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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狄马加的精神姿态、身份意识及诗性建构

作者：［澳大利亚］庄伟杰 发布时间：2020-06-27 原出处：《诗潮》2009年7期点赞+（）

2001年，正是互联网兴起的年代，彝-人-网团队便确立了构建彝族文化数据库的宏远目标，初心不改，坚持走下去。

【摘要】被誉为“彝族文化守望人”的诗人吉狄马加,用自己的心灵和生命编织属于自己的、也属于一个历经沧桑却充满倔强的民族的悲壮与神圣、光荣与梦想。他是自“朦胧诗”诞生以来中国诗坛的实践者和见证者。从诗艺的探索历程看,他有多方面的追求;从展示的诗歌世界看,其诗魂是彝人的民族精神。他是大地歌者,具有乡愁情结与忧郁气质;他的写作姿态,旨在重建历史与文化守望;他的人文关怀,重在现实关注与人类意识;他的精神资源,源于思接千载与多元色彩;他的诗性建构,在于返回自然的美学向度,等等。我们发现,吉狄马加的诗歌艺术总是在构建着属于自己的理想王国。因而,对诗人的身份与写作、个体诗学与诗性特征、个人诗歌生产与诗歌文化环境等盘根错节的相互关系进行考察,对我们探讨其诗歌的艺术形式、文化意蕴和审美内涵都深具启发意义。

【关键词】吉狄马加;诗歌写作;精神姿态;身份意识;诗性建构

被誉为“彝族文化守望人”的诗人吉狄马加,从走上诗坛的那一天起,就用自己的心灵和生命编织属于自己的、也属于一个历经沧桑却充满倔强的民族的悲壮与神圣、光荣与梦想。他最初绽放的那部深沉的《初恋的歌》已显峥嵘,获得中国第三届新诗奖。之后,他一路走来一路风光一路歌声,组诗《自画像及其他》获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诗歌最高奖;组诗《吉狄马加诗十二首》获四川省文学奖;此外,他用彝族人崇拜的三原色呈现的《一个彝人的梦想》获第四届民族文学诗歌奖;进入上世纪90年代则给诗坛和盘托出了《罗马的太阳》、《遗忘的词》等诗集。迈向新的世纪,他又推出《时间》《吉狄马加的诗与文》等著作。综观他所收获的盈芳硕果,我们发现,诗人吉狄马加已进入罗兰·巴特所说的秋天写作状态,即“在文化视野和诗美空间的拓展方面显示了他独特的审美体悟与审美个性,并以此为契机,写出了颇具史诗韵味的当代彝族诗歌的最新文本,从而使彝族当代诗歌站到了中国乃至世界当代诗歌的前沿。”[1]2006年10月,保加利亚作家协会为表彰他在诗歌领域的杰出贡献,特别颁发证书,证书题词为“保加利亚作家协会授予诗集《“睡”的和弦》作者吉狄马加证书,因其作品使世界更亲近、人民更智慧、生活更美好。”

在当代诗坛,人们总喜欢以“朦胧诗人”、“新生代诗人”、“先锋派诗人”、“70后诗人”,还有什么“中间代”、“第三代”等字眼,来对诗人进行群体划分并加以命名。或许,这在诗歌史的描述上有其方便之处。然而,面对一个具体的诗人,如此套用显然乏善足陈。因为不同诗人的写作与个人的成长往往千差万别。就优秀的诗人而言,其诗歌写作在形式层面、哲学层面和艺术视角等方面常常是多变的,在创作心态、精神姿态和身份意识等方面也各有千秋。吉狄马加就是这样一个很难归类的诗人,他生于上世纪60年代之初,却在同龄者中较早(新时期文学发端之初,即上世纪80年代初期)地登上诗坛。可以肯定,他是自“朦胧诗”诞生以来中国诗坛的实践者和见证者,面临着不断纷涌的各种大小诗潮和写作现象,他始终坚持走自己的路,从不目迷五色,摇摆不定地盲目跟风。从诗艺的探索历程看,他有多方面的追求;从展示的诗歌世界看,其诗魂是彝人的民族精神。换言之,吉狄马加的诗歌艺术总是在构建着属于自己的理想王国,守护着彝族文化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正是这种与众不同的特质,引发了笔者对其诗歌写作的精神姿态和身份意识的兴趣。因而,对诗人的身份与写作、个体诗学与诗性特征、个人诗歌生产与诗歌文化环境等盘根错节的相互关系进行考察,对我们探讨其诗歌的艺术形式、文化意蕴和审美内涵都深具启发意义。

一、大地歌者:乡愁情结与忧郁气质

要对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诗人,进行深入的解读、有效的阐释和准确的评价是一项颇为艰难且复杂的精神活动,尤其是对于一位已然在诗坛上产生影响、并拥有自己独特话语和艺术特质的优秀诗人。如果我们仅凭内心的感动和经验,显然是难以理想地抵达的。因为优秀诗人的成长历程是丰富多彩的、艺术世界是千姿百态的,其生命精神更是常常令人难以捉摸……

