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土司后裔到民族学专家——记彝族民族学专家余宏模
人跟人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只能代表他自己，有的人则可以代表一个民族。
如果一个人的经历和他的一生能够说明和代表他所属的那个民族的漫长发展和未来走向的话，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这个民族具有特殊意义的典型和代表。原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所长兼党委书记，著名彝族民族学专家、研究员余宏模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一个彝族末代土司的后代，经历过他所在的那个土司封建领主制家族的终结，也经历过这个民族走向新生、走向社会主义制度的开始和发展，他处在这个民族新旧两个时代的交汇点，是这个民族从旧时代走向新时代的见证者、亲历者和参与者。
土司后裔的斑驳底色和阳光灿烂的青年时代
余宏模出生在一个世代世袭的彝族土司家庭，他的远祖属于古老的彝族扯勒家族，世居“鸡鸣三省”的云、贵、川三省结合部的赤水河上游，地处毕节、叙永、镇雄之间。明代被中央政府册封为四川永宁宣抚使，汉姓奢氏。清初水宁土司的后代中一个名叫奢震的人被册封水潦长官司；另一个名叫奢展的住居卧泥河，早殁，其妻龙氏被封上巡检，其后代即毕节大屯土司的始祖。奢震十一世之后，传至余宏模的叔祖父余达父，他为前清举人，并留学日本，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曾被选为贵州省立法院临时副议长，创办斯觉报，以后又受聘为贵州大理分院刑庭庭长，省政府名誉顾问，著有《雅堂诗集》十四卷、《罂石精舍文集》四卷、《蠖庵拾尘录》二卷、《且兰考》一卷传世，是近代贵州彝族知名的学者和诗人。余宏模的父亲余祥炘，随叔父余达父于1904年留学日本，参加了亥革命，后来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坚持反袁世凯、反周西成，被排斥到云南任事，1945年8月病逝水潦。
时年13岁的余宏模刚从四川叙永的水潦小学毕业考进云南昭通中学37班。他所属的家族虽为少数民族的统治上层，但却膺服和崇仰历史悠久的中原文化和汉文化，坚持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历史上出了许多爱国者和革命者。如元代的奢节、明初的奢香和奢苏，俱都青史留名。余宏模的伯父余健光是辛亥革命的先驱，英年早逝，胡汉民曾撰写有《余健光传》，孙中山亲自为之作序，对其革命一生给予高度评价。父亲余祥圻对其影响尤明显。
使少年的宏模就矢志成为一个正直的、不断追求进步而且希望有所作为的人。
父亲病逝后，十三岁的宏模先生，把悲痛变成巨大动力，发愤求学，继续远离家乡去古蔺兴仁中学学习，尚未读完初中，于1947年以同等学历考入毕节县中高中部。
就在这时期，发生了两件对余宏模影响很大的“小事”。一件事是国民党反动政府对少数民族的压迫。那是1948年，母亲从乡下进县城来看他。(母亲也是出身名门望族，是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毕业生，在当地具有相当的威望和声誉)，但国民党毕节县政府却派人将他母亲诱进县府关押起来，借故敲诈。这使余宏模对国民党十分反感。加上看到国民党抓兵派款，苛政和勒索，感觉到这个摇摇欲坠的统治已失人心，迟早会垮台。
第二件事，是民族的岐视。宏模先生一直坦然地对待自己的民族称谓，从上小学起一直没有隐瞒过自已是“夷族”，高中历史老师在课堂上讲了一个“盘瓠”的故事，说范晔在《后汉书》上讲，一个姓吴的将军造反，为了平定叛乱，皇帝对大臣们说，谁能把这个家伙杀了，我把公主许配给他作妻子。结果，国王的一条狗把姓吴的将军咬死了，皇帝就把公主许配给他，住在山洞里繁衍后人，就成了南蛮的后代。这当然是漫长历史上根深蒂固的大汉族主义对少数民族的侮辱和恶意中伤。但下课后，一位同学却叫住余宏模说：“余宏模，你摸摸，你身上有没有尾巴呀!”很明显，这是一种恶意的人身攻击和岐视，余宏模气得和这位同学打了一架。从这个时候起，他就下了一个决心，今后，一定要研究民族历史，特别是要弄清彝族的历史文化和渊源，还彝族先民的本来面目，争取民族的平等和彝族人民应有的尊严和地位。
