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凉山好汉”的传奇
他在大学就成了民国政府“国大代表”
他曾带着美国人去寻找“飞虎队”战机残骸
他由贺龙亲自介绍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2009年6月，在四川省雅安市一居民房中，一个老人正在伏案写作，“四川电视台一位记者要写一本名叫《飞虎队在中国》的纪实文学，他请我给他提供材料”。老人叫李仕安，彝族人，今年97岁。60年前，美国“飞虎队”一架战机在飞越“驼峰航线”时在凉山雷波县失事，是他带着美国人前去寻找战机残骸的。
“其实，寻找失事飞机还算不上我人生最辉煌的时刻，我还是民国政府的‘国大代表’，我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还是贺龙元帅介绍的呢。”李仕安说。
老人传奇的一生，要讲的故事多得很，让我们从头开始。
贺龙给介绍加入解放军
1949年冬，贺龙率一野10万大军由陕入川，配合协同二野刘邓大军和四野一部，分路挺进大西南。
12月30日，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率十八兵团进入刚解放不久的成都，并决定进军凉山。当时的大小凉山地区，还是沿袭奴隶制的彝族聚居区，情况复杂。贺龙提出“民族地区情况复杂，我们不打无准备之仗”的要求。部队急需一批熟悉西昌和凉山地理环境、风土人情而且懂军事的人担任大军的向导。
为此，贺龙来到国民党起义部队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家拜访。
“自公（刘文辉，号自乾）先生，我们马上就要进军凉山了，想请你帮我们物色几个向导。”贺龙曾在川军干过，和刘文辉算是老朋友了。所以一见面就直奔主题。
“我给你介绍一个人，保证让你满意。”
“你说说，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贺龙来了兴趣。
“他叫李仕安，彝族人，是二十四军的上校参谋，老家在凉山雷波县，是出了名的‘凉山通’，是处理‘彝务’的高手，人称‘李精灵’。毕业于中央军校，是民革成员，暗地里跟国民党对着干。”
贺龙大腿一拍，说：“快把这个人请来，我给他当面安排任务，让他当解放150万彝族同胞的急先锋！”
恰巧此时，李仕安接到通知，作为少数民族干部，他被选送到重庆西南军政大学读书。他赶到成都，向刘文辉辞行。
“‘李精灵’，你来得正好，我正有事找你。”一见面，没等李仕安开口，刘文辉就拉着李仕安的手说，“解放军马上就要进军西昌了，贺龙司令员要我推荐几个熟悉西昌情况的人，我已把你介绍给他了。”
“不，我是来向你告辞的，组织上已选送我到重庆读书了。再说，我刚参加革命，还没有经过学习，到解放军那里，可能干不好工作……”李仕安说。
“你是民革成员，对共产党是有感情基础的，虚心一点，谨慎一点，我相信你能胜任新的工作。你就安心到西昌去吧，贺龙司令员还要亲自见你呢。”刘文辉叮嘱道。
李仕安一听说贺龙要见他，既兴奋又紧张。当天晚上，他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想，解放军不是要进军西昌吗？肯定需要进军路线图，于是，他趴在床边，画了整整一个晚上。
李仕安被接到驻在成都市的西南军区司令部后，贺龙亲切地同他握手、聊天。
贺龙笑着说：“我也是刘文辉的部下，和你还算是同僚吧。哈哈！”李仕安知道，贺龙早年曾在川军干过，与自己并不是同一年代，更不是刘文辉的部下。这只是在开玩笑。
贺龙说：“前几天，我找刘自公给我推荐向导时，他说你是处理‘彝务’的高手，你能不能把你过去的事讲一讲，也让我们开开眼界，通过你了解更多的情况？”于是，李仕安打开了话匣子……