作为一个优秀的诗人,吉狄马加在他提供的诗歌文本里,能自觉地建立起自己的情感系统世界,既注视自己的成长,又关注脚下的土地,从而表达出一种真切动人的生命热望或者疼痛,那是个体灵魂与文化土壤相互交杂混融之后绽放的情感之花、缔结的精神果实。这是吉狄马加诗歌的一大重要命脉。这种命脉又往往是和童年、故乡以及滋养自己的土地等维系在一起。因而,从其诗作里,我们可以品味到一种乡愁情结,但这份情结并非简单的怀旧,也非田园牧歌式的吟咏,抑或是走出乡土之后的同情与怜悯。“这种乡愁情结是诗人心底里的民族意识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诗人民族文化忧患心态的折射,具有文化乡愁的特征。”[2]当然,还包含着诗人对自身的来龙去脉及其成长历程的回望,即对身份和归属的追寻与认同。

《自画像》是诗人用心律动、用情咏唱且凝聚着深沉色彩描绘的图画。诗作开篇直抒胸臆:“我是这片土地上用彝文写下的历史/是一个剪不断脐带的女人的婴儿。”对生养的故乡和大地母亲的眷恋所交织的难言而复杂的情绪,使诗人顿生无尽的感慨,并且发出属于故乡和土地的歌声:“啊,世界,请听我回答/我——是——彝——人”。这让人想起惠特曼那浑厚的属于美利坚的歌声。

吉狄马加怀有一颗赤子之心。当我们伴随着诗人律动的《回忆的歌谣》,发觉“就是那种旋律/远远地从大山的背后升起”,如此古老又神秘,就像诗人深深地爱着那片《土地》,“无论我怎样地含着泪对它歌唱/它都沉默得像一块岩石一声不响/只有在我悲哀和痛苦的时候/当我在这土地的某一个地方躺着/我就会感到土地——这彝人的父亲/在把一个沉重的摇篮轻轻地摇晃”。诗人的每一句话、每一支歌“都是这土地灵魂里最真实的回音”;每一句诗、每一个标点,“都是从这土地蓝色的血管里流出”。于是,在《黑色狂想曲》中,诗人要对一块巨大的岩石说话,因为身后站着“苦难而崇高”的人民,还有那些千年的悲哀和孤独,“要是岩石听懂了也会淌出泪来。”这些既怀恋又忧思、既感激又哀伤的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结,不仅有对土地和历史的沉思,也有对种族亲情的眷顾,而且其中弥漫一股悲悯情怀,那是大诗人艾青式的忧郁:“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难怪乎吉狄马加自言“只要听见故乡的歌谣,就会两眼含满泪水。”这种忧郁的诗人气质,同样成就了这位从大凉山出发的彝族诗人——

我写诗,是因为我相信,忧郁的色彩是一个内向深沉民族的灵魂显像。它很早很早以前就潜藏在这个民族心灵的深处。[3]

这当可视为诗人对自身生命和身份归属的探寻和确认,所以当诗人坐在自己的熟悉中重新倾听《部落的节奏》,无论是在“充满宁静”还是在“自由漫步”,抑或在“甜蜜安睡”的时候,便深深地意识到“就是这种神奇的力量/它让我的右手/在淡淡的忧郁中/写下了关于彝人的诗行。”

循着吉狄马加回荡萦绕的鲜活而忧郁的歌声,透过那些飞扬着浓烈而朴素的抒情,我们同样可以从其诗中呈现的意绪和情感脉络来解读诗人,从而抵达这个忧郁诗人倾泻释放而出的内在心象和精神图景。而这些不正是我们证明吉狄马加作为大地歌者的最好理由吗?