走向新生的进步和青年时代的奋斗
1949年11月，贵州解放了，解放前后短暂的混乱日子，余宏模暂时休学在家自学。1950年春，他重新回到毕节高中复学，准备读完高中再说。有一天，他在街上碰到一位他称为二伯的族长杨伯瑶。杨伯瑶看见这个好久不见，已经长成一个茁壮小伙的晚辈，便问他现在的情况，余宏模一一作了回答。杨伯瑶听后不由分说地说：“好了，书暂时不要读了，你赶快回家告别一下，准备参加工作。现在国家正是要人的时候。”于是，高中尚未毕业的余宏模很快就参加了工作。原来，杨伯瑶不但是他们扯勒家族的长辈，还是彝族上层进步人士，黄浦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一解放，杨伯瑶就被当时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任命为贵州省政府委员、毕节专署民委主任、省民委副主任等职，颇有威望。杨伯瑶很快带他去会晤了当时毕节专署和军分区领导人孟子明、郑统一、侯国祥等。当时，毕节地区土匪暴乱，形势严峻，杨伯瑶就写了若干亲笔信，交由余宏模亲自去“鸡鸣三省”的边隅彝族地区，争取说服各地彝族上层人士跟共产党合作，不要和党及人民政府作对。年轻的余宏模接受任务后，单身独自一人跋涉崎岖山路。往返数百里，分别登门送信传达杨伯瑶意见，利用土司家庭和土司后代的优势条件，闯过和避开各地被击溃而蜂聚边隅之地的土匪势力干扰，争取了其堂叔余祥恒、杨维宇、余祥云等到毕节与人民政府会晤。毕节专署专员孟子明原拟介绍余宏模去15军随营学校参军，杨伯瑶等为了培养民族干部，建议保送他去贵州省少数民族干部训练班学习。从此，余宏模这个彝族土司的后代，被毕节专署以少数民族优秀学生的身份介绍去省会学习，正式跨入了新中国的革命队伍，成为解放后最早参加革命的彝族上层子弟之一。
那正是1950年末，为培养民族干部，省民委会组织开办了少数民族干部训练班，地点在今南厂省军区内，率领中央访问团来贵州民族地区考察的费孝通和吴泽霖亲自给学员上课，省委副书记兼省民委会主任徐运北同志也给学员作报告。内容主要是共产党和新中国执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民族政策，民族团结、民族发展，各民族当家作主人等方针举措和革命道理。余宏模联系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解放前后的不同见闻和感受，受到很大教育和启发。
两个月后，他又被送到在成都创办的西南民族学院第一期政治班学习。院长是著名的老革命家王雏舟将军，学院明确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大批党政部门的民族干部，为将来成立各级民族地方自治政府、发展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服务。经过近一年的学习毕业后，宏模先生留校工作，先后任过行政助理员、副班主任、班主任等职。
1956年为响应“向科学进军”号召动员在职干部报考高等学校之际，在工作中深感自己知识贫乏的余宏模，向组织申请批准以调干生的身份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成为他这个土司家族中很少的几个大学生之一，五年的学习为他后来成为著名的彝族史学家准备了条件。
文革中的奋起和推动大西南的民族研究
1961年8月，正是三年自然灾害严峻考验中国人民的时候，余宏模毕业分配到了贵州大学历史系，正好碰上了调整国民经济，精简机构，下放干部，还未来得及站稳脚跟发挥作用的青年教师余宏模，很自然地又调到了贵阳六中当教师。这是一段对余宏模先生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时期。如果要用一句成语来说明这段时期对宏模先生的重要，那就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教学生涯，安定有序，关系单纯，环境安静，正是做学问的好去处。因此，除教学之外，余宏模先生利用教学之余，大量阅读史学和民族学著作，特别是关于彝族的各种文化典籍。文化大革命中，有一段时间不让他教书。他便把二十四史的重要篇目私下认真阅读，重点放在明史，并特别注意彝族历史资料的分析、整理和研究。长期的积累和丰富，使他站到了一个较高的起跳平台上，以后的发展只是时间和机遇罢了。