少年出深山邂逅觅佳偶
1913年农历八月，李仕安生于四川雷波县城郊的一个土著白彝家庭，李家原来的彝姓叫“格而”，李仕安的彝名“伊里底取”，属凉山地区的原始白彝（土著白彝）。“格而”家族到了清朝嘉庆时代，才改汉姓为“李”，自称是古代善射名将李广之后。此时李家已经成为有粮在册的“粮户”（地主），取得了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格而”家族向来仰慕汉族文化，也是当地世代书香之家，李仕安的曾祖父、祖父、父亲都是读书人，都做过土司掌管文书的“师爷”。
经济上李家属地主阶层，是西昌地区四大白彝之首，但在政治上仍属被统治者。李仕安的父亲李万钟，因废科举未赶上考秀才，先当师爷，后办私塾，以教书为生。李仕安4岁读书，先读私塾，13岁时已读完“四书五经”，后读官办学堂。1929年高小毕业后，又学了几何、代数、物理、化学。
1930年暑假，一位叫郭淡如的老师准备回成都，见李仕安对外面的世界非常向往，而且长得聪明伶俐，便带着他到成都“开眼界”。谁也没有想到，郭淡如的无意之举，竟改变了李仕安的人生轨迹。
李仕安瞪着一双好奇的眼睛到了成都，正逢四川参谋本部四川测量学校招生，李仕安看着“招生启事”就不走了。郭淡如笑着问他：“你想参加考试？”
李仕安红着脸“嗯”了一声。郭淡如便为他报了名，想让他试试。哪知道却“试”出了名堂，成绩名列榜首，被学校录取了。消息传回雷波，李万钟高兴万分，杀了头猪，在家乡请客庆贺。
两年后，李仕安以优异成绩取得了毕业证书，分配到四川陆地测量局任测量员，当时官方急需地图，不管天气阴晴，下雪落雨，都要催他出门测绘。工作辛苦，但待遇却很差。李仕安本想挣钱贴补家用，结果终年劳累，自身难保。年轻气盛的他向上峰提意见，要求加薪，结果加薪不成，反而被革职。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经友人推荐，李仕安又在川军部队暂编一师当了上尉测绘员，后来改任上尉参谋。
1935年蒋介石入川，整编四川部队，暂编一师被裁掉，李仕安一下成了没有人管的“编余军官”。当时，川军下至排长，上至团长，“编余军官”有一万多人。一下没有了军饷，这些人生活无着，只得到处哄骗，甚至抢人。
军官抢起人来比土匪更厉害，老百姓怨声载道，四处告状。“先把这些人集中起来再说。”这伙人四处惹事，让四川省主席刘湘头痛不已。后来他与民国政府商议，在四川开办黄埔军校成都分校，安置一部分“编余军官”，经过考试，录取了六千余人，李仕安又成了黄埔军校成都分校第一期学员。1937年，李仕安从军校毕业，分配到刘戡部队，因发生“西安事变”未能成行。经川军邓锡侯部一二七师三八一旅参谋长陈蒿荪（黄埔军校成都分校的同学）介绍，李仕安到该旅任上尉参谋。
1937年，李仕安随部队驻在四川省威远县。有一天饭后散步，李仕安邂逅毕业于四川省威远县师范学校的王甸之女士，两人一见倾心，不久便开始谈婚论嫁。按当时彝族的婚姻制度，李仕安只能与彝族女子结婚，他胆敢违反族规，自然引起轩然大波。虽然开明的父母默许了他的婚事，但“格而”家族长辈还是发了话：“家族老小不得与李仕安往来。”“格而”家族的人因此几十年没有与他往来，直到最近几年，才有人来雅安看望他。
结婚半年后，因陈蒿荪调回老家酉阳专区任督查员，李仕安也随同前往谋职。可没过多久，陈蒿荪又调往别地，没有着落的李仕安只得跟着妻子回到威远，在安定乡姚家祠私立小学当校长。
大山军歌声组建抗日军
1939年夏，抗日烽火已燃遍神州。几经波折丢了工作的李仕安在成都偶遇同学张育儒：“日本都要打过来了，你这个黄埔生还在大街上当‘逛逛神’。”说着，他拉起李仕安就走。张育儒在军管区担架营工作，有一个书记员的空缺，吃饭不成问题。李仕安便在他手下当了一名书记员。不久日本飞机轰炸成都，盐市口一带被炸成了废墟，无辜市民死伤无数，李仕安也放下笔，加入了抬死人的队伍中。