二、写作姿态:文化守望与重建历史

如果说阅读吉狄马加诗歌和阅读其人一样,需要采用多维度视角的话,那么,从诗人的写作姿态切入,不啻是解读吉狄马加其人其诗的一种理想而有效的途径,也是难度之所在。

众所周知,许多年来,吉狄马加在诗人、文化守望者和国家公务员之间来回穿梭,其长袖善舞堪称为一道既动人又耐人琢磨的景象。尽管在文学史上这种景象并非吉狄马加专属,而是不绝如缕,甚至成为中国文学史的一种“传统”而延袭至今。中国历史上“以诗取仕”的现象所潜在的深刻复杂的人文含义,以及由此生成的文化缘由,让历代史家们铺排出了多少广为流传的历史叙事。观察和评析吉狄马加及其诗歌,同样无法回避这个交汇而重叠的历史视点。诚然,倘若我们将吉狄马加和历史上同类型的诗人相比较定然会有牵强附会之嫌。然而,有一点差别需要特别指出:作为彝人儿子的诗人,从这土地蓝色的血管里流出的情感色彩多少生发出某些带有个性化的遣兴抒怀之作,但其主体却是作为一个现代诗人重新构建的、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彝族诗歌王国。在其诗中,饱含着大地的忧思和历史的沧桑,承载着民族身份的标示和民族文化的积淀,传递着民族心理、民族尊严和民族精神的本质属性,含纳着鲜明的时代特性、生命体验和思想蕴涵。为此,他自觉地意识到自己所肩负的职责和使命,投入到追溯历史记忆与书写现实生活的创作之中,真实地展示自身民族文化的生活方式,诚挚地表达了民族文化的精神诉求,既体现出对彝族文化的现代性焦虑,又折射出对彝族文化的未来思考,呈示出廓然大公的悠深高远的境界。小我隐遁,远逝的历史使命感俨如《黑色的河流》再度向我们纷涌而至,这是对彝族诗歌在很长时间里徘徊于民间歌谣和谚语阶段的巨大超越,也显示了诗人与他的古典先贤们保持了足够的距离。因而,其诗歌文本总是不断地让受众所接纳并获得广泛的认可。这不能不说与诗人的写作姿态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

毋庸讳言,对于我的部落和那长长的家谱来说,我将承担一种从未有过的使命。面对这个世界,面对这瞬息即逝的时间,我清楚地意识到,彝人的文化正经历着最严峻的考验。在多种文化的碰撞和冲突中,我担心有一天我们的传统将离我们而远去,我们固有的对价值的判断,也将会变得越来越模糊。我明白我是这个古老文化的继承者,我承认我的整个创作,都来自我所熟悉的这个文化。[4]

细读这段话,可以体察到诗人激扬文字的创作心态。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潜在的含义:内省、抱负和使命。对诗人而言,内省多么重要,这是一种自觉的驱使、意识的觉醒,也因此决定其抱负,即作为古老文化的继承者必须肩负的使命。可见,在吉狄马加身上,诗人与文化守望者的距离是如此之近,以至难分难辨。之所以在这两个点上不断游移或换位,使之或交融或重叠,在于诗人的敏锐触觉和作为守望者的执著思考,在于他始终抱着坚定的信念进行探寻和渴望。于是,从昨天到今天,从过去到现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吉狄马加笔下的诗歌世界日臻阔大和深远。明白于此,其闪烁的文字中无所不在的精神意向和探索姿态就找到注脚了;同时可以看出,他的文字趋向深沉凝重乃是其艺术使命感使然。在一个诗歌艺术收缩为个人化或注重自我意识的年代,吉狄马加逆流而上,他明白了自己作为“继承者”的角色,企冀在对彝族文化传统的坚守中,实现重构书写民族精神史和心灵史的愿景。其文字所形成的凝重深沉的色彩,只要从彝族文化最崇尚的红黄黑三种色调中便可窥见一斑——

我梦见过黑色/我梦见过黑色的披毡被人高高地扬起/黑色的祭品独自走向祖先的魂灵/黑色的英雄结上爬满了不落的星/……

我梦见过红色/我梦见过红色的飘带在牛角上鸣响/红色的长裙在吹动一支缠绵的谣曲/红色的马鞍幻想着自由自在地飞翔/……

我梦见过黄色/我梦见过一千把黄色的伞在远山歌唱/黄色的衣边牵着了跳荡的太阳/黄色的口弦在闪动明亮的翅膀/……

这首题为《彝人梦见的颜色》的诗作,用红、黄、黑三种色彩作为文化符号,来表达彝族人的内在精神象征,进而表现出一个民族性情格调的坚韧与壮烈。如果说红色象征着火的神圣、黄色意味着精神的永恒、黑色代表着铁质的刚强,那么,诗中通过三原色组合律动的节奏,以凝练的笔墨营造的韵律所强化的抒情性和表现力,当可作为一个古老文化继承者的诗人,为民族精神立碑存照的诗歌美学理想。

置身于当代文化语境中,以个人话语、个人经验为主调的个人化写作,往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以至于有泛滥成灾的症状。瞬间感、碎片化、段子式遍地丛生,随之而来的是对于那种建构民族历史、文化记忆及时代公共性话语的努力却遭受严重的质疑。面对着各种各样的文化思潮和诗歌潮流,吉狄马加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的冷静面对以及明智的坚守,并从中超拔而出,从而当之无愧地成为当代彝族诗歌的开拓者,即“用诗歌承托起对于一个民族的使命,用诗歌代表一个民族发言,所以,他的诗具有明显的民族文化身份,起到了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代言人的作用。”[5]我们倾听着诗人在诸如《老去的斗牛》《黑色河流》《母亲们的手》《头巾》《彝人之歌》《催眠曲》《故土的神灵》《一支迁徙的部落》《最后的传说》等一系列诗作所倾述的对象、把握的题材和营设的氛围中,可以感受到一种场景感、时空感和历史感相互映现而构建的独特的史诗性语言方式,那些流畅的主题叙事,如历史本身的在场,让我们禁不住驻足观赏。这是吉狄马加在创作实践中以探索姿态,穿越在时空交汇的漫漫长河中,以饱满激情和文化精神驾驭历史的能力,充分释放出来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或者说,他试图在当代文化语境中重建全新的艺术营构和抒情表意体系,借助现代诗的书写技巧和表达方式,传达自身的文化记忆、生命意识和精神诉求的深层历史变迁,从而担当起传承族群文化历史的使命和责任。