1976年秋，由北京、四川学者组成的《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编写组来到贵州，其成员中不少人都认识余宏模。如凉山彝族出身的冯元蔚，后来成为四川省委副书记、四川省政协主席，是余宏模先生西南民族学院第一期的同学，一同毕业后被留校工作的同事。在四川工作的蒙默、李绍明、王家佑和在中国社科院的易谋远、周自强等人都是余宏模四川大学的学长，他们知道余宏模在搞彝族史研究，便通过贵州省委统战部借用余宏模。于是，余宏模参加了编写组在贵州、云南等地的民族调查，他在学术方面的特长开始得以体现。1977年，余宏模又被借调到恢复编制的贵州民族研究所。大学毕业十多年后，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初衰，绕了一个圈，回到了他所希望的学术研究上。
他和冯元蔚等编写组成员去毕节搞民族调查时，为尽快挽回四人帮对民族文化事业的破坏，他积极建议恢复被极左路线砍掉的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并做了许多具体工作，使一度中断的彝文翻译事业得以延续和发展：他参与对毕节地区的民族调查后，深感文化大革命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文物的严重破坏和歪曲，如禁止学习民族语言文字、禁演和批判黔剧《奢香夫人》、砸毁奢香陵墓、损毁大屯土司庄园等等。为此，他或写文章，或在各种相关会议上强烈呼吁。为弄清贵州建省以来的历史脉络，供各地修史参考，他还和我省著名史学家史继忠和陈国安三人一起在云南大学奋战半年多，编辑出版了《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他自己又编辑出版了《明代贵州彝族历史文献选编》、《民族志参考资料·彝族卷》、《贵州彝族研究论文集》等。为有志于彝学研究的同仁提供基础资料。
当他正式调入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后，按一般人的理解，作为一个民族史学工作者，他找到了自己理想的园地和归宿，可以在专业上很好地发挥了，成名成家自不待言。但宏模先生并没有这样想，他首先是服从组织安排，以工作为重，大局为重，他担任编辑室主任、刊物主编，特别是担任副所长、所长以后，深感肩上担子更重，责任更大。他想的绝不仅仅是个人某一领域内的学术成果，而是如何团结和组织广大民族研究工作者共同来做好贵州民族研究这篇大文章，这件大事业。贵州是个多民族省份，除汉族外，全省还有十多个少数民族，由于种种原因和条件限制，有些民族还没有识别；不少兄弟民族没有详细的文字资料记载；民族文化又遭遇“文革”中的冲击破坏；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也会面临变异和消失，这对民族地区的发展不利。这里有大量的普查式调查抢救工作。也有深入的理性探讨和系统研究之必要。要把贵州十多个少数民族的历史发展、社会变迁、政治经济文化状况都一一弄清。实在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需要付出许多精力、时间的代价和个人专业的牺牲去组织实施。宏模先生就是从不计较个人的名利，而把搞好贵州民族研究当成自己义不客辞的责任，任劳任怨地协助前任所长向零、侯哲安先生一起，把贵州民族研究一步一步推向更加广阔的天地，从省内到省外，从国内到国外，团结广大的民族研究工作者，拓宽和加强对贵州民族的研究，留下了一项项可观的业绩。
