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汉语诗歌研究》第六讲
第六讲 从“文化混血”到“文学混血” ――论彝族汉语文学的文化构成与精神指向
世界各民族的文学史，都是在不断的继承与创新的对立统一律中，随着不同时代人文精神和审美趣尚的不同而不断变革发展的。本文拟从艺术文化学的角度，将彝族文学的历史性变革，即由原有的母语叙事模式全面转向汉语叙述模式这一文化变迁现象，作为彝族文学继承与创新的根本命题加以透视，同时，分析和揭示彝族文学变革发展进程中的历史底蕴、当代形态、时代背景及未来走势。
一、烙印：由母语叙事转向汉语叙述的初期现实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几乎都在经历这样一个历史的转型过程：即由本民族母语叙事转向汉语叙述的过程。彝族文学同样顺应这一历史发展主流，较早地由原有本民族母语文学形态踏上作家书面汉语文学形态的发展路径。据《彝族文学史》记载，明代开始出现了彝族汉语作家、诗人，著名的有高乃裕、高?、禄洪等诗人；清代以后又有高?映、那文凤、鲁大宗、余家驹、余昭、安履贞、余珍、余若?、李云程、安健等。到了现、当代，彝族汉语作家、诗人的队伍越来越庞大，取得的成就越来越显著，主要代表作家、诗人有李乔、李纳、张昆华、苏晓星、龙志毅、普飞、熊正国、吴琪拉达、替仆支不、吉狄马加、倮伍拉且、
纵观彝族汉语文学从发轫期到现、当代飞速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我们不难发现，除个别古典署名作品外，彝族作家文学的出现，主要是以汉语彝族作家、诗人们的出现为标志的。而这一事实正好表明了彝族文学由原有的彝语形式全面转向汉语形式的特殊的发展和变迁轨迹。在这一以文化变迁为直接内涵的文学艺术形式变迁的过程中，从文化人类学的层面看，其间所发生的一系列奇特的文化现象和文化行为是非常值得人们深思的。我们在阅读彝族汉语作家、诗人们的作品时，首先，感受到的是这些作家、诗人通过汉语写作，努力提高对汉语的理解、掌握和出色的驾驭能力的真切愿望，这种愿望我们称之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第二母语情结”。这种“情结”有双层的理解意向：其一是对“第二母语”（特指汉语）的掌握能力的渴望，其二是对“第二母语”的表现能力的渴望。而对表现能力的渴望又涉及到用“第二母语”如何去表现“第一母语”或“第一母文化”所积淀、沉凝下来的精神文化遗产的问题；同时还要涉及表现“第一母语文化”与“第二母语文化”碰撞产生的思想火花和时代精神要求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成为当代彝族汉语作家、诗人的一切文学行为的潜在指令和终极使命。其次，在彝族汉语作家文学的产生与繁荣的同时，固有的母语文学传统被全面颠覆，属于艺术本体论层面的彝族母语文学优秀的艺术传统也随之被抛弃或淡忘，作为营造一个民族语言艺术的独特世界，以及母语为载体的文化传统的连续性与整体性建构的彝族母语文学最为珍贵的精神特质、语感力量和思维方式也一并被彝族母语文学自身的命运所封存。需要强调的是：一种语言的叙述方式、抒写形态的被颠覆，意味着这个民族的思维模式、价值取向、生存方式、精神实质的全面变迁。由此可见，由母语叙事转向汉语叙述，是彝族文化史上一次巨大而深刻的历史变革事实，它极大地顺应了“多元同构”的时代文化发展走向。再次，彝族汉语文学从初创期到当代，一直面对这样一些共同的历史文化难题：怎样解决本民族文化（包括历史、现实及未来命运）与汉语表述之间的关系问题；在自我保存与顺乎历史潮流之间文化的分寸感问题；怎样处理好时代艺术观念与民族艺术传统之间“异质同构”的关系问题；怎样自觉扮演好一个本民族历史“转写者”和民族精神“?译人”的文化角色问题等等。而对待这些问题的态度，理解的深度，认识的广度，解决的力度直接影响着彝族汉语作家、诗人的文学成就的大小高低。从古至今，彝族汉语作家、诗人群中，一部分取得卓异成就的艺术家，正是以对上述诸问题的思考和回答的正确性为前提的。另一部分却因为没能很好地处理好上述一系列文化难题，其创作的文学作品不是受局限太大，就是根本没有独到的文化品格和艺术个性，步入人云亦云、附庸时政的文学泥潭。其原因在于彝族汉语文学在跨越巨大的历史文化鸿沟时，必然出现的文化阵痛、精神挫折的历史烙印所致，是彝族汉语作家、诗人在运用“第二母语”转写自我母语文化，转写精神历程时必然遭遇的文化内在规律的发难。同时，也证明了这种“第二母语文学”道路是极其坎坷曲折的。
二、传承：多维视野的文化批判与精神异质的自觉认同
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对这一现象的研究，不能就文学而论文学，必须与其相关的民族文化历史命运的考察和分析结合起来，才能作出比较准确、深入的研讨。彝族汉语文学也一样，要使其顺利健康地成长壮大，彝族汉语作家、诗人们必须明确统一以下几方面的思想认识，并以此为创作动因进一步推动彝族汉语文学事业向着更高的发展境界迈进：