当时四川正组织川军出川抗战。面对穷凶极恶的日寇，义愤填膺的李仕安决定组织一支彝胞队伍，加入到出川抗战的行列中。这一想法与雷波黑彝青年卢占鳌一拍即合，“我们回凉山组织一支彝民抗日军，拉到前线与日寇作战。国之将亡，何言生死。大丈夫应马革裹尸还！”
1939年冬，李仕安和卢占鳌等人冒着严寒回到雷波，筹建中国国民党四川省大小凉山党务委员会。几个月后，他们先后吸收了黑彝白彝党员200多人，并通过他们组织起了一支1500人的彝民抗日军，李仕安自任教官，负责操练队列，学习军事知识。
“中国国民党四川省大小凉山党务筹委会”的牌子就挂在雷波县省立边疆民族小学校的大门口，彝民抗日军联络处也设在该校，李仕安还被四川省教育厅委任为该校校长。一时间，大山深处军歌嘹亮，抗日宣传在大小凉山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1941年夏，西南联大教授曾昭伦（曾国藩的曾孙）组织凉山考察团，从西昌经昭觉翻越大小凉山到了雷波县，在雷波县见到了李仕安，还与他进行过一番长谈。曾教授后来撰写了《大小凉山考察记》一书，二十多万字，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出版。书中有一个章节，叫《一个精通汉情的彝胞李仕安》，对李仕安进行了专题介绍。
就在彝民抗日军紧张筹建之时，卢占鳌却不幸意外死亡。李仕安只得独自挑起重担，一人当起了大小凉山党务筹备委员会主任兼彝民抗日军总负责人。后来，因国民党政府供养不过来，彝民抗日军之事只好不了了之。
辗转川康边“彝务”一高手
直到1942年，经同乡甘子文（川康边防总指挥部上校参谋）介绍，李仕安到了西康省宁属屯垦委员会（刘文辉兼任委员长）工作，生活也才基本稳定下来。
为加强屯委会力量，刘文辉多方物色彝务干部。当他听说李仕安是“凉山通”时，便叫人把李仕安请到雅安来。
来到雅安，刘文辉立即委任李仕安为川康边防总指挥部中校参谋，指定他到西昌辅佐刘元暄（刘文辉之侄、屯委会边务处处长）办理“彝务”。所谓“彝务”，在当时指的是争取彝族上层及其武装力量，与蒋介石争夺凉山地区的统治权，同时处理彝汉之间和彝族内部的纷争等事务。刘文辉给了李仕安一笔丰厚的差旅费，叫他到西昌刘元暄处报到。
刘元暄是一位爱国将领，自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就追随其叔父刘文辉由“反共”到“反蒋”，最后走上“亲共”的道路，与中共川康秘密党组织有密切接触。“凉山通”李仕安到西昌之后，成为刘元暄办“彝务”的好帮手。
李仕安到西昌仅一个月，就担任了边民训练所教育长，随后又担任宁西特别指导区区长、忠良区区长等职务，李仕安重回彝区，“彝人汉官”在这里如鱼得水，大显身手。
那时，国民党的民族政策是以“剿”为主，汉彝关系日益紧张，冲突不断，李仕安一到西昌，就处理了几起汉彝冲突事件。有一次，区长蒋佰检被杀，随行的一个保安连人枪全被扣留。行辕和屯委会都感到十分棘手，商量来商量去，决定还是由李仕安出面解决。
李仕安将生死置之度外，只身一人深入彝区调查情况。此前，他曾将几十个无辜被抓的彝族妇女儿童放了回去，在彝族地区很有声望。经了解得知，此事件是由蒋佰检到彝区铲烟，打死了彝族头人而引起的。
“蒋佰检之死，他自己要负主要责任。如果我们进剿，就成了前方抗战，后方内战，而且不知还要打多久。”李仕安主张对该地区的彝族“抚而不剿”。经过激烈争论，屯委会采纳了李仕安的意见。1944年2月，宁西特别指导区在普格成立，李仕安在确定各乡长人选时，向屯委会保举彝族“耳欧”家族头目当了彝务大队长。前嫌尽释，双方和平相处，再也没有发生类似事件。
