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发能丨岁月不语，往事难忘一一由栽杜仲想到的
一晃二十五六年过去，岁月冲淡了许多往事，可当年在午街铺镇林树村委会发动群众栽种杜仲的一幕幕，却依旧清晰如昨。如今我已是六十一岁，从民办教师起步，先后在村公所、乡镇办公室、午街铺镇政府、县政协、县环保局六个单位工作，岗位几经变换，初心始终未改。每每想起林树村的杜仲林，心中仍是五味杂陈，有当年昼夜奔波的辛劳，有干群同心的热忱，更有事后回想起来的可笑、无奈与深深的可悲，也让我对那段岁月、那些决策，多了几分沉重的反思。
那是2001年，我在午街铺镇担任副镇长。2002年，按照镇党委、镇政府领导分工，联系包抓林树村委会全面工作。当时县里统一部署任务，在全县大力推广栽种杜仲，会上反复宣讲：杜仲全身都是宝，树皮入药、叶子制茶、枝干可用，只要栽下去、管护好，销路有保障，将来就是老百姓的“摇钱树”，是实打实的致富产业。
政策听起来前景光明，可一到村里就寸步难行。林树村委会所属的林树、小笼桥、大笼桥、大平滩、老板田几个彝汉杂居的村子，都是典型的山区，山高坡陡石头多，土地薄、路难行，群众祖祖辈辈靠种庄稼糊口，实在、本分，也最怕吃亏。让他们把赖以生存的土地腾出来种树，将来卖不出去怎么办？地占了、粮没了、钱见不着，一家人靠什么糊口？群众心里没底，抵触情绪极强，任凭我们怎么劝说，都不肯接受。
任务压在肩上，工作推不动，我第一时间找到村里的村干部们商量。当年和我并肩作战的，有李本林、唐宝云、王汉德、毕树芳、冯汉元、黄强、黄建生、虎昂光等同志。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本村人，熟悉民情、心系群众，是我最亲密的战友、最真心的朋友，也是最踏实、最可靠、最能干的一班村干部。有他们在，我心里就有了主心骨。
我们当即决定：白天群众下地干活，家里没人，就晚上入户，打着手电筒，一家一家做工作。那些日子真是艰苦，乡村夜晚漆黑一片，没有路灯，全靠一支手电照亮坑洼土路，山路崎岖、杂草丛生，再加上家家户户养狗，犬吠声此起彼伏，听得人提心吊胆。我们每人手里攥一根木棍，一边走一边吆喝，既要照路，又要防狗咬，常常一晚上跑下来，满身尘土、筋疲力尽，却没有一个人叫苦退缩。
唐保云处事稳重、考虑周全；毕树芳作风泼辣、敢闯敢干；王汉德心思细密、耐心细致；李本林踏实肯干、任劳任怨；黄强、虎昂光等一班人也跑前跑后、全力配合。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一户人家跑三五次是常态，有的甚至要跑七八次，硬是凭着一张嘴、两条腿，把群众的思想一点点做通了。
也就在这段入户宣传、发动群众的日子里，我们遇到了一件至今想起来都心绪难平的事。
当时村里有不少贵州来的外地人，在林树村委会的几个村子打工，帮着农户垒墙埂、砌围墙。他们常年在外奔波，见多识广，在和我们闲聊时，毫不避讳地说：他们贵州老家早就栽过很多杜仲，而且还是金丝杜仲，树都长到碗口粗了，可最后没人收购、没有销路，还不是全都挖了、砍了，白白浪费力气，根本不像宣传的那样能赚钱。
这话一出口，我们在场的干部心里顿时“咯噔”一下，当场就起了疑心：县里这样大面积推广杜仲，到底靠不靠谱？会不会真的像贵州人说的那样，到头来一场空？
可在那个年代，上级安排的任务，下级只有执行的份，即便心里有疑虑、有担忧，也不敢说、不能说、更不敢公开质疑，只能硬着头皮往下推进。一旦这话在村里传开，本来就难做的群众工作会彻底崩盘，前面所有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