第一，必须以自觉体悟颠覆母语文学传统，甚至颠覆母文化传统的精神失落感为前提，在更高更深的层面上对民族文化传统和母语“元叙述”方式加以全面背叛。此时，也许作家、诗人们会陷入精神失落的裂谷，但只有通过这种更深层次的自我失落之后，彝族汉语文学方可获得新的生存与竞争的支点，重新塑造自我的文化品格，重新找回自我的人格力量，这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方式，也是一个运用“第二母语”进行文学写作和历史叙述的民族必须完成的思想和精神的自我蜕变的文化职责。
第二，必须自觉回溯本民族历史，自觉浸沐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光芒，用自我超凡的想象去努力还原或贴近本民族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极境；用现代的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艺术文化学、宗教学、哲学和美学等知识的光束去重新光照本民族传统文化精神遗产吉光片羽的珍贵。从而获得在现代科学、现代美学与传统民族文化剧烈撞磕之后的艺术创造的空间和契机。完成本民族历史和现实所赋予的更为重大的文学艺术创造工程。
第三，必须具有全新的传统观。彝族汉语文学要创造伟大的传世巨作，必须具备全新的传统观，它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其一是要挖掘本民族优秀的文化精神遗产，继承本民族文化传统和文学艺术传统中的独异的精神美质；其二是要吸收国内各兄弟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遗产为己用，特别是对汉语文化传统和汉语叙事模式要有深切透彻的把握；其三是要全面接受和借鉴外国文学思潮、艺术观念，甚至思想方式和文化气质；其四是传统包括目前人类正在获得的一切智识成就。正如T?S?艾略特在其著名的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指出的那样：“传统是一种更为广泛意义的东西”，“它牵涉到一种历史感”，这种历史感使艺术家既能“感受到远古，也感觉到现在，而且感觉到远古与现在是同时存在的。”他接着指出：“诗人必须充分理会到欧洲的精神――他本国的精神――一种他必须及时领会到是比之他自己私人的精神更为重要的精神――乃是在变化着的精神，而且必须充分理会到这种文化是一种一路上决不丢弃任何东西的发展，它既不会把莎士比亚、荷马，也不会把马格达利尼安期的图工的石画作品当成落伍的作品。”这段文字是对成功的艺术家应持的传统观极其精辟深刻的描述，是一种开放型的传统观，对今天面临新的时代挑战的彝族汉语文学作家、诗人们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第四，在传承与发展的实践中，必须永远保持或自觉认同本民族的精神异质在艺术创造中的重要性，并以之为自己的艺术创作树立一种独立的精神标向。同时，这也是创造独特的艺术个性行之有效的文化策略。所以，我们说彝族汉语文学的传承与发展，必须在现代多维视野的文化批判之中进行。批判是为了更高的整合与传承，传承必须以全面的批判、消解和整合为基础。同时，在本民族传统精神与时代文化必求的撞击中，建构或重新发现本民族独有的精神异质，自觉认同文化异质及作为少数民族文化特有的“边缘意识”，这样才可能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创造出于民族、于国家、于人类都有特殊意义的文学艺术优秀作品。
三、创造：母语文化与汉语表述方式的深层凝合
能否对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文学作出重大贡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少数民族汉语作家、诗人能否很出色地完成本民族母语文化与汉语表述方式的深层凝合，具体可以作以下三个层次理解：第一层次是题材内容的记叙层。运用汉语去记叙有关彝民族的历史文化、生活境况、情感历程等题材。这一层是汉语表达方式与彝族文化题材的表层碰撞与表层结合。通过这一层，彝族汉语作家、诗人们由自身最为熟悉的题材内容更进一步训练汉语表达能力、积累更多的汉语文学运思方式和行文技巧。 同时，也能较容易地抓住一些表层的本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增强自己作品的阅读和欣赏价值。