三、人文关怀:现实关注与人类意识

告别大凉山走向更为广阔天地的吉狄马加,可能是与生俱来流淌着先祖英雄的血液使然,可能是感受到了现代文明冲突日益剧烈的现实焦虑,可能是诗人特有的禀性所能动的艺术敏感力,一种责任意识在其身上始终挥之不去。在笔者看来,与其说这是一种责任意识,毋宁说是一种见识和视野,其中更多的是来自作为彝人之子固有的文化基因、人生阅历和创作实践,另有一小部分来自于作为国家公务员的人生历练。这些均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影响了他观察事物、洞识人生、渴望世界的特殊角度乃至某种高度,从而平添了作为文化守望者的诗人所具有的忧患意识和人文关怀。如是,他时而对母性的土地义无反顾地投以深切的凝视,时而对现实生活给予酣畅淋漓的热情拥抱,时而又力图超越现实将艺术触觉伸向更为遥远的未来。尤其是对当下的生存追问和对当代人精神状态的关注,诗人都当成是一种道义选择,更是一种勇于承担的诗歌艺术选择。

从诗人的身上可以看出,吉狄马加的优势在于对土地的咏叹和重建历史主题性写作中所获得的历史文化坐标,成为他洞观世态人情、判断价值取向并表达当下经验的立足点和出发点。面对纷繁复杂的当代生活,他同样面临着两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一是如何更深层地审视和表达现实境遇下,自身族群文化的生存状态和精神意识;二是怎样更巧妙地超越现实即在接受现代人类文明的同时,既延伸视域又回归家园。于是,他更多地以现代审美和艺术视野,描绘了多姿多彩的生活场景、风土人情和文化习俗。他写老人、少女、骑手、猎人、英雄、祭司、酒徒等各色人物,写太阳、土地、岩石、河流、禅寺、土墙等自然风物,写表现彝人生死观的火和对人类永恒母亲的歌唱,写域外风光和献给土著民族的颂歌……他善于从生存环境和自身所处的环境中,去捕捉人类心灵中最值得感动的最柔软的部位,表达对美与善的向往和追求。其形成的现实关怀意识,得力于多种元素的合力作用。然而,作为彝族文化代言人的身份角色,一方面,他担心彝族文化如同非洲土著文化一样被现代文化所同化或吞没,忧虑我们会否成为一个抽象而毫无特色的地球人;另一方面,又将外来文化灌注到彝族文化的血液里,保持着对土著文明的既融入又超越的距离,浸透着诗人对本土文化深情的眷恋,从而深切地传达了回归故土、重新挖掘历史文化意蕴的强烈愿望。这些从诸如《黑色的河流》《献给土著民族的颂歌》《追念》《反差》《岩石》《最后的酒徒》等诗中均能找到注释。

“真正的诗,离人类生命的本原是非常近的。有的其实就蕴藏在人类生命的本原中。”(吉狄马加语)。这种充满着人性的终极关怀意识,即诗人对生活、命运、人性及人的价值意义有了一种形而上的思考,竭力追寻生命的永恒。《在绝望与希望之间》这首写于2005年的诗篇,是诗人对发生在两个不同地域和不同民族的真实故事,所引发的对于人类现实世界和生存状况的思考,吁请不同宗教、不同信仰、不同种族、不同国籍的人们和平共处。“在绝望与希望之间/只有一条道路是唯一的选择/——那就是和平!”这是诗人忠实于自己的心灵、满怀良知的人道精神以及敬畏生命、热爱和平而闪烁的思想光芒。由此隐约可见,他的诗歌浸润着浓郁的人类意识、博爱情怀和人道精神,彰显了诗人那种超越种族情感的对于人类命运的人文关怀,同时与自己的生命体验、生存追问和生活经历融为一体。

《时间》是一首颇具智性色彩且感性丰盈的力作,富有现代意味的诗性表达,让我们看到存在于人类经验中的时间意识,“一头连着宇宙意识,另一头连着生命意识。”[6]堪称与天地同在。只有当人类意识到它的存在时,才会有对时间现象的一种真正界定。然而,正是这无所不在的时间,改变了一切精神和物质的存在方式。

