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惠邦：深切怀念德高望重的谢志礼教授
谢志礼教授（1931–2023） 彝族，1950年参加工作，先后担任西昌民干校彝文教研组副组长·中国科学院民族语文调查第四工作队川康彝语调研组副组长、四川省民族出版社彝编室负责人、西昌县民委副主任、西南民族学院（现西南民族大学）彝文教研室主任、民语系副系主任、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硕士点领衔导师等。
在学术上，建国初期曾参加新彝文研制 ，1954年起，多次参加全国人大、党代会、政协和四川省人大、政协的翻译、审定工作。在学术界曾长期担任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理事、国家民委第三届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家民委少数民族语文翻译高级职称评委、中央民族语文翻译局彝文特邀译审、四川省民委民族语文翻译高级职称评委、四川省民族语言学会副会长、四川省彝学会常务理事：四川省中小学彝文教材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四川省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委员 、西南民族学院学术学位委员会委员、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彝语研究》杂志主编。由于他对民族教育事业和科学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所以成为全校首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以上材料来自欧阳觉亚 孙宏开 黄行主编《中国民族语言文字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去年10月，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周作明教授带着研究生来采访我。此前，他们已经采访过老干部孟铸群、邓学谦、周成厚和西南民族大学90高龄的原民语系彝语文教研室主任赵宇光副教授。采访我结束后，我希望他们抽空去采访谢志礼教授和原彝语文教研室主任张余蓉副教授，我才知道他与谢教授原来是邻居。我给谢木刚、谢琳发短信，才知道谢志礼教授患病刚在成都第一人民医院动了手术，病情稳定，我就放心了。退休以后，我看到谢老师的身体一直比我好，我从内心感到高兴。我说：老谢，保重身体，您的身体比我好，一定会比我长寿！
4月15日看到离退处贴出的讣告，才知道癌症夺走了谢老师的生命，感叹不已！
彝语文专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我与谢志礼教授相识于改革开放初期。当时语文系民族语文两个专业教师奇缺，那时，大城市的户口卡得很紧，要从民族地区调人非常困难。学校人事部门经过特批，终于把谢志礼、赵宇光、沈伍己、阿旺措成等精通本民族语言文字的专家学者调到西南民族学院（现西南民族大学），充实了民族语文的教学科研队伍。
西南民族学院成立于1951年。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培养少数民族语言的人才，当时主要培养的是汉族老师。学习一种第二语言需要下很大的功夫。最后只有张余蓉、郝树家两位汉族老师坚持了下来。不幸的是，1980年，郝树家老师在我们最需要有经验的老师的时候突然离开了我们。但是，并没动摇我们创办彝语文专业，招收本科生的决心。
1977年中央决定恢复高考招生。当时语文系下设汉藏彝3个语言文学专业。根据有关资料，后来我们才知道，77级是从500多万考生中录取了20多万，他们大都是十年浩劫后留下来的精英。我1980年被任命为语文系副主任，分管两个民族语文专业的教学科研工作。 我为彝语文专业77级讲授《现代汉语》 。77级毕业的时候，为了弥补教师队伍的断层，3个专业共选留了21位品学兼优的学生。（不包括院机关选留的学生）藏、彝语文专业选留的学生完全尊重两个专业老师的意见。1982年1月13日，系上召开了21位77级留系上工作的学生开会，宣布分工。这时我才第一次发现，21位学生，汉语文专业6女4男，藏语文专业5女1男，彝语文专业5位全是男生。
1984年，语文系分为汉语系和民语系，经过全系老师无记名投票，党委常委会决定我担任民语系主任。谢志礼、阿旺措成两位老教师担任副系主任。其他两位系领导和办公室的4位工作人员全是少数民族干部。
谢志礼和阿旺措成老师分管彝、藏两个专业的教学科研工作。谢志礼老师还当选为教工支部书记。刚分系的的时候，民语系完全是白手起家，连一间办公室都没有，系上只得在谢志礼和王阿支老师家开办公会议，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
谢志礼教授和阿旺措成教授都是本民族德高望重的专家，在本民族师生中有着很高的威望。我与他们在一起工作了8年。我们3人一直坚持“双肩挑”，在担任繁重的行政工作的同时 还担负着教学科研任务。谢志礼教授除了为本科生讲授彝语语言文学和古彝文，带了5批学习彝语文的外国留学生，指导培养了5届硕士研究生。
科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参与主研和制订《彝文规范方案》、担任《彝语研究》杂志主编、《汉彝词典》副主编、《彝语大词典》副主编，其中3项重大研究成果荣获四川省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发表论文10多篇。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奠定了彝语文专业的基础，而且将惠及子孙后代。
