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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学成:中国最后一个土司

作者:孙展 发布时间:2021-10-10 原出处:《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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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学成:1926年出生,彝名叫做沙马呷朵日哈。他出身于凉山四大土司之一的沙马土司家,却继承了四大土司之一的阿都土司,成了末代阿都土司。

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土司,安学成经历了一段充满怀疑和阵痛的复杂历史,现在,随着他的衰老,那段历史已经逐渐被人遗忘

如果要以一个时间点为界,将安学成的人生分成两段,1950年是最合适不过了。在此之前,他是阿都家最后一位掌印土司,在名义上管辖着大凉山腹地布拖、普格以及金阳一部分的广袤土地。而在此之后,他则是社会主义中国培养的民族干部,是一个从“奴隶主”转变而来的“人民公仆”。

算起来,这都是50多年以前的事情了。他现在的身份是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一位退休的政协常委,82岁,鳏居,瘫痪在床,时常在午后向后辈们讲述一些早年间的事情。

绵延的权位

安学成看似简单的人生,要真正讲清楚,却异常复杂。期间庞大的血亲家族关系、历代中央王朝的边疆政策、以及彝族社会历史的变化,都浓缩到具体的个人身上,让这段人生精彩纷呈,变幻莫测。

安学成出生在1926年,彝名叫做沙马呷朵日哈。沙马家在大凉山彝族当中是有名的望族。先祖曾是贵州水西地区的土司,彝姓阿旨,汉姓安,明末清初由于躲避战祸,从贵州迁徙至大凉山地区,并继承了当地沙马家的官职,开始改姓沙马(同时也保留原来的汉姓安)。

自元代以来,中央王朝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册封一些当地首领,世代承袭,作为土官管辖地方,形成土司制度。彝族将自己的首领称作“兹莫”,而得到封印的“兹莫”即被认为是土司。

大凉山地区最早册封的土司是罗罗斯宣慰司,当地人称为利利土司。到了清代中叶,凉山地区已经有着大小100多个土司,其中邛部宣抚司(斯兹土司)、沙马宣抚司(沙马土司)、阿都长官司(阿都土司)、雷波千万贯长官司(阿卓土司)最大,被称为凉山四大土司。

土司之间有着复杂的亲缘关系,沙马土司和阿都土司也不例外。因此,当阿都土司两次绝嗣,面临没有继承人的危机时,都是沙马家的人,凭借着亲缘关系,上门承袭了阿都土司的家业。

说到这里,又要简单地介绍一下大凉山彝族以往的社会结构。除世袭的首领“兹莫”阶层外,彝族社会还分为“诺伙”“曲诺”“阿加”“呷西”几个阶层。“诺伙”是“兹莫”统领的武士和领主,因为“诺”在彝语中有“黑色”的意思,通常也被周边的汉人称作“黑彝”。而“曲诺”则是平民,有自己的土地和财产,也被称为“白彝”。“阿加”和“呷西”则是通常所说的奴隶阶层。

为了保持血统的纯洁,各个阶层之间是不能随意通婚的。土司们更是将这一禁忌发挥到极致,不但很少与另外阶层通婚,而且为了不使自己的权力因为子嗣众多而遭到分散,甚至并不鼓励过多地生育。彝族谚语说,“黑彝子孙以多为贵,土司子孙以独为贵”,即是指此。这也让不少土司面临绝嗣的尴尬境界。阿都土司就是因为绝嗣,不得不找到与之通婚的沙马土司来继承家业。

安学成能够以沙马家的后代,承袭了阿都土司的职位,也正是在这样的亲缘背景之下发生的事情。

坍塌的权威

阿都土司得到正式册封,还是清朝顺治年间的事情。但是在安学成出生的时候,不但阿都土司已经衰落,就是整个凉山的土司制度都已名存实亡。

中央王朝早已被推翻,土司们失去了最基本的合法保障。但由于四川军阀混战,凉山地区自成了一块封闭的小天地,又因为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和世代传袭下来的权威,土司们还是得以在风雨飘摇的境况中勉强维持。

安学成出生时的阿都土司是都定臣。1937年,国民党西昌驻军104师师长李家钰杀掉了都定臣。年仅20岁的都定臣死后,阿都土司管辖的地盘大乱,阿都手下部族为了复仇,一度切断了西昌通往凉山腹地的交通,凉山治安甚至为之瘫痪。都定臣死后,阿都家绝嗣。

直到1940年,安學成的叔叔——沙马家的安树德,按照彝族的传统承袭了阿都土司之位。

安学成长到8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后来母亲改嫁,安学成被接到了姑姑家。而安学成的姑父就是斯兹土司岭邦正,由于斯兹土司承继了利利土司的家业,岭邦正也是当时凉山最大的土司。

在岭邦正家,安学成受到了最初的教育。16岁时,他又进入国立越西中心实验学校。60多年前受到的教育内容,安学成现在大都已经忘记了,只记得当时主要是学习军事。而有一位老师在课堂上讲的话,他至今还记得:孙中山赶跑了满清政府,日本帝国主义又来侵犯我们,各民族要一致对外,抵抗日本。