在我的故乡/我无法见证/一道土墙的全部历史/那是因为在一个瞬间/我无法亲历/一粒尘埃/从诞生到死亡的过程/哦,时间!/是谁用无形的剪刀/在距离和速度的平台/把你剪成了碎片

其实,时间与生命一样渐行渐远,两者关联的直接结果是人类自身对时间的认识,是作为一种生命活动嵌入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之中。那些由历史沉淀下来的文化密码的象征意义自古至今一直为文人所喜好,而这些又无不与作者的心理刻度相对应。吉狄马加面对不息流动的时间,进行人文化时间刻度的选择,来表达自己对时间和生命的理解。难得的是,他能站在哲学的高度静观时间,寻求时间给人类文化带来的一种内在丰富性。“它永远在死亡中诞生/又永远在诞生中死亡/它包含了一切/它又在一切之外/如果说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真正的不朽/我敢肯定地说:那就是时间!”在这里,“除了包含着他所属彝民族的民族精神和历史生活,同时还包括他所属人类的历史及生命永恒的前行步伐。”[7]

吉狄马加对于现实人生的关注与思考,对生命意义和人类意识的探寻和执著,往往借助诗歌与包孕自我意味的精神书写,收发自如地展示了人类的生命历程和精神历程,并达到了相当深刻的艺术高度。

我历来相信,诗歌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依然是人类精神世界中最美丽的花朵,只要人类存在,诗歌就会去抚慰一代又一代人类的心灵。诗歌作为人类精神财富中永远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它将永远与人类的思想和情感联系在一起。[8]

这就是一个彝族诗人之所以钟情于诗歌,把写诗作为毕生理想事业的根本缘由,因而,随着岁月的递增嬗变,诗人不断地把视点投注到关于人类的思想,人类对生命、死亡、时间等终极性命题的深度思考和追问,包括对存在、对个体生命的理解和体悟。

四、精神资源:思接千载与多元色彩

哥伦布在发现新大陆时说过:“这里有利于健康的河流交织,有的树在开花,有的树在结果。”吉狄马加诗歌创作最令人瞩目的,是他作为彝族诗人所闪耀的、与众不同的缤纷异彩。作为一个彝族文化历史的现代诗歌书写者,他是十分幸运的。然而,人们更多地注重诗人的创作中关于民族文化的历史主题性写作,往往忽略了吉狄马加的丰富性。譬如诗人个体的心性表达,超越现实和历史的哲理之思,浓厚的古典情结以及浪漫的情怀与凝聚的现代色彩等等。当我们把视线转移到诗人那些神游万仞、精骛八极的诗歌文本,可以窥见,在其构设的各异情感谱系中,诗人以浪漫的想象梦萦魂牵于古今中外文学世界时,同样获得了丰富的感受和回馈,并以一个现代诗人的角色显示出超群的潜质。其中所散发的滋味和拥有的力量,只要从诗人生花妙笔的文本中,可以发现到许多有意味的“花”与“果”。这对于我们了解诗人的心路历程和成长过程,或者说,用来探究一个诗人走上写作道路的真正诱发点、以诗歌艺术实现自身梦想的重要途径乃至具备多种文化元素的审美拓展等,的确有着不言而喻的启示意义。

如果说梦萦经典与神游万仞是吉狄马加的主要精神生活方式之一,那么,作为一个自觉为民族精神立碑存照的文化代言人,他比同龄者更为敏感的是,从出发的那一天起,他考虑得最多的就是怎样用全人类的优秀文化来武装自己和打造自己。而作为关注现实问题并为此忧虑的诗人,当他聆听到来自遥远的精神呼唤,则试图在古今中外文学世界里找到心灵栖息的处所,并从先贤的智慧和情怀中获得启发。对此,诗人自言所接受的文化影响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自身民族的文化影响;二是汉语创作的文学经典;三是外国文学。

我个人深受彝族原生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彝族的创世史诗和古老民歌。诗人需要从原始文化之中汲取营养,这对诗人来说很重要。同时还要汲取大自然的养分,并从中获得想象力和创造力。对我的文学的影响,第二是来自于用汉文创作的文学经典。这个范围很广,包括《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到“五四”以来的所有的用汉文写出的优秀作品。尤其是闻一多、艾青等人的作品,对我影响非常大。第三个是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对于改变我的整个诗歌观,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我的创作一直受到非洲、拉丁美洲文学的影响。[9]

缘于此,吉狄马加的这种认识不仅带来了诗歌艺术实践的重大变化,而且为其诗歌创作道路拓宽了新的思路。在其创作状态中,并非只是以浪漫的想象来“复原”远古世界的图景,也非是为了怀旧与慕习,而是善于吸收其中的营养加以熔铸新肌,为我所用。于是,他常常在诗歌艺术世界中精骛八极,任由才情和想象驱驰,让文字趣味和诗性表达更能展示出富有现代意识的色彩和情调。因为在诗人看来,只有具备一种人类意识和广阔的文化眼光,并创作出能抚慰现代人灵魂的、给予我们生活勇气、带给我们温暖和希望的诗歌才能成为永恒,也才是诗歌的真正本质。正是这些丰富的精神资源,使诗人开始写诗的时候就用一种全新的方式进行,同时明白了一个诗人必须把自己的命运与自己的民族和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一个诗人要真正成长起来,就必须接受各种文化的影响和养育。我的思维方式常常徘徊在汉语和彝语之间,我的精神游移在两种甚至多种文化的兼容与冲突之间。”(吉狄马加语)