但如果作家、诗人们永远只满足于这一层的表述而停滞不前的话，其作品将会变成纯粹的本民族故事、民族题材的汉语转述读物，成为表象的翻译文献而失去其语言艺术的本体价值。第二层是文化意义的表现层：就是运用汉语表达方式努力地通过自己所涉及的题材内容传达出的特殊的文化内涵和文化意义。要在创作中触摸彝族文化的内部关系；触及彝族文化精神实质和宗教内涵；关怀彝族文化的历史命运和当代发展趋势；深入分析和探讨这一文化模式所提供给人类的独特的文化品格和精神遗产。彝族汉语作家、诗人们必须经过这一层次的努力才能将汉语的表述方式完全地融入到彝族文化体系的存在与展示的过程之中。第三层是观念意识的超越同构层。这一层次是彝族汉语文学创作进入最高层次的表现。在这一层次的构拟过程中，汉语及汉语文化与彝族文化，包括彝民族的心理素质、文化气质、精神结构、情感方式达到深层的交汇，深度的共振，全面的融汇，使彝族汉语作家、诗人在进行艺术创作时，达到完全超越个人意识或潜意识的局限，进入到更加广远，更加博大的精神世界里去自在地写作。这一层次超越了狭义的民族文化的界限，超越了单一民族间的物理界别，达到语言与文化同构共振的境界。当然，进入这一层次的汉语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汉语，或者说不再是汉文化意义上的汉语，而是一种经过了彝族作家、诗人全面变构后用以表述和承载彝民族文化发展体系的新的汉语，我们称之为“第二汉语”。这一层次还应包括通过汉语从外国文学和国内其他少数民族文学处借鉴而来的一切文学艺术表现的汉语化过程在内。
四、前瞻：从“文化混血”到“文学混血”
我国“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源远流长，各民族人民在共同经历了中华大地上所发生的一切灾难与不幸的同时，也共同荣受了中华大地所拥有的一切幸福与辉煌。各民族文化之间既有多姿多彩，形态各异的特殊性，又有血脉相通，气韵相生的共通性。彝族文化几千年来也一直是中华文化大家庭中的一员，是中华文化，乃至东方文化这一母系统当中的子系统。故其文化特性和精神实质必然融入了该文化圈内其他民族优异的精神元素，吸纳了各兄弟民族的文化因子，这是不容辩驳的历史事实。以上是对“文化混血”的内层分析。而从外部关系看，随着科技文明的有力推进，通讯事业和文化传媒的进一步发达，以及世界各族人民和平愿望的不断实现，任何单一民族文化的天然屏障和心理障碍正在被打破，促使当今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渗程度日趋强化、深化。彝族文化在这样的时代文化背景和未来文化发展总趋势下，也正一步步冲出单一的自然背景和较封闭的社会历史人文背景，踏上“文化混血”之路。由此可见，“文化混血”是时代历史的必然。那么，面对这一历史必然，该怎样来把握和运作彝族汉语文学？这才是摆在当代彝族作家、诗人们面前的首要的文化命题。
我们知道，在这样一种“文化混血”的时代大趋势面前，任何人为的自我封闭或盲目抗拒都是徙劳的。明智的抉择是使这种“混血”现象高度自觉化，使其在知己知彼“血型”与“血性”的前提下去自觉完成“混血”，而不是在蒙昧无知、似是而非的情况下被他文化被动同化。对当代形态下的彝族文化来说，抵制同化的唯一策略就是自觉同化到时代文化发展总趋势中去。明确了这一大方向，我们的彝族汉语文学的作家和诗人们，反而还有可能作为本民族文化当代特性的代言人和民族精神内核的传承者、传播人，在汉语文学浩瀚的汪洋中，以自己独异的方式，凸现为某种不可替代的艺术实践与精神创造之景观。也只有用理性、自觉的态度对待“文化混血”之历史、现实及未来趋向，我们的彝族汉语文学才能在自觉、理性的吸收、借鉴及变构多种外来文化因素和文学艺术优秀遗产的基础上，走上“混血成长”的健康正途。其实，中外古今，任何成功的文学艺术创造，无一不是在艺术家们文化大综合，智慧大凝结，知识大汇集的基础上建构而成的。而从文学艺术本体要求上看，也本是一种艺术家作知识、智慧、才情的大交汇、大混血后形成的人类文化象征性符号体系。只不过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创造才能的作家、诗人在作这一大交汇、大混血时所采用的方式不同，切入的角度不同，精神境界的高低不同，从而导致他们走向必须遵循从“文化混血”到“文学混血”，或称“文学混血”是“文化混血”的必然反映的文化发展规律。并使之在从事彝族汉语文学的创作过程中自觉化、自然化。其中，需要注意的是在具备这种总体观念意识之后，还应在具体的艺术实践当中，即“混血”过程中强调作家自己的主体性和主体观念，防止作品只有知识和观念的冰冷堆砌 ，没有本民族作家、诗人所应特有的艺术创造的真实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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