1977年，他协助老所长侯哲安创办了《贵州民族研究》期刊，他被任命为编辑室主任兼主编，数年间，兢兢业业地审阅了上千万字的稿件，发表了本省中青年民族研究者的许多文章，培养出大批年青的民族研究人员，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科研成果，使他主编的《贵州民族研究》后来成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和中国民族学类核心期刊。他还建议贵州省文史馆馆长刘熔铸先生创办了《贵州文史丛刊》，为贵州文史研究工作提供了广阔园地。
他协助前所长向零、侯哲安先生组织成立了贵州民族研究学会，团结广大民族研究工作者，推动了贵州民族研究的深入发展。宏模先生后来又认识到民族是跨地域而居的，不能以行政区域的划分而分割，如何与周边各省区交流合作，把民族研究推向更高的水平呢?他和后来担任云南社科院院长的何耀华、著名民族学家四川民族研究所副所长李绍明教授，最先酝酿成立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为此，他专门拜访了著名史学家、民族学家方国瑜教授、江应梁教授、马曜教授、侯哲安教授等前辈学者，得到热情支持后，于1981年发起倡议，筹建了以云南民族学院院长马曜教授为首届会长的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包括川、滇、黔、桂、藏、渝六省市的广大民族研究单位和人员，20多年来，各省区市分别轮流主持召开学术研讨会议，出版学术交流成果，为推动大西南的民族研究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余宏模长期担任学会的秘书长和副会长，成为贵州和西南民族学界的知名人物和重要的组织者之一。他现在虽已退休，仍被聘为贵州民族研究学会和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的顾问，一直关心着学会工作的发展。
从推动本民族发展到推动全社会经济文化的整体发展
宏模先生在调入贵州民族研究所后的20多年中，不但成为一位学术方面的出色的领导者和组织者，领导过贵州民族研究方面的许多重大课题，也成为一位涉猎广泛，著速丰富，贡献较大的民族史专家，受到广大学界同仁的尊敬。
他在担任《贵州民族研究》主编时，定下三条发稿原则：在同等质量前提下，优先发表本省作者文章、优先发表中青年作者文章、优先发表少数民族作者文章。并以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为作者审稿改稿，培养了一批各民族中青年学者，成为后来贵州民族研究的中坚力量和接班人。
他还被抽调去参加由省民委主任熊天贵领导的，黔东北土家族的民族识别和毕节地区龙家、南京人的考察，写出考察报告上报，并同省民委领导人赴京向国家有关部门汇报，为妥善解决贵州土家族和白族的民族识别问题作出贡献。
从1982年起，他负责组织贵州“六山六水”民族调查，担任过调查队秘书长、副队长、队长等领导职务。每年都搞一次调查，每次集中数十人或近百人参加，每次都是几十天。调查组成员跑遍了贵州各少数民族聚居的乌蒙山、云雾山，雷公山、月亮山、大小麻山、武陵山等六大山系和乌江、清水江、都柳江、南盘江、北盘江、沅阳河等六条河流，足迹遍及全省各地区，行程数万里，深入到各少数民族村寨，全面系统地了解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并写出详实的调查报告，提出建议和对策。引起省委、省政府和全国九部委高度关注和支援的《麻山调查》，就是宏模先生在党委会上最先提出，报经省民委会领导批准后，和其同仁们共同努力的得意之作。这些调查，每年进行一次，每次编辑出版一本《贵州民族调查》，在他1998年退休时，已出版了十多本。这一调查事业至今仍在继续进行，不但为建立贵州民族研究总体架构和对各民族的全面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省委、省政府在宏观调控、扶贫开发、民族发展等方面的决策提供了真实而详尽的依据和建议，推动了全省经济文化的整体发展。