冒险飞“驼峰”营救“飞虎队”
1944年4月中旬，美国飞虎队一架战机B-29在雷波县咪姑月儿坡坠毁，机上11名美国人下落不明。
此事惊动了中美两国政府，穆伦少校受美国政府委派，专程到中国营救机组人员。国民党中央急电西昌行辕：“火速弄清情况。”西昌行辕及宁属屯垦委员会也急了，速派李仕安连夜前往西昌，与穆伦少校会合后，准备赶往雷波。由于交通不便，从西昌到雷波靠骑马和走路，起码要半个月时间，且要穿越彝人区。当时的汉彝民族矛盾十分激烈，肯定走不过去。而机组人员生死未卜。时间不等人。商量来商量去，他们决定先到昆明，再从昆明折转雷波。然而，从西昌到昆明没有航线。事不宜迟，怎么办？最后决定冒险走“驼峰航线”，先到印度，再转机到昆明。
“驼峰航线”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青藏高原航线。因气候恶劣、地形复杂、导航系统落后而导致飞机频繁失事。李仕安等人来不及多想，他们匆匆蹲在一架货机的货舱中，从西昌飞到印度，又马上从印度飞回昆明。到了昆明后，坐上早已等待在那里的汽车赶到昭通。昭通到雷波，不
通公路，他们就雇用了10个背夫，背着东西一路艰难地向雷波进发。
看着民工背着重重的包袱，李仕安不解，“这是什么东西？找飞机还带这么多东西干什么？”李仕安问穆伦，但穆伦没有回答。
李仕安和穆伦坐滑竿、骑马，日夜兼程。到了云南永善金沙江边，这时既无滑竿也没有马匹了，他们只得步行。过了金沙江，越过百草坡，跋山涉水直奔咪姑，终于赶到了飞机出事地点月儿坡。
还没有上山，就闻到了一股浓烈的焦煳味，果然，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个飞机坠毁后形成的大坑。李仕安和穆伦倒吸了一口凉气:机组成员还能有活命吗?辛辛苦苦跑了好几天，得到的竟然是这个结果，他们一下子瘫倒在山坡上。
就在他们悲叹不已时，当地土司安登文气喘吁吁地跑上山说：“机组成员都被我们救走了。”穆伦一听，一边“OK，OK”地大叫了起来，一边搂着土司就“啃”了起来，吓得安登文不断后退。
安登文见过世面，知道美国“飞虎队”援华的事。出事那天，眼看一架飞机歪歪斜斜地就要撞在山上时，天空中又出现了一群巨大的“蘑菇”伞，随着天崩地裂的一声巨响，11个鹰钩鼻子的洋人降落在了村子里。
原来，B-29战机飞临雷波上空时，由于雾大迷航，飞机在大山中兜起圈子，在燃料即将燃尽之际，11名机组人员只得跳伞自救。美国飞行员的衣服背面，事先缝上了一个布条，上面盖着国民政府的大印，写有“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律保护”的字样。虽然飞机坠毁了，但11名机组人员安然无恙。当一群高鼻子蓝眼睛的人从天而降出现在小山村时，彝民们吓了一大跳。经过一阵“叽里呱啦”的交谈后，尽管双方都没有听懂对方的话，但彝民还是把飞行员送到安登文的家。
安登文看了衣服背面的布条，把他们奉为上宾，并端出香喷喷的牛羊肉招待他们。几天后，安登文派人把他们送出了雷波县。后来，他们取道宜宾、屏山回到了成都。
两天后，李仕安与穆伦告别了安登文土司上路，行至金沙江边黄华镇渡口时，穆伦让背夫卸下背上的东西，全部抛到金沙江中！李仕安忙问：“那是些什么东西？”穆伦少校这才解释说这是炸药，这架失事飞机是美国最先进的B-29战斗机，号称“空中堡垒”。如果失事飞机没有爆炸，又无法将飞机带走，只得彻底炸毁飞机，以免被汉奸窃取了飞机的秘密，出卖给日本人。而现在炸药没有用了，只好扔掉。
事后，李仕安写了一组《万里环行记》的诗，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李仕安依然还记得：“正午别西昌，午正到丁江(印度丁江机场)。白云生足下，蛇行一线穿。吸氧过驼峰，天雪两茫茫。”