但在越西仅仅呆了3个学期,安学成又回到了布拖。那时候,叔叔安树德已经承袭了阿都土司之位。安学成回来后,安树德就将阿都副长官司的印信交给了安学成,自己则保留着阿都正长官司的印信。

安树德另一位同族的侄子安拉提说,叔叔安树德是一个比较开明的人,很尊重手下的白彝,让他们见到自己后不用叩头。他还多次对属下说,要照顾境内的汉人,不能杀,不能卖。在安树德的治理下,阿都土司境内的治安渐渐有了起色。

但在动荡的局势中,血腥还是难以避免,1945年3月,安树德被手下的黑彝买通人刺杀。关于安树德的死,当地一直有着两种说法:一是说因为土司权威的衰落,加之手下黑彝势力的膨胀,安树德管辖下的一支黑彝贪图土司的领地和财产,于是勾结人将安树德杀死;而另外一种说法是,曾经有谣言说安树德手下的臣子与他的妻子有染,而安学成则当面警告过这个臣子,出于恐惧,臣子找到布拖境内一个大的黑彝家支作后援,将安树德和他的妻子都杀死了。

安树德死后,阿都土司的境内又是一片混乱。而安树德的两个年幼的儿子也因为生病死去。于是,身揣阿都副长官司印信的安学成就成为当然的继承人。但是安树德的死给安学成造成了很大的震动,他厌倦了部族之间无休止的相互攻伐和仇杀,但却没有能力制止。由于害怕遭到同样的命运,他一直住在自己金阳洛觉的家中,迟迟不愿到布拖去承袭阿都土司之位。

就这样,从1945年到1950年,5年时间里,阿都土司之位都处于空缺状态。

布拖的日子

即便是躲在洛觉,安学成的日子也不好过。由于和当地的井子家族结怨,家门被包围得水泄不通,安学成连打水都无法出门。此事被安学成的一个族叔安登银知道,就到井子家进行调解。

安登银同属沙马家,也是当地一个很有名望的土司。安学成非常尊敬这位叔叔,每当见到安登银,安学成都要行叩拜之礼。安登银也一直非常照顾这位从小就成孤儿的侄子。井子家自然也了解安登银和安学成的关系,当安登银来到井子家门口时,井子家人以为安登银是来寻仇的,于是紧紧的将大门关闭。

没想到安登银在门外很有礼貌的喊话说,“井子前辈,我不是来找你算账的,我是来调解的,难道你这个做长辈的还害怕见到晚辈吗?”井子家这才开门迎接安登银。在安登银的调解下,井子家和安学成的矛盾得到缓解。

这时,安登银又劝说安学成到布拖去承袭阿都土司的位置,但安学成还因为叔叔的死而心有余悸,推说自己的妻子得了重病,无法动身。安登银则以长辈的身份对安学成说,你必须去,妻子死了,由手下的百姓安葬,你呆在洛觉,和井子家关系很难处,不如到布拖去。

在安登银的劝说下,安学成动身去了布拖,在当地一些头人的拥护下,他承袭了阿都土司。这是1950年初的事情,至此,阿都土司之位已经传承了300年。

作为阿都土司,安学成管辖着广袤的土地和众多的人口。在教科书的定义中,土司被看作是奴隶主阶层的代表,他们通常被认为是残忍压榨奴隶血汗,把奴隶当作牛马随意杀害的刽子手。

但在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副馆长尔布什哈看来,这种认识却并不准确。事实上,在凉山彝族,残杀奴隶是非常罕见的事情,除非是奴隶犯了十恶不赦的罪条。奴隶和主人的关系也并非外界想象中那样尖锐,奴隶需要替主人劳动,上交租税,但也可以拥有财产,可以购买奴隶替自己干活,甚至奴隶的奴隶也可以购买奴隶。主人遇到与自己长辈同代的奴隶,一样要以长辈的礼节对待。在凉山彝族,只有那些出手大方,办事果断,讲求信用的土司才会得到拥戴。否则,不但手下的黑彝不服,就是奴隶们也可以主动要求将自己卖到别的地方。如果一个土司贪财暴虐,不但会名誉扫地,也很难得到手下人的支持。

由于岁月久远,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安学成当年是怎样一个土司了。但他同族的弟弟安拉提对他评价还是很高。他说安学成到布拖后,最忙的事情就是到各地去调解部族之间的纠纷,经常一件事情还没有处理完,另外又有人来请他去。他就这样在阿都的领地中东奔西跑,很少有闲暇的时刻。他还记得,安学成年轻时威武的样子,个子高大,皮肤白皙,讲究卫生,注重形象,有时骑在马上还不忘掏出镜子整理仪容。

但无论如何,阿都土司到那时已经是最后的没落时光。安学成回忆说,布拖的官租原为96石,在都龙光的父亲时(即清末),还能收齐全部,到了都龙光时只有一半。安树德掌位时,可以收到60多石。而到了自己,就只能收到30多石。