此外，他还是贵州省第一个单一民族学会——贵州省彝学研究会创始人之一，担任历届学会副会长．参加和主持多次彝学学术研讨会，主编《贵州彝学》刊物和文集。参加过国家民委主持的《民族大辞典彝族卷》任副主编，具体分工主编贵州部分词条计百万余字等。建国50周年时，他又和彝族作家苏晓星、安文新编辑了6卷本的《贵州彝族历史文化文学选粹丛书》，宏模先生负责历史卷、文化卷、文献卷的选编工作。两位作家选编小说卷、散文卷、诗歌卷。积极向社会推荐大批新人新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他还参编过《贵州通史》，任副总编和清史卷主编。至今又担任着《彝族通史》副主编，承担编撰本民族历史的重任。他还结集出版了多年潜心研究民族历史文化的学术著作《黔西北民族调查研究文集》、《彝族历史文化论丛》、《明代彝族女杰奢香》、《赤水河畔扯勒彝》、《神秘赤水河》(合著)等专著。为了发扬民族文化的传统精神，他深入民间探访，收集整理注释出版了其先辈余家驹《时固诗草》余珍《四余诗草》、余昭《大山诗草》、安履贞《园灵阁诗草》、近代著名爱国诗人《余达父诗文集》、《雅堂诗集》、《且兰考》、余祥元《挹梅楼诗集》和他自己的诗集《一泓诗草》。每项工作都巨秩浩繁，备极艰苦，宏模先生却慨然自任，直到退休后的今天，虽皓首皤然，年逾七旬，仍奔走呼号于道途，埋头劳作于汪洋文瀚之中，钩沉索隐，拾遗补缺，甘之如饴，毫不怨尤。为的什么?就是为了青年时代那个理想——弄清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也是为了本民族的进步发展。为此，宏模先生把自己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家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并为此毕生奋斗，作出了可贵贡献。他是彝族人民的优秀代表，他礼送了领主制度的消亡，也追随了时代的进步和彝族的新生，并推动了它的发展壮大。他的贡献已经超越了本民族的狭隘界线而及于其他各民族的整体发展和进步。1999年，宏模先生《一泓诗草》出版时，盛郁文教授和陇兆麟先生为他的《诗草》写了两首题序，对宏模先生的精神、人品、贡献作出恰到好处的评价。盛郁文教授在《一泓诗草成书喜赋》中写道：
扯勒多耆彦，节坚惟此翁。
持身严烈日，接物见光风。
三绝韦编奋，一泓骊句工。
壑舟何所虑，洒落自胸中。
陇兆麟先生在《宏模表兄诗选出版志记》中写道：
对物须中道，修身重至诚。
书香能继祖，故土再传经。
族绩追光大，亲邻赖复春。
传家无价宝，金玉授来人。
余宏模正是这样一个“书香能继祖，故土再传经”的人，正是这样一个至诚修身，光大族绩的人。
衍生阅读：关于余红模
余红模，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原所长，又名淑范，笔名一弘、耿恒，原籍四川省叙永县水潦彝族乡，1932年出生于昆明。1950年参加工作，曾先后就读于贵州省民族干部训练班，西南民族学院第一期，毕业后留校工作。1956年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五年制本科）读书；1961年毕业后在贵州大学历史系、贵阳第六中学教书。后调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历任《贵州民族研究》主编、编辑室主任、副所长、所长兼党委书记，1998年7月退休。 余宏模主要从事学术研究，曾组织领导贵州“六山六水”民族综合调查队，长期坚持田野调查，出版多种一族历史文化著作。并整理注释《时园诗草》、《四余诗草》、《大山诗草》、《园灵阁诗集》、《涿雅堂诗集》、《余达父诗集》、《且兰考》等彝族古籍出版；个人著述有《一弘诗草》、《明代彝族女杰奢香》、《黔西北民族调查研究文集》、《彝族历史文化论丛》；并参与西南民族学院校《彝族文学史》和《贵州通史》编写；《大山诗草》及学术论文《中国南方铜鼓德社会功能》等曾多次获奖。因学术方面的突出贡献，获贵州省人民政府颁发的发展科学研究有突出贡献特殊津贴证书，被选为贵州省第六届人大代表、省政协第六、第七届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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