我们当时只能赶紧制止他们，半是劝说半是提醒：“这话可不能乱讲，传出去影响不好，你们在这儿打工，还要靠这份活计谋生，要是影响了工作，对大家都没好处。”
为了圆回场面，为了不影响栽杜仲的工作推进，我们还只能硬着头皮辩解：“我们这里栽的不是普通杜仲，是金丝杜仲，和你们贵州那种金丝杜仲不一样，品质更好、价值更高，将来肯定有销路。”
现在回想起来，这番辩解是多么苍白，多么牵强，多么自欺欺人。
所谓金丝杜仲、普通杜仲，说到底差别并没有那么大，我们心里其实也清楚，这不过是为了推进工作、稳住群众、掩盖内心不安的一句托词罢了。
一晃二十五年过去，当年的场景历历在目，如今再细细回味，只觉得无比可笑，又无比无奈，甚至无比可悲。
可笑的是，我们明明听到了前车之鉴，明明心里已经打鼓，却只能违心地辩解，用一个并不成立的说法去说服群众，也说服自己。
无奈的是，身在基层，我们只有执行权，没有决策权，即便预判到可能有风险，也只能跟着往前走，身不由己。
可悲的是，后来发生的一切，真的被贵州那几个打工人言中了。
我们千辛万苦做通工作，在林树村种下上百多，亩杜仲，群众精心管护四、五年，树长到了碗口粗，枝繁叶茂，眼看就要见效，结果当初承诺收购的老板失信失联，县里再无后续安排，杜仲彻底卖不出去。
希望瞬间破灭，群众的心彻底凉透。
村里渐渐流传出一句心酸又无奈的顺口溜：
“杜仲杜仲，肚子都急肿了！”
一句大白话，道尽了多少失望、焦急与委屈。
后来，我已调离午街铺镇，到县上工作，始终牵挂着那片杜仲林。等我再回到林树村，看到昔日碗口粗的杜仲树，大多已被老百姓砍伐，土地重新种回了庄稼，曾经郁郁葱葱的林子，只剩下零星几棵孤零零立在田边。
我站在山坡上，久久说不出话，心里满是心疼与惋惜。
这片林子，倾注了我和李本林、唐保云、王汉德、毕树芳、冯汉元、黄强、黄建生、虎昂光等一班村干部的全部心血；承载了全村群众的信任与期盼；我们顶着夜色、冒着狗咬、磨破嘴皮，日夜奔波，好不容易把工作做通，把树种下去，把希望栽下去。
可最终，因为上级在产业谋划、市场对接、后续保障上的失误，因为只重开局、不重结局，只重任务、不重实效，好端端的产业变成了烂尾工程，满怀的希望变成了一场空，让群众寒了心，也让我们基层干部左右为难、满心愧疚。
二十六年过去了，我早已退休，回望一生走过的路，在六个岗位上兢兢业业，始终对得起良心、对得起职责。可林树村这片杜仲林，终究成了我职业生涯中一段难以释怀的记忆。
我怀念当年一起并肩作战的村干部们，他们是我真正的战友、朋友，是最踏实、最可靠、最能干的基层干部；我也心疼当年信任我们、配合我们的淳朴群众，他们满怀希望，却换来一场空欢喜。
更让我感慨的是，有些决策，看似声势浩大、初衷良好，却缺乏实地调研、缺乏市场论证、缺乏后续闭环，只凭一腔热情层层下达任务，最后留下一堆难题，抛给基层，抛给群众。
当年我们制止贵州打工者说话，硬编出此“此金丝杜仲”不是“彼金丝杜仲”的说法，现在想来既可笑又心酸。
而那句“杜仲杜仲，肚子都急肿了”，不仅是群众的无奈叹息，更是对形式主义、拍脑袋决策最朴素、最沉重的批评。
岁月不语，往事难忘。
只愿后来者做决策、上项目、抓产业，多一些实事求是，多一些长远考量，多一些责任闭环，少一些拍脑袋、少一些一阵风、少一些虎头蛇尾，再也不要让基层干部左右为难，再也不要让老百姓空欢喜一场，再也不要出现这样可笑、无奈又可悲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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