1957年出版的《有关凉山彝族社会历史的若干情况》中也对这样的描述予以肯定,“解放前,尽管黑彝在表面上相当尊重土司,然而土司的虚架子已越来越不像样,可以说:解放前凉山真正的统治力量是黑彝而非土司。”

尘埃落定

当然,如果就此理解土司此时已经毫无权势,却也与事实不符。尽管权势衰微,但土司依然在凉山地区有着巨大的号召力,因此也成为国共两党竞相争取的对象。但由于长期与中央政权打交道而积累下来的经验,大多数土司们都还是认识到,国民党军队的败亡是迟早的问题,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洪流。

安学成也不例外。当1950年4月,解放军到达布拖时,安学成很快就将政权交了出去。此时,距离他正式继承阿都土司之位仅仅三个月。

安学成很快被送到西昌参加了民族干部培训班,随后跟随共产党的工作队,协助劝服一些彝族上层。1954年安学成还被选入川康少数民族参观团,第一次走出了大凉山,去参观重庆、上海、杭州、北京等城市。1955年,布拖设县,安学成当选为布拖县第一任县长。1958年,安学成又当选了凉山州政协常委。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王晓义曾在1950年代末,参加有关凉山彝族社会历史状况的调查。在州政协会议上,王晓义常常能碰到安学成。在王晓义的记忆当中,那时的安学成活泼开朗,非常健谈。有一件事情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要拍摄一部反映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状况的纪录影片,需要找一个奴隶主出演抽大烟的镜头,但是经过民主改革之后,没有哪个贵族敢接手。摄制组犯难,找到安学成,他很痛快地答应了,躺在床上就开始表演,还时不时问身边的摄影师,这样表演行不行?

50多年过去之后,安学成还依然保留有当年的风格,看见有陌生人来访,他会含混不清地说着“好,好……”,并不仔细询问外人从何而来,所为何事?在这个从前的彝族贵族看来,登门者就是客人,就要好好招待。

但82岁的安学成显然已经力不从心了,一次醉酒后不慎摔断了双腿,让他瘫痪在床。年事已高带来的记忆力衰退也在困扰着他,对于往事,他只是能够回忆起断断续续的片段,他甚至很少能回忆起自己当土司时的情景。在有限的记忆中,父母的死、叔叔安树德的死,自己年轻时短暂的学校生涯,都是令他难以忘怀的。

在安学成的床头,放着一把玩具卡宾枪,他解释说是因为枪可以防止妖魔鬼怪的侵扰。“实际上,他是对过去部族之间的仇杀印象深刻,希望有安全感。”他的一位亲属说。安学成喜欢枪,但枪又的确给他带来过很多灾难,他的一只手缺少了拇指,也是因为年轻时擦枪走火造成的。

实际上,在他的一生当中,苦难原本就比富贵多。1958年12月,仅仅当了9个月政协常委,他就开始遭到批判,随后是取消一切待遇,只发基本生活费,并下放到政协农场劳动。在农场他开荒、种地、放养、拾粪,历代阿都土司从来没有做过的活,安学成都一一学会了。

文革期间,他还被揪回老家金阳去批斗,但金阳的百姓们似乎并没有红卫兵所想象的那样,对他有刻骨的阶级仇恨。相反,人们分配让他修理石磨,这份相对轻松的活路,也让安学成熬过了最难捱的时刻。

即便是如今,安学成在故有的领地中依然备受尊重。有一年,当地政府举办火把节,邀请安学成去参加。当那些老人们看到安学成回来时,竞相邀请他到自家去做客,每当安学成走访一户人家,这户人都要杀一头牛来款待他。杀牛,是只有最尊贵的客人才能享受到的待遇。实际上,这个往昔的土司已经老了,只能吃下去一小块牛肉,但对待贵客的礼节,却从来没有因为土司的老去而消失。

其实,安学成在家中反复给儿辈念叨的事情就是要遵守礼节,他自己也时刻恪守這些准则。无论是亲朋故友,只要到家中,他无不是倾其所有进行招待。

1979年,安学成恢复了政协常委待遇。每当召开会议,他提到最多的就是治安和医疗问题,而这也是安学成感觉这些年变化最大的地方,他感慨说,“彝族互相不再打冤家了,老百姓生病也懂得打针吃药了。”

这个过去的阿都土司一点也不留恋过去,“他的心地是很善良的,看到原来的老百姓都好,他自己也很高兴。”安学成同族的弟弟安格且说。的确,82岁的安学成不再是阿都土司,甚至也不再是政协常委。在家中,在亲朋好友之间,他只是一个慈祥的、时而清醒,时而喜欢醉酒的长辈。无论是土司的荣耀,还是政协常委的地位,对于这个老人都不再重要,正如阿来在《尘埃落定》中写到的:大地的摇晃走到远处去了。大地上飞扬的尘埃也落定了。

原载:《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10期
文字来源:参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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