看来,构成吉狄马加写作的艺术来源,已经渗透到他流动的精神血脉之中,好像是不断分裂派生的基因,架构起吉狄马加诗歌的肌体。但作为独创意识很强的诗人,又与他独特的个性特征相融合。由于地域环境、人文风情、自然万物的熏染与陶冶,他个性气质中潜在的粗犷与朴素二重性得到充分的发挥。因而,对现实生活的激情拥抱强化了其豪迈、宏阔、雄壮的一面,而文化心理积淀与中西文学熔铸则增进了其敏感、细腻与沉静。这种立体感的个性特征,融汇普希金的明快朴素、聂鲁达的睿智深邃、洛尔伽的节奏旋律、帕斯的哲理诗性、申·博尔斯卡的简洁有力、塞弗尔特的朴实无华以及唐宋诗词的精致清新、艾青的忧郁深沉乃至舒婷的温情细腻于一身。并且找到了属于诗人自己的位置。

《史诗和人》借助传统的铺排手法,在抒情中展开的庄严舒缓如黄钟大吕之音律,通过《勒俄特依》这部流传至今的彝族史诗引发而出的万千感叹,诗人仿佛在神游中看见“远古洪荒的地平线上/飞来一只鹰/这时我看见未来文明的黄金树下/站着一个人”;《龙之图腾》在一咏三叹中以铿锵的节奏抒发了东方古老泱泱国度的神奇和美丽,让诗人感受到来自历史深处的“一个神秘的彩瓶/便绘有人首蜥蜴身/女祸的传说很真”。值得一提的是,他近期精心创作的大型音乐史诗《秘境青海》,是诗人以独特眼光走进富有神奇魅力的青海之后,进行一种有难度的艺术尝试。整部诗剧以现代精神,站在哲学的高度思考并重新审视一个古老的神话,诗性与哲学互映、自然观与生命观并重、古老神话与现代意识共舞,通过东方第一神“西王母”的形象,彰显了伟大的善、崇高的美和哲学意义的本真。[10]也许,这是吉狄马加不经意间为当代人留下的一道特殊的诗意风景。

“我写诗,是因为我异想天开/我写诗,是因为我会讲故事。”[11]吉狄马加不仅是一个擅长营造“异想”和讲述“故事”的诗人,而且是勇于追寻世界的奇异或存在的神秘而挺进历史的纵深地带,然后又重新返回生命和自然本身的探寻者。他自言在写作时,“一直强调要写出我们民族生活中的人性光辉和美好的心灵世界。对太阳、土地、河流、森林、原野、群山等等这些养育了人类原生文化的母体的赞颂,从来就是我诗歌的主题。”[12]拥有这些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写作资源,诗人笔下所展示的诗性世界显得日臻博大和丰沛。从题材开掘上观照,既有吟唱土地和缅怀历史的创作,也有关注现实和关怀人类的书写,又有古典诗意和浪漫情怀的表现,即具有时空感、历史感、现实感;从审美样式上看,诗人在构建历史的崇高雄浑图像和长期主题创作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美学趣味和文字特色,即充满抒情性、史诗性、现代性,这“三感”与“三性”所构建的独特审美格调,正是吉狄马加在当代诗坛和彝族文化历史中的价值意义之所在。

由于吉狄马加自认为外国文学对其诗歌观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因此从西方现代文学中“拿来”的诗艺技巧,尽管可以很好地阐释吉狄马加诗歌的艺术特点和文体的现代性,但本文不拟在此层面上展开探讨,因为这早已在学术界的视野之内。然而,通过以上的探析足以说明,通过对东西文化诗学传统中的诗学资源的不断汲取,吉狄马加诗歌为当代诗坛的写作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即诗意化的想象空间和多元化的审美空间。