中年读大学为了发“洋财”
早年毕业于四川陆地测量学校的李仕安，后又考入黄埔军校成都分校，先后在刘文辉的麾下任上校参谋、宁西特区区长。但民国政府给他核定俸禄时，认为“该员无大学学历，准予委任一级荐任”。换句话说，就是他可以干县长的事，但拿科长级的俸禄。
李仕安一肚皮的气：“我李仕安并不孬，拿张文凭也不难。”就在这时，一个朋友从美国回来，告诉他：“美国人对凉山很感兴趣，如果你懂英语，到美国讲演，我找人给你卖门票，包你发大财。”李仕安怦然心动。
于是，抱着“读书发洋财”的梦想，34岁的李仕安考入华西大学乡村建设系。读书期间,他十分专心，奉行“三不主义”:不缺课、不坐茶馆、不打麻将。谁知发财梦还没有做醒，政治梦又向他走来了。
1947年夏秋，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战场上已转入战略反攻，国民党军事失利，政治腐败，经济崩溃，蒋家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为了挽救败局，蒋介石打着实施宪政的旗号，召开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妄图通过实施总统制，强化其独裁统治。当时，全国共分配了17名“边疆少数民族代表”名额，李仕安被推荐为“国大代表”候选人。11月公布当选“国大代表”名单时，李仕安名列其中，成为全国唯一的在校大学生国大代表”。同学们奔走相告，在校园内拉起了一幅几丈长的大红横标“热烈庆祝凉山好汉李仕安同学当选国大代表”。看到标语，李仕安不禁悲从中来：假场合的民主，还值得如此高兴么？”
1948年3月，李仕安在南京出席“国民大会”期间，秘密接触了民革组织，接受了进步思想。回到成都后，他正式参加了民革。解放前夕,他积极与师生开展保校工作,使华西大学完好无损地交到了人民手中。
1948年，李仕安与马秋帆教授（民革秘密组织川康分会执行委员）取得联系，并经马秋帆介绍，于1949年2月正式参加民革组织。从此，他一边在华大读书，一边积极从事秘密工作，迎接解放。
在成都临近解放前夕，阎锡山到成都慰问川康渝的“国大代表”，并动员他到台湾。这时的李仕安早已不做发财梦了。为了不受怀疑，他还跑去领了2两黄金的路费，却借病跑到医院躲了起来。
1949年暑假期间，李仕安回到雅安。
刘文辉再次下令，让李仕安到昭觉县任县长，准备应变。
刘文辉此时正与共产党的秘密组织联系，准备起义，不少地方官员都换成了他的亲信。李仕安拿着委任状去见刘元暄。刘元暄一见面就说：“你别去昭觉了，我另有重要的任务给你……”
刘元暄给他的任务是，马上回成都造银元，给共产党秘密组织提供工作经费。刘元暄对他说：“至于刘主席给你的工作，我去解释一下，让他另外安排县长人选就行了。”
第二天，李仕安就悄无声息地回到了成都，在刘元暄公馆里秘密制造银元。开办费是由刘元暄提供的，李仕安也拿出了自己的积蓄。为防止国民党宪兵的检查，刘元暄还增派了一个班手枪兵归李仕安指挥，保护银元厂。很快，他就制造出了两万多块银元，作为支援当地秘密党组织的活动经费。就在李仕安秘密造银元的时候，解放大军逼近四川。
12月9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四川省彭县通电起义。
1950年1月21日，刘元暄从雅安给他发来电报：“速来雅安。”23日李仕安赶到雅安，随后，他以上校参谋的身份，跟随二十四军开赴大邑，接受解放军的整训。
历经风雨后颐享晚霞红
贺龙和李仕安谈话后，给他开了张介绍信，让他到六十二军报到。六十二军将李仕安分配到一八四师。
