于是孩子就降生了。彝族人认为，这种晚产并不会有什么问题，只是神灵等待着那碗水饭而已。只要你给它吃了一碗水饭，孩子就能够顺利生下来。
另一个姓罗的人家，孕妇在生孩子时，不知为什么睡在地上。我检查后，发现孩子是横着的，我伸手进去把孩子扶正，然后用力把孩子拉出来，孩子和母亲都活下来了。那孩子长大后，娶了妻子。到他的妻子生孩子时，是自己的外婆接生的，没有来喊我。结果第一个孩子没有活下来，第二个孩子也没有活下来。后来，到生第三个孩子时，他们来叫我。我到他家后，发现婴儿的脐带绕在脖子上，造成婴儿呼吸困难。我小心地解开脐带，于是孩子就活下来了。后来，我又为他们接生了一个孩，也成活了。现在，这两个孩子可能都已经初中毕业了。
然而，接生婴儿时，也会遇到难产或死胎的情况。这时，家属和接生员都会感到很紧张，有时几天几夜都睡不着。记得有一次，那是开荒的季节，要把森林中的树木砍倒，把山坡改造成田地。但是，森林中会有很多的坟墓，开荒时如果碰到这些坟墓，一般人都不敢挖。如果孕妇去挖坟墓，就更是一个非常大的禁忌，任何一个彝族妇女都明白这一点。但是，拉莫村的一个孕妇在开荒过程中碰到坟墓时，却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敢挖。”于是，她就去挖其中的一座坟。但是，她站在坟头上刚挖了几下，下身就开始流血。在场的人都吓呆了，因为她身体内的血像水一样流出来。人们惊恐地跑来喊我，那时我也在自己的生产队劳动。等我到他们生产队的劳动地点时，太阳快要落山了。我给她服了一味药，先缓解了一些病情，然后把她送回家去。这时，太阳已经完全落山了，我出门一看，正好看到狗吃月亮，我立即采了些青蒿枝，拿来“打酷炭”。仪式过后，我继续观察，发现胎儿已死了，而且是一半阴，一半阳，阴的那一半是绿色的，阳的那一半是白色的。虽然胎儿死了，但我保住了母亲的生命。事后，我精疲力尽回到自己家里，也没有得到什么报酬。其实，我也不看中这些。在这个病例中，能保住母亲的生命，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我还遇到过更为恐怖的情况。额左克村有一个姓马的女子，怀孕时老用手揉自己的肚子，结果把胎儿在肚子里了。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把死胎摸出来，结果发现婴儿的头是红的，像柿子一样，身体是扁的，眼睛也看不到。那时，只有我一个人在场，心里害怕极了。我想，看见这么可怕的孩子，我怕是活不成了。就这样，我神情恍惚地回到家里。到家后，我的腿还在不停地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说真的，当接生员时，自己碰到过的困难，感受过的恐惧，受过的罪，只有自己心里最清楚。
我当了30多年的接生员，为村民接生的孩子数也数不完，但我自己却一个孩子也没有。好在这一带喊我婆婆、奶奶的人不计其数，他们都是真心的，我也把他们看成是自己的孩子。现在，我已经年老体弱了，但看到这些孩子长大成人了，也感到很满足。在我之后，村里由卫生员负责接生，她们都是初中毕业生，接受过很多的培训，懂得的知识比我多。但是，听说近几年政府又不让卫生员接生了，所有的孕妇都必须到乡医院生小孩。今后可能不会有农村接生员了。
赫查莫村的这位老接生员不仅懂得一些中西医知识，还对彝族文化有深入的理解。在接生的过程中，她往往采用宗教的方法和服药的方法治疗各种病症。据她说，某些简单的宗教仪式，对于接生还是很有用的。这位老接生员将传统宗教信仰、接生经验和药物结起来，用于接生工作，并取得了一些使她引以自豪的成绩，同时也取得了当地尼苏人对她的信任。
四、尼苏人传统疾病观念与治疗方法的人类学意义
在现代医学非常发达的今天，我们之所以仍然关注尼苏人的传统疾病观念和治疗方法，是因为它在社会和文化上具有较高的人类学价值。
按照毕摩的看法和笔者的调查，尼苏人习惯上把疾病分为两类：一类是需要通过宗教仪式治疗的疾病；另一类是需要通过服药治疗的疾病。区别两种疾病的方法是：前者往往表现为心慌、恐惧、做梦以及家境不顺引发的各种困扰，这类疾病的患者往往说不出具体的病因和疼痛点；后者则有具体的病变部位，如头疼、拉肚子、外伤、肿痛等。
在治疗方法上，宗教仪式又可根据内容和特点分为若干类，如叫魂、赶鬼、驱邪、赐福等；草药往往用于呼吸系统、消化系统、泌尿系统、外科、妇科、心血管等类疾病，此外还有其他传统土法，包括刮痧、拔罐、放血、划蛊等，主要针对感冒、营养不良等类疾病。两种疾病在治疗方法上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通常情况是，通过宗教仪式治疗的疾病往往不需要服药，而通过服药治疗的疾病又往往不需要举行宗教仪式。
但是，将宗教仪式与服药相结合的情况也普遍存在，因为有的疾病虽然有具体的疼痛点，但它是由宗教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中年妇女的脚扭伤就被认为是“伯呻阿麻尼切”神所害，马毕摩的腰痛被认为是“伯莫楚尼莫”神所害，孕妇出血则被归因于坟头上的阴气太重，等等。还有人在外伤发生时又受到了惊吓，因此在服药治疗的同时还要为病人举行驱邪和叫魂仪式。
马毕摩认为，无论是宗教的方法还是服药的方法，特别是草药和传统土法，都属于彝族的传统，在彝族社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事实上，彝族乡村的很多常见病、多发病，都是靠传统的方法来治疗的。