五、诗性建构:返回自然与美学向度

吉狄马加的诗歌写作,大多源于大自然中无处不在的生命灵性,以及对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的沉淀和蕴蓄。在诗人那里,人与历史就像一个苍凉的手势,那些熟悉而陌生的生命在他笔下生动地凝聚为舞蹈的精灵。其中,有美丽的忧伤也有执著的力量,有人性的光泽也有生命的颤动。这些都成为吉狄马加诗性建构的坚实基座,或许并不巍峨高耸,却赤诚、朴素而真实,激荡着活力与生机,弥漫着诗意与温情。诚然,吉狄马加笔下的历史带有悲哀与痛苦的气味,乃至有着千百年来编织的“黑色的梦想”,但在超越俗世的精神神话及其诗意的笼罩下,历史会因此而充溢希望,闪光发亮。因而,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其诗歌中构建的形而上的艺术向度,充盈着盎然的诗意。诚如海德格尔所言:“作诗并不飞越和超出大地,以便离弃大地,悬浮于大地之上。毋宁说,作诗首先把人带向大地,使人归属于大地,从而使人进入栖居之中。”[13]的确,面对诗意的精神领域,只有超越历史,领悟自身的存在,才能创造出自身存在的价值。在诗意的居所中承载着的每一个存在的个体,一旦在现世的张力中展开自己的人生历程,便会成为一个自担重任的自我超越者。

诗作《土地上的雕像》写我要用脚下的泥土,为出嫁的姐姐虔诚地塑像,全诗通过“少女蓝色的梦”与“猎人失落的枪”搭建起了生与死之间沟通的桥梁,这种超越了爱恨情仇的常态情感,在诗意的哀伤中没有丝毫的绝望和阴晦,而是升华为一种自然生命意识。《英雄结和猎人》和《森林,猎人的蜜蜡珠》,则分别通过彝族男子的头饰和彝族人常用的一种饰物的描述,在对历史的穿越中完成了诗性空间的精神建构。《猎人的路》,则通过一个老猎人的话娓娓道出:“如果死了还能再活一次/原谅我,我依然还会选择/做一个崇尚英雄和自由的彝人!”这是以个体的视角来解读现实人生,是从历史的表象背后探测族群生存的价值。现实生活中彝族人群的生存状态有来自于个体痛苦不幸的经历,有来自于生活方式的落后以及生存环境的制约等构成的威胁,但他们的生活同时弥漫着诗意,那祖先的图腾、绵延的群山、自由的森林、河流之上的那一片天空,那原始美的衣裳、彝人古老的葬礼、篝火旁古朴的舞步、黄昏路口难以忘怀的民歌……这些离都市人近在咫尺、却又那样遥不可及的情景,都成为吉狄马加面对现实生活层面构建诗意空间的诗性存在,以及对生命意义、灵魂安顿、情感寄托和精神寓所这些诗意栖居之维的内核。当人类文明历史之河在自我构筑的价值体系内永不停息地向前流动时,生命的诗意常常因此而随风飘逝。吉狄马加却能透过生存本相和生命渴求,指向一种富有诗意、温情乃至崇高的精神向度,让人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和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贯穿吉狄马加诗歌的两个重要视点——回忆与死亡。那是为了追溯生命本源去探寻超越历史返回自然的方式。回忆,无疑是美好的,是文学(诗歌)最叫人亦喜亦忧的“动感地带”。在某种意义上,文学就是记忆或回忆。吉狄马加善于以回忆的表述方式或借助记忆的镜像来观照世界。在他早期的诗作中,无论是写总有那么多甜蜜回忆的《头巾》,还是写“没有一点声音/但弥漫着回忆”的《失去的传统》;无论是写《回忆的歌谣》那种“远远地从大山的背后升起”的多彩旋律,还是写《岩石》所带来的“无边的梦想,迷离的回忆”;无论是回忆“我听见了她的最后/一句话语”的《题纪念册》,还是写“献给我的汉族保姆”的《题词》,抑或是写《往事》、写《依玛尔博》、写《故乡的火葬地》……这些沉重而美好的回忆,调动起诗人对生活和生命的感觉、热忱和内在冲动,铸就成如歌如诉的诗性及闪烁着人性光芒的文字,并把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的关系,把地域文化中潜在的特质和美感表现得淋漓尽致,从而在回忆的书写中别开一番生动的描绘和真实的裸呈。

与回忆的方式相比,死亡书写在吉狄马加诗里就更具意味了,可谓或隐或现地贯穿其中。在早期的《自画像》题记中,诗人就意识到“在这块土地上,因为有一天你会自豪地死去。”并且相信“人死了安息在土地和天空之间”。于是,面对神秘的死亡,引发了他对人生的思考,直观的感觉也好、玄思的品质也罢,皆是对生命旅程走向终极的本真状态的展现。那些有感而发的从心灵流淌出来的东西,一旦穿越了时空间的维度,直抵人的内心,便能产生一种特殊的震撼力。

我是一千次死去/永远朝着左睡的男人/我是一千次死去/永远朝着右睡的女人/我是一千次葬礼开始后/那来自远方的友情/我是一千次葬礼高潮时/母亲喉头发颤的辅音(《自画像》)

它有气无力地躺在牛栏里/等待着那死亡的来临/一双微睁着的眼/充满了哀伤和绝望(《死去的斗牛》)

在死亡的身边喧响,祖先的图腾被幻想在天上。(《黑色河流》)