3月8日，李仕安随解放大军从温江出发，经峨眉、乐山、峨边、越西一线最后到达西昌。李仕安被分配在该师中路，他的任务是一路上了解情况，找带路的向导，说服彝族头人给解放军让路,找土司、头人为部队筹军粮，动员逃上山的彝族同胞返回村寨等。
西昌解放后，成立了军管会，并迅速派出部队和南下干部到周边各县，消灭蒋军残部和叛匪，接管旧政权。1950年7月，盐边土司葛绍武裹胁1000多人发动叛乱。军管会决定：以一八四师参谋长徐旺组成剿匪指挥所，率部队前往平叛。民族事务处处长侯志恒兼宣传组长，李仕安任副组长。
葛绍武身边有两个重要人物，一是大队长黑彝头人李春芳，一是军统特务吴铁军。徐旺考虑到李仕安与李春芳有过一面之交，又都是彝族人，容易沟通决定由李仕安策反李春芳。
为表示诚意，李仕安让解放军先释放了李春芳的侄儿李光跃，让他给李春芳带口信，约李春芳到半山腰一苗族人家中会面。看着侄儿平安回家，李春芳十分感动。他与李仕安会面时，以美酒和山羊肉热情相待。李仕安乘势深入虎穴，在李春芳家一住就是38天。其间，他与李春芳同吃住，并不断地向他宣传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经过努力，李春芳产生了投诚解放军的想法。于是，他陪同李仕安去见叛匪头子葛绍武，劝其投诚。然而，葛绍武身边的军统特务吴铁军却想置李仕安于死地。后由于得到李春芳叔侄的保护，李仕安安然无恙。
经过一个多月的争取工作，李春芳终于杀鸡饮血，投诚了解放军。叛首葛绍武也被其手下人杀死。这起叛乱很快被平息。
1951年1月，西昌召开各族各界代表会议，成立了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组成西昌专员公署和西昌政协，李仕安任政协委员、副秘书长，兼任解放军一八四师民族干部训练班主任。后在西康省民委、四川省民委、四川民族出版社工作。
由于李仕安心直口快，给领导提的意见成了“反党言论”，1958年，被戴上了“右派”帽子，接受监督改造。他种过地、喂过猪、养过鸭子、拉过架子车。1961年，四川民族出版社解散，他被下放到雅安县政协工作。
李仕安性格豁达，幽默风趣。读书人被剥夺了写文章的权利，偶尔要求他写思想检查，他也不放过这“难得”的机会，其中有一篇思想检查，他是用“西江月”词牌写的：“反动思想作怪，个人主义成灾，忘恩负义天杀才，资产阶级右派。座上阶前易位，惭愧啊也羞哉，一挑砂锅滚下岩，家兄地富反坏。”在批斗会上，他摇头晃脑地读检查，让人听得乐不可支。
平反后，李仕安担任雅安市（今雨城区）政协委员、常委、文史委主任，又担任黄埔军校同学会雅安联络组组长、民革雅安市委员会顾问等职务。他离休后，撰写了200多篇文史资料，编辑出版了10余期《雅安文史资料选辑》，并有大量文章刊发在《团结报》、《四川政协报》、《文史精华》等报刊上。
前几年，李仕安邀约在雅安市区的汉、彝老朋友共计13人聚会，年龄相加,他们的年龄超过了1000岁，“千叟翁”的聚会，大家戏称“千岁宴”，每月由一个寿星轮流做东，其乐融融。“千岁宴”影响日益广泛，要求加入的人越来越多，显然已不是当初的“千叟翁”了，“千岁宴”改称“长寿宴”。
2000年冬，李仕安感到身体不适，一检查，结果是直肠癌。医生最先考虑的是姑息治疗，反正是将近90岁的老人了。征求他的意见，谁知他眼都没有眨一下：“做手术！”手术顺利，恢复得很好，很快就下地活动，住院半个月，就出院回家了。医生安慰他：“还可以好好活两年。”
李仕安一听乐了，“还有两年的缓刑期。”一个两年过去了，两个两年也过去了，四个两年过去了，现定居雅安市的李仕安依然活得好好的。他自嘲：“原来缓刑已改成无罪释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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