（上图：谢志礼教授送给我的他任副主编的精装大型工具书《汉彝词典》）
团结的集体 真诚的友谊
在一个多民族的集体，最重要的就是民族团结。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团结的基础就是各民族干部、师生互相尊重和理解，互相关心、支持和帮助。担任民语系主任8年，虽然感到很累，但我们的工作能得到各民族师生的支持，这种累是值得的。
我与谢志礼教授和阿旺措成教授都是四川省民族语文工作委员会委员和四川省民族语言学会副会长，经常在一起出席学术会议。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比较默契，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在西南民族学院组建职称评审委员会的时候，別的系都是系主任参加，我们系则由谢志礼和阿旺措成两位副主任参加。我想，在民族大学重要的决策机构中，不能没有少数民族的专家学者。有一次，学校要我们系推选一位老师作为第三届国家民委学术委员会委员。谢志礼和阿旺教授都提议我。我认为还是提一位少数民族的专家更恰当。阿旺老师已经担任了四川省社科联副主席，我就提名谢志礼老师。他一再推辞，最后在大家的劝说下才答应了。
1987年，谢志礼老师亲自带着两位年轻教师和彝语文83级学生到西昌毕业实习。党委书记苏克明、教务处长肖坤仲、民语系总支书记罗布江村和我决定到西昌去看望实习师生。当时到西昌的飞机票和火车票都很紧张。没想到总务处的小伍只买到3月2日的硬座票。整整坐了12个小时，我们都很难受，对身高体胖的书记简直是一种折磨。
文革前，我曾到西昌参加过半年社教，文革后到西昌指导过汉语文77级的教学实习，多次到西昌参加学术会议。这里有我教过的很多学生和朋友。所以我对西昌特别有感情，它就像我的第二故乡。这次在西昌只呆了短短4天时间，每天都很紧张：3月3日，在凉山州委常务书记罗开文同志陪同下，到凉山州民干校（四川省彝文学校）看望全体实习师生并与他们座谈。3月5日到西昌师专，与校领导商谈开办彝语文专业的事情，参观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我利用一点时间与谢老师商谈了选留83级学生等问题，主要是听取他的意见。
谢志礼教授对人真诚厚道而无虚情假意，廉洁奉公却从不张扬。我们认为要搞好一个系，必须加强学科建设，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我们把年轻教师送到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等重点大学深造，让她们参加学术活动，创办《彝语研究》杂志，由谢志礼教授担任主编，我任顾问。系团总支和学生会创办了《民语系系刊》，，彝族学生自办《山鹰魂》，我们担任顾问，系上支持办刊经费。有时我们也为刊物投稿。《山鹰魂》先后两任主编阿苏越尔和普驰达岭现在已经成了著名的作家和诗人。我和谢志礼教授还参加系教职工篮球队，与老师们一起锻炼身体。
谢志礼教授对本民族师生爱护有加却又严格要求。有一位年轻教师喜欢喝酒，一喝了酒就闹事。或产生家庭纠纷，甚至影响全系的正常工作和学习，让系上很头疼。每次出事，谢老师都向我解释说：他已经酒精中毒，没有喝酒的时候还是很好的。一喝了酒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相信谢老师的话，他的话让我正确对待这位老师，耐心地帮助他。
还有一次，一位彝族学生和一位藏族学生因为一点小事发生纠纷。我把两位学生和班干部请到系办公室，同时请了谢志礼和阿旺措成两位副主任。他们都各自批评了本民族的学生 ，以后再也没有出现类似情况。
1991年7月10日，与系上的同志一起到洗面桥聚餐，我代表全系老师对谢志礼、赵宇光两位老先生退休表示谢意。感谢他们对民语系的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谢志礼教授退而不休，继续担任彝语文专业硕士点领衔导师。
1992年，我因病主动辞去了民语系主任的职务。我在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住院期间，系上的老师纷纷到医院看望，有些老师甚至来看望了两三次。我动了手术的第3天，谢志礼教授就与王阿支（当时已退休）、穆秀英、陈蓉到医院看望，让我十分感动。
有一天，谢志礼教授见到我，诚恳地说：我和一些老师都不希望你辞职。”我知道这是他的真心话。我对谢老师说：“担任系上的工作十几年了，几乎没有休息一个完整的星期天，实在太累了。川师的系主任实行3年任期制，就很好。” 退休以后，离退处组织春游和秋游，我常与一起工作过的少数民族同志聊天。老朋友相见甚欢，合影留念。
为了感谢原民语系老师们的深情厚谊，我给每一位77级以前参加工作的原民语系的老同志送了一把我写了字的折扇。其他同志都是请离退处通知本人到办公室拿的，只有赵宇光老师是我请他把“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翻译成彝文后写在折扇上再送给他的。谢老师的折扇是他自己选了一个格言，我将汉彝文写在折扇上请谢琳到图书馆的水池边来拿。这两句格言是：
天不言自高 地不言自厚
我对谢志礼教授说，这两句话说得太好了。它可以用来比喻一个真正有学问、能干大事的人是不会自高自大、自吹自擂的，他们总是谦虚谨慎地做人，默默地为国家和人民作出自己的贡献。他说我理解得非常正确。我想，谢志礼教授正是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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