在活着的时候,或是死了/我的头颅,那彝人的头颅/将刻上人类友爱的诗句。(《古老的土地》)

没有结局/不一定就没有死亡(《致自己》)

在那山岩的最高点/沉睡的鹰爪踏着梦想的边缘/死亡在那个遥远的地方紧闭着眼

啊,黑色的梦想,让我伴随着你/最后进入那死亡之乡(《黑色狂想曲》)

我们的两眼泪水剔透/那是在为智慧和精神的死亡/而哀伤(《守望毕摩》)

一个崇尚自由的灵魂/为了得到人的尊严和平等/有时候可供选择的/只能是死亡!(《马鞍》)

那一天她死去了,脸上挂着迷人的微笑/岁月的回忆在她眼里变得无限遥远/而这一切都将成为永恒(《题辞》)

死亡的梦想/只有一个色调(《白色的世界》)

我看见那些早已死去的亲人/在这土地上无声地汇聚/他们紧抱着彼此的影子/发出金属断裂的声音(《故乡的火葬地》)

一切生的开头/就是死的结尾(《无题》)

只要是真正的男人/就应当这样——/无畏地/举起生命和死亡的宣言。(《孩子的祈求》)

死亡像一只狼/狼的皮毛是灰色的/它跑到我的木门前/对着我嗥叫(《最后的传说》)

战栗的是土地,高举着变了形的太阳/把警告和死亡,送到苦难生灵的梦魂里(《火神》)

吉狄马加的诗中,有关“死亡”的意象占有极大的比重,堪称俯拾皆是。这些诗句或激越,或凝重,或多彩,或迷离,或哀婉,或感慨,有动有静,有悲有喜,既具震撼性又具穿透力。有时令人扼腕叹息,有时深感相当无奈;时含审美之维,时富哲理意味;或能开启情思之张力,或属神秘朦胧之呓语;偶有混沌状态下的沉思,时有顿然清醒时的感怀……

如果说,吉狄马加诗歌常常笼罩于一片回忆的氛围,这种方式是自由流动在过去、未来、现在之间的话,那么,诗人以神秘的“死亡”作为一种运思方式,在内心却实现了与存在的对接,从而完成心灵对神秘世界的感应。其实,吉狄马加笔下的死亡是作为一种审美判断而存在的,是在死亡中寻觅着闪烁诗意之光的人性化的生存状态。从早期作品中死亡书写多停留于现实层面,到之后开始直面生死、超越了现实来看,他更多的是在自然宇宙的背景中来诠释死亡。当生命面对自然的永恒,最终必将要超越死亡。中国古代民间叙事中将宇宙分为阴阳两极。阳间喻为生命(人间),阴间代表着死亡。但两者并非平行的二度空间,阴间是阳间继续,死亡则是生命的延伸。无论是静观或凝视,还是回眸或冥思,两者的相互缠绕使生命在返归自然时获得一种永恒。

人类的历史在日渐构筑起的钢筋混凝土大厦中不断迷失自我的同时,往往导致自然被历史所遮蔽。在喧嚣浮躁的时代,自然的人性正被欲望的深渊所吞噬或扭曲。放眼诗坛,很多诗人的写作在这种境遇下常常沉没于所谓经验之中,譬如“下半身”、“梨花体”等花样的故作惊人状,充其量只是昙花一现。究其源在于这种写作对存在对诗意缺少一种起码的敬畏之心。吉狄马加始终抱守和追寻更崇高的美学向度,重新激活文化的记忆,让诗性建构的艺术世界,涌动着诗意、温情与忧思,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凸显出自身的意义。这种写作姿态在通往诗意存在的旅程上,让我们更清晰地领略到吉狄马加诗歌写作的精神空间、文化意蕴及其诗性建构的价值取向,触摸到诗人的思路及其审美脉络。“从他的作品的深度和广度来看,诗人吉狄马加不仅属于彝族,也属于中华民族,还属于世界。可以说,他是用汉语写诗的人类代言人之一,他是一位真正的诗人。”[14]于是,在当代诗坛,其重要性就显得不同寻常了。

注:

[1][2][5] 杨宗泽:《吉狄马加诗歌: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的代言人》,转自吉狄马加《时间》,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1-325页。

[3][11] 吉狄马加:《一种声音——我的创作谈》,见《吉狄马加的诗与文》,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09、406页。

[4] 吉狄马加:诗集《时间》封底,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6] 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0页。

[7][14] 绿原:《吉狄马加:一个真正的诗人》(代序),见《吉狄马加的诗与文》,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8][9][12] 吉狄马加:《一个彝人的梦想——漫谈我的文学观与阅读生活》,见《吉狄马加的诗与文》,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97、378、383页。

[10] 参见高小立:《一次酣畅淋漓的拥抱——访大型音画史诗〈秘境青海〉编剧吉狄马加》,见《文艺报》2009年3月3日。

[13] 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4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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