从上述几个病例以及毕摩和接生员的解释中还可以看出，在尼苏人的疾病观念中，人的身体和自然是融为一体的，人类身体是尼苏信仰系统中的一部分，被融合在整个思想体系中，这个体系中的任何一个部分出现了问题，都需要从该体系中寻求答案。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疾病都要使用传统方法进行治疗，或者说为什么宗教的方法能够产生某些作用。有学者指出：“疾病与医疗绝非仅仅是自然生理和科学概念，同时也是历史和社会概念，只有把它们置于历史进程和社会关系的脉络中，才能更真切地加以认识。”
尼苏人在讲述治疗经验时，事实上已经把自己的疾病“概念”渗入其中，尽管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这就是感知经验的真正涵义——将所知现实和见解自然地、不可分割地融会在一起。尼苏人的疾病观念就含有这样一种意思，它不仅是指人体自身出了问题，而且也指自然环境中的某些元素出现了问题。因此，要将人的身体置于自然系统的概念中加以考虑。在本文前面所提到的那位中年妇女的案例中，家境不顺、脚扭伤、牛死亡、邻里不和等，都被认为跟那棵小树有关系，是那棵小树上的神灵所害。在举行宗教仪式时，要得到山神的同意和支持，得到毕摩神的保护，还要讨好各种野鬼，让它们“骑马”离开。我们从中可以看出疾病、环境和信仰系统之间的联系。看上去，宗教仪式与医学相距甚远，但宗教仪式也是以人的身心健康为目的。彝族的环境知识、传统哲学观念与疾病治疗在某种情况下是统一的。
尼苏人对于传统医疗方式的依赖反映出彝族山区人民对传统知识和信仰体系的认同。有的学者认为，彝族人(也包括其他一些少数民族)有病找毕摩，是因为他们无钱看病。这种情况在一些地区是存在的，因为医疗资源分配不公、不平衡在中国是一种普遍现象，西部少数民族山区还很贫穷和落后，有限的经济收入当然影响着他们的择医行为。但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不应简单地把有病找毕摩主持仪式的做法都解释为无钱看病。
我们看到，哀牢山区农村的医疗条件已经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例如，目前的新平县人民医院已能提供良好的医疗服务，老厂乡卫生院和赫查莫村卫生服务站也能提供初级的治疗。而且，在上述医疗卫生服务中，农村医疗保险使农民看病只需付70％的费用，如果住院则只需付30％的费用，如此的政策对于乡村农民来说可谓盼望已久的事。对比来看，除了长期住院和手术治疗外，举行宗教仪式所需要的费用要比简单的打针吃药贵得多。到乡镇卫生院看一次病，如果输液的话在70元左右，不输液的话经常是40多元，农村医疗保险付30％，剩余部分由患者承担。但是，如果举行宗教仪式的话，仪式中使用的土鸡每只为30～60元，通常需要2～3只，有时还要杀羊，加上米、酒、肉以及毕摩的费用，就超过了100元。但彝族尼苏人在很多情况下还是选择传统的方法进行治疗，包括举行宗教仪式，服用草药，采用土法治疗等，这说明彝族传统疾病观念和治疗方法具有深厚的社会和文化基础。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尼苏人的这种择医方式不是出于简单的费用问题，而是有传统观念和文化认同渗透其中。任何一个民族的成员都不会简单地将自己流传千年的传统抛弃，完全接受全新的知识体系，特别是这个体系对乡村人民来说还不是很熟悉的时候。
彝族尼苏人的传统疾病观念和治疗方法在民间普遍存在，彝族村民对于毕摩、“册尼莫”、民间医生、接生员等都非常尊重，医患关系是平等和互惠的，治疗地点除了宗教仪式外没有特别的要求，这一点尼苏人与凉山彝族诺苏有较大的相似性。
笔者认为，尼苏人的医学是一种经验医学，这种经验的掌握者是传统知识的拥有者。因此，村民向民间医生和宗教仪式主持者求救，就是向传统知识的拥有者寻求帮助。这些人解决了村民在日常生活中碰到的很多问题，也因此受到社会成员的尊重。
当然，我们也应该相信，由于在彝族地区有多个医疗体系并存，因此在很多时候，人们不知道究竟是应该请毕摩举行仪式还是应该送病人上医院。一些患者由于等待毕摩举行宗教仪式而延误了治疗的最佳时期，这种情况已在赫查莫地区出现过，在别的地区也出现过多次。换言之，对传统的过分依赖和全盘接受也有可能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和损失。作为尼苏人，笔者对此也有深刻的理解。笔者嫂嫂家的弟弟住在赫查莫村附近的法莫茨村，他得了伤寒之后，认为是野鬼所害，想通过宗教仪式驱邪，但因等待举行仪式的吉日而耽误了时间，而在举行仪式时，又在烈日下折腾了好几个小时，直到病危时才送医院，最后死在送医院的途中。这件事发生后，很多村民在遇到发热症状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去医院。这说明，当地村民的传统观念已在发生变化。
不过，在社区医疗事业不断发展和农村医疗保险制度逐渐完善的今天，尼苏人的疾病观念和传统疗法仍然发挥着较大的作用，彝族社区中的很多常见病和多发病都是靠传统方法治疗的。彝族人对于传统方法的认同不能被简单地归因于经济困难，它是与彝族的传统信仰和知识体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作者单位：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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